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當真到過許多地方，見過許多世面。他年紀不到五十，身體還很結實。只有一點頗為奇怪：他身為空軍少將，但是從來沒有談過一次自己的戰鬥飛行，甚至一次普通的飛行也沒有談到過。然而據他說他在戰時擔任過我國赴美空軍採購團團長。美國顯然使他驚異不置，他從那裡也是滿載而歸的。別利亞耶夫從不降低身份向我們說明他被捕的確切原因，但顯然與這次美國之行或他關於此行的談論有關。 "奧採普建議我走一概相認的道兒，--（這就是說，辯護律師重複著偵查員的話。）可是我說，讓他們判我加倍的刑吧，反正我沒有什麼罪！"對於當局說來他的確沒有什麼罪，這是可以相信的；判給他的不是加倍的反而是減半的刑期--五年。連對十六歲的嘴巴不謹慎的孩子判的也比這多。
看著這個人，聽著他說話，我常常想："時至今日依然如此！"這已經是在粗魯的手指扯掉他的肩章（我想像他那時是怎樣畏縮躲閃的！）之後，在搜身之後，在站隔離室之後，在"烏鴉車"之後，在"背過手去！"之後了。他至今仍是連一點小事也不許別人回嘴，更不用說大事（大事他連談都不和我們談，除了一個季諾維也夫。我們這些人都不配）。但是我沒有見過他有一次能聽取不是他e已發表過的見解。他純粹不具備接受任何論報的能力！不等我們說出論據，他已經全知道了。他以前當採購團團長--蘇維埃赴西方的使者的時候是什麼樣子？準是一個衣冠楚楚、神秘莫測的白臉斯芬克斯，西方人眼裡的"新俄"的象徵。如果有什麼事求他，會怎麼樣？如果帶著請求把頭伸進他的辦公室，會怎麼樣？天曉得他會怎樣咆哮！天曉得他會怎樣能人！如果他出身於軍人世家，這類事還可以理解。但並非如此！這種像喜馬拉雅山那麼高的自信是第一代蘇維埃將軍後天學會的。內戰時期他在紅軍裡還是穿樹皮鞋的小鬼，連簽自己的名字還不會呢。從哪兒這麼快地學來了這一套？ ……這是因為他一直處在特殊的圈子裡--連乘火車，連住療養所都永遠在自己一夥人中間，永遠在憑通行證出入的大鐵門裡面。
其他那些人怎麼樣？看來和他的相同點比不同點多。如果"三角形各角的和等於180"的真理妨害了他們的公館、官銜、出國機會，那會怎麼樣？他們會砍掉畫三角形的人們的腦袋！他們會推倒房屋的三角形山牆！他們會發布一個只許按弧度測角的法令。
有時候我又想，我自己怎麼樣？花二十年時間就一定不能把我也變成這樣的將軍嗎？完全可能的。
我進一步仔細觀察：亞歷山大?伊万諾維奇完全不是個壞人。他讀果戈理的時候發出充滿善心的笑聲。如果情緒好，他還能把我們逗得樂不可支。他的嘲諷是有才智的。如果我想在自己心裡培養對他的憎恨，當我們並排躺在自己的床上的時候，恐怕是做不到的。不，他變成一個十足的好人的路並沒有封死。但他必須經歷許多苦難，許多苦難。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季諾維也夫也不去勞改犯食堂，也想安排家里人用保溫瓶給他送午飯。落在別利亞耶夫後面，低他一等--比挨刀割還難受。但形勢嚴重些：別利亞耶夫沒有被沒收財產，而季諾維也夫的財產部分被沒收。他的現金、儲蓄著來全被打掃乾淨了，只剩下一套闊氣的高級住宅。但是關於這個住宅他可對我們講了個夠！他一次又一次地講，一講就是老半天，津津有味地描繪洗澡間的每一個細部，知道自己的介紹會使我們得到怎樣的享受。他甚至有一句格言。 "四十歲以上的人的價值是由房子決定的。"（所有這些話他全是當別利亞耶夫不在場時才講，因為那個人可能連聽都不聽，那個人可能自己打開話匣子講起來，只是不會談房子，因為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他寧願再把蘇丹搬出來講一次。）但是據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說，老婆有病，女兒不得不工作，所以保溫瓶沒有人送。每個星期天給他送來的牢飯也是很菲薄的。他只得帶著破落貴族的驕傲忍受自己的現況。食堂他仍是不去，瞧不慣那兒的骯髒和吃飯時嘴裡吧卿吧卿的粗人，但是無論菜湯和稀飯都還是叫普羅霍羅夫給他拿到這間屋裡來的，在這裡的電爐上溫熱。他也很想把麵包的六面都切掉一層，奈何他沒有另外的麵包，只好局限於耐心地拿著麵包在電爐上面烤，烤死麵包六個面上由切麵包工和普羅霍羅夫手上帶來的微生物。他不去食堂，甚至有時候連菜湯也可以放棄，但是他還缺乏足以阻止他在這間屋子裡委婉地求乞的貴族的驕傲："給一小塊嚐嚐行嗎？好久沒吃過這個了……"
