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1980年12月初的阿斯匹林中毒事件，據克洛斯的講法，那天晚上11點，他在衛生間裡聽見桑妮一聲尖叫，出來看時，妻子已經昏倒在地，頭正淌著血。克洛斯將桑妮抱上床，替她墊好枕頭。赫拉德·法林格對陪審員們說：“假如他希望她死，很簡單，他什麼都不用做，只消任由她躺在那兒直至流光身上的最後一滴血。可是，克洛斯馬上就叫了急救車，又將瑪麗雅請了過來……”
之後，克洛斯又做了一件事。他找到桑妮的醫生理查德·司鐸克大夫，說這段時間他們夫婦正在討論辦離婚，問以桑妮目前的狀況，她在生理心理上“是否足夠堅強，可以經得起由此產生的種種壓力”。司鐸克大夫回答，是的。
關於桑妮的第二次昏迷，“全家人一起吃晚飯，一起看電影，又在9點左右一起回家。到家後，桑妮去了一趟衛生間，那是整個晚上她獨處的唯一時間。她在衛生間裡做了什麼？我們誰也不知道。而克洛斯和桑妮的唯一接觸，就是按照她的吩咐，替她從廚房端來一碗雞湯。”
“雞湯裡什麼也沒有！”赫拉德·法林格神情激動，“事實上，在那碗雞湯之前，桑妮已經顯露出了病態……然而，我們今天這麼多人聚在這裡，卻正是基於這樣的一種懷疑！”
赫拉德指出，公訴方的檢察官們稱，除了“外源性胰島素”，醫生們找不出任何其他導致桑妮深度昏迷的原因，其實不然。被告方聘請的專家們將向法庭證明，至少還有另外三種可能性：比如阿斯匹林在桑妮體內的長期積累，雖然用驗血的方式無法檢測，因為那隻限於血清血漿等循環代謝系統，但在桑妮的其他“硬性”器官，如肌肉，內臟等中，阿斯匹林的含量肯定不低。桑妮還長時期高劑量地服用安眠、鎮靜及催眠類藥物，其情形應該與阿斯匹林相似。此外，克洛斯提到，在第二次昏迷發生的前一天，桑妮總共吃下了大約10杯用烈酒調製的奶油蛋羹，“是的，你們可能已經聽說了，醫生們沒有在桑妮的血液中查出高水平的酒精含量，因為酒精的代謝速度極快，幾乎就是穿腸而過。”以上三種可能性的無論哪一種，都符合有關法律條文中“無意識的自我摧殘（ Unconsciously self-induced ）”的定義。
至於桑妮血中的胰島素指標為什麼那麼高，赫拉德說，我們其實並不特別相信紐波特醫院化驗室對相關樣品的處理，因為案發不到一個月，那些裝有桑妮血樣的試管就“已經被扔掉了”。就律師和警方辦案人員在該化驗室看到的其他樣品的情況而言，很多試管的標籤上甚至沒有註明取樣時間，“而在桑妮的案子中，時間是至關重要的。”
“在你們作出裁決之前，請多問幾個為什麼。”赫拉德·法林格最後說，“為什麼1980年12月1日，克洛斯·馮·普羅要拯救他妻子的性命？他為什麼問大夫，桑妮是否經得起離婚的壓力？作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女性，桑妮·馮·普羅為什麼會長期服用那麼多有嚴重副作用的藥品，並且對自己經歷的種種生理上的不適緘口不言？”這最後一句話的弦外之音，是指桑妮可能企圖慢性自殺。
等赫拉德回到座位上，法官托馬斯·H·尼德翰轉向陪審席：“你們可能會認為我講話刻薄，但我不得不在此提醒諸位，儘管剛才雙方的演說都非常精彩，可他們所講的不一定與事實相符……在這座法庭上，在這場審判中，你們才是唯一的主宰，因為所有呈堂供證的真偽都要由你們去辨別……最後請記住，你們的任務不是破案，而只需決定，克洛斯·馮·普羅是否試圖謀殺他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