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實驗室裡面和底下發現的屍體完全有可能是他弄來醫學院出售的——伊弗任通常是在晚上賣給學生屍體，這樣就看不太清楚屍體的成色——而且可能是用麻袋裝進來的（通常如此）……解剖實驗室裡有專門的裝置處理血跡，將血沖洗到鹽水里。若是在那裡留下什麼痕跡也不會被人懷疑。
假如我要藏一些人體斷肢，絕對不敢扔進馬桶裡，因為那是警方最可能搜查的地方。伊弗任知道我衛生間的鑰匙掛在哪裡。他也完全可以從樓上實驗室的樓梯下來，他有那道門的鑰匙，也有樓上實驗室講台後面那道門的鑰匙，他可以在我的實驗室裡輕而易舉地做任何事情。我曾不止一次地發現衛生間的門打開了，而我明明記得是鎖上了的……
伊弗任在11月23日，星期五和星期一之間清理過我實驗室裡的垃圾。如果上了鎖，他是怎麼進去的？
被告方律師愛德華·索耶爾在收到韋斯特教授的手記後，並沒有採納教授的建議傳喚以上證人，也沒有在交叉取證時向伊弗任·利托菲爾德提問盜賣屍體的事，因為伊弗任在醫學院裡除了負責打掃清潔等雜役外，還另有一項“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任務，就是為他的雇主提供人體標本。這在那個年代的醫學界業內其實算不上是什麼秘密，凡是搞解剖的地方都必須有自己的“進貨”渠道，甚至設專人專司此職。所以，伊弗任常常與一些盜墓賊們打交道，從這個特殊的黑市上買來死人賣給醫學院，並從中略取小利。由於種種原因，當時的官方和警方對這個非法行當睜一眼閉一眼，任其在夜幕下猖獗肆行。伊弗任自己也不時地充當盜墓賊，比如教授手記中提到的那幾件勾當。
所以，愛德華·索耶爾的顧慮不無道理。如果端到了檯面上或法庭上，哈佛醫學院解剖的屍體恐怕沒有哪一具是來路正當的。試想，本案發生之前，醫學院已經在民眾中有一些“聲名狼藉”了，後來又偏偏是在那裡發現了“受害者”的殘骸。如果再將從黑市上倒屍體的“醜聞”捅將出來，哈佛醫學院真的有可能被一把火燒成灰燼。
愛德華·索耶爾此舉顯然是保全了醫學院，甚至整個哈佛大學的名譽，但律師和校方是否就此進行過接觸卻無從考證。
此外，醫學院也讓伊弗任負責將他弄來的屍體收拾處理乾淨備用。不少屍體需要按照任課教授的要求在事先切割肢解，那也是勤雜工的職責。據估算，他每年大約要進行這類的“操作”百次以上，從這個意義上講，伊弗任·利托菲爾德也稱得上是一位解剖或肢解高手，雖然其刀法不一定非常專業規範。請看“韋斯特手記”的下一段：
20多年來，我從沒解剖過一具屍體。伊弗任倒總是有機會看人家解剖。他的職責之一是在課後縫合屍體，包括華倫博士的課、解剖實驗課和福爾莫斯教授的課。他至少看見過上千具屍體被解剖，以及在人體內部的各種實驗。而且，這些年來，他也自己肢解屍體，或幫助別人做解剖。他完全算得上是一位專家。他懂得如何切開關節和胸骨，也知道如何防止血液流淌。
…………
伊弗任也定購過氫氧化鉀——不是為我——他無疑認為他可以用氫氧化鉀銷毀人體殘肢——肯定是星期一那天——我那段時間根本就不用氫氧化鉀——除了有時候用一點點化學家所說的“分析純氫氧化鉀”，那種有火漆封口包裝的。我一般是從布魯特-卡辛-史蒂文公司定購。 “工業純氫氧化鉀”或“常用氫氧化鉀”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純度極差。我的實驗室裡只有很少一點“工業純氫氧化鉀”，還有就是經酒精提純的“分析純氫氧化鉀”，密封在小瓶子裡，非常貴。小瓶子現在還在那兒。一個化學家不會使用氫氧化鉀——那是鹼。而應該用相反的——酸。
伊弗任知道我從來就是一個人在實驗室裡準備實驗課，或做研究，等等——他知道這一點，所以可以任由他編派無論什麼。
伊弗任在28日，星期二那天，對瓦爾博士說，假如他能得到那一大筆賞金，他就心滿意足了。
韋斯特教授還在手記中就公訴方證人們提到的一些其他細節做了說明。譬如，關於火雞：“郵遞員薩汶先生和他的兄弟知道，我在每個感恩節和聖誕節都送人火雞。我還給過伊弗任在馬松尼劇場看演出的票，他去了。”
關於帶斑點的毛巾、擦手的布捲和斷肢上的繩子：“那些毛巾和布捲一直就在我的實驗室裡，伊弗任唾手可得。繩子也是。伊弗任定期收走我實驗室裡的毛巾，由利托菲爾德太太洗乾淨了送回來。”
關於連身工作服：“工作服現在在我家裡。我經常把它帶回家去做園子時穿。這就像匠役們的工裝，從來不洗的。”
關於鞣皮：“我在一年前就向伏勒街50號的繞司偉克先生定購了鞣皮——為了摸索一種新的鞣革法。我一直催著郵遞員薩汶把鞣皮送過來，但他說他需要大馬車。他是在27日送來的，把口袋都卸在我的實驗室門外。伊弗任把它們搬進來，裝進茶葉箱裡。我搬不動那些口袋，太重了。”
關於茶葉箱：“茶葉箱是薩汶在去年9月送來的，因為我暑假中用不著那些個化學試劑和玻璃器皿。伊弗任把它放在了角落里當家具。我從來沒有動過它。這件事木匠巴爾先生可以作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