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屈辱中升遷
6月15 日清廷命李鴻章“迅速來京”，兩廣總督著廣東巡撫德壽兼署。
18日李鴻章接到“電傳諭旨”後，“宣布立刻遵旨北上”。但是，事實上李鴻章並沒有“立刻”動身，他公然置朝命於不顧，徘徊觀望，整整拖了一個月才啟程北上。
當時慈禧倚重以端王載漪、軍機大臣剛毅為代表的頑固派，把持朝政，推行“聯拳滅洋”的方針。奕匡、榮祿等“枝梧其間”，試圖扭轉朝局，“然亦無濟於事”。對於此情此景，李鴻章深惡痛絕。他既看出“群小把持，慈意回護，必釀大變”；又深感勢單力孤無法挽救而徒呼“奈何”。清廷催他“迅速來京”，但卻“未言何事”，沒有給予任何職權。他鑑於“政府悖謬”
和自己無兵無權的現實，意識到自己倘若冒然前往，不僅難於改變朝局，而且有身首異處的危險。為了爭取慈禧，打擊頑固派，李鴻章上下其手。對上，他連續五次電奏，冒死懇請“先定國是，再議辦法。”所謂“定國是”，就是要求慈禧和頑固派改變“聯拳滅洋”的方針，“先清內匪，再退外兵”。
他一再強調“非清內匪，事無轉機”，只有堅決鎮壓義和團，保住使館和洋人，才能“徐圖挽回，否則大局不堪設想。”在下，他扣押清廷對外宣戰諭旨，支持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與駐上海各國領事訂約，實行所謂“東南互保”。當時李、劉、張三大帥鼎足而立，“聯絡一氣”，構成南國的軸心，李鴻章在其中處於關鍵地位，故有“微鴻章，東南且亂”之說。
不過，李鴻章本人並沒有因涉身“東南互保”而轉移北顧的目標。即使是劉坤一、張之洞、盛宣懷等，也都無意讓李鴻章膠著於“東南互保”的棋局上。
他們認為李鴻章應該做清朝全盤棋局上的一隻大車，盛宣懷就曾建議李鴻章“仍遵前旨，迅速起程”進京，“以清君側、護兩宮為要義”。
李鴻章還深知列強的態度，直接關係著自身安全、使命成敗。因此，他在接到北上詔命後，就致電駐英、法、德、俄、日五國公使，請他們探詢各國政府“注意所在”和對“先靖內亂，再議善後”的態度。不久，各國就相繼作出反應。日本支持李鴻章“入覲”及其“先清內匪再退外兵”的方針。
德國懷疑李鴻章能否北上，並表示“停兵難遽議”。英國希望李鴻章對“即日北上”和“坐鎮兩粵”問題進行”細酌“，並表示英國“注意專在平匪保全英民性命、產業，絕無乘機強令中國變易政體、家法之意”。俄國聲稱“仍一意保全中國”，並電令駐華俄使策動慈禧召李鴻章“回京定亂”。駐俄公使楊儒被這些花言巧語所矇騙，正式建議李鴻章“聯俄”。李鴻章深以為然，立即與俄國”密商了事之法”，企圖依靠俄國控制事態， 打開外交局面。
7月12 日李鴻章一改“稍緩啟程，以待後命”的態度，決定先到上海，再酌進止。他的這一抉擇，是基於下列因素作出的。
這時慈禧開始傾向列強謀求妥協。 6月29日清廷通知各駐外使臣繼續留任，“遏有交涉事件，仍照常辦理，不得稍涉觀望”，並向所在國政府“切實聲明”：中國不會依靠“亂民以與各國開釁”，現仍嚴飭帶兵宮照前保護使館”，對“亂民”將“設法相機自行懲辦”
①。 7月3日清廷直接向俄、英、日三國發出國書乞憐求和，再次把戰爭的責任全部推到義和團頭上。在致俄國國書中，說什麼中俄兩國訂有密約，中國為時勢所迫，“不得不唯貴國是賴”，萬望從中“排難解紛”，進行調和。在致英、日國書中，懇請它們捐① 《軍機處寄出使俄國大臣楊儒等電旨》，《義和因檔案史料》，上冊，第202—203頁。
棄小嫌，共維全局。清廷給駐外使臣電旨和致俄、英、日國書，李鴻章是在7月11、12日先後獲悉的，清廷的表態正中他的下懷。慈禧和李鴻章在保護使館、鎮壓義和團、投降帝國主義的問題上， 漸趨一致。
