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一個非常舒爽的日子，我們決定該開始收成第一批蝦子。我和公蘇天亮即起，到池塘撒下一張漁網，然後橫著拖過池塘，直到漁網被什麼東西絆住了。公蘇先試著拽起網，接著我試試，然後我們一起用力拽，最後，我們終於明白漁網並沒有被絆住——是裝滿了蝦子拖不動！
那天直到傍晚，我們收穫了大概三百磅的蝦子，然後，花了整個晚上將這些蝦子以大小分類整理。第二天早上，我們把蝦子裝進簍子裡，扛到小船上。蝦子太重，我們劃向貝特河鎮的途中差點翻船。
鎮上有家海產包裝廠，公蘇和我將蝦子從碼頭拖到磅秤室。整個計算過之後，我們拿到一張八百六十五元的支票！這大概是打從在“裂蛋合唱團”吹口琴以來我賺到的第一筆誠實錢。
前後將近兩個星期，公蘇和我天天收網取蝦，運到包裝廠。等收成終於完畢，我們總共嫌了九千七百元零二十六分錢。這養蝦生意成功了！
呃，我跟你說，朋友，這可是件快樂的大事。我們裝了一簍八加侖的蝦子送給巴布的爸爸，他真開心，說他以我們為傲，真希望巴布也在。之後我和公蘇搭巴士到本比耳去慶祝。
我先去公寓看我媽媽，等我告訴她賺到這些錢等等之後，果然，她又淚汪汪了。 “哦，阿甘，”她說，“我真以你為傲——一個智障可以這麼有出息。”
總之，我把計劃告訴媽媽，也就是明年我們將增加兩倍蝦池數量，需要人管理收入支出等等，我問她是否願意做這個活兒。
“你是說，我得大老遠搬到貝特河去？”媽媽說。 “那兒又沒什麼熱鬧的，我要怎麼打發自個兒？”
“數錢啊。”我說。
之後，我和公蘇到城裡飽餐一頓。我去碼頭給公蘇買了一大串香蕉，然後給自己安排了一頓頂大的牛排晚餐，配上芋泥和青豆等等。而後我決定找個地方喝上一杯啤酒。走著走著，經過岸邊一間昏暗的酒館，我聽到一陣洪亮的咒罵和吼叫：即使過了這麼多年，我還認得那個聲音。我探頭進門，果然，是當年大學的寇蒂斯！
寇蒂斯見到我好開心，罵我是混蛋、痞子、他媽的，所有他想得出來的髒話全出籠。原來，寇蒂斯離開大學之後參加了華盛頓“紅人隊”打職業美式足球，但是他在一個派對上咬了球隊老闆娘的屁股，就此被解約。他又在另外兩個球隊打了幾年球，之後，他找了一份碼頭裝卸工的差事，他說這差事適合他在大學受的那麼丁點教育。
總之，寇蒂斯請我喝了兩杯啤酒，我們聊天敘舊。他說，“蛇人”原本在“綠灣罐頭隊”打四分衛，但後來跟明尼亞波里“維京人隊”賽球，中場休息時間被逮到喝了一瓶波蘭優特加。之後“蛇人”去紐約“巨人隊”，直到有次他跟“公羊隊”賽到第三節他叫出“自由女神”戰法。 “巨人隊”教練說，打從一九三一年起職業球賽就沒有人叫過“自由女神”
戰法，“蛇人”根本不該用它。但其實，寇蒂斯說：那根本不是“自由女神”戰法。據寇蒂斯說，其實是“蛇人”吃藥吃傻了，該傳球時他完全忘了扔球，左後衛剛巧瞧見這情形，於是跑過來繞到他後頭拿下球。總之，寇蒂斯說“蛇人”現在在喬治亞州某地的一個小球聯當助理教練。
兩杯啤酒下肚，我想到個點子，於是告訴寇蒂斯。
“你願不願來替我工作？”我問。
寇蒂斯又叫又吼，過了一陣子，我才明白他是想問我要他幹什麼活兒。於是，我告訴他養蝦生意以及要擴大經營的事。他又咒罵喊叫了一陣子，但他說的大意是“好”。
就這樣，那一整個夏天、秋天、冬天和次年春天，我們拼命工作，我和公蘇和寇蒂斯，甚至也給了巴布的爸爸一份工作。那一年我們賺了將近三萬塊，而且生意愈做愈大。情況好得不能再好——媽媽幾乎完全不再嚎哭了，有天我們甚至還看見寇蒂斯微笑了一下——不過，他一瞧見我們在看，他就打住笑意，又開始咒罵。然而，就我而言，心情並不如應有的那麼快樂，因為我常想到珍妮，掛念她會有什麼遭遇。
一天，我決定要處理這件事。那天是星期天，我穿戴整齊搭巴士到木比耳，來到珍妮的媽媽家，我敲門時她坐在屋裡看電視。
我表明身份後，她說：“福雷斯特·甘！真不敢相信，請進！”
