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一回到園子的公寓，就看到加賀等在門口。加賀雙肘靠在通道的把手上，往下看著道路，一看到康正就露出笑容。那樣子幾乎可用親切來形容。
“您回來了。”刑警說。
“您等多久了？”
“等多久了啊？”加賀看看表。 “嗯，也沒有多久。您上哪兒去了？”
“園子的公司。我之前沒時間去打招呼。”
“我是說去過公司之後。”加賀仍掛著笑容。 “您在中午時就離開那裡了，之後上哪兒去了呢？”
康正打量刑警那張輪廓深刻的臉。
“您怎麼知道我到園子公司去了？”
“我想您差不多該去了，便打電話過去問。結果對方表示您早上去過了。我的直覺還滿準的。”
康正搖搖頭，將鑰匙插進鑰匙孔。
“可以讓我再看一次裡面嗎？”加賀說。
“還有甚麼要看的？”
“有些東西想確認一下。拜託了。而且我也有一些您可能想知道的情報。”
“情報？”
“是的，我想一定很值得參考。”他意味深長地笑了。
康正嘆了一口氣，開了門。 “請進。”
“打擾了。”
康正暗自慶幸已經把證物收進包包裡。那些東西要是被這個刑警看到，一切就完蛋了。
“離開公司後我去新宿繞了一下，我想知道園子是在甚麼環境下工作。”康正邊說邊回頭，看到加賀蹲在鞋櫃前。 “您在做甚麼？”
“啊，抱歉。我看到這個，”加賀手裡拿的是羽球拍，“靠著鞋櫃放著的球拍。看起來還滿專業的，應該是碳纖材質的吧？令妹曾參加羽球社嗎？”
“高中時代參加過。又怎麼了？”
“握把布纏繞的方向和一般人相反。”加賀指著握把的部份說。 “也就是說，令妹是左撇子，沒錯吧？”
“您說得沒錯，舍妹是左撇子。”
“果然，”加賀點點頭，“我沒猜錯。”
“依您的說法，好像還沒看到羽球拍就知道了。”
“不能說是知道，只是這樣推測而已。”
“唔，”康正環視室內，“是因為分析過她各種物品上的指紋嗎？好比鉛筆、口紅甚麼的。”
“不是的，是湊巧發現的。當時我負責調查寄給園子小姐的信件，您還記得吧？”
“記得，您說裡面沒有近幾個月的信件。”
“這和信的新舊無關。我注意到的是拆信的方式。具體地說是信封口怎麼撕開的。”說完，加賀好像想到甚麼，取出一張自己的名片。 “不好意思，可以請您撕一下這個嗎？就像拆信一樣。”
“拿別的紙來試吧。”
“沒關係，反正還沒用完就會印新的了，請不必介意，撕吧。”
印新名片這句話，是意味著單純的調職呢，還是想到晉升才說的，康正有點好奇。看著眼前這個人，他覺得是後者。他認為加賀是個很有自信的人。康正對準了印著巡查部長的部份，慢慢撕破。
“您的慣用手是右手吧。”加賀說。
“是的。”
“這是很典型的撕法。以左手拿好整張名片，右手撕下標的部份，而且撕的時候是以順時針的方向撕，大多數是這樣。”
聽加賀這麼一說，康正回想自己的手部動作。
“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嗎？”
“其實並不是，可以說是各不相同。而只要看這撕破的地方，”加賀接過被撕成兩半的名片，繼續說，“就可以從破損面和指紋的位置等等，大致判斷出這個人的習慣。我在調查園子小姐的信封時，發現她的動作與您剛才所做的左右完全相反，所以我才猜園子小姐或許是左撇子。”
“原來如此，知道原理後其實很簡單。”
“這方面的事情，和泉先生應該更拿手才對。”康正不明白加賀的意思，沉默以對，於是刑警笑吟吟地繼續說道：“您不也是從保險桿的凹陷程度、車燈的損壞方式、烤漆塗料的脫落等，推論車子是在甚麼情況下發生事故的嗎？換句話說，您是從物證拼湊出假設的專家。”
“原來是這個意思啊。”
“破壞中必有訊息。這句話在任何案件中都用得上。”
“也許吧。”
康正心想，這個人不知從中看到了甚麼訊息。
“對了，令妹做任何事都是以左手來做嗎？”
“沒有，被父母矯正過，所以筷子和筆是用右手拿的。”