這時慈禧開始把乞和的希望寄託在李鴻章身上。 6月29日清廷在答复李鴻章等反對“宣戰”的上渝中，既表露出歉悔之意，又令督撫“各保疆土”，但未催李鴻章北上。因此，李鴻章說：“現奉廷寄，暫不北行”。但是，時隔5天，清廷就以“事機緊迫”為由，令李鴻章“懍遵前旨，迅速來京，毋稍刻延”
②。這道諭旨，是在清廷向俄、英、日三國發出國書求和的同一天下達的，這絕非巧合，而是慈禧試圖依靠李鴻章向列強乞和的結果。清廷的國書和上渝， 李鴻章是在7月12日幾乎同時看到的，這使他認識到“旨催赴京”，意在“和”字。 7月16日即在啟程的前一天，李鴻章得知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消息，數年來東山再起、重返北洋的圖謀和宏願即可實現，個人往日的顯赫和榮耀又可複歸，因而欣喜和自負之情，溢於言表，公然對其下屬吹噓說：“舍我其誰也。”
李鴻章在離粵之前，曾接見裴景福等縱論時勢，頗有深思熟慮、先見預卜之慨。 7月17日李鴻章即將從廣州出發，將軍、巡撫以下送至天字碼頭日近亭。李鴻章登上“安平”輪，“待潮未行”，請裴景福人見。時值盛夏，天氣炎熱，李鴻章“衣藍絺短衫，著魯風履”，倚在小藤榻上。他對裴氏說：
“廣東斗大城中，緩急可恃者幾人？爾能任事，取信於民，為地方弭患，督撫不若州縣也。能遏內亂，何至招外侮，勉之！”裴氏問大局安危，他答曰：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師難作，雖根本動搖，幸袁慰庭搘拄山東，香濤、峴莊向有定識，必能聯絡，保全上海，不至一蹶不振。”
裴氏問：“公看京師何如？”他說：“論各國兵力，危急當在八九月之交，但聶貢亭已陣亡，馬、宋諸軍零落，牽制必不得力。日本調兵最速，英國助之，恐七八月已不保矣。”講到這裡，李鴻章“含淚以杖觸地”說：“內亂如何得止？”默然良久，裴氏問：“論各國公法，敵兵即入京，亦不能無禮於我。”他說：“然，但恐無人主持，先自動搖。”裴氏問：“公何不將此意陳奏？”他說：“我到滬後當具折，恐亦無濟。”裴氏起身告辭，李鴻章問左右，“潮至否？”並挽留裴氏說：“不忙。”他自飲牛奶，而以荷蘭水待客。裴氏問：“萬一都城不守，公人京如何辦法？”他說：“必有三大問題，剿拳匪以示威，糾首禍以洩忿，先以此要我而后索兵費賠款，勢所必至也。”裴氏問：“兵費賠款大約數目？”他答曰：“我不能預料，惟有極力磋磨，展緩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能活幾年，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鐘，鐘不鳴了，和尚亦死了。”他邊說邊流淚，裴氏也悲傷不已。裴氏問：“國難即解，公將奚先？”他皺著眉頭說：
“事定後中外局面又一變，我國惟有專心財政，償款不清無以為國， 若求治太急，反以自困。中國地大物博，歲人尚不及泰西大國之半， 將來理財須另籌辦法。”他繼續說道：“聯軍不足亡中國，可憂者恐在難平之後。”
裴氏曰：“公憂及此，天下之福也。竊有一言為公陳之，中國之弱弱於人，非弱於法也。人有得失，法無新舊， 果得其人，因時損益，法雖舊亦新也，不得其人，雖博採古今， 組織中外，適以滋弊。”李鴻章聽了裴氏這套傳統的人治論後，笑而譏之曰：“八股舊也，策論為新，策論得也，八股為失，② 《上海轉保定來電》，《李鴻章全集》（三），電稿三，第1004頁。
我與爾皆八股匠，故說舊話。 ”這一番妙語，逗得哄堂大笑。裴氏說：“君子當國，不震己之強，不侮人之弱，亦不怯已之弱，畏人之強，惟求一已以應天下，守至常以待至變而已。 ”李鴻章嘆息不已，說什麼“國運所關。實有天命，後事殊難逆料也。 ”事後，裴氏評論說：“公生平堅忍倔強，雖處甲午乙來之變，從容鎮定，未嘗以鬱悶之色示人，及庚子難作，每深談時事，便淚含於眶，氣之衰痛之劇也。 ”
