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他們說不肯給我一毛錢，但是我離開飯店之前，其中—個傢伙借給我一塊錢。我一見到公用電話就打電話到我媽媽住的貧民之家。但是，一名修女說：“甘太太已經不在我們這兒了。”
我問她去哪兒了，修女說：“不知道——她跟一個新教徒跑了。”我謝謝她，掛上電話。說起來，我是有點兒安心了。起碼媽媽跟某個人跑了，不再待在貧民之家。我想總得找到她。但是，老實說，我並不急著找她，因為她鐵定會為了我離家之事對我又哭又叫又罵，就好比天絕對會下雨那麼鐵定。
天果真下雨了。淋得一身濕的貓兒、狗兒和我找到一個遮雨蓬躲在下面，直到有個傢伙出來把我攆走。我全身濕透又冷，經過一棟政府辦公大樓的時候，看見人行道中央有個大大的塑膠垃圾袋。我走近時，袋子動了一下，好像裡面有東西！
我停下來，走到袋子前面，用腳尖頂頂它。突然間，袋子往後跳丁四尺遠，一個聲音從袋子底下傳出，說：“滾開！”
“誰在裡面？”我問。
那個聲音說：“這是我的暖氣柵，你去找你自己的。”
“你在說什麼？”我說。
“我的暖氣柵，”那聲音說，“別碰我的暖氣柵！”
“什麼暖氣柵？”我問。
突然，塑膠袋略微抬高，一個傢伙探出頭來，瞇眼看著我，好像我是什麼白痴似的。
“你剛到城裡還是什麼？”那傢伙說。
“可以這麼說，”我回答，“我只想躲雨。”
垃圾袋底下那個人模樣真可憐，頭髮半禿，幾個月沒刮鬍子，眼睛紅通通佈滿了血絲，牙齒基本掉光了。
“唔，”他說，“既然如此，我想讓你待一下倒無所謂——”拿去。 “他伸出手遞給我另一個折好的塑膠袋。
“我要怎麼用這袋子？”我問。
“打開它，鑽到袋子底下，你這笨蛋——你不是說想躲雨。”說完他拉下垃圾袋重新遮住自己。
唔，我照他的話做了，老實說，真不賴。暖氣柵底下會冒出熱氣，使袋子裡頭暖呼呼的，舒服又可以躲雨。我們罩著垃圾袋並排坐在暖氣柵上。半天，那傢伙對我說：“你叫什麼名字？”
“阿甘，”我說。
“啊？我也認識個傢伙叫阿甘。很久以前。”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
“丹恩。”他說。
“丹恩？丹恩？——餵，且慢。”我說。我掀開垃圾袋，走過去也掀開那傢伙的袋子，果然是他！沒有腿，坐在一輛裝著滑輪的小木車上。起碼蒼老了二十歲，我幾乎認不出他。不過，是他，沒錯。是丹恩少尉！
從陸軍醫院出院之後，丹恩問到康涅狄格州想重拾教鞭教歷史。但是歷史這門課沒有空缺，於是學校要他教數學。他憎恨數學，況且，數學教室在二樓；他沒有腿，上樓吃盡了苦頭。同時，他老婆跟一個位在紐約的電視製作人跑了，並且以“性情不合”為由訴請離婚。
他染上酒癮，丟了工作，遊手好鬧了好一陣子。小偷把他家搬空了，而醫院給他裝的義肢尺寸不合。過了幾年，他說，他索性“放棄”，過起流浪漢的生活。他每個月都會領到一些傷殘撫卹金，但是他多半把它送給了別的流浪漢。
“我也說不上來，阿甘，”他說，“我想我大概只是在等死吧。”
丹恩給了我幾塊錢，叫我去街角買兩瓶“紅匕首”。我只買了一瓶，剩下的錢給自己買了一份現成的三明治，因為，我已經一整天沒吃過——點東西。
“唔，老友，”丹恩喝下半瓶酒之後，說，“談談咱們分手之後你都做了些什麼事。”
我就說給他聽。我告訴他，我去過中國打乒乓球，還有找到了珍妮，參力加“裂蛋”合唱團和示威遊行，我還把勳章扔了，結果坐牢。
“嗯，這件事我記得。當時，我還在醫院裡，也想去參加遊行，不過我想我不會扔掉我的勳章，你瞧！”他說。他打開外套鈕扣，裡面的襯衫上掛滿了他的勳章——紫心、銀星——起碼有十幾二十枚。
“它們讓我想起一些事，”他說，“我也說不上來是什麼事——戰爭，當然，但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失去了太多東西，阿甘，不只是兩條腿。還有我的銳氣，我的靈魂。如今只剩下一片空白——原先我的靈魂所在之處，現在只有勳章了。”
“可是，你說的那個管理一切的'自然法則'呢？”我問他，“我們每個人都得配合的'萬物規劃'呢？”
“去它的，”他說，“那淨是哲學屁話。”
“可是打從你告訴我之後，我就一直照著它去做。我順勢而行，盡力而為。盡量做對的事啊。”
“唔，也許它對你管用，阿甘。我原以為它對我也管用——可是瞧瞧我。瞧瞧我，”他說，“我有什麼用？我是個他媽的缺腿怪物。一個混混。一個醉鬼。一個三十五歲的流浪漢。”
“還算好啊。”我說。
