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俄國著名作家屠格涅夫（一八一八——一八八四）是位卓越的、才氣橫溢的藝術大師。他描繪了無比廣闊的俄國社會生活畫面，塑造了種種生動的藝術形象，揭示了人民的美好心靈。他以自己的藝術珍品發展了俄國現實主義文學。 屠格涅夫生於奧廖爾省的斯巴斯科耶——魯托維諾夫村的地主莊園，並在那裡度過了童年。一八二七——二九年就讀於莫斯科的一個私立寄宿學校。一八三三年入莫斯科大學，翌年轉入彼得堡大學文史系。一八三八——四二年在德國柏林大學攻讀哲學和古典文學。一八四二年回鄉，但後又曾長期出國。 屠格涅夫從《巴拉莎》（一八四三），《地主》（一八四六）等詩篇開始文學生涯。他的《獵人筆記》（一八四七——五二）的發表曾當作俄國文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這一篇篇特寫，以俄國中部地區的自然景色為襯托，廣泛地描繪了莊園地主和農民的生活，深刻揭露了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實際上醜惡殘暴的本性，全書充滿對含垢受辱、備受欺凌的勞動人民的同情。當時的進步思想界稱它是對農奴制的“一陣猛烈炮火”，是一部“點燃火種的書”。一八五二年屠格涅夫因撰文悼念果戈理逝世，實質上則因其《獵人筆記》的社會思想傾向而被捕，送往斯巴斯科耶——魯托維諾夫村軟禁。軟禁期間他寫了中篇《木木》，以滿腔仇恨對農奴制進行控訴。五十至六十年代是他創作最旺盛的時期，適逢俄國社會運動逐步高漲，他及時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長篇《羅亭》（一八五六），《貴族之家》（一八五九），中篇（一八五八），《多餘人的日記》（一八五○）展示了貴族知識分子言語脫離行動，理論脫離實踐的一些典型特徵。長篇《前夜》（一八六○）則反映俄國農奴制垮台前夕在俄國出現的進步社會思潮。在屠格涅夫創作中佔有中心地位的長篇（一八六二）刻畫了兩種社會勢力——民主主義者和自由派貴族間的思想衝突。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作家本人在兩派思想衝突中轉向了自由主義者一方，與他常為之撰稿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刊物《現代人》決裂。他轉變後的思想流露在一八六七年寫的長篇裡，他以同等的否定態度描寫了反動貴族和革命運動參加者。最後一部長篇《處女地》（一八七七）是有關七十年代俄國民粹主義運動的。晚期作品《散文詩》（一八八二）的內容和傾向呈現出多面性，既有悲觀情調也有樂觀情調，既有抒情也有諷刺。屠格涅夫還寫有劇本（一八五七）和《鄉村一月》（一八五五）等。 屠格涅夫文筆婉麗，結構巧妙，語言清新簡潔，深得讀者喜愛。其作品很早就有人譯介，譯介者有老一代知名作家，也有我的同時代人。屠格涅夫創作的那些年月，農奴主已不再可能

一成不變地維護自身的統治，農民貧困日益加深從而使他們有了獨立自主地走向歷史前沿的可能性。然而此種形勢轉化為革命尚缺主觀條件，數百年來受農奴主奴役的人民還沒有能力站起來為爭取自身利益作廣泛的、公開的、有意識的鬥爭。 屠格涅夫作為當時啟蒙思想的代表，對專制的農奴制及其經濟、法律、警察制度深懷不滿；他主張普及教育，實行自治，全盤歐化，他主張捍衛人民群眾的利益，最主要是農民的利益。 如上所述，屠格涅夫屬俄國社會運動中的自由主義一翼。按他自己的解釋，“在我們年輕的時候……'自由主義者'是指反對一切黑暗和壓制，尊重科學和教育，熱愛詩歌和藝術，首先則是熱愛人民的人……”他讚賞革命志士的高尚情操，他們為事業善作奉獻的平民精神。然而他與社會運動的另一翼——革命民主派不同，他只主張“漸進”，他認為另一派只是唐·吉訶德悲劇式的、缺乏現實生活感的人，他喜歡溫和的君主立憲而不喜歡杜勃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等民主主義者的“莊稼漢民主”。所有這些不能不反映在他的藝術創作裡。

