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五點四十五分，高文說他六點離開。我一個人在病房，外面黑下來了。牆上有一面電視，對我黑屏好半天了。我把小護士叫進來，問她這電視是真的假的。
“當然是真的！”她說，接著就看著我不動。
我樂了，我說我的意思是我想看電視。她打開電視，沒聲音，也沒遙控器。我還不如看她呢。我陪著小護士東聊西聊，腦子裡一團糨糊。我還有一個人要見，記者。一個記者能有多大本事把我弄出去？
差不多六點的時候，我讓小護士把記者叫進來，她出去轉了一圈，倒是把張隊弄進來了。他說《法制晚報》的記者吃飯去了，問我要不要也吃點兒。我說好，吃什麼都行。
醫院的飯菜都是清湯寡水，沒味道。張隊嘆息，說以後進去了伙食更差。我猶豫現在的情況應該跟他說多少。算了，說多了反而連累他。張隊說我的律師真硬，能把媒體輿論哄起來。我說我還沒來得及見我律師呢。他說沒關係，到打官司的時候天天見。我說，我一會兒見了記者什麼都不說。
“不行！”他嚼著饅頭喊，“高文惹的事，說得越多越好！”
差不多六點十五分，記者進來了。一進門就抱怨官官相護，他在外面守了一個下午才熬到採訪的機會。他摘下帽子和口罩，說他最討厭進醫院，什麼病都可能被傳染。張隊叫人把清湯寡水的飯都收了，說他在外面，有事叫他。記者拉住張隊，問能不能把我另一隻手也銬住，他覺著不安全。張隊白了他一眼，摔門出去了。
他坐下來，給我看他的記者證和過期報紙裡他寫的報導。我更加迷惑，這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合法身份。他把錄音筆調音後，放在我和他之間，說：“我們可以開始了嗎？”
“開始什麼？”我瞪大眼睛，半張著嘴，難不成還真要採訪？
他掏出一盒煙，抽出倒插的許願煙，看似糾結了一下，遞給我：“抽支菸吧？”
“不用，剛抽過。”
“抽一支吧，這樣你能放鬆一些。”
搞不清狀況，索性點上陪他嘮。我開始說我這個傷是同屋的犯人打的，但他老想往行刑逼供上拐。想到高文真不是什麼好東西，我就順著他的話茬儿往下說，我說我沒罪，那個姓高的就往死裡打我，我昏死過幾次，最後一次醒來就在這裡了。他掏出相機，說拍兩張照片。這些傷都是真金白銀，假一賠十。逼養的高文，你個雜種！我搞死你沒商量！我積極配合他拍照，並且虛構每一處傷都是高文怎麼打的。
拍完照，他拿起錄音筆，顫悠悠地對著話筒說：“你……你怎麼打開的？”接著就關掉錄音筆，將相機裹在被子裡，舉起椅子狠砸幾下。很悶的聲音，不會招來門口的警察。掀開被子相機已經零碎了，他把存儲卡抽出來扔在地上，剩下的碎零件一樣樣地擺在地上。然後他站起身拍拍手，對我說：“煙灰要掉了。”
我早就看呆了，這唱的是哪出啊，哪兒還顧得上抽煙？我低頭補一口時更驚奇的事情發生了，這根許願煙硬是抽不動，煙灰落下，一根燒紅的鐵絲從菸絲中顯現出來。我抽出它，手指接觸到鐵絲時還有嘶嘶的聲響。看著這些我笑了，這是手銬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