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早飯時有多興奮，晚飯時就有多壓抑。
不錯，我們被一千次地警告過這個地方非常窮，但是沒有一個人，即使是我們那久經考驗的隊長，見到過人生活在如此可怕的貧困無告之中。就我個人來說，我真不知道明知有這樣多的兒童在母親的懷抱中整夜飢餓地啼哭時，自己還怎麼能去吃頓簡單的比薩餅。
那一天非常緊張，很難回憶起西爾維亞從什麼時候開始成為了一個問題。下午，她鼓起了勇氣，又成了我們中的一員。她診斷時更有信心了，舉止也令人放心了。事實上她還做了一個出色的診斷。
丹妮斯正在檢查一個6歲的女童。她胸部感染，一周前村子裡的一個聯合國流動醫療隊的醫生給了她一些抗菌素，但現在她被急急地送到了我們這裡，臉色蒼白、渾身汗濕、脈搏快而微弱，幾乎摸不出來了。當丹妮斯用聽診器聽不出心音時，她慌了，把西爾維亞叫了過去。
“上帝啊，”西爾維亞立刻做出了反應，“馬上去把超聲波儀拿來。”
“你在說些什麼呀，達歷山德羅？這是病毒性感染——”
西爾維亞打斷了她，對護士重複道：“趕快，尤翰尼斯。”他順從地跑了出去。
“真是的，”丹妮斯抗議說，“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些什麼吧，是不是？”
“住嘴，拉加爾德。我想我可能找到原因了。”
幾分鐘之內，尤翰尼斯推著我們帶來的那台老式設備進來了。西爾維亞很快打開開關，把探測器放在孩子的胸口。她的懷疑立刻得到了證實。
“我就知道是這麼回事。她有心包滲出，心臟受到擠壓。難怪你什麼也聽不見呢。你肯定知道我們一點局部麻醉的藥都沒有了嗎？”
“絕對肯定。”
“見鬼，我只好硬乾了。”
她讓丹妮斯幫著尤翰尼斯按住小病人，然後低聲自己給自己打氣地說：“來吧，達歷山德羅，你別無選擇。你就扎吧，麻利點。”
不一會兒，當她把針從胸骨下面扎進去，吸出一些混濁的液體時，孩子痛苦地尖叫起來。幾秒鐘之內對心臟的擠壓就減輕了，小姑娘的呼吸開始正常了。
西爾維亞彎下身去，撫摩著孩子的額頭溫柔地說：“對不起，我不得不這樣做，我知道很痛，但是沒有別的辦法。”
丹妮斯別無選擇，她不得不說：“幹得好，達歷山德羅。”
那晚弗朗索瓦把一群精疲力竭的我們招到一起開會的時候，大家已經都知道了西爾維亞出自靈感的舉動。
“我盡量簡短些，伙計們，”弗朗索瓦開始說道，“因為我知道你們都等不及地要去體驗一下這兒活躍的夜生活。”我們累得連象徵性地笑一笑的力氣也沒有了。
“反正，”他繼續道，“今晚我們要討論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如何最好地利用小偷給我們留下的那點藥。”
“你是說'小偷'嗎？”莫里斯驚奇地問道。
“啊，這兒把他們叫做shifta，老兄。不過無論叫什麼名字，他們都是同樣的那幫黑市商人，不管我們走到那裡，總能想法子把我們藥品的大部分弄走。”
“儘管對閣下尊敬之至，但是，弗朗索瓦——”我開始抗議道。
“少廢話，你的意思是毫無尊敬之至。”
“好吧，那就毫無尊敬之至。如果你知道他們會搶我們的東西，你為什麼不在車上佈置警衛呢？”
“見鬼，你以為我是怎麼做的，希勒？遺憾的是，'警衛'們自己昨天把那輛該死的卡車整個兒開跑了。”
他搞得我覺得自己像個被捏扁了的臭蟲。然後他對別人說道：“我們必須十分小心地把外科手術按輕重緩急排一排。”
在人們傳閱一張手寫的單子時，嗡嗡的不滿聲越來越響。
莫里斯氣得鐵青著臉說：“我簡直沒法兒相信這個。”他一面說，一面拍著那張紙加重語氣，“就我所看到的，我們沒有利多卡因，沒有紅黴素，鹵化乙烷只有開始時的一半了。我們還能做什麼手術，弗朗索瓦？切掉長進肉裡的腳趾甲嗎？”
我特別注意到除了這些主要藥品之外，所有的抗菌素眼藥膏全都不知去向了。在可預見的將來，達威特和我們每天都會診斷出的幾十個和他一樣的病人就都無法得到治療。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指望得到補充？”我憤怒地問道。
“等我們在巴黎的人得到保險金後馬上就可以，”弗朗索瓦答道，“別來朝我叨咕對官僚手續的不滿，我們有保險就夠他媽幸運的了。”
這時西爾維亞舉起了手。
“什麼事，法瑪小姐？”他毫不掩飾他的火氣。
“我可以打個電話嗎？”
不等弗朗索瓦回答，其餘的人幾乎同聲答道：“不行！”
丹妮斯譏笑道：“打電話要第一班飛機飛離這兒，是嗎，達歷山德羅？”
但西爾維亞已經經歷了一連4個小時的戰鬥，她不再是他們早飯時看見的那朵正在凋謝的百合花了，對於自己現在在民意測驗中的處境也毫不在意。
“我知道自己今天不怎麼得人心，我向大家道歉。對於在上午把事情搞得一團糟，我特別要向丹妮斯道歉。但是我現在要求用電話卻是正當地試圖幫點忙。”