①從裴、李問答中可以看出李鴻章對時局的觀感和個人的心境，概括言之，有以下幾個要點：（一）“內亂”招致“外侮”，“攘外”必先“安內”，鎮壓義和團實屬當務之急。 （二）北京必將陷落，但“聯軍不足亡中國”。
（三）列強注意所在將是“剿拳匪”、“糾首禍”和“索兵費賂款”等“三大問題”。 （四）“難平之後”情朝“國運”“殊難逆料”。 （五）他個人“氣衰痛劇”，“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鐘”。
李鴻章清醒地意識到此番北上，等待自己的絕不會是煙花美景，泰和晏安，而必將是滿目瘡夷，重重險阻。他雖然不乏氣魄，但畢竟沒有昔日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巳”的那般公忠。他於7月21日抵滬，便藉口健康原因，停留下來，說“連日盛暑馳驅，感昌腹瀉，衰年孱軀，眠食俱廢”。爾後更言：“元氣大傷，夜不成寐，兩腿軟弱，竟難寸步”，要求慈禧賞假20日。
實際上他的身體狀況絕非如此之壞，而是另有圖謀。
首先，是為自身安全計。時值義和團運動高潮階段，義和團和部分清軍正以血肉之軀英勇抗擊八國聯軍的進攻。義和團堅持“滅洋”鬥爭，仇恨與“洋人”來往密切的“二毛子”，揚言要“殺一龍二虎三百羊”。李鴻章被認定為二虎之一，置於擬殺之列。李鴻章到滬的第二天，就接到李經述自德州發來的電報：天津失守，直督裕祿逃走，“潰勇、拳匪沿途搶劫，難民如蟻，津亡京何能支，大事去矣。伏望留身衛國，萬勿冒險北上”
①。 8月2日李鴻章通過袁世凱得知清廷處斬主和派許景澄、袁昶和倚重主戰派李秉衡的消息，並接到李經述報告朝局、勸勿赴召的急電：載漪、董福成輩“黨拳煽亂”，慈禧“力不能製”，圍城西幸勢所必然，”切勿輕身赴召，自蹈危機”
②。李鴻章百感交集，哀嚎“成何世界！”表示暫緩北上，“雖嚴譴不顧也”。
他直言不諱的密奏：“每讀詔書，則國是未定，認賊作子，則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無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闕，道途險阻，徒為亂臣賊子作葅醢之資，是以小作盤桓”
③。擔心受到義和團和政敵懲處之情，躍然紙上。
其次，是為脅迫清廷就範。當時慈禧雖然傾向依靠李鴻章謀求對外妥協，但因遭到義和團的反對和頑固派的掣時而不敢放手進行，以致“送使不實，剿匪不辦”。遙望朝局，李鴻章心急如焚。他鑑於“內意無定”的現實，執意緩行。他抵滬不久，就接到張之洞所擬致上海各國領事電稿，其中說“康黨”散佈謠言，離間“兩宮”，”誣謗”慈禧，“滬上華洋各報為之傳播”；慈禧“素多善政，尤重邦交，豈有袒匪之理”；請嚴禁在中外報紙上“謗毀”
慈禧。張之洞擬請李鴻章會銜發出，李鴻章婉言拒絕。李鴻章不但勇於在朋僚之間表明這種態度，而且敢於直言要求慈禧“效法禹湯，先下罪己之詔”。
① 裴景福：《河海崑崙錄》，卷3，第225—227頁；卷2，第145—146頁。
① 《李經述德州來電》，《李鴻章全集》（三），電稿三，第1033頁。
② 《李經述來電》，《李鴻章全集》（三），電稿三，第1062頁。
③ 《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第1輯，第18頁。
當然，李鴻章對慈禧並沒有喪失信賴之心。當時荷蘭公使克羅伯由京抵滬，告知各國公使擬讓慈禧歸政光緒。李鴻章表示反對，說“太后訓政兩朝，削平大難，臣民愛戴，此次拳匪發難，只恐禍起腋時，不得已徐圖挽救”
①。他既為慈禧開脫，又與張之洞等共商對策。在維護慈禧統治地位這一點上，他們並無分歧。李鴻章無非是要敦促慈禧徹底轉變態度，為議和鋪平道路。 8月2日李鴻章具折“密陳安危大計”，強調中外眾寡、強弱懸殊，中國不能以卵擊石，孤注一擲，應“立簡重臣，先清內匪，善遣駐使，速送彼軍”。