但屠格涅夫是個深沉的現實主義作家，他必然把歷史的重大客觀事件置於視界之內，把再現生活作為無可推卸的責職，去塑造符合時代的典型。中的巴扎羅夫可說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俄國民 主啟蒙時期否定精神的一個很有特性的表達者：“我們認為有利，我們便據此行動……現時最有用的是否定，因此我們也去否定。”作者認為社會在變革時期總會伴隨某種偏向，否定精神在社會變革初期往往是片面的，無情的，具有破壞性的，但到後來，在社會經過變革以後，便會褪去破壞性的色澤。否定的結果將是肯定，因為新事物通過對舊事物的否定而得到自身的發展。 毫無疑問，巴扎羅夫反映了進步的民主知識分子的想法。屠格涅夫在給他的朋友、俄國詩人斯魯切夫斯基的信中說道：“他被稱之為虛無主義者，其實應該讀成革命志士。”巴扎羅夫與帕維爾·基爾薩諾夫——貴族中的自由主義者爭論時，態度凜然地要求對方“那怕舉出一件當代生活中的，無論是家庭生活或社會生活中的例子不招致全面的、無情的否定”。

屠格涅夫肯定巴扎羅夫，他理解到，為使新生事物取得勝利，否定是種有效的武器，它具有歷史意義。作者善於捕捉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生活中主要的、先進思想萌動，他看到了否定派即虛無主義者“對人民的需要更為敏感”（作者語），他們的心曲與人民有互通之處。巴扎羅夫反駁帕維爾·基爾薩諾夫：“您不贊成我的選擇，但誰對您說我選擇的道路是一時心血來潮，而不是您一再鼓吹的人民精神所感召的呢？”“我祖父種過地，您去問你們的任何一個農民，看他首先認作同胞的是您還是我。”書中形容巴扎羅夫“僕人對他幾乎都有好感，儘管有時要挨他的取笑，他們覺得這人不是老爺，而是自己人”；“他有一種使下人信賴的特殊本領，雖則從不遷就他們，說話的口氣也是懶懶的”。所有這些素質，都為作者所肯定，所珍視。

但作者筆下的巴扎羅夫缺乏完整的社會思想體系，他“否定一切”，但在建設方面，據巴扎羅夫的話說，“不是我們的事。首先要把地面打掃乾淨。”他無疑帶有左傾無政府主義極端性。在作者筆下，虛無主義者有著對一切進行無情地破壞的自發性，他們想法片面，老是怒氣沖衝，臉色陰沉。屠格涅夫描寫巴扎羅夫這個人物的嚴峻外貌是：說話粗魯，語氣傲慢，避開“浪漫主義”的即一切詩情畫意的屬於心靈感受的東西。一八六二年作者致函赫爾岑說：“主要的我不是把他作為理想人物來描寫，我不把他有何思想體系看得那麼重要，我主要想把他寫成一條狼而又為他辯解——當然，這很困難，看來我沒能做到。” 巴扎羅夫不屈從任何權威，不把任何準則當作信仰，即使這準則是多麼受到尊重。赫爾岑把巴扎羅夫的這種虛無主義歸結為“完全、徹底擺脫了一切現成概念和陳規舊俗”。杜勃羅留波夫進一步認同：“新人——他是唯心主義哲學的反對者，因為唯心主義哲學把準則看成高於樸素的生活真理。”巴扎羅夫對借抽像法得出的科學概念確無好感：“指的是什麼科學？泛泛的科學嗎？科學一如手藝，有具體的門類，而泛泛的科學是不存在的。”在此他只承認具體的科學，而把“泛泛的科學”即哲學徹底否定了。他把哲學看成是“浪漫主義”哲學，腐朽，胡說八道，與浪漫主義是等同概念。曼恩由此認為巴扎羅夫的思辯“從黑格爾的Allgemeinneit總體中得到了解放”。巴扎羅夫認為人的行為不由抽象的、必須遵循的準則，而是由現實生活決定的：“總的說來，準則是沒有的，……只有感覺。一切都取決於感覺。”巴扎羅夫對基爾薩諾夫所奉準則的抗議也就是民主主義者對唯心觀的抗議。那時平民中的民主主義者按杜勃留波夫說法“不但懂得，而且親身感受到，世上絕對的東西是沒有的，一切事物只有它的相對意義”，因此他們斷然“擺脫開絕對理念而去接近現實生活，用他們的現實觀替代一切抽象概念”。把小說中發生的事件限定在一八五九年自有其