“我聽著呢。”弗朗索瓦抱著胳膊說道。
“我想給父親打個電話。”
更多不滿的呻吟聲、口哨聲和輕蔑的呸呸聲。非常明顯，隊裡有了個替罪羊了。
他們那副沾沾自喜、自以為是的嘴臉真把我惹火了。我站起身來靠在桌子上，用目光把他們一個個壓了下去。
“行了，伙計們，閉嘴吧，讓她說下去。”
嘲笑聲低了下去，西爾維亞說完了她要說的話。
“正如你們大家知道的那樣，作為一個骯髒的資本家，我父親和製藥業裡與他同樣的人有聯繫，有可能加速把我們需要的藥品運到這裡。”
人們最初的反應是沉默。大家的眼睛都盯著頭兒，而他的反應驚人地寬厚。
“哦，正如埃塞俄比亞的諺語所說，'只有shifta才能抓住shifta'，所以乾嗎不給老爹個機會試試呢？”
他把手伸進口袋，拿出一把鑰匙遞給她說：“趁此機會，讓他送幾箱意大利托斯卡納區產的紅勤地酒來。”
西爾維亞設法挺直了腰桿走出房間，她知道她走開以後會爆發出什麼樣的嘲笑。
“典型的資產階級，”丹妮斯諷刺道，“什麼都跑去我爸爸要。”
“行了，別糾纏著不放了，”我厲聲說，“考慮到你對她已有的看法，難道你不覺得她主動提出利用她父親的影響需要勇氣嗎？難道你們從來沒有過一分鐘的不安或片刻的猶豫嗎？我仍然認為西爾維亞是有她的優點的。”
“不錯，”馬爾塔挖苦地同意道，“那叫做金錢。”
他們嘲諷的笑聲被西爾維亞的重新出現打斷了。突然，每一個人都閉上了嘴。
“謝謝你，”她把鑰匙交還給弗朗索瓦時輕聲說道，“他知道該給什麼人打電話。這星期末我們可能能夠得到一批臨時補缺的藥。”
“太棒了，”我的同屋吉勒斯歡呼道，“做得好，西爾維亞。對了，今天下午你那個診斷非常出色。”
他的這番話引起了一些客氣而勉強的掌聲。這遠遠算不上是什麼喜愛的表現，但至少對西爾維亞的攻擊結束了。
“好了，孩子們，”弗朗索瓦宣布說，“會開完了，大家都去睡一會兒吧。”
幾秒鐘之內就只剩下西爾維亞和我了。我們每人端著一根蠟燭，她不安地笑著。
“感謝你對我的支持。”
“感謝你做了你做的事，這會帶來很大的不同。”
搖曳的燭光下她顯得非常美麗。
“米蘭家裡怎樣？”我裝出若無其事的聲音問道。
“挺好……不錯。
“尼科好嗎？”
“我沒問。”
“難道你父親沒有告訴你嗎？”
“你想要知道實際情況的話，他只想談我，並想知道你們是什麼樣的一幫人。”
我突然想到，不知尼諾做了個什麼性質的匯報。還有，他的老闆已經對我有了多少了解。
我決定不再去想這件事，至少此時不再想。
“走吧，西爾維亞，很晚了。把蠟燭吹掉。”
“你幹嗎這麼看著我？”她問道，彷彿能感覺到我凝視著她面頰的目光。
“因為我想記住你現在的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沒有再說一個字，只是滅掉了小小的燭焰，緊挨著站立在黑暗之中。
我伸出胳膊摟住她，打開了手電。我們開始慢慢向她的小屋走去。大院裡一片死寂，只有夜鳥的狐狐叫聲。它們富有異國情調的名字只有像吉勒斯這樣的人才會知道。棚屋和樹木在月光下影影綽綽，氣溫令人剛剛能夠忍受。
“你知道嗎？”她喃喃道，“今天是以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開始，而以最了不起的一天結束的。這只有一個原因。”她用力地捏了捏我的胳膊，“我怎樣才能謝你呢？”
“這沒什麼。”我答道。
這時我們來到了她的門口。她抬頭看著我。
“我不想讓今天結束。”
一會兒以後我們都進到了屋子裡，在一根蠟燭的火焰下緊緊擁抱在一起。
我無法形容撫摩和親吻西爾維亞·達歷山德羅時的感覺，或描述我們擁抱時我的世界是多麼完美。
突然她停了下來。 “我得告訴你一件事，馬修，”她說，“我很害怕。我從來沒有和男人在一起過。”
我真的驚奇了。我永遠也不會想到，像西爾維亞這樣世故的女孩竟然會是個處女，但從她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出這是真的。這使我能夠就我在她心目中的意義得出自己的結論。
就這樣，在埃塞俄比亞一個偏僻小村莊里的一個破舊的棚屋中，我們第一次做愛了。
第十章
這不是一場夢。
我醒來時彷彿是半夜，發現自己仍睡在西爾維亞身邊。她竟然在我的懷里平靜地呼吸著，真讓我不敢相信。她看上去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美麗。我真想吻她，但我不能攪了她的睡眠。
我看了看表，已經過了5點鐘了。通過她窗上那臨時湊合用的百葉窗，可以看見黑暗的天空已開始出現絲絲曙光。我得回房間去了。
儘管我穿衣服時盡量輕手輕腳，西爾維亞還是突然睜開眼睛，用胳膊支起身子，在黎明的昏暗中看著我。
一開始她光是看著，然後說：“不。”
“不什麼？”