只要沒有什麼東西路著他，他總是過分誇張地溫和而有禮貌。和別利亞耶夫的毫無必要的粗魯擺在一起，他的彬彬有禮特別引人注目。他內心和外表都是一個十分拘謹的人。吃飯細嚼慢嚥，動作都是小心翼翼的，活生生的一個契訶夫的營中人。逼真到這種程度，以至其他部分都用不著描寫了，一切如契訶夫的手筆，唯一的不同在於他不是學校教師，而是內務部將軍。在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打算使用電爐的時刻，你佔用一秒鐘也不可能。在他蛇一樣的目光下你馬上就會抽回自己的小鍋，如果不，他當下就可能說出難聽話。星期天白天在大院裡的漫長的點名，我有時試著帶本書去（離文學遠點的，每回都帶物理學），躲在人背後偷偷讀。哎喲，這種違犯紀律的行為給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帶來多大痛苦啊！竟然在隊列裡看書！在神聖的隊列裡看書！分明是故意顯示自己的挑釁，炫耀自己的肆無忌憚。他不正面製止我，可是眼睛這樣瞄著我，這樣痛苦地朝我撇嘴，哼哼卿卿、嘟嘟嚷嚷，結果別的雜役對我讀書也感到膩煩得要命，我只好放棄書本，每回像傻瓜似地白站個把鐘點（在房間裡頭也讀不成書，在那兒要聽聊天）。有一回工程辦公室一個女會計站隊來遲了，雜役小隊去工區的出發時間耽誤了五分鐘。小隊本該走在上工隊伍的排頭，現在卻走在隊尾。這本是平常的事，派工員和看守員連注意都沒注意。但是身穿特殊的青灰色細呢軍大衣、端端正正地扣著一項早已摘掉紅星的保護包大檐帽、戴著一副眼鏡的季諾維也夫對遲到者發出憤怒的噝噝聲："見什麼鬼你要遲到？！為你我們大家都走不了！！"（他已經不能再沉默！這五分鐘他氣都出不來了！他病倒了！）那女的猛然扭過頭來，兩眼快意地閃閃發光，回敬他說："馬屁精！什麼東西！乞乞科夫（為什麼是乞乞科夫？大概是和別里科夫搞混了……），合上你那窟窿吧，……"還說了好些好些，再下去就該出髒字了。她只動用了她的靈牙利齒，並沒有舉起手--但看起來好像是在扇他的耳光子，因為他的乳白色的姑娘似的臉皮上泛出紅一塊白一塊的斑點。耳朵變成紫紅色，嘴唇抽動著。他怒不可遏，可是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也沒有抬起手來自衛。那天他對我訴苦說："我這個改不了的宜筒子脾氣真是沒有辦法！我在這裡也丟不掉守紀律的習慣。我不能不對別人提意見，加強周圍的紀律性。"
早出工站隊時他總是焦躁不安；他巴不得快些沖向工作地點。雜役小隊一跨進工區他就故做姿態地趕到侵騰騰返方步的人們前頭，差不多跑步走進辦公室。他是想讓長官們看在眼裡嗎？這沒有多大意思。是要犯人們看到他工作多忙嗎？ --這是一部分原因。而主要的、最真實的原因是想盡快脫離人群，脫離營區，把自己關在計劃科的安靜的小房間裡，在那兒……在那兒決不是做瓦西里?弗拉索夫做的那些事，決不為解救作業班裡的難友們打主意，而是混鐘點、抽煙、幻想再來一次大赦，想像自己坐在另一張辦公桌旁，在另一間辦公室裡，有好幾個按鈴，有好幾部電話，有奴顏婢膝的女祕書，有站得筆直的來訪者。
我們知道他的事很少。他不喜歡談起內務部的往事，無論是級別、職務還是工作性質。這是前內務部人員普遍的"靦腆勁兒"。可是他身上的軍大衣恰好是《白波運河》一書的作者們描寫的那種青灰色的。進了勞改營他也沒有想到要從制服上衣和製褲上把藍滾邊拆掉。在受監禁的兩年中，他連勞改營真正的老虎口的邊都沒有挨到過，連群島的無底深淵的氣味也沒有聞到過。送進現在這個勞改營自然是由他選定的：他的住宅離勞改營只有幾站無軌電車的距離，在卡盧加廣場附近。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掉進底層，也沒意識到現在周圍的人對他多麼敵視，所以在房間裡有時也漏出一點底細：有一天說他跟克魯格洛夫（那時候還不是內務部長）很熟，另一次說跟弗連克爾、扎維尼亞會很熟，說的全是古拉格的大頭頭。