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松娜靠著這樁臭名昭著的案子賺了第一筆錢，曾經空徒四壁一貧如洗的伐拉奧家便一發不可收。精明的松娜很快發現，但凡與瑪莉·凱有關的一切都能跟媒體換錢。她不僅從此把牢了兒子和孫女的照片等物，還多次慫恿威利將瑪莉·凱所剩無幾的私人財產據為己有。
不久前，4月的最後一個週末，11個月的奧迪璐·伐拉奧受洗。美嫻·任那特專程從南加州趕來參加洗禮，因為瑪莉·凱誠請她做孩子的教母，教父是威利的一個哥哥。走進教堂，美嫻懷疑自己找錯了地方。 “我就像是在參加一個黑手黨的聚會”，美嫻事後對朋友們說。幾名打手模樣的黑衣人正逐一查看教堂裡的每一排椅子和庭院裡的每一叢灌木，因為松娜不希望有任何“暗藏”的記者偷拍照片。美嫻自己帶了相機，臨離開洛杉磯前，她答應給瑪莉·凱年邁的父母帶回幾張外孫女的照片。然而，儀式結束時，松娜·伐拉奧竟強行要求所有的賓客交出膠卷，但她許諾以後會寄些照片給他們。美嫻後來才知道，原來是一家報紙預付5萬美元定金，買下了奧迪璐洗禮的獨家報導權。
懷孕的瑪莉·凱在獄中也沒有閒著。戴維·戈爾克的助手，後來成為伐拉奧家律師的巴勃·霍夫與一家法國出版商菲克索特談成了一筆25萬美元的交易，由英國作家羅伯特·格蘭姆執筆，用法文撰寫一本瑪莉·凱口述的自傳。書名已經擬好——《唯一的罪，愛情》。
與其說是為了賺錢，瑪莉·凱其實更想利用這個機會向外界傳達自己的訊息。有關規定嚴禁在押犯人進行任何以營利為目的的商務活動，也就是說，出版商付的錢不可能進入瑪莉·凱的腰包。但據瑪莉·凱告訴一些朋友的說法，她“已為她的每一個孩子設立了一筆教育基金”，即上大學的費用。
州立女子監獄的會客室裡，身著囚服的瑪莉·凱和羅伯特·格蘭姆面對面地坐著。由於監獄裡嚴格的規章制度，採訪瑪莉·凱並非易事，要提前數日遞交申請，要填寫繁瑣的表格詳述採訪的目的、內容、方式等，還要根據獄方指定的時間調整自己的其他安排。
但是瑪莉·凱並不了解這些，她循著自己的思路侃侃而談。她想告訴人們，她和威利·伐拉奧之間所發生的一切，就像羅西尼一部著名歌劇的詠嘆調主題一樣，是“為了藝術，為了愛情”。她想告訴人們她在這整個過程中的心路歷程和情感變遷，那是一種超越物質享受和肉體慾望的精神境界。當然，不能籠統地講其中毫無性慾的成分，但那僅只是在愛情達到高潮時，情感的自然流露方式，而非像不少報刊雜誌文章和電視報導一味渲染的那樣，純粹是出於性的要求。
羅伯特·格蘭姆可不願這麼想。或者說，他怎麼想，瑪莉·凱怎麼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讀者想在這本書中讀到些什麼。羅伯特於是打斷瑪莉·凱的話。
“想一想，一名獄卒就在旁邊看著，”瑪莉·凱後來在電話上告訴朋友，“他卻向我提出一些非常'個人'的、屬於隱私的問題。我看見他的話一出口，那獄卒頓時興致勃勃，兩眼發光，死死地盯著我。”
幾次之後，瑪莉·凱覺出了她和羅伯特志不同道不合，採訪變得不那麼順暢了。羅伯特問：“你好像對我不是很信任？”
瑪莉·凱在心裡回答“是”，卻沒敢講出口來，因為她知道，羅伯特·格蘭姆是由法國出版商指定的執筆者，她也明白，採訪還必須進行下去。
但是，羅伯特·格蘭姆卻從此再沒露過面。
隨著瑪莉·凱預產期一天天地逼近，她開始著急了，她擔心出書的計劃不能按時完成，甚至會擱了淺。瑪莉·凱左等右等，終於在10月上旬的一天，等來了巴勃·霍夫。
瑪莉·凱後來說，當她問到那本書時，巴勃做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說他“正在考慮”去一趟法國，“搞清楚有關出書的一些事宜”。
巴勃·霍夫沒有告訴瑪莉·凱的是，《唯一的罪，愛情》已經出版，而且他和威利·伐拉奧都已經拿到了樣書。只不過，口述者除了瑪莉·凱，還加上了威利。由於與監獄有關方面打交道的費時費力，由於瑪莉·凱在訪談中和執筆者羅伯特·格蘭姆的“不甚合作”，更由於出版商菲克索特認為，此書頗具“時效性”，必須搶在公眾對這個案子的熱度還沒有降溫以前推出。所以他們已經沒有耐心，沒有時間聽瑪莉·凱“口述”她的故事，只濫竽充數地草草找威利·伐拉奧談了幾次，再填充進一些律師們的印象和看法，預定的字數就算湊夠了。這段公案的微妙之處在於，被訪者是一位在押囚犯，不曾直接與出版商簽約，也沒有有效的溝通渠道，因而使她周圍的人能夠輕而易舉地翻雲覆雨，隨意改變原定計劃，而不必擔心遭到“口述者”的異議或阻攔。
更讓瑪莉·凱覺得咽不下這口氣的是，巴勃·霍夫“居然沒有告訴我他們第二天就要啟程去法國。他在言談中閃爍其詞，聽上去好像只是要去和菲克索特澄清一些業務上的糾葛，隻字不提他們是被邀請專程去參加那本書的首發式。他，帶著他十幾歲的女兒，還有戴維·戈爾克和威利。我完全不知道書已經印出來了，以為還沒寫完呢。”這時，戴維·戈爾克已經不是瑪莉·凱的律師，她另聘了一名來自波士頓的女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