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瑪與古斯塔夫生活的十年並不成功。在她有趣的自傳中，阿爾瑪抱怨丈夫以自我為中心，很少注意她。根據所有資料，馬勒埋頭於自己的作品裡，他嚴厲，乏味，而且好像還是性無能。阿爾瑪哭泣，痛苦，生病，患憂鬱症，她懷念自己的音樂，不甘心生活的空虛。當她在一個溫泉療養地從一次痛苦中恢復後，認識了比她小四歲的瓦特·格羅皮厄斯。他們相愛並經歷了一場熱烈的地下戀情；一個月後，在一次原本會造成弗洛伊德式笑話的差錯中，格羅皮厄斯把一封寫給阿爾瑪的情書誤寄給古斯塔夫。馬勒看到這封信，目瞪口呆。阿爾瑪於是向他解釋一切：與格羅皮厄斯的經歷，以及她在婚姻中的不幸和失望。馬勒被剝奪了阿爾瑪的目光賦予他的神聖，陷入完全的絕望。此時他才發現，自己是多麼愛她，待她又是多麼不好。現在他第一次傾聽（過去他從來不屑於此）妻子的一些歌曲："可是我都乾了什麼！"他悔恨地叫喊。 "歌曲美極了。你應該繼續作曲。"他開始向她傾注愛的關懷，在聖誕節送她禮物。但為時已晚。阿爾瑪心軟了，對他說，她會留在他身邊，放棄格羅皮厄斯；但她繼續秘密約會情人，因為她雖然很喜歡馬勒，卻已不愛他了。她需要愛才能生活。最後，不安、受驚和感人的馬勒得了扁桃體炎；不久他被告知得了敗血症，半年後馬勒逝世。如果他們把婚姻關係定位在一些更加脫離偏見，更為平等的條件下，他們大概會比較幸福。
阿爾瑪守寡時三十一歲，"到了這個地步我已不能重新學走路"，她評論自己當作曲家的工作。她永遠地放棄了音樂，也永遠不再允許一個男人像馬勒那樣監管她。不論是比她小六歲，與之度過她最富激情經歷的考考斯卡（因她的拋棄，考考斯卡瘋了，他叫人在一個真人大小的玩偶上複製她的五官，與它共同生活了一年，之後在一次聚會上砍了它的頭）；還是格羅皮厄斯，她所有男人裡最恭敬有禮和最慷慨的一個，或許正因為這點她對他最差（"我只想讓這個男人幸福"，阿爾瑪與他結婚時又說了這句話；但這回她補充道，"願上帝為我保留愛情！"她已經知道永恆的激情很快就會結束）；或者她的第三任丈夫弗朗茲·魏菲爾，他比阿爾瑪小十歲，和藹而不成熟。
與此同時，生活逐漸向她索取高昂的代價。阿爾瑪死了三個孩子，這三個孩子都是帶著極大的痛苦死去的：馬勒的一個女兒五歲時在無麻醉的情況下緊急做了氣管切開手術，死於白喉；另一個嬰兒，魏菲爾的兒子，得腦炎只存活了十個月；第三個是瑪儂·格羅皮厄斯，因脊髓灰質炎而癱瘓，整整一年處於病危，當時她已十六歲。她的死，對阿爾瑪來說是最殘酷的喪失。阿爾瑪的世界，她成長的世界，也染上了死亡。輪到她經歷十分艱難的歲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把一些粗暴的和平條件強加給戰敗國的凡爾賽和約；之後是納粹主義的地獄。
希特勒的縱火（我們要記得他是1933年通過民主選舉上台的）是在一片滿是屈辱、貧困和絕望的大地上點燃的。在德國，通貨膨脹如此厲害，為了使工資能買得起晚餐，需要按天發放薪水。積蓄消失了：銀行通知你關閉賬戶的信件郵票都比你三十年裡存在那個賬戶上的儲蓄更值錢（亞瑟·索姆森在他的迷人小說《一位公主在柏林》中對這一切做了很好的解釋）。在這麼多苦難和不安定中，革命點燃了街道：一場剛剛在沙俄帝國顛覆了秩序的真正革命，一場對資產階級來說可怕的革命。所以資產階級支持反布爾什維克者的新興納粹。甚至猶太富人起初也幫助納粹分子：在奧地利，極右派依靠一份猶太產權的報紙，從一個猶太企業家那裡獲取他們的武器。