有一回提到他戰時領導過塞茲蘭-薩拉托夫鐵路很長一段的築路工程，這麼說是在弗連克爾的古爾熱德斯（鐵道建設勞改營管理總局）里幹過。 "領導"這兩個字可能包含些什麼意思？他什麼工程師也不是。那麼說是勞改營管理局局長嘍？是另一位可愛的克萊因米海爾嘍？就是從這樣的高峰一下子鼻青臉腫地跌到幾乎是普通囚犯的水平。他的問題是屬於一百零九條，對於內務部來說，這意思是收受了超過級別所容許的賄賂。因為是自己人，判了七年。 （這表明他收受的賄賂夠判二十年。）根據斯大林的大赦令，他剩餘的刑期被減掉了一半，今後還得蹲兩年多一點。但是他很傷心--傷心得和被判了整十年一樣。
我們房間的唯一的窗戶是朝涅斯庫奇內公園開的。窗外不遠處，略低於窗口的樹梢在隨風擺動。景色不斷在這裡交替；暴風雪，解凍，新綠。當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沒有受到什麼刺激而只是感到淡淡的哀愁時，他往往臨窗而立，眼望著公園，用輕柔好聽的聲音唱一支歌；
啊，睡吧，睡吧，我的心！
莫要把往事喚醒。
你說怪也不怪？ --嚴然一位坐在客廳裡的十分可愛的先生。可是他沿著自己的路基留下了多少囚犯的埋葬坑！ ……
漢斯庫奇內公園靠近我們營區的一角，有幾道小土崗把遊人隔開，是塊十分隱蔽的地方，如果不算我們這些剃光頭的人能從窗口看到的話。五一節，有個中尉把一個穿花布拉吉的姑娘帶到這個隱蔽處所，他們避開了公園的遊人，而對我們就像對貓兒狗兒的目光一樣滿不在乎。軍官把他的女朋友平攤在地上，那女的也不是個客臊的。
一去不返的莫再召喚，
往昔的愛情莫再留戀。
整個說來我們的小房間像是一個小模型。內務部官員和將軍完全支配著我們。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我們才能在他們不用的時候使用電爐（它是人民的）。一切問題全由他們決定：給房間通通風還是不通風，鞋放在什麼地方，褲子掛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停止說話，什麼時候睡覺，什麼時候醒。沿著走廊走幾步就是大統艙房間的房門，那裡面是吵嚷喧鬧的共和國，那裡面把一切權威都罵得狗屎不值；而我們這裡卻是享有特權的，我們依仗特權，也就必須盡力遵守法紀。自從我被踢進了渺小的油漆班，我就一言不發了：我成了無產者，任何一分鐘都可以把我推到大房間去。農民普羅霍羅夫名義上是生產雜役的"小隊長"，實際是叫他擔任一個侍候人的職務--拿麵包、端小鍋、和看守及值日員辦交涉，總之是做全部低賤的工作（這正是那個養活兩個將軍的農夫），所以我們這樣的人就只能聽命於兩個獨裁者。但是偉大的俄國知識界在哪裡呢？他們在瞧著什麼呢？
普拉夫金一博士（他的姓並不是我臆造的！）神經病理學家，勞改營醫生，今年七十歲了，這表明革命到來的時候他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是在俄國思想界最美好的年代，在講究良心、榮譽、愛人民的精神熏陶下成熟的人。請看他有怎樣的儀表！在令人肅然起敬的碩大的頭顱上飄動著灰白的銀髮，勞改營裡的剃頭推子也未敢觸動它（這是衛生科長恩准的優待）。他的肖像會使世界上第一流的醫學雜誌的封面生色！任何國家有這樣一個衛生部長都不會覺得寒磣！他的莊重的大鼻子使人們對他的診斷產生充分的信任感。他的一舉一動顯得尊嚴而穩重。博士的身軀如此奇偉，以至單人鐵床幾乎容納不下，一部分只好懸在外面。
我不知道他是個怎麼樣的神經病理學家。很可能是個好大夫。但是那必須是在一個鬆鬆散散、和和氣氣的時代，並且一定不是在國立醫院工作，而是在家裡開業。橡木的房門上釘著銅牌，靠牆坐地的大自鳴鐘發出悅耳的哨哨聲。不慌不忙，除了自己的良心對什麼也不用服從。然而在那以後，他著實地被嚇壞了，嚇得他一輩子也沒有緩過勁來。我不知道他以前坐過牢沒有，內戰時期拉他去陪過綁沒有（這沒什麼奇怪的）。但是不用手槍頂著他的腦門，也足能嚇破他的膽。只要讓他做做這些事就夠了：叫他到門診部去工作，那裡要求一小時看完九個病人，時間只夠用小槌敲一敲膝蓋；再讓他噹噹"勞動力醫務鑑定委員會"委員，還有療養區委員會委員，還有兵役委員會委員，到處都要在各種文件上簽字、簽字、簽字，同時知道每簽一個字都可能掉腦袋，某某大夫已經抓進去了，某某也是了，可是你仍得不停地簽字：病假條子、診斷書、鑑定人證明、醫生證明、病歷。每簽一個字都引起一次哈姆雷特式的苦惱：給假還是不給假？適合現職還是不適合？有病還是沒病？病人朝一邊求你，長官朝另一邊壓你。驚恐過度的博士手足無措，猶豫不定，渾身發抖，常常吃後悔藥。