原因，正是該年自由主義者和革命民主主義者徹底決裂。屠格涅夫著重描寫了這兩種社會力量的分歧。前者的代表是貴族中較為進步和開明的帕維爾·基爾薩諾夫，後者的代表則是革命民主主義者、平民知識分子巴扎羅夫。作者選擇了這樣的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來說明，兩種勢力的較量乃是兩個不同階級的對抗，“新人”巴扎羅夫用以反叛“先生們”、“老爺們”的虛無主義帶有直接反對貴族的性質。兩者彼此仇視，仇視表現在衣著、行為舉止、秉性、感情及思想意識層次。 巴扎羅夫初見帕維爾·基爾薩諾夫便為他那“妄自尊大、拿腔拿調、絝絝習氣”，“目空一切的架勢”和貴族儀容而表示反感，他以幾乎是放肆的口吻去凌辱基爾薩諾夫：“老古董！” “人在農村，可你看他那副穿戴！而他那指甲，那指甲呀，值得拿去展覽！”而後者“貴族的秉性難於容忍巴扎羅夫的放肆”，罵“這個醫生的兒子，不單沒有一點兒對長者的敬畏，甚至答話有氣無力，心不在焉，傲慢而粗暴”。

在爭辯中帕維爾·基爾薩諾夫把自己說成是個熱愛進步的自由派人士，他肯定“真正的貴族”——“英國貴族”，“貴族給予了英國自由並支持著這種自由”。可是巴扎羅夫不屑一顧：“這種老調我們不知聽過多少遍了。”因為在當時，英國之於俄羅斯，相去何止天淵。巴扎羅夫對基爾薩諾夫自由主義式的愛民觀點和改革，關於憲法、議會的美麗詞句嗤之以鼻，他自己準備投入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他為自己訂下值得“巨人”去做的任務，他要求積極的社會變革：“改造好社會，病根也就清除乾淨了。” 然而屠格涅夫在肯定民主主義者否定一切的歷史必要性時，並沒有把虛無主義者提高到戰勝貴族——“父輩”的高度，即使在寫巴扎羅夫和帕維爾·基爾薩諾夫雄辯式的爭論時他也沒有完全站在巴扎羅夫一邊。例如，帕維爾·基爾薩諾夫反駁巴扎羅夫說，社會之所以取得進步不是由於否定，而是對“文明成果”的肯定，虛無主義者僅僅是為否定而否定，他們好比是生活在沒有空氣的真空裡。

