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證人在案發初始的首次陳述總是更接近於事實，更能反映真實的存在，真實的發生，因為那時候，關於案情的理論尚未形成，辦案者的詢問多為“到底發生了什麼？”而少有框架，少有啟發，少有“請你再仔細回憶回憶……”等到了法庭上，他們的故事已歷經修飾雕琢，去掉了參差，去掉了棱角，去掉了任何與理論的不符之處。
文中引用了一個例子，講馮·普羅家的司機查爾斯·羅伯茲曾在法庭上談到，他多次開車帶桑妮到各個不同的醫生處開藥，又到各藥店購藥。後理查德·庫爾作為公訴方的反駁證人出庭時，便掏出自己的筆錄引經據典，指出查爾斯現時和當時的不同說法。
可見，當證人證詞於公訴方不利時，“庫爾筆錄”便成了為他們抵擋攻擊之“盾”，反之，則被充作了刺向對方之“矛”……
因此，我們認為有理由相信，“庫爾筆錄”作為本案的第一手資料，不僅能使被告方陳述的案情更加完整，更加合理，更與事實相吻合，亦可能有助於雙方探索本案真相之努力……
如此長篇大論其實只有一個意思：被告方要求法庭“以傳票強行索取”（ 也叫subpoena ）庫爾筆錄。
同年，桑妮母親艾特肯老夫人逝世。在她臨終前修改的遺囑中，老太太剝奪了小孫女科西瑪·馮·普羅的全部繼承權，因為這位16歲的姑娘“堅持站在父親一邊”。科西瑪的3000萬美元由安妮·蘿琳公主和亞歷山大王子平分，將他們各自的遺產繼承總額增加到了4500萬美元。
又經過了整整一年，1984年4月27日，星期五，州最高法院終於下文否決了“馮·普羅案”的一審判決，並責成下級法院對案子進行複審。很快，“德肖維奇團隊”收到了他們盼望已久、為之奮鬥已久的“庫爾筆錄”。
亞倫·德肖維奇教授對“庫爾筆錄組”的指示非常明確，也非常簡單：找出證人們首次提及胰島素的時間。
一周後的團隊會議上，眾成員聽取該組匯報。
理查德·庫爾關於本案的第一次訪談是與馮·奧斯勃格姐弟，時間為1981年1月5日，即桑妮“永久性昏迷”兩週後。在談到黑皮匣子時，姐弟倆稱“女傭在他（ 即克洛斯·馮·普羅——筆者註）的旅行包中看到了一些藥瓶”，其中有“安定和幾瓶處方藥”，沒有提到胰島素和注射器。
三天后，1981年1月8日，理查德·庫爾找到瑪麗雅·辛拉翰姆，女傭對她兩次發現的黑皮匣子內容物描述十分詳細。
第一次，1980年2月，瑪麗雅說：“有安定和一些處方藥……包括粉末，液體和藥片……所有的標籤上都印著'佐托馬藥店'，還是當時的地址，在曼笛森和75道路口，現在搬到了曼笛森路和77道、78道之間。處方醫師：羅森伯格。患者姓名中有一個是克洛斯·馮·普羅……其他的不認識。”也沒有提到胰島素和注射器。這段話與瑪麗雅的法庭證詞相符。
關於11月底，瑪麗雅對黑皮匣子的第二次發現，亞倫·德肖維奇教授後來在他的《 逆轉》一書中抄錄“庫爾筆錄”原文如下：
1980年11月（ 感恩節）——星期日，紐約第5大道公寓。在克洛斯的匣子裡看見同樣的物品，叫來亞歷山大。但是沒有標籤——全都已經被撕掉！ ！
還是沒有提到胰島素和注射器。對照瑪麗雅自己在第一次庭審時的證詞：
史蒂文·伐密利提：那上面有標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