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紅十月號
1989年聖誕節的時候，呂西安病得厲害，我們尚不知死神何時會降臨，並被病兆的必然性，以及我們自己所羈絆，彼此之間被這種無形的鐐銬所束縛。當疾病進入一個家庭時，它不僅僅是控制了病人的身軀，而且還在每個人心中編織出一張陰暗的埋葬希望的大網。這樣一張如蛛網般輕薄的絲線將我們的計劃和呼吸纏繞在一起，疾病，日復一日，吞噬著我們的生命。當我從外面回來，便會有種進入到地下墓室的感覺，我總會感到渾身發冷，那是一種無法平復的陰冷感覺，直到呂西安病逝前的最後幾天，當我睡在他的身邊，彷彿感到他將我的體熱慢慢地吸走。
疾病是在1988年春天診斷出來的。這場整整折磨了他十七個月的疾病，最終在聖誕前夜奪走了他的生命。老默里斯夫人向居民發起一項募捐，人們把漂亮的花圈放在我的門房前面，上面繫著一條沒有任何署名的帶子，唯有她來參加了我丈夫的葬禮。她曾是一位虔誠、冷漠、傲慢的太太，但是在她嚴厲並有些粗暴的外表下卻隱藏著某些真實的東西，在呂西安死後一年，她便接著去世了，我常常會想，她是這樣一個好人，我可能會想念她吧，儘管十五年來，我們彼此從未講過一句話。
“她到最後都沒能讓她的兒媳婦消停，願主保佑她安息，她是個好人。”曼努埃拉又說道--她對小默里斯太太有著拉辛式的厭惡--這句話可作為葬禮的悼詞。
除了科爾納利婭·默里斯，除了她的面紗和念珠，呂西安的病痛對別人來說是不值一提的，或許是因為生命的微不足道，以及喪失金錢和交際的氧氣。富人們似乎認為這類小人物是無法體會到強烈的人類情感的，而且也是特別的冷漠無情。既然我們只是門房，死亡對我們來說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而這對富人來說，便成了極不公平的事情。一個過世的門房，只是日常生活中一個小小的空洞，這種生理的必然是不需要和悲劇聯繫到一起的，對於每天在樓梯或者是在門房室門口和他相遇的房主們，呂西安只是一個回到他從來沒有到過的一種虛無當中的不存在體而已；或是一隻動物，因為他只是一個殘存的生命，既無奢華排場，也無謀生伎倆，毫無疑問，在死時也應該只體會到劣等的反抗。和每個人一樣，我們忍受痛苦的折磨，隨著痛苦慢慢侵蝕著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心靈也會被盛怒所壓抑，在一片死亡所帶來的恐懼之中，我們慢慢地分解腐爛，而這並不會影響到我們的任何一位房主。
一天早上，那是聖誕節前的三個星期，我提著裝有蘿蔔和為貓咪準備的牛肺的草製提包回到家中，見到呂西安穿戴整齊，看樣子是準備出去。他甚至還戴上了圍巾，站著正在等我。我看著這個因從臥室走到廚房而體力不支、面無血色的他，看著這個幾星期以來都沒能脫掉在我看來如同喪服般睡衣的他，今天卻反常得很，他雙目明亮，模樣頑皮，冬大衣的領子被拉起，遮住了紅得出奇的面頰，他反常的樣子使我幾乎暈厥過去。
“呂西安！”我驚呼道，并快步衝到他跟前，撐住他，扶他坐下，為他脫下衣服，而且我還知道，疾病教會了我這些過去從來都不會的動作，在最近這段時間裡，這些動作竟然變成了我唯一會做的事情，我把提包放下，摟住他，讓他緊緊地靠著我，還有好多好多，此時我已開始喘著粗氣，心臟奇怪地膨脹著，便站著歇了歇。
“時間剛好，”呂西安對我說道，“電影是一點開始。”
在電影院大廳的高溫下，我幾乎落淚，我從未有過如此這般的幸福，這是好幾個月來第一次我握著他溫熱的手。我知道只有出乎預料的力量之匯聚才能將他從床上扶起來，並有力氣給他穿上衣服，期盼著出門，渴望再次享受這種夫妻間共處的快樂，而我也知道這是他時日不多的徵兆，是生命終結前的迴光返照，而這一切對我來說都並不重要，我只是想要享受這難得的時刻，這掙脫疾病枷鎖的時刻，這兩雙手緊握的時刻，這令彼此都感到快樂的令人震撼的時刻，因為，感謝老天爺，這是一部我們倆都能分享快樂的電影。
我覺得他在電影結束後就過世了。雖然他的身體又撐了足足三個星期，可是他的靈魂在電影結束後便已離開，因為他知道這樣會比較完滿，因為在電影院裡跟我告別，就沒有太令人傷感的悔恨，因為如此一來，他就獲得了安寧，在兩人一起看敘事電影時，他沉浸於我們倆的盡在不言中。
我接受了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