唔，我們坐下聊了一會兒，她詢問媽媽和我的近況等等，我才終於問起珍妮。
“哦，近來我幾乎沒有她的消息，”可蘭太太說，“我想他們是住在北卡羅萊納州什麼地方吧。”
“哦，她有室友還是什麼？”我問。
“歐，你不知道啊，阿甘？”她說，“珍妮結婚了。”
“結婚？”我說。
“是兩年前的事。她一直住在印第安那州，後來搬到華盛頓，接著我就收到一張明信片，說她結婚了，他們要搬到北卡羅萊納州的什麼地方。要是有她的消息，你要我轉告她什麼嗎？”'“不用了，”我說。 “其實也沒什麼。或許就跟她說，我祝福她。”
“我一定會跟她說，”可蘭太太說，“真高興你來看我。”
怎麼說呢，我想，我應該對這個消息早有心理準備，但是卻不然。
我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心怦怦跳，雙手又冰又濕，只想找個地方把自己縮成一團，就像巴布中彈死去那一次，於是我就這樣做了。我在一戶人家的後院找到一叢灌木，我鑽到樹叢下面，把自己倦成一團。我好像還開始吮拇指，這個動作我已經好久沒做過，因為，我媽總說這是白痴的徵兆——除非他是個嬰兒。總之，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兒待了多久，我想大概將近一天半吧。
我並不怪珍妮，她不得不這麼做。終歸，我是個白痴，雖然有些人口裡說他們的老婆丈夫是白痴，但是他們永遠無法想像跟真正的白痴結婚會是什麼景況。我想我的感受大體上是自憐，因為不知怎的我居然真相信珍妮和我總有一天會廝守在一起。所以從她媽媽口中得知她結了婚時，我就好像內心有一部分死了，而且永遠不會活過來，因為結婚不像跑掉。結婚是件非常嚴肅的事。夜裡不知什麼時候我哭了，但是並不怎麼管用。
近傍晚我才爬出灌木叢，返回貝特河鎮。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因為我想說出來也沒什麼益處。池塘還有些工作要做，修補蝦網之類的事，我就獨個兒去做。等做完了，天色已黑，我作了個決定——我要整個人投入養蝦生意，拚了命去做它。我只能這麼做。
我就這麼做了。
那年，不算上開銷我們賺了七萬五千塊，生意做得太大，我不得不多僱些人手來幫我經營。其中之一是“蛇人”，當年大學的四分位。他不太滿意目前在小球隊當助理教練的工作，所以我就讓他跟寇蒂斯—起負責疏浚和洩洪的工作。我得知高中的費拉斯教練退體了，於是，我就給了他一份工作，連同他那兩個也已退休的打手訓練員，一起負責船上和碼頭上的工作。
沒多久，報紙得到風聲，派了一名記者來採訪我，做一篇類似“鄉下孩子出人頭地”的報導。報導是星期天見報，配了一張我和媽媽和公甦的合照，標題是：“正牌白痴在新奇海產實驗中找到未來。”
總之，新聞見報之後不久，媽媽說我們得找個人幫忙她分擔部分記帳工作，因為，我們賺的錢太多了。我的確考慮了好一陣子，然後決定聯絡崔伯先生，因為他在退休之前就已做生意賺大錢。他很高興我打電話給他，他說，他會搭下一班飛機趕來。
崔伯先生來到這幾一個星期之後、他說我們得坐下來好好談談。
“阿甘，”他說，“你在這兒做出的成績實在了不起，但是體的事業已經到了需要正正經經做些財務計劃的時候了。”
我問他什麼財務計劃？地就說了這番話：“投資啊！多元化啊！聽我說，照我看，下一個會計年度你的利潤大約是十九萬元。再下一年會將近二十五萬元。這麼高的利潤必須做再投資，否則國稅局會把你課稅課得精光。再投資正是美國的貿易精髓吶！”
我們就照這樣做了。
崔伯先生負責打點一切。我們成立了幾個公司，一個是“阿甘貝類公司”，另一個是“公蘇標本蟹類公司”，還有一個是“媽媽小龍蝦食品有限公司”。