“你不能走，馬修。”
我俯下身去，臉緊挨著她的臉。 “你願意他們知道嗎？”
“那有什麼關係？他們反正能從我的臉上看出來。”
“是的，”我微笑著說，“你能從我的臉上看出來嗎？”
她點點頭。 “所以你可以留下。”
“不行，”我開玩笑地說，“我不願讓吉勒斯妒忌。”
她笑了。我掙脫了她的魔力，迫使自己按我知道是對的方式去做。
“馬修——”
我停下來輕聲說：“不要擔心，我們才剛剛開始全新的一章。回頭見。”
我走進棚屋時吉勒斯驚醒了，很快伸手去拿眼鏡，但我叫他放心，說：“別冒汗，還早，我只不過出去散了一下步。”
“啊，當然。”他回答的口氣讓我猜不透，“不用擔心，你沒有打攪我。我一直在訓練自己5點鐘就醒來看鳥。既然你已經起來了，你想跟我去嗎？”
我感謝他慷慨的邀請，答應以後和他去，同時對於他對周圍事物的不加註意，或是注意到了但好心地裝作沒有註意到，心裡十分感激。不管怎樣，我希望今晨他能看到帶來幸福的藍知更鳥。
我們的啞劇繼續了差不多48個小時。我的隊友們似乎沒有註意到我們的行為有什麼變化，我們很高興沒有人知道我們之間的秘密。
第三天早上，弗朗索瓦派我們兩人開著半履帶式汽車去給一個生病的酋長看病。他如此寬宏大量地讓我帶個朋友去進行本來只要一個人就夠了的簡單出診，我是應該起疑心的。
我們回來時他對我們咧著嘴直笑。
“二位，我不得不給你們重新安排住處。從現在起你們兩人都住在11號屋，就是說，如果你們不介意的話……”
西爾維亞和我交換了一下目光。
“不介意，”我代表兩個人說，“我們會強迫自己服從的。”
突然我想起來了。 “嘿，一共只有10間屋子呀。”
“啊，信不信由你，希勒，我們已經把你的東西搬到了院子裡最新開發的住宅中去了。”
“你是說我的東西也搬過去了？”西爾維亞覺得又驚奇又有趣地問道。
“沒有，我們覺得你會願意自己搬。當然，是在下班以後。總之，我們的一些康復病人手可巧了，你們今天上午不在的功夫，他們用創記錄的速度把整個棚子搭了起來。”
看來顯然是這樣。棚子的結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建築上的典範，把電話亭般的長方體和比薩斜塔那輕緩的傾斜結合了起來。但是那又有什麼，它有著無法估量的優點：它坐落在倉庫的另一邊，遠離其他的棚屋。不論它是多麼粗陋，它是我們的第一個家。西爾維亞和我手拉著手站在一起，看著這剛剛蓋好的住所。
“幸福嗎？”我問。
她微微一笑。 “我對你說過誰都會看出來的。”
“那好呀，省得我們告訴大家了。”
這時弗朗索瓦在遠處大聲說道：“請允許我提醒二位，這可不是個藉口，下午上班一分鐘也不能遲到。”
不用說，我們的夜晚是難忘的。
我們非常幸福。
然而，在白天無情的酷熱中，我們不可能不注意到周圍的一切。
土地是焦幹的。除了蘭花楹屬樹木勇敢地、挑戰般開著的紫色花朵之外，什麼都似乎不開花、不生長。周圍的景色是一片單一壓抑的暗淡棕黃色——微帶剛能察覺的一絲紅色的暗棕色。有時在沉思中，我會想像這是土地吸收了所有的屠殺所流的鮮血的結果。
從診所，我們有時能聽到噠噠的槍聲。這是種令人擔憂的聲音，還不僅是因為它意味著馬上就會有受傷的人來手術。自然我從不問受傷病人的政治派別。有些人年紀非常小，我常常懷疑他們自己也不了解自己。而這再一次說明了戰爭的愚蠢。
西爾維亞的父親知道該怎麼辦事。第一個星期尚未結束，他在達赫拉克群島上的石油勘探公司的直升飛機就把藥品從阿斯馬拉機場安全地運到了我們的後院。擁擠在附近的病人高聲歡呼，為歡迎這些魔力無邊的直升飛機跳起舞來。
而我們則用做手術來表示慶祝，還有給沙眼患者開強力黴素（唉，但是沒法開給達威特）。
全靠工作的速度才使一切變得可以忍受。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對看到的可怕疾病感到毛骨悚然。在書裡面看到圖片是一回事，但是在現實中面對一個原本很可愛的孩子嚴重毀容的臉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除了看病的時間以外，西爾維亞和我都在一起。對於別人來說，疲勞而毫無變化的日子不可避免地影響著他們的精神，而對於我們，每一天都純粹是幸福的無限重複。然而，每一天都必須承受的、令人無法接受的無謂死亡，即使在我們身上也產生了影響。
我能通過在假鍵盤上練琴來排除自己的痛苦，但西爾維亞卻沒有這樣的途徑，需要向人述說她的感受。她不用說話我就能知道，什麼時候情況特別困難，她需要安慰了。
她會回到家中，換上浴衣，匆匆到臨時露天淋浴處去洗澡。如果時間掌握得好，曬了一天的水還會是溫熱的。
洗完澡回來，她會緊挨著我在床上坐下。我膝上放著鍵盤，狂熱地彈奏著。沒有樂聲，她無法知道我彈的是哪隻曲子，所以我解釋給她聽。