阿爾瑪是親納粹分子，或更確切地說，她是親法西斯分子：她相信墨索里尼計劃的善意，排斥希特勒的反猶太主義。奇怪的是，阿爾瑪的日記充滿了反猶太主義的愚蠢評論，然而她卻與兩個猶太人結過婚（馬勒和魏菲爾）；當希特勒的恐怖在歐洲蔓延，她勇敢地把自己的命運與魏菲爾的命運結合在一起，不得不在最可怕的條件下穿過整個法國，步行翻越比利牛斯山以逃生（她那時已六十多歲）。那是希特勒看似當然的勝利者的年月，阿爾瑪無疑可以採取另一個姿態：事實上她全家在維也納都變成親納粹分子。另一方面，魏菲爾是親共分子（"弗朗茲為列寧的逝世寫了一首詩！"阿爾瑪在她1928年的日記裡驚懼地寫下這句話），兩人之間激烈的政治爭論使婚姻處於危機邊緣。隨著時間的流逝和時間帶來的揭示，兩人都克制了許多。 "我和魏菲爾收穫了失敗"，幾年後阿爾瑪寫道，"他在青年時代相信通過布爾什維克主義進行的世界革命，他無法預見那將變成什麼。我相信通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來拯救世界，我也無法預見經由希特勒的行動那將變成什麼。”
除了她變幻無常的親法西斯主義和自相矛盾的反猶太主義偏見，阿爾瑪還有其他陰暗面，比如她的嫉妒和占有欲到了無恥的地步，她與其他女人如此殘酷地爭搶在男人面前的優越，使她從來沒有女友（我認識那種需要獨一無二的女人：她們很讓人討厭）。我同情她可憐的妹妹格雷蒂，想必阿爾瑪給了她一個恐怖的童年。阿爾瑪從未在自己的回憶錄裡提到過她，儘管格雷蒂遭受了可怕的命運：她壓抑，在幾次自殺企圖之後，被關進一個精神病院。希特勒入侵奧地利後（1938年），納粹宣布消滅所有的瘋子，她在那裡被處決。
可是即便阿爾瑪不是一個聖女（誰是聖女呢？），我仍無法理解人們通常對待她的反感和吝嗇。例如，她被視為一個賣弄風情的女人，輕浮的女人，草率的女人；然而，她一生只與四個男人（或許五個，還有一個神甫，似乎可疑）同過床，其中三個是她的丈夫，她與馬勒生活了十年，與魏菲爾生活了三十年，直到兩人去世。這不像是一位毫無廉恥的女性征服者的履歷。法國前文化部長弗朗索瓦絲·吉魯寫過一部關於阿爾瑪·馬勒的獨特而有趣的傳記，在她評判的任意性上到了不體面的程度。但這是因為這位前任女部長是個右派女士，對打破常規的婦女來說，最壞的敵人就是保守派婦女。比如吉魯談到馬勒在他生命的最後發現正在失去妻子的時刻，"日後她將是這個瘋子臣民的殘酷女王"。但實際上阿爾瑪不是什麼冷酷女王：她以絕對的奉獻和愛在持續六個月中，致力於照顧病危的馬勒，就像後來在魏菲爾兩年垂危期間的所為。
阿爾瑪從很年輕時起，在她與馬勒失敗的婚姻期間就開始酗酒，在她生命的最後三十年，她每天喝一瓶本尼狄克丁開胃酒。儘管如此，她還是活得很長久：八十五歲時死於紐約，她在那裡有一個小公寓。如果她生活在我們的時代，我確信她不會放棄音樂。作為作曲家，她會拓展一個公眾職業，不管好壞。在她的時代，她本人不能也不知道應該這麼做，雖然她一直意識到自己的矛盾，"婚姻常常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在女人身上取代她的自我"，她在日記中寫道。接下來，她對自己在男性面前的次要地位補充了一種自我鄙視的苦澀嘲諷："我用鋼爪逐步建造我偷來的窩……對我來說各種才華都不過是我所需要的稻草……對我的窩來說是一點戰利品。"然而她用那同一副鋼爪抓住生命；她生活，高強度地生活，不顧眾多的苦難和所有的局限。 "我有過一個美好的生活，"阿爾瑪在她自傳的結尾說，"任何人可以乾任何事，但他也得準備應付一切。"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表現出這樣的無畏。那大概就是她不被原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