話說，二十五萬利潤變成了五十萬，又過了一年，一百萬，如此倍數成長，四年之後生意成了年利潤上百萬的事業。如今我們有將近三百名員工，包括“屎蛋”和“蔬菜”，他們在摔跤擂台上的風光歲月過去了，我們安排他倆在倉庫搬運柳條箱。我用各種法子尋找丹恩，但是他消失得無影無踪。我們倒是找到了摔跤經理人麥克，安排他負責公關和廣告。他聽從崔伯先生的建議，居然請了瑪麗蓮·夢露替我們拍電視廣告——他們把她打扮成螃蟹模樣，她跳著舞說：“嚐過公甦的螃蟹才算吃過螃蟹！”
總之，生意做得非常大。我們有了一支冷凍卡車車隊，還有一支蝦、蟹和魚撈船隊。我們有自己的包裝廠，一棟辦公大樓，還大筆投資房地產，例如共同社區、購物中心和石油及天然氣租權。我們甚至僱用了奎肯布希教授，那位哈佛大學的英文教師，他因為猥褻學生被炒了魷魚，我們讓他在媽媽的食品公司當廚師。我們還僱用了古奇上校，我那趟榮譽勳章巡迴之旅後，他就被陸軍掃地出門。崔伯先生讓他負責：“隱密活動”。
媽媽徑自找人給我們蓋了一棟大房子。因為，她說像我這樣一個企業主管不該住棚舍。
媽媽說，公蘇可以繼續住棚舍，看管池塘。如今我天天得穿西裝，拎個公事包，活像個律師。我一天到晚要開會，聽一大堆像小黑人語言似的屁話，人們管我叫“甘先生”等等的。
木比耳市居然還贈我市鑰，請我當醫院和交響樂團的董事。
有一天，有幾個人跑來辦公室，說要請我競選美國參議員。
“你是當然人選，”這傢伙說。他穿了一件手工裁制的西裝，吸著一根大雪茄。 “大熊”布萊思手底下的前任美式足球明星、戰爭英雄、知名太空人、兩位總統的密友——夫復何求？ “他問。他名叫克拉斯頓先生。
“聽我說，”我告訴他，“我只是個白痴。我對政治一竅不通。”
“那反而更適合！”克拉斯頓先生說。 “聽我說，我們需要像你這樣的好人。社會中堅份子，我告訴你！社會中堅份子！”
我不喜歡這點子，就跟我不喜歡旁人替我出那些點子是一樣的，因為，旁人的點子往往到頭來替我惹禍上身。可是，我告訴媽媽之後，她又淚眼汪汪，滿臉欣傲，說她兒子要是成了美國參議員那就圓了她的天大美夢。
呃，宣布競選的日子到了。克拉斯頓先生和另外那些人在木比耳租下了體育館，把我拖上台，面對那些花五毛錢進場聽我說屁話的觀眾。他們先陸續發表了一番長篇大論，然後輪到我。
“同胞們，”我開口。克拉斯頓先生和其他人已替我寫了一篇演講稿，待會兒觀眾還會有人發問。電視攝影機在轉動，閃光燈迸爆，記者們在筆記本上振筆疾飛。我念完了整篇演講稿，稿子不長，也沒什麼道理——可是，我又懂什麼？我只是個白痴。
我講完之後，記者席上一位女士站起來，看著她的筆記本。
“眼前我們正瀕臨核子危機，地說，”經濟衰敗，全世界譴責我們，犯罪瀰漫城市，天天有人挨餓，家庭不再信奉宗教，貪婪遍布全國，農民破產，外國人入侵，搶走了我們的工作機會，我們的工會腐化，貧民窟的嬰兒生命垂危，稅賦不公，校園混亂荒蕪，疾病和戰爭像烏雲籠罩我們——有鑑於這一切，甘先生，“她問，”依你看，什麼是最迫在眉睫的問題？ “全場靜得可以聽到細針掉落地上。
“我要尿尿。”我說。
觀眾瘋狂了！人們開始吶喊，歡呼、揮著手。從體育館的後座有人開始唱口號，沒多久，整個體育館都在唱著。
“我們要尿尿！我們要尿尿！我們要尿尿！”他們吼叫著，我媽一直坐在台上我的後面，這時，她過來把我從麥克風前面拖開。
“你該覺得羞慚，”她說，“竟然在公眾場合這樣說話。”
“不，不！”克拉斯頓先生說。 “很好！群眾愛死了。這句話將是我們的競選口號！”
“什麼話？”媽媽問。她的眼珠縮成豆大。
“我們要尿尿！”克拉斯頓先生說，“聽聽他們的聲音！從來沒有一個人跟平凡百姓這麼親近！”
可是媽媽不信這一套。 “誰聽說過有人用這種競選口號來著！”她說，“這句話扭俗噁心——況且，它又有啥涵義？”
“這是一種象徵，”克拉斯頓先生說，“想想看，咱們把它印在看板、招牌和汽車貼紙上。再做成電視和廣播廣告。這是天才之作啊。就是它。我們要尿尿象徵了擺脫政府的迫害——排除這個國家所有的污穢……它代表了焦慮和即將來臨的解脫！”
“什麼！”媽媽狐疑地問。 “你是不是瘋了？”
“阿甘，”克拉斯頓先生說，“你就要去華府哆。”