“這是貝多芬所謂的《月光奏鳴曲》的最後一個樂章。給了這首奏鳴曲這個愚蠢的名字的人從來沒有聽到過這一部分——它確實十分激越，路德維希①實實在在是宣洩出了一股猛烈的旋風。”
①路德維希，貝多芬的名字。
然後，我用全部力量再度投入彈奏那瘋狂的琶音和隆隆的和弦中去。
“你真是一位不可思議的藝術家。”她說，一面吻著我的頸背，“我一看你的臉就能看出你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她微笑著，“有時候我也能聽見音樂聲。”
這時我就會停下來，我們會談談一天的情況。因為我們不能不談。這是保持神誌健全的唯一方法。
如果病人死去，西爾維亞總要責備自己。有一天午後不久，一對雙生嬰兒死產，那天晚上她有一大半的時間都在進行嚴厲的自責。
我用儘自己全部的說服力才使她相信，這個國家的產前檢查不僅是質量低的問題，而且根本就不存在。實際上，不少臨產婦在步行許多英里往診所走來時，還沒有到我們這裡就失去了嬰兒。她沉默了片刻，然後低聲嚴肅地說道：“有的時候我痛恨這個地方。”
“不，你不恨。”我反駁道，一面把她摟進了懷裡。
由於食堂是唯一有電的“娛樂”室，晚餐後大家都留在那裡，看一個星期前的舊報紙，寫信，聊業務或——是的——吸煙。壓力確實極為殘酷，我們有一兩個人又犯了老毛病，吸起煙來。
我們常常用短波無線電收聽英國廣播公司國際節目中的新聞。當提到厄立特里亞的起義者為從埃塞俄比亞獲得獨立所進行的戰鬥時，我們總是如飢似渴地聽著。他們在倫敦，但對於發生在我們家門口的事知道得似乎比我們要多。
其他的醫生簡直談不到有什麼社交生活。吉勒斯的鳥當然是有翅膀的，因此大多數時間他都是獨自坐著看書或發呆。然而，他似乎並不願意這樣。我總是努力讓他參加到我們之中來，他顯得很勉強。
“這種閒談總是落到談個人過去的話題上。”他陰沉地評論道。
“那又怎麼樣？也許會很有趣呢。”
“對我不是這樣。我沒有過去。”
我那助人為樂的本性使我不肯放棄。
“你總可以編出些細節來的。我相信多數人都是這麼做的。”
“我沒有想像力。”
到這個分上，我那牧師般的寬宏也到了頭。
當最後的讀書人交換過了最後的平裝書以後，直到上床睡覺之前，除了聊天以外就沒有別的打發時間的辦法了。
漸漸地，我們知道了彼此過去生活中的故事，那些各種各樣導致我們今天一起來到這塊充滿厭倦、無聊的綠洲的奇遇和不幸。同事的過去不可避免地成了我們的主要消遣。
我想弗朗索瓦成了第一個傾吐一切的人，這是可以預料的。我們從他左手上的戒指知道他結了婚，從佩爾捷夫人的從不出現我們可以推斷他們的結合併不是無比幸福的——我們上飛機前她都沒有露面。
一天晚上，他無意中提到自己是個“幸福的已婚男人”，我聽見後不由自主地說了聲“真的嗎？”於是引起了一場關於婚姻問題的熱烈辯論。
“真的，希勒，”他肯定地說，“我們一起20年了，有3個很有意思的孩子。”
“你有多少時間是和他們在一起度過的？”
“這種事情是不應該用量來衡量的，老弟。”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從你呆在國外的時間來看，你短暫的家庭生活經歷必定是驚人地熱烈。”
這時，莫里斯·赫爾曼斯提出了那個我們大家都特別想問的問題。
“如果不嫌我冒昧的話，弗朗索瓦，請問你的妻子從這樣的安排中能得到什麼呢？”
“哦，”他點燃一支香煙，慢吞吞地說，“她結了婚，卻不必忍受老有個丈夫在旁邊礙手礙腳的不便。當然，她為我的工作感到驕傲。她本人是我們資金籌措辦公室的主任，而且是個好母親。”
我心中暗想，這不是佔上風的一招。不過事情還沒有完。
“每年8月在諾曼底我們的小別墅裡，我們都提醒自己，性生活就像優質香檳酒——一開始時冒泡的話，20年後就會更好。我們使短暫的相聚充滿了溫文爾雅的談話，這樣我們會暫時忘記我們已經不再相愛。”
毋庸多說，沒有人再提出任何問題了。
隨著時間的過去，“等我回到巴黎以後”之類的話開始進入人們日常的談話裡。我們時常需要提醒自己當初將我們帶到這片遙遠的多災多難的土地上來的理想主義，因為我們正在逐漸變成薩特①的《別無出路》中的人物。只是結果發現，地獄中並不是“別的人”，而是同樣的人。
①薩特（1905-1980），法國哲學家、劇作家、小說家，法國存在主義的首創者。
在我們這一漫長的冒險歷程之初，當莫里斯·赫爾曼斯要吹口琴的時候，他總是坐在門廊上吹，以表示對我們的尊重。但是漸漸地，他不僅把表演移到了室內，並且還開始和英國廣播公司競爭起來。
從原則上講，即使如此也還是可以忍受的。遺憾的是，他的保留節目只有《紅河谷》和《我親愛的克萊門坦》。可以聽到有人要對他施以私刑的傳說。
5月初的一個晚上，我們從廣播中聽到意大利前總理阿爾多·莫羅被左翼恐怖主義分子綁架並殺害的消息。西爾維亞受到了極大的震動。這不僅勾起了她對自己母親命運的可怕記憶，而且莫羅還和她父親有私交。