但這都還是在外邊的時候，這還都是些甜點心！自從帶上"人民敵人"帽子被抓進來，被偵查員嚇出足以致命的心肌梗死（我想像他既然嚇成這個樣子，會有多少人被他攀扯了進來，恐怕整個醫學研究所都被他攀扯進來了）以後，你看他現在變成了怎麼樣的一個人！獨勞點衛生科長（一個自由人身份的根本沒有學過醫的老酒鬼）的一次普通的例行巡視都會使普拉夫金惶恐到這個地步，以至連病人卡片上的俄文字也念不下來了。他現在變得十倍地猶豫不定。在勞改營裡他簡直手足無措，連體溫達到37.7能不能開病假也不知道了。萬一挨罵怎麼辦？必定會跑回我們屋子裡來商量。每當受到勞改營長或者哪怕是普通看守的誇獎以後，他才能在安定平穩的狀態中生活上一天。受到誇獎以後的二十四小時之內他似乎感到自己是安全的，從第二天早上起難以擺脫的恐慌感又偷偷地回到他的身上。一次營裡發送出一批很緊急的解犯，因為太匆忙，以至沒有時間安排他們洗澡（沒有把他們光著身子趕進冰涼的澡房，算他們幸運人看守長來找普拉夫金，叫他寫一張解犯已經過衛生處理的證明。普拉夫金照例唯命是從，但是事後瞧他變成了什麼樣子！一回到屋裡他就像砍斷了腿似地一頭栽到床上，手按心口，哼哼唉唉。他根本不聽我們的寬慰。我們睡著了，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煙，上廁所。最後，到了後半夜，他穿上衣服，樣子像瘋子似地去找值班看守員商量，這個看守員外號叫"小矮個"，是個大字不識的直立猿人，只不過帽子上有顆小紅星罷了。他問他現在會怎麼樣？犯下這個罪會按五十八條給他再到一次刑？還是不會判？或許只會從莫斯科市內的勞改營發送到遠地的勞改營？（他家在莫斯科，經常送來豐富的食物，因而他一心賴在我們這個小勞改營裡。）
心驚膽戰的普拉夫金在一切事上，甚至在檢查衛生的工作上都喪失了魄力。他對炊事員、值日員，對自己的衛生科連一點要求也不會提了。食堂裡很髒，廚房裡不好好洗飯碗，衛生科不知道多少天才抖一次病房的被子。這些他全知道，可是都不能堅持衛生的要求。只有一點是他和所有勞改營長官們共同犯的神經病--每天擦洗住房的地板（許多勞改營都搞這種窮開心的事）。這一點執行得倒是一絲不苟。永遠潮濕朽爛的地板使得房內的空氣和被褥從來沒有乾燥的時候。勞改營裡最不行的老弱病殘對普拉夫金也沒有什麼敬意。在他的獄中生涯裡，沒有搶劫過和欺騙過他的，只有不想幹這種事的人。他的亂丟在床邊的東西所以能原封不動，他的全營最無秩序的、一切都往外掉的床頭櫃所以能不被偷光，全靠我們房間夜晚是上鎖的。
普拉夫金的刑期是八年，按五十八條10和11，即作為一名政治人物、鼓動者和組織者。但是我發現在他的頭腦裡裝的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嬰兒的幼稚性。他被監禁了兩年多，還沒有成熟到他在偵訊階段曾承認過的那些思想的高度。他仍相信把我們關進來是暫時的，是開開玩笑；現在正準備實行一次了不起的寬宏大量的大赦，這是為了使我們更加珍視自由，使我們為得到了這次教訓而永遠感謝機關。他相信集體農莊是繁榮的，旨在奴役歐洲的馬歇爾計劃是卑鄙陰險的，急於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同盟國是在搞陰謀詭計的。
我記得一次他滿面春風地回到屋裡，像剛做完美好的通宵祈禱的善男信女一樣，臉上泛出安詳、仁愛、幸福的光輝。他的善良而坦率的大臉龐上的那對下眼眶下垂的大眼睛流露出非人間的柔順的神情。原來剛才開過一次營區雜役的會議。勞改點點長起先拍桌子大聲申斥他們，後來忽然平靜下來，說他對他們像對自己的忠實助手一樣信任。普拉夫金激動地向我們交心說："聽了這些話，工作積極性一下子就冒出來了！"（關於將軍也要說句公道話，他聽到這個只是輕蔑地撇了撇嘴。）
博士的姓氏並不是騙人的：他是個愛真理的人。愛倒是愛，只可惜配不上！
