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消說，當地所有的報家傾巢出動，紐約、費城等地也有大批媒體擁入。最遠的來自歐洲，倫敦、巴黎和柏林都派出了自己的記者。他們應用當時新興的電報技術，24小時之內便能將消息傳送到大西洋彼岸。時至今日，哈佛大學的檔案館裡還保存著1850年德國報紙關於“波士頓悲劇”的頭版新聞。
除了每天的報導，不少媒體還在周末發行類似於“庭審一周回顧”的小冊子。本案的審理結束後，至少有三家波士頓報紙和一家紐約報紙將他們關於整個案子的報導彙編成書出版。
8點，記者和旁聽者魚貫而入，依次就座。據《波士頓日誌》報導：“人們交頭接耳地低聲交換著對案情的看法，每一個人的臉上都寫著興奮和對自己好運氣的滿足。每一個人，只除了神色平靜的約翰·韋斯特教授，他在9點差10分被帶進法庭，手上戴著鐵銬……他的風度更像是一位滿腹經綸的學者，而非窮凶極惡的罪犯。”
另一篇報導說：“教授的步履並不沉重，他顯得鎮定、友善，竭力保持著尊嚴。在被帶往'囚犯廂'的不到20步的路中，教授不斷地向朋友和熟人們點頭致意……只有當他摘下眼鏡擦拭時，因充血而泛紅的雙眼才隱隱暴露出了他曾經歷過的憂鬱、焦慮，和也許是一宿未眠。”在100多年前，案犯不是和他的律師們一起坐在被告席上，而是單獨關進法庭中央稍高處的一個被稱為“囚犯廂（Prisoner'sDock）”的四方籠子裡。
9點整，“法官團”入席。根據馬薩諸塞州19世紀的法律，凡極刑案，須由至少三名最高法院法官組成的法官團審理。當時的麻省最高法院一共有五名法官。除一人生病外，其餘四人都在這裡了——首席法官列繆爾·肖居中，他的左邊是查爾斯·杜威法官，右側為沙穆爾·維爾德法官和索倫·梅考夫法官。
接下來，挑選陪審團，宣讀起訴書，州檢察長喬恩·克立夫代表公訴方致開場發言。檢察長說，公訴方的證人們將向法庭證明：一、喬治·派克曼博士已經被謀殺致死；二、謀殺喬治·派克曼博士的兇手就是約翰·韋斯特教授。
如前所述，本案保存至今的原始資料之一是法庭文書記錄的諸證人證詞等。由於年代久遠，應該是藍墨水寫就的字跡業已褪變成了淺棕色。而且，在法庭上，證人陳述的方式是回答律師們的提問，但記錄中忽略了那些問題，所以留下來的只是些讀起來不太連貫的答案。
喬恩·克立夫發言完畢，由派克曼家族重金聘請的首席公訴人——這在美國司法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喬奇·貝密斯傳喚他們的第一位證人：
我叫喬斯·M·肯司利，家住波士頓市布洛松街56號。我是喬治·派克曼博士的招租經理，替他管理房產、收取租金等。他要求我每天都必須向他面呈當日的賬目往來。派克曼博士擁有哈佛醫學院所在地周圍的大部分房地產，他經常光顧那一帶。
11月23日，星期五下午，我和往常一樣，快3點時到達派克曼府上，因為博士每天兩點半用午餐。那天我聽說他沒有回家吃飯。
我留下當天的報表走了。第二天早晨，他的家人告訴我博士失踪。我大致了解了一下情況，得知他在星期五下午1點半有一個會晤，但當時大家都不知道他要見的人是誰。後來我在波士頓的街面上四處探訪。我所打聽到的派克曼博士的最後行踪是在醫學院附近。
消息一傳十，十傳百。很多人都知道博士失踪了，都一起幫著找，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點。還有大約12至15名警察先生幫忙。
到那天晚上，我們搜查了哈佛附近的許多房子。星期天，我去了劍橋東部找。星期一，我跟著史達威警官又去了醫學院。我們和伊弗任·利托菲爾德、安司沃博士一起查看了所有的房間和解剖實驗室的排污口。我記得是伊弗任用鑰匙打開排污口蓋板上的鎖。
韋斯特教授的二樓實驗室關著門，我們敲了一陣，沒人應。我和史達威警官轉身準備離開，但伊弗任握著門把使勁搖晃。大約兩分鐘後，韋斯特教授開了門。我們說我們是來找派克曼博士。我不記得韋斯特教授都說了些什麼。他好像對我們不是很介意，跟著我們走進實驗室。我們搜查了他的房間。
第二天上午10點，我和三名警官，克拉克、賴斯和富勒再到醫學院。韋斯特教授開了門。伊弗任一直和我們一起。我們還搜查了伊弗任家住的每一個房間和壁櫥。我甚至用手觸摸了晾著的衣服，看了床底下，搜得很徹底。
我們從門廳地板的抽板門下到樓層下面的地下室，然後又回到韋斯特教授的實驗室。克拉克警官找了一個藉口，說我們必須搜查這一帶的每一間房子，說我們並不是懷疑這幢樓裡的什麼人，我們只是在執行任務。
我們查看了實驗室，查看了衛生間的周圍。克拉克警官推開二樓密室的門。韋斯特教授說那裡面都是貴重物品和危險品。克拉克警官站在門口朝里探探頭，開玩笑說他不想進去把自己的腦袋給炸飛掉。
我把腳伸進沒點火的加熱爐裡，翻撥爐灰。然後我們又下到一樓實驗室，那裡的大爐子生了很旺的火，爐膛好像剛剛打掃過。我看見一隻茶葉箱，裡面裝著鞣皮，最上面放了些礦石。我後來跟人提起過這件事，因為我當時一眼就看到了，所以印像很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