我力圖安慰她。 “至少在這裡你是安全的，不會遇見那種事情。”
我讓她答應不再聽新聞廣播。 “乾脆就利用咱們在窮鄉僻壤這一點。咱們的病人就夠咱們愁的了。”
她點點頭抓住了我的手。 “你說得對。我們應該珍惜這些時刻。”對於我來說，這些話籠罩著哀傷的陰影。它們提醒我，田園牧歌是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的。
偶爾我也大著膽子考慮一下將來，但總感到充滿了痛苦，所以聯想一想未來那不可避免的分離都受不了。
然而，儘管我理性的頭腦做了很大的努力，我仍會幻想和西爾維亞結婚。有天夜裡，一個助產士碰上臀位產，無法應付。我給產婦做了緊急剖腹產。當我把嬰兒用毯子包好交給那個母親時，我成功地想像出了我和西爾維亞可能有的孩子的模樣。這是短暫的、充滿了純真的快樂的一刻，以後如何，我就無法想像了。
我絕對設想不出一個在現實世界裡我們能夠在一起的生活。我是說，她會和我一起回到迪爾本去行醫嗎？不太可能。我會去意大利嗎？也不怎麼可行。我無法想像自己會受到歡迎，進入她在米蘭的社交圈子。
我開始相信，我們是被殘酷的命運作弄的玩偶，把我們帶到一起只是為了拆散我們，造成我們更大的痛苦。這樣的想法我必然無法向西爾維亞隱瞞。她毫不猶豫地承認，同樣的別離的幽靈也盤踞在她自己的腦子裡。
“我是說，我們現在是這樣幸福，”我堅持說，“為什麼不能永遠像這樣生活下去呢？”
“我同意。”
起初我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現在一切都那麼完美，”她分析道，“我們為什麼不能就在非洲呆下去？這裡的工作一輩子也做不完。”
“你這話當真，西爾維亞？你是說你真要放棄你世界中所有那些別的東西？”
“重要的只有愛情和工作，馬修。我的世界一切都在這裡，就在這裡開始，也在這裡結束。”
“啊，我願意與你共度此生，如果你能肯定這是你真正希望的生活。”
“這是我真正希望的生活。”
“那麼你願意嫁給我嗎？”
“我的回答是3個詞：'是的'，'是的'，還是'是的'。”她黑眼睛閃著光，撲上來抱住了我。
“咱們幹嗎不去找一個神父？”
“行啊，我沒意見。”只要我們能結婚，以什麼形式結婚並不重要。
我提出由我給阿斯馬拉天主教大教堂打電話約一個時間。她想什麼時候去？
“越快越好。”她說。
這時，一個念頭突然出現在我腦子裡。 “我說，你沒有懷孕吧，是嗎？”
“沒有，不過我對這個想法突然感起興趣來了。”接著她用較為嚴肅的聲音承認道，“說實話，實際上，我們既然已經決定了，我想如果給我父親一個既成事實要更好些。我無法解釋，這只是個直覺。”
我明白她是對的。我們等的時間越長，消息就越有可能傳到這個極有勢力的人的耳朵裡。他會搬天動地——肯定無疑會搬動厄立特里亞——把女兒從我身邊奪走。
我們去找弗朗索瓦，沒有解釋原因，只是要求享受早該享受的休假，好去阿斯馬拉。
“沒問題。”他和善地同意了。 “別忘了去試一試尼亞拉飯店6層樓上的餐廳。他們把桌子佈置得像小帳篷一樣。很有意思。”
兩天以後，我們早上7點從阿迪蘇瑪出發，不到中午就來到了厄立特里亞首府的郊外。這裡的海拔比阿迪蘇瑪整整高出一英里。氣候的變化簡直是戲劇性的：我們把地獄般的夏季拋在了身後，進入了春天。
開車進城時，我們經歷了一次文化衝擊。在非洲的荒野中生活了這麼長時間以後，我們突然來到了一個很像米蘭郊區的地方。我們這樣想不是沒有理由的，城裡的大部分建築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89年意大利的征服，從那以後，這兒成了意大利非洲帝國的中心。
阿斯馬拉沒有辜負它的名字：花林，到處都是九重葛和蘭花楹屬的花木。街道一塵不染，兩旁有露天咖啡館和真正的商店，而不是逢集時放在毯子上的商品。然而即便在這裡，我們這輛破舊的半履帶式汽車也並非顯得格格不入，因為這裡幾乎一半的交通工具是馬拉的。
既然不是去觀光的，我們便徑直開上了自由大道，在天主教大教堂附近停下車。這是一所俯視周圍的意大利式建築。我們早了幾分鐘，於是就在教堂裡面閒逛起來，看看那些冒充哥特式傑作的20世紀的彩色玻璃窗。
突然，我的注意力被一件神奇的東西吸引住了，我許多個星期的渴望意外地獲得了滿足。我沒有停下來去征求同意，卻發現自己在迅速地拔下大教堂管風琴上的桂子。我已經有很多個星期沒彈過琴了。
當然要彈的只會是巴赫那偉大的（小調賦格曲》。開頭的部分只彈了一半，就有一個很大的聲音壓過了有力的音樂。
“可以請問你是什麼人嗎？”
能夠再一次彈琴使我得意忘形了，我的回答可能有點不夠尊敬。