他在我們這個小模型裡顯得可笑。但是如果把眼光從這個小模型轉向大模型，你就會驚呆。我們的精神的俄羅斯有多大的百分比變成了這副模樣？僅僅因為一個恐懼……
普拉夫金成長在有文化的人們當中，一生從事智力勞動，他周圍都是一些智力發達的人，但他能算一個知識分子即具有獨立智能的人嗎？
多年來我不得不對"知識階層"這個字眼進行認真的思考。我們都很喜歡把自己歸入這一類，而實際上並非全都能歸得進去。這個字眼的含意在蘇聯完全歪曲了。凡是不用（和害怕用）雙手勞動的人都成了知識分子。這裡包括所有黨的、國家的、軍隊的和工會的官僚；所有的會計和記帳員--撥算盤珠的機械奴隸；所有的辦公室職員。我們更加輕易地把全體教師（那些頂多只是個會說話的教科書，即沒有獨立的知識也沒有獨立的教育見解的人也在內）也都歸到這裡。還有所有的醫生（那些只會在病歷上瞎劃兩筆的也在內）。至於那些僅僅和編輯部、出版社、電影厂，演奏廳沾點邊的，也都被毫不猶豫地劃入了這一類，更不消說那些出書、拍片、拉琴的人了。
實際上一個人不能單憑上面任何一個標誌就劃入知識界。如果我們不想根本失去這個概念，我們就不應降低它的價值。知識分子不是依職業屬性和工作種類決定的。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家庭也不一定能培養出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這樣的人，他對精神生活的興趣和志向是換而不捨的，是固定不變的，並不是外界環境所強加，甚而是與外界環境相對立的。知識分子是這樣的人：他的思想不是模仿性的。
在我們這個屋子裡的畸形人當中別利亞耶夫和季諾維也夫被認為是最大的知識分子。這兩位高級人士對於工長奧拉切夫斯基和粗俗的保管員普羅霍羅夫感到很不舒服。在我當總理的時代，將軍和內務部官員攛掇我把這兩個鄉巴佬從我們房裡驅逐出去，因為他們身上太髒，因為他們愛穿著皮靴躺在床上，總之是因為他們缺乏知識分子味（將軍們竟要趕走供他們吃喝的農人了？）。但是我很喜歡那兩個人，我自己靈魂深處也是一個農夫，從而屋裡形成了均勢。 （後來將軍們大概又對別人提出要把我趕出去。）
奧拉切夫斯基的外貌確乎有些粗俗，一點知識分子的味道也沒有。音樂，他只懂烏克蘭民歌，什麼古老的意大利繪畫，什麼現代的法國繪畫，他連聽也沒有聽說過。他愛不愛看書我不好說，因為我們營裡沒有書。屋裡發生抽象的爭論他從不參加。別利亞耶夫關於英屬蘇丹和季諾維也夫關於自己住宅的最精彩的獨白，他都像沒聽見似的。他在空閒時間愛把腳蹺到床頭欄杆上長久地沉思默想，大皮靴的後跟搭著欄杆，靴底朝著將軍們。 （並不是有意挑釁。出工集合前、午休或者在還等著出門的黃昏，哪個明智的人能放棄稍躺一會兒的樂趣？而長筒靴脫起來很麻煩，裡面用兩副包腳布撐得緊繃繃的。）奧拉切夫斯基對於博士的那些自我折磨也是木頭木腦地毫無反應。他沉默了一兩個鐘頭以後突然會和房裡發生的事情牛頭不對馬嘴地用悲劇的口吻宣告："是的！五十八條獲得自由比駱駝穿針眼還困難！"另一方面，凡是關於日常用品的屬性，並於日常生活行為的正確性等實際問題的爭論，他總是帶著烏克蘭人的倔勁參加進來，性急地證明氈靴所以會壞是因為在爐子上烤的，一冬不烤反倒有好處，穿著更舒服。由此說來，當然，他哪裡算得了什麼知識分子！
但是我們當中只有他一人對建設工程忠心耿耿，只有他一人能在工作時間以外有興趣地談這件事。當他聽說犯人們竟把完全裝好的隔斷牆板拆掉當柴燒的時候，他用粗笨的雙手抱住粗笨的頭好像疼痛似地搖晃起來。他不能理解土著們的野蠻行為。這也許是因為他只蹲了一年的原故。有人跑來說，從八層樓上掉下一塊水泥板。所有人都驚呼："砸死人沒有？"可是奧拉切夫斯基卻向："你看見它是怎麼摔碎的？裂縫沿著哪個方向？"（水泥板是按照他的圖紙澆灌的，他想弄清楚他的鋼筋布得好不好。）在十二月的大冷天，作業班長和工長們聚在辦公室烤火，聊著勞改營裡的閒話。奧拉切夫斯基進來，摘下一隻手套，鄭重其事、小心翼翼地從裡面取出一隻不能動彈了但仍活著的有桔黃和黑色花紋的漂亮的蝴蝶："請看，這是一隻零下十九度裡凍不死的蝴蝶！是停在大樑上的。"
大家全圍在蝴蝶旁邊。我們之中有幸活著出去的人到了刑期結束的那一天未必能比這只蝴蝶更有生氣。