在此屠格涅夫把巴扎羅夫和基爾薩諾夫之間的衝突看作是兩種社會歷史勢力的較量，而兩者卻都陷進了片面性誤區；衝突雙方只部分地有理，俄國知識分子的兩極雖都了解和同情人民和他們的需求，但在兩者之上還有某個第三者——俄羅斯人民，最後判斷，是非的公正人；孰是孰非，暫時還是個“斯芬克斯”——謎。 超脫於兩派之上，保持不偏不倚，嚴格地、客觀地重視爭論雙方的實際缺陷，只有偉大的藝術家方能做到。我們不能斷言屠格涅夫完全屬於這樣的偉大藝術家，但他確實把兩派陷入誤區的紛爭寫成了這部小說的悲劇性結局。 作者理解民主主義者要與貴族分裂的歷史必然，但他反對對“父輩”文化遺產持否定的虛無主義態度。父輩有他與生俱來的社會性弱點和歷史性局限，但他有對美的敏感，有對待生活中哀樂的細膩感情，能覺察人在沒有幸福時的痛苦，他愛詩、愛藝術、愛一切有價值的文化遺產。尼古拉·基爾薩諾夫就是一個富有詩感的人，他喜歡“讓他悲喜交加的孤獨思緒自由翩躚”，他，“老浪漫主義者”，在花園裡，在夜晚，當滿天星斗閃爍著的時候來點兒幻想，“他走了好久好久，直到累得走不動了，可他那飄若游絲、窮不見盡的愁思在他心中激盪不散。”至於帕維爾·基爾薩諾夫，“他生來就不是浪漫主義者，他那鐵一樣堅冰一樣冷的帶點兒法國厭世主義的心是不善幻想的”，但就是這個帕維爾·基爾薩諾夫，也有其人性內涵，他遇上了“生命的神秘力量”，成了他自己的愛的激情的犧牲品，從而不得不沉淪於“可怕的空虛”，失落於“無目的的生活”，他“孑然一身，漸入黃昏之境，亦即惋惜如同希望、希望似同惋惜、老之將至、青春不再的歲月”。

另一方面，作者讚賞“子輩”即虛無主義者的剛毅，反封建的銳氣，卻並不讚賞子輩對美的冷漠，對文學藝術的觀點，尤其對待浪漫主義激情、對待人的內心感情方面的態度。 為歷史所需的巴扎羅夫的否定一旦進入人的感情領域，它就變得虛而不實，從而也導致了巴扎羅夫的自我矛盾。按書中所說，巴扎羅夫“非常喜歡女性，喜歡女性美”，但“他把騎士式感情當作一種殘疾，一種病症”，他在女性身上首先看重的是“窈窕的身段”，與她們交往中想的是“愉悅”。可是巴扎羅夫破壞了自己的理論，真心實意愛上安娜·奧金左娃了，他發現自己身上就有為他原先所敵視的、與虛無主義者觀點相悖的浪漫主義，而且找不出合理的解釋。 “在和安娜·奧金左娃談話的時候，他用較之以前更為冷淡和輕蔑的態度對待一切浪漫傾向，可當他獨自一人時，一想起自己就有這種浪漫傾向不由腦火。”巴扎羅夫把否定推到極限時，他的行為和感情反過來破壞了他的虛無主義，與舊的社會制度搏鬥必不可少並行之有效的否定，結果與人的感情和秉性不能適應。當此情況下巴扎羅夫的“浪漫主義”個性開始顯示了正面的人的自然屬性而不再屈從他的虛無主義了。