“目前我只不過是巴赫的一名恭順僕人。我們約好要和教區代理主教伊夫特見面。你知道可以在什麼地方找到他嗎？”
“你已經找到他了。”那人答道，然後他誇張地補充道：“你們來早了，孩子們，很顯然你們是藉愛情的翅膀飛來的。”
像他的大多數同胞一樣，伊夫特先生非常結實，但穿得比阿迪蘇瑪一帶的人要好得多。他已開始歇頂，出現了雙下巴，眼鏡的金屬絲架緊貼在臉上，賦予他一副機靈的神情。他已經嚴厲地瞪了我多時，認為我會明白他的意思，但最後不得不說：“希勒先生，你彈得已經很夠了。請你們二位這邊走。”
3份咖啡已經等好在他四壁放滿書的辦公室裡了。我不禁注意到其中許多是拉丁文的。
“請用，”他指指咖啡說，“咖啡豆是我們嘉布遣會的一些會友在這裡種的。”
“啊，”我克制不住地說道，“這樣說來，這是真正的咖啡了。”
他古怪地看了我一眼，然後儘了我認為是他最大的努力笑了一笑。
“好了，孩子們，你們現在離家很遠。你們是在非洲認識的嗎？”
“不是的，先生，我們是3個月前在巴黎參加這次任務的集訓時認識的。”
“啊，”教士評論道，“這麼說，你們相識的時間不長？”
這只是我的想像，還是我真的感覺到了他問題中暗含的懷疑？
“我想，如果僅從年月上看，時間是不長，”我代表我們二人回答說，“可是我們一直生活在一起——我是指日夜一起工作。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和人是會變得非常密切的。”
“是的，”伊夫特先生同意道，“有關你們出色工作的消息連我們這裡都聽到了。應該祝賀你們。好，現在我們該從哪兒開始呢？”
呃，我心裡想，你可以從表現得友好一點開始。我想像他的買賣不見得好到能拒絕像我這樣的可能的皈依者的程度。
他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兩隻手的指尖對壓在一起，看著西爾維亞。
“婚姻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達歷山德羅小姐，而且當然是永恆的、牢不可破的結合。”
西爾維亞看了我一眼。我的表情說明，對他這種居高臨下的態度我是越來越不耐煩了。
她回過頭去用和緩的口氣說：“我們明白這一點，先生，所以我們才來找你。我在威爾特郡的聖巴塞洛纓讀過書。”
他聽了似乎覺得很受用，便直接回答西爾維亞道：“好呀。”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這時西爾維亞追問道：“那你願意主持我們的婚禮嗎？”
“當然，當然，到時候會的。但是教會的規矩是，想結婚的人必須到我們這裡來五六次，以使他們得到充分的準備。你們願意每月來一次嗎？”
我不能肯定，但是我認為他剛剛把我們的婚禮推遲了半年。可我錯了。
“當然你們的情況是，”他補充說，“有一方為非天主教徒。”他看著我。
“我是不是可以認為你願意接受宗教教導？”
“是的。我是不是可以認為，如果我不願意，我不必正式皈依天主教？”
“是的，只要你同意子女在這一真正信仰的教育下長大。”
有一剎那功夫，我沒有做出反應。我已經對西爾維亞說過，我願意我們的孩子成為天主教徒，但是我不喜歡這個人對我施加壓力。然而，我明白只有一個詞能使我們擺脫這裡，因此我說了出來：“同意。”
“好極了。”他的反應是這一天裡最熱情的。 “我可以肯定，對於像你這樣一個有教養的人，最多再要3個月時間就夠了。”
不，這已經是一個長達9個月的拖延策略了。
我只是點了點頭。
“很好，”他站起身來，“那麼現在這個鐘點對你們方便嗎？”
“方便，先生，”西爾維亞客氣地說，“這樣我們來回只要一天就夠了。”
“非常好。那我們是不是……”他手伸進法衣的口袋，拿出了一本精巧的皮面日誌。他仔細地翻過後建議說：“我們24號再見面，行嗎？”
那是3個星期以後。
“好的。”西爾維亞代表我們二人回答。說完後，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了出去。
一走到他聽不見的地方，西爾維亞便低聲說道：“深呼吸，馬修，做深呼吸，等到了街上再說。”
我們必須從教堂的門廊經過才能回到停汽車的地方。
那時，我們才看見了後牆上的銅牌。日期是1922年，是為了紀念教堂最初的捐助者而設的。其中赫然包括了溫琴佐·達歷山德羅，法瑪公司的創始人，以及他為之忠實服務的領袖，貝尼托·墨索里尼。
“哦，這就明白了，”我挖苦地說道，“你知道這是個家族教堂嗎？”
“我要是知道的話，你覺得我會提出到這裡來嗎？”
然後她用那美麗的大眼睛看著我，柔聲問道：“你仍願意和我結婚嗎？”
“當然啦，西爾維亞。只要不在這裡。”
我們在意大利和美國使館的經歷與在教堂的經歷截然不同。當地態度和藹的職員答應盡一切可能促使他們各自的政府盡快同意我們在國外結婚。他們都對我們說，我們可以準備在兩個星期後舉行婚禮。