奧拉切夫斯基自己的刑期只有五年。他是因面部犯罪（完全和奧威爾寫的一樣）--因微笑而被抓的。他原是工程兵學校教師。在教員休息室他向另一個教師指著《真理報》上部的什麼東西微笑了一下！那另一個教師很快被打死了，奧拉切夫斯基究竟笑什麼，誰也沒弄清楚。但是有人看見他笑，對黨中央機關報發笑的事實本身就是大不敬行為！後來要奧拉切夫斯基做一篇政治報告。他回答說，命令他要服從，可是他做的報告不會帶勁。這下就越過了槓槓。
這兩人中間是誰--是普拉夫金還是奧拉切夫斯基--更接近於知識分子？
關於普羅霍羅夫現在也不能不說幾句。他是個大塊頭的莊稼人，沉重的腳步，沉重的目光，臉上沒有什麼叫人愉快的地方。他不事先考慮清楚是不露笑臉的。這種人在群島上稱為"灰狼"。他心中毫無犧牲自我、為別人做好事的動機。但馬上引起了我的好感的是：他給季諾維也夫端小鍋，給別利亞耶夫拿麵包的時候一點不帶巴結奉承的神氣、不帶假惺惺的笑臉或者哪怕一句沒用的話。他帶東西的態度莊嚴而矜持，要人看出他服務歸服務，但不是他們的使喚小子。他需要許多食物才能填飽自己勞動者的巨大身軀。他所以忍辱負重全是為了獲得將軍的菜湯和稀粥。他知道這里人瞧不起他，他不生硬地答話，也不"踮著腳尖"替人跑腿。他把我們每一個人都看得透亮的，只是沒到把心裡想的講出來的時候。我感覺普羅霍羅夫是建造在石頭地基上的。我國民間的許多東西都是靠這樣的肩膀扛著。他對誰都不急著做笑臉，眼神是陰鬱的，可是他也決不會撲上來咬你的腳後跟。
他不是按五十八條坐牢的，但對我國的生活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在納羅一佛明斯克附近當過不少年村蘇維埃主席。那兒也需要有隨機應變的本領，該狠心的時候就得狠心，該在上級面前頂住就得頂住。他這樣講起自己當主席時的情況：
"要當愛國者，事事都得走在前頭。不用說，什麼麻煩也是你頭一個碰上。比方在村蘇維埃做報告，儘管在鄉下說話總是歸到實事兒上，可說不定哪個大鬍子冷丁給你出個題：不-斷-革-命是啥意思。鬼知道是啥意思。我就知道城裡娘兒們燙頭髮"。要是不回答，人家就會說：你這老母豬嘴怎麼拱進了麵包房。我對他們說，這就是這麼樣的一種革命，它又卷又滑，用手抓不住--不信你進城去看看娘兒們的彎彎頭髮，要不，去看看綿羊的也行。咱們跟麥克唐納（英國首相）咬架的時候，我在報告裡給政府提了個醒：我說，同志們，你們少去踩人家的狗尾巴不就行了？ "
年頭一多，他摸透了我國生活中全部裝點門面的把戲，自己也參加去做。他把一個農莊主席叫來，對他說："你去培養個準備在農展會上得金質獎章的女擠奶員，日產量要六十公升的！"於是全農莊就全力以赴地去培養這麼一個擠奶員了。往她的牛槽裡猛例高蛋白飼料，甚至倒砂糖。全村和全農莊都知道搞這麼個農展會要花多少錢。可是上級硬要演這齣戲，自己哄自己--這說明人家要的就是這個。
戰火快燒到納羅一佛明斯克的時候，普羅霍羅夫接到疏散村蘇維埃的牲畜的任務。可是如果仔細琢磨琢磨，這項措施不是對付德國人的，而是對付莊稼人的：明擺著是要他們一無牲畜二無機器地留在一片空白地上。農民們不肯交出牲畜，動手打起來（他們預料集體農莊會散伙，牲畜就是他們的了）--差點沒把普羅霍羅夫揍死。
戰線移到了他們村莊的背後，整整僵持了一個冬天。普羅霍羅夫早在一九一四年就當過砲兵，現在沒有了牲口，無路可走，自己跑到蘇軍的砲兵陣上去扛砲彈，直到被人家轟走。一九四二年春蘇維埃政權回到了他們區，普羅霍羅夫又當村蘇維埃主席。現在他又有了官報私仇、變成一條比以前更兇的惡狗的全部力量。他本來可以至今一帆風順。但奇怪的是他並沒有成為這樣的人。他的心顫動了。
他們屬於重災區，上級交給村蘇維挨主席一些麵包票：由麵包房對房子被燒的、最缺糧的戶稍稍給些救濟。普羅霍羅夫卻可憐起老百姓來，發放的麵包票超過了規定。結果撈上了一個八七"法令，判了十年。至於麥克唐納的事，看在他文化不高的份上饒恕了，而他對人們的惻隱之心則沒有被饒恕。
在屋裡，普羅霍羅夫也喜歡一連好幾小時一言不發地躺著，也和奧拉切夫斯基一樣把長筒靴搭在床頭欄杆上，呆望著灰皮剝落的天花板。將軍不在場時他才開口。我十分欣賞他的一些想法和說法：
"什麼線難劃--直線還是曲線？劃直線需要工具，曲線--一個醉鬼用腳丫子也能劃出來。生活的線也是這樣。"