“是嗎？日本人都會這麼做。聽說外國人不太矯正左撇子，不過倒是很少看到刀叉左右拿反的外國人。令妹呢？”
“我記得應該和普通人一樣。”
“也就是右手拿刀，左手拿叉了？”
“是的。”
“這麼說，如果不是平常特別注意，很可能會忘記園子小姐是左撇子。”加賀說得不以為意，但他顯然很重視這一點。 “對了，那樣拿刀叉感覺不知如何？我想應該還是會想用比較有力的手拿刀吧。”
“這我就不知道了，我沒有和舍妹談過這個。”說完，康正觀察加賀的神情。 “園子是左撇子，和這次的事有甚麼關係嗎？”
“這個嘛，目前還不能斷定，我個人認為可能有。”
這種說法令康正感到不安。園子是左撇子這件事，確實是這次命案的重要關鍵。康正也是從塑膠外皮碎屑沾在菜刀上的位置，才確定兇手是慣用右手的人。
但是那條線索已經被康正銷毀了，那麼加賀為甚麼還要追查園子的慣用手？難道是還有別的證據顯示命案是右撇子乾的嗎？
想到這裡，康正發覺自己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他為了怕沾上指紋而用了手帕，那麼兇手呢？當然也會避免留下自己的指紋吧。但是完全沒有指紋又很奇怪，所以凶手應該會把園子的指紋印上去才對。
當時是印了園子的哪一隻手？
正如加賀所說，園子是左撇子的事平常看不太出來。兇手就算知道，情急之下讓她用右手來握也是十分可能的。這個刑警是不是因為菜刀上的指紋與園子撕信封的習慣產生矛盾，才對自殺有所懷疑？
“有件事，希望您能老實告訴我。”康正在寢室的地毯上盤腿坐下來。 “您顯然對園子的死抱有疑問。說明白一點，您認為這個案子不是自殺而是他殺，為甚麼？”
“我並沒有這麼肯定。”
“您就別裝了。如果我是一般人，也許會相信這種說法，但不巧我不是。”
加賀聳聳肩，然後緩緩抓了抓右頰。那樣子看來雖然有些遲疑，但還不到困擾的程度。也許他早就料到康正遲早會問了。
“我可以進去嗎？”
“請進，如果您肯說實話的話。”
“我自認為沒有說謊啊。”加賀苦笑著進來。 “我倒是認為沒有說真話的，和泉先生，是您。”
“這話是甚麼意思？”康正挺身戒備。
“沒有特別的涵義，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您有很多事都瞞著我們。”
“我為甚麼非瞞著你們不可？”
“您這麼做的理由，我心裡也大致有譜。”加賀不找地方坐，而是邊說邊在狹小的廚房來回走動。 “一開始讓我產生疑問的，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在飯店酒吧時，我問過您水槽的事，您還記得嗎？”他在水槽旁站定，看著康正。
“您說……水槽是濕的。”
“是的。從推定死亡時間來看，園子小姐使用水槽大約是數十小時前的事，應該早就乾了，否則會很奇怪。但事實上水槽卻有相當大的範圍是濕的。我把這個現象解釋為您可能在這裡洗了手，因為不這麼想就說不通。”
加賀來到餐具櫃前。
“其次引起我的注意的，也是已經向您提過的空酒瓶。從屋內沒有存放酒類看來，可以想見園子小姐並不是一個酒量大的人，那瓶酒要她獨自一人喝完也太多了。於是我便想，她真的是獨自喝的嗎？就算是自殺，在那之前有人一起對飲也不足為奇。如果真有這樣一個人，有必要趕緊找出來，問出詳細的經過。我認為房裡應該還有一隻葡萄酒杯，但找遍了室內，卻找不到其他放在外面的酒杯。園子小姐有好幾對葡萄酒杯，但和她使用的成對的那一個，卻收在餐具櫃裡。”他指著餐具櫃。 “然而仔細看這個酒杯，卻有點不太對勁。”
“怎麼說？”康正隱藏內心的慌亂，不動聲色地問。
加賀從餐具櫃裡取出葡萄酒杯。
“看得出園子小姐很愛乾淨，每個杯子都擦得很亮。但是只有這個酒杯上有白霧，可以說洗得很草率。”
“所以？”