我們冒著讓弗朗索瓦失望的危險，退掉了在尼亞拉飯店預定的當晚的餐位，而在公園咖啡廳匆匆喝了一杯蒸餾咖啡就動身回去了。
“你在想什麼，馬修？”
“僅僅是在琢磨而已。”我說。
“琢磨什麼？”
“琢磨你父親需要多長時間把我們拆散。”
她抓住我的手。 “別傻了，什麼也不可能使我們分開。”
“別那麼自信。”
“我說，你現實點，我們已經超過21歲了，他怎麼可能阻止我們呢？”
“西爾維亞，”我半開玩笑地說，“以你父親的關係，他可以讓你參加意大利的第一個前往火星的太空項目。”
我們晚上很晚才到家，但回到熟悉的環境使我們非常高興。那晚我們久久地、熱烈地做愛。
後來我們擁抱著靜靜地躺在那裡。
西爾維亞悄聲說：“馬修，沒關係。”
“什麼？”
“我們已經是夫妻了。”
我緊摟著她。真的，別的什麼也不重要。
第十一章
“不行，弗朗索瓦，你不能硬要我這麼幹。”
如果這是軍隊，我就會被送上軍事法庭。
當我投身於這一使命時，我曾認為不會有任何任務能可惜或令人不安到無法執行的地步，但是我錯了。我發現自己無法拿著武器向另一個人瞄準，然後扣動扳機。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所有的人裡，居然是弗朗索瓦在對我的和平主義進行考驗。
“聽著，馬修，你得現實點。這些大門外不到100米的地方就在進行一場戰爭。你可能會發現需要保衛你的病人的安全。為了他們，同時也為了你自己，你有責任學會使用這把槍。”
但是他身不由己的舉動表露了他真正的情感：從他那小心翼翼地在手指頭上吊著那把.38口徑的自動手槍的樣子可以看出，他也非常厭惡用訓練來拯救生命的手去握導致死亡的工具。 “讓我告訴你吧，為了減輕你的負罪感，我建議做出下列妥協：學會使用這個東西，把真正需要開槍的決定推遲到問題直接面對你的時候。”
他停了下來，惱怒地吸了一口氣，補充道：“至少答應我做一下選擇。”
我讓步了。
此後的兩個星期，每天早上6點半鐘，我們大家都聚集在大院的一個偏僻角落，盡可能遠離每天早在醫生開門前很久就排在門外的大群病人。
弗朗索瓦展現出了他一直不為人知的藝術天資——他做了3個硬紙板人形，在心臟部位貼上了6個同心圓。然後他把“哈潑”、“奇柯”和“格羅丘”分別放在10米、20米和30米之外，向我們演示怎樣以無情的準確性將它們處死。我的一些醫生同事，包括西爾維亞，很喜歡這種練習。然而，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成了我們之中的神槍手，甚至連弗朗索瓦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希勒，你要是有朝一日給人治病治膩了，可以去做個黑手黨的殺手。”他開玩笑說。不用說，我並沒有笑。
弗朗索瓦的槍迅速具有了護身符的地位。它成了我們的亞瑟王神劍：它將在邪惡下保護我們，使我們能不受傷害地完成我們神聖的職責。
我們1978年到達的時候，內戰發展到了一個危險的新階段。向來愛冒險的蘇聯人捲入進來，大規模地重新武裝了埃塞俄比亞政權。他們大大增強了的軍火實力，使形勢對厄立特里亞起義者非常不利，在撤退中到處遭到了流血浩劫。
這些挫折使大批群眾流離失所，聯合國的救濟人員拼命設立難民營。在甘契瓦以東40英里我們這個地區最新建立的一個難民營裡僅有兩名護士、簡單的急救設備和一些治療諸如隨處可見、死亡率極高（特別在兒童中）的痢疾等病的“看家藥”。由於我們最近似於“醫院”，便定期派出兩個醫生去給這些難民治療較為緊急的病症。
我和西爾維亞盼望著一起去執行這樣的任務，當時這似乎並沒有什麼冒失之處。對於我們來說，這給了我們一個既可表現無私精神又可以親密相處的機會，讓我們既能得到“表揚”，又能在路途上一連幾個小時快活地在一起。
當然，我們也意識到旅途上不是沒有危險的。埃塞俄比亞軍隊、厄立特里亞解放力量以及純粹的盜匪就像城市裡對立的團伙那樣經常為爭奪地盤而無謂地打仗，根本不管在交火中打中了誰。
我們正要第三次上路去甘契瓦。在做最後的準備的時候，弗朗索瓦和馬爾塔幫助我們檢查裝在久經風霜的半履帶式汽車後部的補給品。弗朗索瓦一聲不響地從儀錶盤上的貯物箱中拿出手槍，檢查是不是上好了子彈。
他吻別西爾維亞的時候，我求他對我免了這種感情的表露。並不是因為我不愛他，而是我不願在不必要的近處承受他那渾身的煙味。
正如人們對法瑪公司法定女繼承人會做出的判斷，西爾維亞開起車來神氣活現。如果我聽之任之，她會把著方向盤直到終點的。清早的天氣不太熱，開車能微微帶來一些快感。
我的任務降為看地圖和放音樂（第一盤磁帶我選的是泰勒曼①的小號獨奏曲，來反映新的一天的樂觀心情）。後來，我們沉溺於獨自相處的快樂之中，聊起天來。