情況看來似乎是這樣。競選活動進行得相當順利，“我們要尿尿”成了盛行一時的口頭禪。人們在街上，從巴士上、汽車上，叫喊這句話。電視評論員和報紙專欄作家花了不少時間跟民眾闡釋這句話的涵義。牧師在講經壇上高聲宣讀這句話，孩童在學校唱這句口號。情勢看來我鐵定當選，而且，事實上，我的競選對手狗急跳牆；把他自己的口號改為“我也要尿尿！”在全州各地到處張貼。
而後，事情全砸了，跟我擔心的情況一模一樣。
“我要尿尿”這玩意竟然引起了全國性媒體的注意，沒多久，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派出調查記者來探究這件事。他們問了我許多問題，態度客氣又友善，但是，回去之後他們開始挖我的過去經歷。一天，新聞同時出現在全國各大報紙的頭版上。 “參議員候選人一生浮沉”頭條標題這麼寫。
首先，他們報導我大學一年級就被退學。接著他們挖出珍妮和我去看電影我被警方拖齣戲院的鳥事。然後他們登出我在玫瑰花園向約翰遜總統露屁股的照片；他們四下調查我在波士頓跟“裂蛋合唱團”演出的那段經歷，引述旁人說我吸大麻，還提到在哈佛大學涉及一件“可能的縱火事件”。
更要命的是——他們竟然調查出我向國會山莊扔勳章被起訴，而且被法官判決送進瘋人院觀察的事。還有，他們非常清楚我摔跤的經歷，並知道我綽號“笨瓜”。他們甚至登出我被“教授”綁成木乃伊的照片。最後，他們提到有若干“匿名消息人士”說我涉及一樁“跟一位知名女星有關的好萊塢性醜聞”。
這下子完了。克拉斯頓先生衝進競選總部，嘶喊：“我們毀了！被他們從背後捅了一刀！”之類的屁話。但是這碼子事結束了。我別無選擇只能退出競選，第二天，媽媽和我和崔伯先生坐下來長談。
“阿甘，”崔伯先生說，“我認為你還是暫避風頭的好。”
我知道他說得對。何況，還有一些事長久以來始終梗在我心裡，只不過一直沒說出來。
養蝦生意剛起步的時候，我倒滿喜歡這工作，每天天亮即起，到池塘設網，然後收成等等，夜裡我和公蘇坐在釣魚小屋的陽台上映口琴，星期六買上六罐啤酒喝個酩酊大醉。
如今情況完全不是那回事了。我得參加各種晚宴，吃些模樣神秘兮兮的東西，女士們戴著大大的耳環之類的玩意。電話整天響個不停，人們老是要問我天底下發生的大小屁事。進了參議院，情況一定更糟。如今我完全沒有自己的時間，而且不知怎的，許多事物就這麼從我身邊溜走了。
還有，如今我照鏡子，發現自己臉上長出了皺紋，髮鬢泛灰，體力也不如從前了。我知道生意一直在進展，但是我自個兒，我覺得自己在原地打轉。我納悶自己做這些究竟為了什麼？許久以前，我和巴布有個事業計劃，如今這事業已遠超過我們的夢想，但是又如何？它的樂趣遠不如我在“橘子杯”跟那些內布拉斯加種玉米的傢伙賽球，或是在波土頓跟“裂蛋”
演出時吹口琴飆上一段，或者，就這一點而言，跟約翰遜總統一起看“貝弗利山人”。
當然，我想我的心境大概跟珍妮也有點兒關係，但既然這是件沒辦法的事，我不如忘了它。
總之，我意識到我必須離開。媽媽哭哭啼啼，用手帕一下又一下揩眼淚，跟我料想的情況一模一樣，但是崔伯先生完全了解我的決定。
“咱們何不告訴大家，你是去度長假，阿甘，”他說，“當然，你的生意利潤永遠在這兒，你要用隨時可以拿去。”
於是我就這麼做了。過了幾天，一個早上，我拿了一點現金，扔了幾件衣服在帆布袋裡，然後到工廠。我跟媽媽和崔伯先生道別，然後，出去跟大家握手——麥克、奎肯布希教授、“屎蛋”、“蔬菜”、“蛇人”、費拉斯教練和他的打手訓練員，還有巴布的爸爸等，每個人。
之後，我去小木屋找到公蘇。
“你打算怎麼樣？”我問。
公蘇抓住我的手，拎起我的袋子拿到門口。我們坐上小船，劃到貝特河鎮，搭巴士赴木比耳。售票小姐說：“體們要去哪兒？”我聳聳肩，她就說，“你們何不去沙凡納？我去過一次，是個好地方。”
於是我們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