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好多年，我對英國政治有濃厚的興趣。因為一次偶然事件我改派皈宗，成了所謂的自由主義者，這件事我覺得頗值一提。那是一天下午，我走進上霍爾本一家書店，發現尊敬的威廉·E·格萊斯頓【格萊斯頓（1809-1898），英國政治家，曾作為自由黨人四次出任英國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及1892-1894）。積極推動教育和議會改革，並支持愛爾蘭自治。 】已經先在那兒了。此前我從未見過格萊斯頓先生。這次之所以能認出他，是通過那些政治漫畫（非常像），以及那些登在報紙上的標準像（不太像）。
正走進書店的時候，我聽見書商問道：“我應該把哪些書送到府上呢？”
作為回答，他用手臂非常氣派地一掃，把每個角落都圈了進來，然後說：“就送那些。”
話音剛落，他就轉身就走了。我移步向前，要求給我一冊幾天之前我就盯上了的書。
“萬分抱歉，先生，”書商很客氣地說，“這本書已經售出了。”
“已經售出？”我叫了起來。
“是的，先生，”書商笑瞇瞇地回答，帶著明顯的驕傲，“格萊斯頓先生剛買走它。我已經沒書可賣了，格萊斯頓先生剛才把它們全買走了！”
書商接著告訴我，只要格萊斯頓先生走進某家書店，他就會買走目光所及的一切。他那氣派而籠統的手勢席捲所有的圖書——神學、歷史、社會學、民間文學、醫學、旅行、傳記——進網的都是魚，一條也休想溜。
“這是格萊斯頓先生第三次屈尊訪問敝店了，”書商說，“這也是他老人家第三次把我這小店打掃得乾乾淨淨。”
“這傢伙是個好人，”我對自己說，“這樣一位傑出的愛書人保准不會犯錯。因此，地方自治這檔子事歸根到底必定是正確的。”
從另外一些熟悉他的人那裡我了解到，格萊斯頓在讀書方面是個雜食主義者。他定購圖書的時候不是論冊數，而是論車數，而且，他在哈瓦登的家也早就書滿為患。我還聽說他有個習慣，從前，他經常清查他的藏書，並將那些他不願再保存的書大批大批地掃地出門。這些被丟棄的圖書全都送給了二手販子。據說，這幫二販子藉機捉弄格萊斯頓的事情並不少見，他們一次又一次將大量他早先剔除和丟棄的圖書再又賣回給他（價錢還很高）。
每一個愛書者都有自己淘書的方式，是故，有多少淘書人就有多少種淘書的方式。話雖如此，但梅休因法官和我一致同意：所有的淘書人都可以歸為下列幾大類：
奮不顧身的淘書者。
精明狡猾的淘書者。
膽小猶疑的淘書者。
上述三類人中，第三種人最不值得我們費心考量，雖說有大量的愛書人屬於此類，因而其中也有不少人是我的朋友。我確實知道有些人，為一本書而踟躕猶疑、而思前想後、而搖擺不定長達數週，不，是數月。並不是他們不想要它，也不是他們嫌價錢太貴，更不是他們寒酸到出不起這個價碼。他們的猶豫遲疑不過是由於與生俱來的天性中缺乏果斷——這同樣是造成人類生活中諸多不幸的優柔寡斷的可怕禍根。
我曾研究過這些人，我發現他們中多數是單身漢，他們的形影相吊應當歸因於這樣一個事實：那些使得他們多次與自己垂涎的珍本善冊失之交臂的踟躕猶疑，在他們的婚姻方面也產生了同樣的作用。在他們前思後想的時候，別的膽子更大的傢伙早就捷足先登，挽上戰利品揚長而去了。
我所認識的膽子最大的淘書人，是芝加哥已故的約翰·A·賴斯先生。作為大拍賣場上一個競爭者，此人所向披靡，戰無不勝。何以會這樣呢？因為一旦鐵了心要買某本書，他老先生叫起價來完全沒有上限。他這樣指示他的代理人：“我必須要得到那些書，至於價錢幾何，非所計也。”
一位英國收藏家在賴斯先生的藏書中發現了一套珍版書，那是他多年來一直在孜孜以求的一套書。
“怎麼這麼巧讓你得到了它們呢？”他問道，“你是在斯賓塞拍賣行買到的，還跟我競價來著呢。你知道麼，我告訴我的代理人，如果必要的話，可以出到一千英鎊！”
“這也正是我比你要高明的地方。”賴斯先生平靜地說，“我沒有給出上限，我只是告訴我的人：買下那些書。”
收藏家的勇氣很早就在賴斯身上得到了表現。我記得有一次聽他說過，在他還是個小伙子的時候，有一次在波士頓一家書報攤前溜達，那兒堆放著一大摞小冊子。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了一本名叫《母牛的追擊》的小冊子上，於是撿起來讀了讀。這是根據韋恩、歐文和普羅克特三位將軍打勝仗的故事所寫的一首詩歌。它的最後一段是這樣的：
現在，我就要結束這史詩般的繞樑餘音，
我渾身顫栗，因為我把這展現給了人們，
免得讓這個好鬥的牲口販子，韋恩，
老是會去追趕捕獲那個倒霉的詩人。
賴斯注意到這本小冊子留有印記：詹姆斯·里文頓【里文頓（1724-1802），美國出版家、報人。早年在倫敦經營書業而發跡，後因破產而移居美國，繼續經營新聞出版，大獲成功。 】，紐約，1780。這使他想到，若干年後這冊十八頁的廉價小冊子沒準會很值錢。不管怎麼說吧，他花了十五個美分買下了它，同時又花了十個美分買了另一本小冊子，書名是《美國保守主義者，一種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