①泰勒曼（1681-1767），德國自學成才的音樂家。
開始我們又玩了一輪自己發明的遊戲：沒有被邀請參加我們的婚禮的人之中，誰會最生氣。這樣，我們走過了幾英里顛簸的路程，然後，我們又討論了另一個老問題：在兩年的合同期滿以後我們還要在這里呆多久。
“呃，就我而言，”我深情地說，“永遠好像還不夠長。怎麼啦，西爾維亞，突然想家了？”
“為什麼要想家？”
“我也不知道，也許是想一碗真正上乘的意大利麵條。”
她回答時臉好像有點紅。 “別擔心，馬修，我向你發誓我要學會做飯。”
“得啦，你知道說到你的烹調技術時我並不是認真的。但是另一方面，關係到孩子時……”
“你是不是指我們想在什麼地方撫養他們？”
“對。”我答道，極力抑制突然而來的想做父親的強烈渴望。在這件事上，我們兩人誰都找不到一個容易的答案。
我們繼續往前開了一段，聽任斯科托和多明戈在荒野中對唱《托斯卡》中的一段小夜曲。西爾維亞似乎陷入了沉思。
“你呆呆地想什麼呢，小姐？”
“你認為我們還回得去嗎？”
“回哪兒？”
“你知道的，回我們來的地方。”
“會的，去參加我們第一個孫子的婚禮。”
她笑了。
車子開了兩個小時以後，格蘭·古爾德①正在演奏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空氣已經熱得像火爐了。當我們來到一叢按樹旁時，我讓西爾維亞停下車，喝了些加蜂蜜的茶廠弗朗索瓦大媽”用來喝下食鹽片防止中暑的偏方的一部分），然後我接過方向盤，開過格雷姆丘陵地帶。
①古爾德（1932-1982），加拿大鋼琴家。
幾分鐘後，大路通到一片開闊的高地。我們已經得到過警告，說這種地形最危險，因為可能的侵犯者能夠看見我們而自己不會被發現。可是我們年輕，正在相愛，又有誰會想傷害我們呢？
不久我們就知道了。剛開始，那聲音像一塊小石頭。在非洲這麼偏僻的地方？顯然我不願意相信穿透右側車前蓋的是一顆子彈，可是伴隨一陣巨大的噬噬聲，被打穿的水箱裡的蒸汽噴了出來。我竭盡全力才使車沒有失去控制，並停了下來。我至今仍記得自己當時對情況極富說服力的估計：“媽的！”
“什麼事？”西爾維亞突然害怕起來，問道。
“不是什麼事，”我糾正她道，“是什麼人。不知道我的美國汽車俱樂部會員證在這兒管不管用。”絞刑架下的幽默。
我把手伸進儀錶盤上的貯物箱，抓起手槍匆匆下車去看出了什麼事時，感覺到太陽穴處的血管突突直跳。這時，我面對面地碰上了我們的對手：兩個瘦而結實、膚色紅褐的戰士，胸前交叉掛著子彈袋。他們非常凶狠，在齊腰的高度端著連我都能認得出的俄國造步槍，槍口直指我們。
知識分子的本性難移，我試圖和他們對話。
“你們想要什麼？”我拿出我最好的埃塞俄比亞語陰沉地說。我的心臟撞擊著肋骨，跳得是這樣響，我真怕自己會聽不見他們的回答。
一個外國佬說他們的話，這使他們一驚。兩個人裡較高的一個凶狠地打量著我。很不快調的是，我們仍能聽見格蘭·古爾德的琴聲。
“跟我們來。”他吼叫著說。我決不可能讓這些傢伙把西爾維亞帶走。絕對得先把我打死才行。
“滾開，別擋路。”我也吼道，還加上了從病人痛苦時用的罵人話中學來的精華。這生動的土話又一次使他們愣住了。我回頭對西爾維亞大喊，要她趕快坐到駕駛座上，在換擋前的一剎那通知我。
顯然她是嚇傻了。 “不，馬修，也許我們應該按他們說的去做。”
“聽我的，見鬼，”我厲聲說道，企圖把她從癱瘓狀態下震醒，“你不會願意做他們的俘虜的。好了，按我說的去做！”
這時，伏擊者之一用步槍向我示意，要我走到他那兒去。我沒有動，儘管我知道他馬上會開槍。
“快，西爾維亞！”我再一次喊道。半履帶式汽車中仍然毫無動靜。
那人的眼中冒出了怒火，很明顯，他要殺人。那一刻，我變成了一個不惜一切保護配偶的本能動物。
突然，一顆子彈呼嘯著從我耳邊飛過，切斷了我和文明間的聯繫的最後一環。我狂怒地瞄準著向他的胸口開了一槍。我差一點命中了他，但他往下一跪，躲過了子彈。在他還沒有來得及爬起來前，我已跳上了汽車踏腳板。突然，我發現了在大路另一邊的第三個槍手。他正把步槍舉到齊肩高，瞄準西爾維亞。
我本能地毫不猶豫地開了槍。他向後反跳出去。天哪，我打死了一個人。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時刻，然而我沒有時間再去想它。我很快傾過身去，搖著西爾維亞，使勁喊她的名字。她驚醒過來，立刻機警地換擋。汽車揚起一團灰塵馳去。
但這時，一陣彈雨從大路兩側傾瀉而來。在汽車逐漸加速之際，我把身子探出車窗，將手槍裡的子彈全部射向了敵人。四周一片混亂。子彈在到處開花。
我感到有什麼東西撕扯著我的太陽穴，腦袋裡面突然像國慶夜那樣一片閃亮。
然後是一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