英國廣播公司的總部設在倫敦皮卡迪利廣場的正西面。此時，總機電話鈴聲大作，一個資歷較淺的編輯拿起了聽筒。
“英國廣播公司。”她說著掐滅了手裡的登喜路牌香煙。
電話那頭的聲音很粗，帶著中東地方的口音。 “我有一條爆炸式新聞，你們的廣播公司說不定會很感興趣。”
編輯抽出一支筆和一張標準記錄表，說道：“關於什麼的？”
“教皇選舉。”
她膩煩地皺皺眉。英國廣播公司昨天已事先播了一條相關新聞，但反響平平，似乎公眾對梵蒂岡並不感興趣。她問對方：“從哪個角度？”
“你們派了電視記者去羅馬報導這場選舉嗎？”
“我想是的。”
“我要直接和他通話。”
“很抱歉，如果你什麼都不講的話，我不能把他的電話告訴你。”
“秘密會議情勢危險。我只能告訴你這些。”
編輯記下了他的話。 “你叫什麼名字？”
“我的名字無關緊要。”
編輯並不感到驚訝。 “你說的話有根據嗎？”
“有。”
“我很高興得到這個消息，但公司製度不允許透露我們記者的電話號碼，除非——”
“我可以理解。我會給其他廣播電視公司打電話的。謝謝你，耽誤你的時間了。再——”
“等等，”她說，“別掛好嗎？”
編輯讓對方等著，然後伸長了脖子看過去。雖然過濾那些潛在的騷擾電話的技術絕非盡善盡美，但這個打電話的人已通過了英國廣播公司鑑別來電可靠性的兩道不成文的測試。他拒絕透露姓名，還迫不及待地要掛電話，而那些僱傭文人和亂誇海口的人總是哀求著哼哼唧唧說個沒完。
她慶幸的是，記者總是處在一種無止境的擔心中，惟恐錯過重大新聞，所以他們幾乎很少罵她把時間耗在時不時會出現的幻想型精神病患者身上。浪費一個記者五分鐘時間還可以原諒，錯過一個頭條新聞則不可饒恕。
她打了個呵欠，對著電腦敲下關鍵字“梵蒂岡”。看到那個報導教皇選舉的現場記者的名字時，她笑出了聲。他還是個新手，英國廣播公司把他從某個倫敦垃圾小報調來處理一些平淡無奇的報導。很明顯他是從底層寫社論做起的。
等整整一個通宵做十秒鐘的錄像，他也許膩煩得都要發瘋了，能打破這種單調他肯定會謝天謝地的。
英國廣播公司的編輯抄下這個記者在梵蒂岡的衛星電話號碼。然後，她又點了一支煙，把記者的電話號碼告訴了這個不透露姓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