"錢--現在是雙層的。"（一針見血！普羅霍羅夫是說到向集體農莊要糧食是一個價，向人們賣糧食又是另一個價時講這個話的。但是他看得更寬，錢的"兩層性"顯示在許多方面，貫穿於整個生活。國家按第一層付給我們，我們在所有地方都必須按第二層付出去，為了這個，我們非得自己從另外地方按第二層搞點錢才行，否則很快就會坐吃山空。）
"人雖不是魔鬼，可照樣不給你活路。"這是他另一個諺語。
這一類的話還很多，可惜我沒有記下來。
我把這間屋子稱為畸形人之家，但是我不能把普羅霍羅夫和奧拉切夫斯基兩人歸入畸形人之列。然而六人當中畸形人佔大多數，因為我自己不是畸形人又是什麼？在我的頭腦裡，混亂的信仰、虛妄的希望、臆造的信念雖然已經打破，撕碎，但它們的碎片仍然在那裡漂浮。我的服刑期雖已進入了第二個年頭，但我仍然沒有理解命運的手指向我這個被甩進群島的人指出了什麼。紅色普列斯納監獄裡那個"專用犯人"灌輸的"千萬不要陷進一般勞動！"的浮淺而有腐蝕性的思想仍然支配著我。轉向"一般勞動"的內心演變過程是很艱難的。
一夜，一輛小汽車開進營門，看守員來到我們的房間，搖搖別利亞耶夫的肩頭，叫他"收拾東西。"被突然叫醒還迷迷糊糊的將軍被帶走了。他從布蒂爾卡還設法給我們傳來一個條子："不要灰心I（顯然指不要因他的離去而灰心。）只要我活著，一定給你們寫信。"（他終於沒有寫。我們從側面聽到了他的消息。看來當局認為把他放在莫斯科的勞改營裡有危險。他被轉解到波奇馬。在那裡已經喝不到從家裡用保溫瓶送來的湯菜；口糧麵包想必也不能削掉六面才吃了。又過了半年，有消息說，他在波奇馬十分潦倒，為了佔幾口便宜，擔任了送菜湯的角色。不知道這是否確實。用勞改營裡的俗話說，這叫"怎麼販進來，怎麼賣出去"。）
這麼一來，我第二天清早就頂替了將軍的職務，當上了助理定額員，到頭也沒有學會油漆工的手藝。但是定額工作我也懶得鑽研，只是隨便加減乘除就是了。擔任這項新工作期間，有時候我有到工地各處串串的機會，有時候能爬到我們正在蓋的這座建築的第八層上去坐坐，就像站在一座大樓的屋頂上一樣。從這裡朝四面望去，整個莫斯科的市容一覽無餘地展示在一個因犯的面前。
一面是沃羅比約夫山，當時還是空曠的。未來的列寧大街剛剛規劃，還不存在。卡納特奇科夫別墅（精神病院）的外貌還是古樸的原始狀態。另一面是新處女修道院的圓頂，伏龍芝軍事學院的龐大建築。隔著許多車水馬龍的街道，在正前方遠遠的地方，是籠罩在丁香色的薄霧中的克里姆林宮，在那裡面已經準備好了對我們的大赦令，只剩下簽發了。
這個充滿財富和榮華的世界正向我們這些在劫難逃的人們招手。它好像就在我們腳下，但我們永遠夠不到它。
但是，不管我怎樣像一個新犯人似地渴望"回到自由"，這個城市仍引不起我的羨慕和生翅飛向它的街道的願望。束縛著我們的惡勢力全是在這裡締造的。驕橫傲慢的城市，它從未像戰後時期這樣充分地證實了這句諺語：
"莫斯科不相信眼淚！"
現在我時而利用一個前犯人難得的機會：到自己的勞改營去遛遛彎！我每次都很激動。把自己重新浸入過去的絕境，重溫一次那種身份的人的感覺--這對於衡量生活的相對尺度是很有益的。原來是食堂、舞台和文教科的地方，現在是"斯巴達克"商店。當時的大門就在現在還保留著的這個無軌電車站旁邊。三樓上那個窗口裡，就是我們的畸形人之家。這兒是出工站隊的地方。納波里娜娘的塔式起重機就是沿這條線移動的。 M?在這裡溜進了貝爾沙德爾的房子。現在人們在柏油地面的院子裡走路、散步、談論瑣事，他們哪裡知道是走在屍骨堆上，是踩在我們的回憶上。他們不能想像，這個離市中心坐車不過走二十分鐘的大院竟一度不是莫斯科的一部分，而是野蠻的群島中的一個小島。它與諾里爾斯克及科雷馬比與莫斯科還聯繫得緊密。但是現在連我也不能爬上我們以前曾大搖大擺地來往的屋頂了，不能進入我漆過門窗鋪過地板的住宅了。我像先前一樣背起手在營區內踱來踱去。只當自己現在仍是不能出去的，只准從這裡走到這裡，也不知道明天被押解到哪裡去。現在已經沒有界牆隔著的涅斯庫奇內公園裡的那些原來的樹木向我作證說，它們還記得一切，記得我；一切確曾如此。
我按照因犯的直線往返的散步方式來回走著，到盡頭就向後轉。走著走著，今日生活中的一切複雜問題都像蠟似地開始融化了。
