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春
導因於一宗中世紀修道院謀殺案，這位比福爾摩斯早出生數百年、卻晚創造出來的偵探英雄，掀起了歐美文學排行榜的持續熱潮。
《玫瑰的名字》沒有《好萊塢妻妾》那樣的美女、金錢和醜聞，而能置身於暢銷書之列，是一個意外，卻也實至而名歸。
為了追求“被禁制的知識”而遭殺身之禍的僧侶，並不是第一個面對“真理/信仰”難以兩全僵局的人，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個。負責調查發生在神秘修道院之詭異謀殺案的聖方濟格修士威廉就曾經這麼說：“也許深愛人類的人所負有之任務，就是讓人們嘲笑真理，使真理可笑；因為惟一的真理在於使我們自己由追求真理的狂熱中解脫。”
這種懷疑的老調並非安伯托·埃柯(Umberto Eco)設置在《玫瑰的名字》裡惟一的“主題”。因為這位記號語言學大師的敘述策略使本書的意旨形成了一部遠比書中隱藏“禁制知識”的迷宮圖書館更為複雜的網絡，它們相互辯證、顛覆、纏祟。於是當威廉為我們“偵破”了一連串的謀殺案之後(“一連串”顯然不免是由於威廉的介入)，世故的讀者也會因“元兇”的哲學信念而輕微感動或強烈震撼。然而，富於深邃智慧的論述課題，並不會讓比較天真的讀者感覺索然乏味或枯燥晦澀—即使讀者對中世紀歐洲政教紛爭、神學議論或文化儀式全無了解之誠意，他仍然可以從《玫瑰的名字》中獲取許多“追隨福爾摩斯推探線索”的偵伺奇趣。另一方面，沉浸於寫實規範的批評家或讀者在讚嘆作者細膩、準確、翔實的描述和考證功夫時也必須留心：安伯托·埃柯愈是逞弄其寫實性修辭，往往就是他對“真實”最加疑慮和嘲消的表現(如：對圖書館設計裝滿以及聖物陳列之描繪)。
於是，我們才可以根本懷疑作者在序言裡對於“梅可的埃森修士手稿”的發現和傳抄、移譯過程完全出於虛構，從而認識到《玫瑰的名字》非但不是一部古老軼事的考訂材料，它甚至也不是“一個故事”、“一本小說”，它只是利用讀者對“推理情節”、“歷史常識”、“英雄傳奇”、“宗教啟示”等文本的種種成見所架設出來的相互質疑的符號。我們運用這些成見來閱讀，之後便摧毀了這些成見。
一個閱讀本書的理想方式是：隨便翻到任何一頁，讀下去，直到困倦為止。經歷過幾次這樣的前戲之後，如果它還不能引起你對偵探、歷史、哲理或高度嘲諷藝術的任何興趣的話，就請你去看電視節目《百戰百勝》吧——那是一個最適合無腦力人士產生自我優越感的電視節目。
——錄自台灣《中國時報》開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