當時慈禧依違叵測，一面派遣主戰甚力的勤王將領李秉衡出京督師，抗拒八國聯軍進犯；一面任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各國議和。劉坤一聞訊致電李鴻章說，“恭賀全權大喜，旋乾轉坤，熙天浴日，惟公是賴。”
②李鴻章卻顯得比較冷靜，知道朝局不變，所謂全權大臣，只能徒具空名，因而繼續向清廷施加壓力，要求切實作到“送使”出京和“剿匪”兩層，否則“斷非區區綿力所能勝任”。
再次，是為了疏通外交渠道。李鴻章抵滬後，正值八國聯軍大舉進攻，外交局勢愈益險惡的時候。 8月4 日八國聯軍從天津出發分兩路沿運河兩岸向北進犯，於15日攻占北京。當時慈禧和光緒出逃。 7月底8月初，俄國出動大軍侵入東北。列強在佔領北京、直隸和整個東三省之後，彼此之間猜忌傾軋、明爭暗鬥日益激烈。在華勢力最強的英、俄兩國和野心勃勃的德國，準備瓜分中國。俄國拉攏李鴻章，要派軍艦護送他由滬赴津。英國反對李鴻章全權代表資格。德國特派陸軍元帥瓦德西率領大軍來華，為他爭得八國聯軍總司令寶座，並拒絕承認李鴻章全權代表資格。美國重申“門戶開放”原則，主張維持清政府原有統治秩序。面對這種局勢，李鴻章通過各種途徑，乞求各國停戰議和。他的這種努力，隱含著一個明顯的意圖，就是爭取各國維護清朝統治和承認自己作為情朝全權代表的資格。但是，各國都基於自身利益，“設詞推延”，沒有答應“各派全權議事”。
8月底和9 月上半月，中外形勢發生了重要變化。慈禧在逃亡途中迫不及待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8月20日以光緒名義發布“罪己詔”。
8月24日準全權大臣李鴻章“便宜行事”，命其“將應辦事宜，迅速辦理”，表示朝廷“不為遙制”。
8月27日授奕匡“便宜行事”全權，令“即日馳回京城”，“與各國使臣商議事件”。
8月31日添派劉坤一、張之洞為議和大臣，“隨時函電會商”。
9月7日正式發布“剿匪”諭旨，誣衊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聲稱”
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劑除不可”。
9月8 日電旨說“罪在朕躬，悔何可及”，令李鴻章“即日進京，會商各使，迅速開議”，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轉坤，匪異人任。”
①與此同時，各國政府對清王朝的態度也漸趨接近，8月30日赫德電詢海關駐倫敦辦事處稅務司金登幹：“歐洲的意見如何，維持清室違是瓜分大清① 盛宣懷：《愚齋存稿》，卷40，電報十七，第26頁。
② 《江督劉來電》，《李鴻章全集》（三），電稿三，第1071頁。
① 《軍機處寄全權大臣李鴻章等電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566頁。
帝國？什麼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9月13日金登幹複電說：“關於您8月30日電所提問題，各國顯然仍擬支持滿清皇朝，不主張瓜分。英國輿論主張維持光緒皇帝，給慈禧太后以個人安全，但反對英國政府承認她。至於俄國等則傾向於支持她。必要的條件包括懲辦禍首、賠款、保證今後對各國友好等等。 ”
②鑑於上述情況，李鴻章認為北上時機業已成熟，因而於9月15日從滬啟程北上。他原擬“借乘俄艦赴津”，但考慮到“天津進口須有各國保護接待，乃可暢行無阻。借乘俄艦易啟猜疑”，因而改乘招商局“安平”輪，由一艘俄國軍艦護送赴津。