“於是我想，這個酒杯是其他人洗的。那麼，是甚麼時候洗的？不可能是園子小姐身亡之前，因為沒有理由只有這個酒杯由別人來洗，而且若是園子小姐還活著，她一定會重洗。換句話說，這個酒杯是在園子小姐死後才清洗的。但是這就奇怪了，因為這間公寓上了鏈條鎖。不，因為有人聲稱這間公寓上了鏈條鎖。那麼，洗了酒杯的人是怎麼離開這裡的？”
說到這裡，加賀像是要觀察反應般看著康正。
“我很想知道答案。”康正說。
“無法釋懷的我就這樣回到了警署，但看到不久之後監識科送來的結果，我反而更納悶了。”
“這次又怎麼了？”
“沒有指紋。”
“指紋？”
“水龍頭上沒有指紋。”加賀指著水槽上的水龍頭說。
“正確地說，上面只有園子小姐的指紋。所以您應該了解我為甚麼會納悶了。那麼水槽為甚麼是濕的呢？”
康正心頭一驚。他開關水龍頭的時候戴著手套。這是因為他怕在不該留下指紋的地方留下指紋，也顯然造成了反效果。
“所以我就來請教您是否用過水槽。一說水槽是濕的，您就說您洗過臉。但這顯然很奇怪，因為如果真是那樣，應該會有您的指紋才對。”
“那麼……你怎麼推理？”康正問，他已經沒有心思用敬語了。
“我推測，酒杯會不會是您洗的，但您又不想讓警方知道，所以小心不在水龍頭上留下指紋。”
“原來如此……”
“如果我說錯了，請糾正我。但屆時也請您說明一下弄濕水槽的理由和水龍頭為甚麼沒有指紋。”
“我是有話想說，不過我先聽你說完。”
“好的。那麼，您會洗酒杯，就表示那個酒杯是使用過後被放在那裡的。換句話說，兩個酒杯都用過了。這麼一來，我們可以說，園子小姐不可能是單獨喝酒的。然而您卻試圖隱瞞這個事實。為甚麼？可能性只有一個，就是您生怕警方對園子小姐的死起疑。反過來說，就是您知道園子小姐的死不是單純的自殺。這時鏈條就成了重點，如果真的上了鏈條的話，無論有多少不自然的狀況證據，您應該都不會想到自殺以外的可能性。因此必然會導出一個結論。”
“我說門上了鏈條鎖是謊話，是嗎？”
“只有這個可能。”加賀說完點點頭。
康正想起這個刑警找他去飯店的酒吧時，就已經在懷疑鏈條的事了。
“繼續說。”康正說。
“我想，為甚麼您要這麼做呢？”加賀豎起食指。 “因為照理說，如果對妹妹的死有疑問，應該是會積極向警方提供情報才對。於是我第一個想到的，是您與令妹的死有關。”
“所以你才調查我的不在場證明？”
“這我不打算否認，但那純粹是依照辦案程序所進行的調查。事實上，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您。”
“無所謂。那你得到了甚麼結論？我星期五白天出勤，只值勤到傍晚，星期六休假。換句話說，我是沒有不在場證明的。”
“您說得沒錯。但是正如我剛才說的，我並不在意您的不在場證明。我懷疑的是，您認識殺害園子小姐的兇手，而且袒護那個兇手。”
“唯一的家人被殺，我卻袒護那個兇手？”
“雖然很難想像，但畢竟人們有時候會呈現複雜的思考形態。”
“沒那回事，至少我們這件事不是那樣的。”
“還有另一個可能，”加賀的神情變得十分嚴肅，“那就是，您沒有袒護兇手的意思，但您不希望兇手遭到警方逮捕。”
康正也正色回視刑警。當然，加賀也深知這才是最接近事實的答案。
“但是，這個假設要成立，需要先決條件。”
“甚麼條件？”
“您對兇手有某種程度的了解。我想您很清楚個人的調查是有限度的。”
康正以指尖敲了敲盤腿而坐的膝蓋。
“你都做了這麼深入的推理了，練馬署卻不採取行動？”
“這是我的推理，”刑警的嘴角變形了，“也向上司說過，但沒有獲得贊同。上司認為您不可能說謊。若門上了鏈條，除了自殺別無可能。以自殺來處理，也不會有人說話。”他嘆了一口氣，嘴角露出笑容。 “而且他們現在比較在意的是轄區內的粉領族連環命案。”
“我能了解。”
“我再請教您一次，”加賀轉身向門，指著被剪斷的鏈條，“您來的時候，門沒有上鍊條鎖──是吧？”
“不，”康正搖搖頭，“鏈條是鎖上的。我是剪斷鍊條才進來的。”
加賀抓抓後腦勺。