“哦，是嗎？怎麼個好法？”他說。這話可難倒我了，因此，我繼續跟他說完我的經歷——被扔進瘋人院，然後被送上太空，又掉在食人族的村子裡，還有公蘇、弗芮區少校和小黑人等等。
“呃，我的天，阿甘小子，你可真是奇遇連連，”丹恩說，“那你怎麼會落得跟我一起罩著垃圾袋，坐在暖氣柵上面？”
“我不知道，”我說，“不過我不打算久留。”
“那麼，你有什麼主意？”
“等雨一停，”我說，“我就去找珍妮。”
“她在哪兒？”
“我不知道，”我說，“不過我會查出來。”“聽起來你似乎需要援助。”他說。
我望向丹恩，他兩眼在鬍子後面閃閃發光。不知怎的，我覺得他才需要援助，不過我不介意。
老丹和我那天晚上找了一家廉價教會招待所投宿，因為雨一直未停，丹恩付了一人五毛錢的晚飯錢，和兩毛五的床鋪錢。只要你肯坐在那兒聽佈道等等就可以免費吃晚飯，但是丹說他寧可睡在雨地裡，也不願浪費寶貴時間去聽一個唯聖經是從的人說他對世事的看法。
第二天早上，丹恩借給我一塊錢，我找了一個公用電話打到波士頓找摩西，從前“裂蛋”合唱團的鼓手。果然，他還住在老地方，而且完全沒想到我會聯絡。 '“阿甘——我真不敢相信！”摩西說，“我們以為你玩完了！”
他說“裂蛋”散伙了。費波斯坦答允他們的錢統統被一些開支什麼的耗乾了，而且出了第二張唱片之後就沒人再找他們簽約。摩西說現在的人聽一種新的音樂——“滾石”、“老鷹”，還有什麼的——“裂蛋”的成員都離開了，找到了正經工作。
摩西說，很久沒有珍妮的消息了。她去華盛頓示威遊行，而我被捕之後，她又回來跟“裂蛋”合作了幾個月，但摩西說她似乎變了一個人。他說有一次她在台上哭了，他們不得不用樂器演奏填塞那一場表演。之後，她開始喝伏特加，演出遲到，他們正打算跟她談談，她卻索性不干了。
摩西說他個人覺得她的行為變化與我有關，但是她始終不肯談，過了兩星期她離開了波士頓，說要去芝加哥，打那以後五年來他沒再見過她。
我問他是否知道有什麼法子可以找到她，他說也許他還存著她臨走前留給他的一個舊電話號碼。他擱下電話，過了幾分鐘回來把電話號碼告訴我。除此之外，他說：“我一無所知。”
我要他保重，還說我要是去波士頓一定會去找他。
“你還吹口琴？”摩西問。
“呃，有時候。”我說。
我跟丹思又藉了一塊錢，打電話到芝加哥。
“珍妮·可蘭——珍妮？”一個傢伙接電話說，“對了——我記得她。一個滿漂亮的小姐。好久了。”
“你知道她在哪兒嗎？”
“她臨走的說她要去印第安那波里。誰知道？她在'天波祿'那兒找到了工作。”
“哪兒？”
“天波祿'——輪胎工廠。你知道，做輪胎的——汽車輪胎。”
我謝過那傢伙，回去告訴丹恩。
“唔，”他說，“我從沒去過印第安那波里。聽說那邊秋天很美。”
我們先是想攔便車離開華盛頓，但是運氣不佳。後來—個傢伙讓我們坐在一輛運磚卡車的後面，坐到市郊，但是之後就沒人肯載我們。我猜想大概我倆模樣太奇怪——丹恩坐在他那輛小滑輪車上，我這大塊頭站在他旁邊。總之，丹恩說咱們何不搭巴士，他的錢夠買車票。老實說，拿他的錢我很不是滋味，但是，我覺得他想去，而且，讓他離開華盛頓也是件好事。
於是，我們搭上赴印第安那波里的巴土，我把丹恩放在我隔壁的座位上，將他的滑輪車塞在上方的架子上。他一路喝“紅匕首”，說這世界真是個鳥地方。也許他說得對。我也不知道。我終究只是個白痴。
我們在印第安那波里市中心下車，丹思和我站在街上正考慮下一步怎麼走，一名警察走過來說：“不得在街上游盪逗留。”予是我們就往前走。丹恩向一個傢伙詢問“天波祿輪胎公司”在哪兒，結果它在市郊，我們就往那個方向走。走了一陣子，沒有人行道了，丹恩沒辦法推他的小滑輪車，於是，我把他夾在腋下，把滑輪車夾在另一邊腋下，繼續走。
大約到了中午，我們瞧見一個大招牌上寫著“天波祿輪胎”，推測到了地頭。丹恩說他在外頭等，我就走進去，櫃檯有個女人，我問她可不可以找珍妮·可蘭。那女人看看一份名單，說珍妮在“補胎”部門工作，但是除了工廠員工，外人不得入內。呃，我呆站在那兒，不知該怎麼辦，那女人說：“這樣吧，甜心，再過一會兒他們就要午休了，你何不到大樓旁邊去等。也許她會出來。”我就照這麼做了。
一會兒出來了許多人，接著，我瞧見珍妮獨個兒穿過一扇門，走到一棵樹下，從紙袋裡取出一份三明治。我走過去，悄悄來到她背後，她坐在地上，我就說：“這三明治看起來可真好吃。”她根本沒抬頭看。她一直盯著前頭，然後說：“阿甘，一定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