9月18日李鴻章乘“安平”輪抵達塘沽，在一群俄國軍官的歡迎和保護下登岸。各國官兵對俄國軍官“為什麼對中國人如此尊重感到奇怪。”一個站在碼頭上的德國中尉因為俄國軍官“穿上禮服歡迎這麼個人物，非常粗魯地表示莫名其妙。”李鴻章在會晤俄國陸海軍司令時，既對俄國從北京部分撤軍錶示感謝，又力勸俄軍暫緩進攻瀋陽。 19日李鴻章在俄軍護送下到達天津。在他的住所擔任門崗的“俄國衛隊建立了很嚴格的製度，出入必須有出入證，以防止閒雜人接近他。”李鴻章一方面情願地接受俄國的“特殊禮遇”，另一方面又欲蓋彌彰地洗刷“親俄派”的嫌疑。他在會見天津海關稅務司、英人社德維時，詢問赫德為什麼沒有遵照皇上的諭旨，“安排用軍艦從上海接他到大沽”，而他本人已接到這樣的諭旨。他表白說，如果赫德遵旨照辦，“那麼他也就不會由俄國軍艦護送，因而引起他是親俄派的流言了。”李鴻章還會見了德員德璀琳，德璀琳提醒他，瓦德西在談判中將是一個主要人物。
不久，瓦德西抵達天津，李鴻章急不可待地謀求與之會晤，但瓦德西卻遵照德國政府指令，“對李氏之請求，每拒絕之。”藉口“只管戰事，不管交涉”。
德國新任駐華公使穆默雖然在上海曾與李鴻章“來往兩次”，但到津後，卻拒絕與李鴻章晤談。德國的目的顯然在於拖延停戰議和進程，為瓦德西“用武”創造條件。
李鴻章在津暫住期間，還作了三件事。
一是力促清廷進一步採取為停戰議和鋪路的措施。 9月20日他以轉達劉坤一、張之洞、王之春、袁世凱、盛宣懷關於爭取早日議和建議的形式，電請清廷：感謝俄國允許從北京部分撤軍，並請俄國勸說德國；趁德軍尚未全到，優恤被殺的德國公使克林德；早商停戰；早下“誠心悔過”偷旨。 9 月24日他電促清廷“議處”首禍諸臣，並將“端王逐出軍機”。 9月25日清廷降旨，允其所清，將“縱庇拳匪，啟釁友邦”的諸王大臣莊親王載勳、端郡王載漪等“分別輕重加以懲處”；賜祭克林德；並向俄、德、日致送國書，希望“盡捐嫌隙”，“早定和議”。
二是遵旨在津接任直隸總督。 10月1日李鴻章遵旨在津“恭設香案，望闕叩頭”，接受了由護督廷雍派人送到的欽差大臣及直隸總督關防、鹽政印信。這位年垂八旬、飽經滄桑的大吏，在曾坐鎮25年而又調離數載的督署重接大印，自然會感慨萬千。據說，李鴻章到天津後，目睹自己苦心經營多年的這一名城重鎮殘破不堪的景象，聯想到“國破家亡”的艱險局勢，不覺痛哭一場。
三是奏請飭令榮祿改赴行在。榮祿向清廷推薦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議② 《中國海關與義和團運動》，第9、11頁。
和全權大臣，而李鴻章則建議清廷加派榮祿為議和大臣。但是北京淪陷後逃往保定的榮祿，卻以“忝領師幹，實難兼顧”為由，力辭不就。李鴻章經過深恩熟慮，也不再堅持原議，反而奏請飭令榮祿改赴行在。李鴻章所以改變態度，一是由於他從副總稅務司裴式楷、日本駐華公使內田康哉得知各國公使因武衛中軍參與圍攻使館事而怪罪榮祿，“不肯接待”；再則考慮到在中樞須有一位能夠影響慈禧、牽制頑固派的實權人物，以便協調內外，促成和議。慈禧對榮祿也“傾心以待”，希望他能隨侍左右，襄贊策劃。 10月6日清廷命榮祿速赴行在，“入值辦事”。李鴻章聞訊，深感欣慰，特地致函榮祿，表示祝賀。榮祿“領袖摳垣”後，與兩位全權大臣李鴻章、奕匡“往復函商，以定和議”。俞拋說：人知奕匡、李鴻章之“榰柱於外”，不知由榮祿之“斡旋於內也”。
10月5日李鴻章由俄軍護送，自天津乘船北上，於11日到達北京，寓居賢良寺。這裡曾是他甲午戰後失勢、投閒寓居之所，想不到而今又神使鬼差地接納了重返北洋、負有關乎民族命運、國家榮辱、歷史進程的重要使命的他。此時此刻，李鴻章又會是怎樣一種感情和心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