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桑妮·馮·普羅的胰島素原始檢測報告送到了德肖維奇教授的辦公桌上。一共四次測定，讀數依次為216、0·郾8、350和“無法測定”。教授馬上打電話將報告的內容轉告了專家們，專家們的結論是：“第一，精確度太差，從科學的角度無法決定，這四個讀數中哪一個是'正確'的。第二，216並非其平均值，所以不具有任何代表性……這究竟是哪一家實驗室，如此差勁？”一句話，公訴方賴以立案的所謂“胰島素讀數”完全不可靠。
德肖維奇教授心滿意足地在“桑妮血中的胰島素”上重重地畫了個紅叉。功德圓滿，哈利路亞！
臨近期末，“醫學論證組”報出了他們的戰果。
之一：公訴方在法庭上向他們的專家證人、哈佛大學醫學院的喬治·卡希爾博士提出了一個虛擬的問題，關於桑妮·馮·普羅昏迷的原因。本來，對於未曾身臨其境的專家證人，設計一個虛擬或假定的問題以幫助解答疑問是無可非議的，但前提是，問題必須精確。
比如在本案的例子中，可以問：“假如您接待了一個48歲的昏迷患者，女，有低血糖病史，血糖讀數：每100毫升血液中29毫克，胰島素含量：每毫升血液中216微單位，您能否根據上述信息，以專家的身份，推斷出導致該患者昏迷的可能原因？”因為問題中的描述正是桑妮第二次昏迷時的症狀，所以陪審員們可以將專家的答案應用於本案。
“醫學論證組”之所以專挑喬治·卡希爾博士，一則博士德高望重，屬於重量級的證人，二則博士斷言，桑妮的兩次昏迷皆為“外源性胰島素”所致，對陪審團的最後裁決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問題的癥結不在卡希爾博士的回答，而在公訴方的命題。
關於第一次昏迷，公訴方在其虛擬的問題中如是說：“……該患者入院時血糖極低，經兩次注射葡萄糖仍無迴轉，第一次注射的時間是晚上8點，第二次9點……”
卡希爾博士回答：“……患者可能被注射了胰島素，因為如果沒有'外源性胰島素'，一小時內兩次推入葡萄糖，血糖應該有所回升。”
而事實上，桑妮的病案記錄顯示，她只在當晚9點接受了一次葡萄糖注射。 8點鐘的那一次，純屬公訴方的想像，或捏造，或無中生有，或有意誤導。
至於喬治·卡希爾博士對第二次昏迷作出的推斷，一是基於關於第一次昏迷的結論，二是基於不准確的血中胰島素讀數，三是基於那支所謂的“胰島素針頭”。
之二：瑪麗雅·辛拉翰姆作證時說，1980年11月底，她在黑皮匣子中看見了胰島素和三支注射針頭。到1981年1月23日，亞歷山大和埃德溫再見黑皮匣子時，胰島素沒有了，匣子裡只剩下一支沾有胰島素的注射針頭。公訴方由此認定，那瓶胰島素已經在12月20日通過靜脈進入桑妮體內。 “醫學論證組”經走訪有關部門得知，胰島素必須保存在冰箱中，溫度稍高即變質失效。所以如果該瓶胰島素確實導致了受害人的第二次昏迷，它就不應該是存放在黑皮匣子裡。
至此，本學期學業結束，學生們揣著克洛斯·馮·普羅發給的*外快，各自度暑假去也。
開學後，11月，克洛斯·馮·普羅到哈佛接受“德肖維奇團隊”的第二次“會審”。
“咱們由近及遠。最後一次，1980年12月20日，桑妮昏迷的前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那天的主持人是教授的助手簡妮·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