但是，他那虛無主義卻又企圖制止、支配他的感情流向，於是兩者的矛盾鬥爭導致了巴扎羅夫的個人悲劇。書中說道：“他本可以輕易地平息血液的騷動，但他體內孕育著某種新的東西，對此他從未允許存在過並曾有意地把它克製過，他的自傲曾堅決反對過。”他用盡一切力量來壓制自身的天性；結果如何呢？情場失敗後他戲劇性地承受著單戀的痛苦和委屈，失去了內心的平衡，心靈的歡愉和工作的情緒。 “工作的狂熱勁兒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苦苦的寂寞感，心緒不寧，他一舉一動都顯得那樣疲憊，甚至他行走時也不再是邁著那種堅實的、勇往直前的步子。”巴扎羅夫說他自己在糟蹋自己並非出之偶然，因為他曾嘲笑過帕維爾·基爾薩諾夫，曾嘲笑過他的愛情悲劇，然而他現在輪到自己感受愛情悲劇帶來的傷痛。 巴扎羅夫的心靈危機也表現在哲學的和社會的悲觀主義中。他和阿爾卡季躺在乾草垛旁出聲想道：“我所佔有的這一小塊地方比起廣大空間來是如此地狹小，而那廣大空間裡沒有我，也與我無關；我得以度過的這個時段在永恆面前是如此地渺小，而我到不了永恆，永恆中沒有我……可就在這題原子中，在這數學的一個點上，血液卻在循環，腦子卻在工作，有所希冀……”人與自然不是相悖的對立關係，但在巴扎羅夫看來卻是兩種絕然相反的力量。他在確認人的精神力量的同時，不得不為自己依附於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大自然而哀傷。巴扎羅夫從哲學上的悲觀主義，從他與自然界的心理隔閡，滋生出他對後代人命運的冷漠。 “舉個例，”巴扎羅夫對阿爾卡季說，“今天你走過村長菲利浦家他那白白的、漂亮小屋的時候說，如果俄羅斯最後一個農民也能住上這樣的小屋，那時俄羅斯就達到完善的地步了，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促使它實現……但我憎恨諸如菲利浦或西多爾這樣的最後一個農民。幹嗎我要為他們拼死賣力，他連謝也不說一聲？……即使對我說聲謝，又值得了多少？他住上了白白的漂亮小屋，我則將老朽入木，往後又怎樣呢？”不過，在小說中，個人主義者與大自然隔閡而產 生的悲觀，由屠格涅夫縫補了，承作者之力，在大自然面前的人的失落感在某種程度上得以彌合。巴扎羅夫過早地夭折，死於即將發生大變革的社會的門檻上，屠格涅夫在小說結尾處描寫了荒蕪的鄉村公墓，巴扎羅夫年邁父母無法消解的痛苦之後，接著以強勁的抒情表示了他對生命價值和意義的堅定信念：“難道他們（指年邁的父母——譯者）的祈禱、他們灑下的淚水是沒有結果的嗎？難道愛，神聖的、真摯的愛並非萬能？哦，不！掩埋在墓中的不管是顆多麼熱烈的、有罪的、抗爭的心，墓上的鮮花依然用它純潔無邪的眼睛向我們悠閒地張望，它們不只是向我們述說'冷漠'的大自然有它偉大的安寧，它們還談及永遠的和解和那無窮盡的生命……”自然生命有其多樣性和無窮性，這是永恆的規律，屠格涅夫以此作為活潑、樂觀的結尾，讓悲劇得到昇華。在這裡，由不可避免的矛盾引起的悲劇，因認識到世界是個辯證地發展著的過程，因觸摸到強勁的、飽滿的自然生命整體及它內部的和諧性，從而得到了化解。 歷來的學者們都認為，巴扎羅夫就其本質而言，是和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人”的種種社會—心理典型聯繫著的，是和時代的主要意識傾向聯繫著的。確實，作者為塑造“民主主義者總體形象”廣泛蒐集了生活素材，把觀察所得預先記進日記，用心注意著杜勃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皮薩列夫、扎伊采夫及其他許多民主主義者的行為、觀點。屠格涅夫與他們的交往當然也有助於這篇小說的創作，不單單如作者自謙那樣取自“熟人德米特里醫生”。作者力圖通過巴扎羅夫創造出一個六十年代民主主義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這個典型代表最主要的特徵是全面否定一切。但這形像是如此地氣勢磅礴，以至不為那個時代空間所限。屠格涅夫說他的巴扎羅夫的種種特徵不僅僅涵蓋六十年代的話是可信的，因為他寫巴扎羅夫，把巴扎羅夫包括在抱著“真誠地否定”的廣大一群人之中，他不僅把主人公和杜勃羅留波夫並排放在一起，也把他和別林斯基、巴枯寧、赫爾岑等放在一起，從而他的認識價值超過了所展示的那個年代。 隨著歷史的進展，巴扎羅夫的形象越來越變得複雜，當代人論及屠格涅夫這篇小說的時候依然在不斷爭論，提出一個接一個的看法，（至少我這裡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們便是如此。）看來，屠格涅夫確實成功地展示了俄羅斯民族意識和俄國社會發展的某些內在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