“您是在當天下午六點左右報警的。您說發現遺體後立刻打電話，但卻有一則奇特的證詞。在附近的補習班上課的小學生，下午五點看到您的車停在那裡。這一小時的時間，您都在做甚麼？”
車子被看到了？ ──康正暗自嘖舌。當時他沒有想到這麼多，而且也不認為會有刑警去調查這種事。當然，加賀也可能是料準了康正一定是更早抵達現場的，才會去找證詞來證明他的推論吧。
“那不是我的車吧。”
“可是那個孩子連車種都記得很清楚。”
“我開的是國產車，滿街都是的那種。再說，總不會連車牌也記得吧？如果記得，你把那孩子帶來，我可以跟他對質。”
聽康正這麼說，加賀苦笑。看到他這樣，康正也笑了。 “接下來你會出甚麼牌？”
“那麼，這個如何──您說看到門上了鏈條，便大聲呼喚屋內的令妹。然而這幢公寓卻沒有人聽到您的叫喊聲。當天同一層樓，明明有那麼多人都在家。這個您又該怎麼解釋？”
康正聳聳肩。 “我自以為是大聲喊，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大概就這樣吧。”
“您出聲喊是為了要讓屋裡的人聽見吧？聲音有可能很小嗎？”
“這我就不知道了，因為我當時心思都放在妹妹身上。”
加賀像演員般做出舉起雙手的姿勢，又到處走了一會兒。地板嘎吱有聲。
“和泉先生，”他停下腳步，“請把找出兇手的工作交給警方，裁決兇手的工作交給法庭吧！”
“明明就是自殺，哪來的兇手？”
“一個人能做的事很有限。您對兇手或許有些頭緒，但接下來的工作才是最難的。”
“你剛才不也說過嗎？我雖然這副德性，卻是從物證拼湊出假設的專家。”
“光憑假設是無法逮捕兇手的。”
“不需要逮捕，只要有假設就夠了。”
加賀一臉吃了黃蓮的神情。
“讓我告訴您家父的口頭禪──無謂的複仇有赤穗浪士就夠了。”
“他們幹的事不是複仇，是表演。倒是你，”康正板起面孔，“你來這裡想確認的，就只有羽球拍的握把而已嗎？”
“不，我還沒開始。”
“那麼就請你趕快吧。我還想請教你說要作為交換條件的情報。”
“我一邊確認一邊說明吧。不好意思，可以請您看看電視機下方嗎？”
“電視機下方？”
電視放在一個茶褐色的小架子上。架子裡還有錄影機。架子有兩層，下面那一層整齊地擺著錄影帶。 “那裡的帶子全都是VHS的嗎？”加賀問錄影帶的種類。
“好像是。這也是當然的，因為錄影機是VHS的啊。就算有其他卡帶也……”康正一邊看架子下面一邊說，但立刻發現自己的錯誤。 “不，不對，不是卡帶。這是八厘米攝影機的帶子。”他拿出來的是一組還沒拆封的八厘米錄影帶。一組有兩卷，都是一小時的帶子。
“不好意思。”加賀拿起那組帶子細看，滿意地點點頭。 “果然如我所料。”
“這又怎麼了？”
“您見過住在隔壁的人了嗎？”
這個唐突的問題令康正略感困惑。
“沒有，還沒見過。”
“隔壁住的是一位自由女作家，與園子小姐雖然不算特別熟，但據說見了面經常會站著聊上幾句。”
“那名女子怎麼說？”
“據說令妹在身亡前兩天，曾向她借過攝影機，八厘米攝影機。”
由於“攝影機”這個物品不在預期之內，康正花了幾秒鐘才意識到那是甚麼東西。
“她借那個來做甚麼？”
“據說是喝喜酒要用的。鄰居因為有採訪的需求，家裡有買攝影機。說好星期六借令妹，但到了星期五，令妹和她說不用了。”
喝喜酒肯定是幌子。那麼借攝影機要做甚麼？為甚麼又不用了？
“會不會是想拍甚麼啊？”康正喃喃地說。
“若您想知道更詳細的內容，就去向隔壁請教吧。她今天看起來好像在家。”
“你還有別的要查嗎？”
“今天就到此為止。”加賀在玄關穿起鞋來。 “您下次甚麼時候來？”
“還不知道。”
“後天嗎？”加賀說。 “明天輪到您擔任交通取締，一直到後天早上。我在想您大概下了班就會過來呢。”
看到康正瞪他，他說聲“告辭了”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