我憋不住了，我要了個流氓：沿著樓梯跑上去，在離營長辦公室還有一截樓梯的拐角處的白色窗台上寫了一行黑字："第十二勞改工段"。
經過的人會讀到，也許會沉思的。
我們雖然也是雜役，但是屬於生產雜役之列。我們的房間不是主要的，在我們頭頂上還有同樣的一間，那裡住的是營區雜役，由會計所羅莫諾夫、倉庫管理員貝爾沙德爾、派工員布爾施泰因組成的三頭執政從那裡掌管著我們的勞改營。此項人事更動就是由他們決定的：撤銷帕夫洛夫的生產主任職務，由K接替。於是這位新總理就於某月某日遷進了我們這個房間（在此以前普拉夫金仍是被提溜到外地的勞改營去了，不管他怎麼巴結討好）。他們對我也沒有容忍多久：轟出了定額室，也轟出了這間臥室。 （在勞改營裡的地位降得越低，反之在"小車廂"裡的舖位升得越高。）但是在我暫時留在這裡的日子，有過對K進行過觀察的時間。此人相當不錯地為我們的小模型補充了革命後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的變種。
亞歷山大?費多羅維奇?庫科斯，三十五歲的會打算盤撈好處的商人（所謂"卓越的組織者"），專業是建築工程師（但不知道為什麼他在這個專業上很少表現，成天只是拉拉計算尺）。根據八月七日法令被判十年，已經蹲了三年；完全適應了勞改營的環境，覺得和在外面一樣地不受拘束。他好像完全沒有被派去做一般勞動的危險。他對於那些命該從事一般勞動的碌碌眾生更沒有任何憐憫的意思。他屬於這樣一類犯人，他們的行為對其他犯人說來比群島的殘忍成癖的主子們的行為更可怕：只要卡住你的喉嚨，他是不會放手的，不會讓你偷閒的。為了能從犯人身上多榨出東西，他拼命要求減少犯人口糧（加強伙食的等級差別）、取消探監、把不中意的犯人遞解外地。勞改營的和生產的領導都一樣對他很賞識。
但有意思的是：所有這些手段顯然都是他進勞改營以前早已用慣了的。在外面他就學會了這樣領導，他的領導方法拿到勞改營裡來原來正合適。
相似性有助於我們認識事物。我很快注意到庫科斯很像我見過的什麼人。像誰呢？是了，像列昂尼德?澤-夫，我在盧賓卡的同監室的難友！主要不是外表，那個像野豬，這個身材勻稱，高個，紳士派頭。但是放在一起他們就能讓我們通過他倆看到整整一批人--為了更快地踢開和大批鎮壓舊"專家"，曾經急不可耐地期待著出現的第一批自己的新型的工程技術人員。他們終於到來了--蘇維埃高等技術院校的第一批畢業生！作為工程師，他們連給舊時代培養的工程師提鞋的資格也不夠，無論按技術知識的廣度還是按專業的本領以及對工作的熱愛。 （甚至和立即被驅逐出屋的大狗熊奧拉切夫斯基相比，庫科斯馬上就顯出是一個只會動嘴皮子的傢伙。）當他們在一般的文化方面冒充內行的時候，總是醜態百出。 （庫科斯說："我喜愛（！）的作品是--斯湯達的《時代的三色》。"儘管對於XdX的積分尚不甚了然，他仍勇於赤膊上陣地和我進行有關任何高等數學問題的爭論。他記住了五七句小學課本上的德文，不管是地方不是地方，到處運用。他根本不懂英文，但是關於英語發音問題可以爭論得臉紅脖子粗，其實那句英文只是他一次在飯館裡聽到的。他還有一個記著各種箴言警句的小本子，常常翻看、暗記，以便瞅機會亮出來炫耀。）
但儘管如此，人們還是可能期望這些從未見過資本主義舊時代、決不可能被它的癰疽感染的人們具有共和國的純潔性和我們蘇維埃的原則性。他們當中許多人一出校門就當上了大官，拿高工資。戰爭期間祖國免除了他們上前線的義務，只要求他們發揮專長。由於這個原因他們是愛國者，儘管對於入黨並不積極。有一點他們體會不到--他們體會不到對階級指控的恐懼，所以不害怕在自己的決定裡出差錯，有的場合還大喊大叫地為它們辯護。由於同樣的原因他們在工人群眾面前不覺得自己矮半頭，相反地對他們實行著全面的殘忍而堅決的管卡。
但也就如此而已了。他們盡可能使自己的工作日限於八小時。下了班才開始真正的生活：女演員、"大都會"飯店、"薩沃依"飯店。在這方面，庫科斯和澤-夫的情況驚人地一致。下面是庫科斯講的，（免不了添油加醋，但基本是實話，一听就覺得可信！）一九四三年夏天的一個普通的星期天。當他回味起當年的賞心樂事，整個臉上發出了光彩：
"星期六傍晚我們乘車去布拉格飯店。晚餐！你懂得晚餐在女人生活中佔什麼地位？早餐、午餐以及白天的工作，在女人心中是絕對的無所謂。對於她說來頂要緊的是三件事；衣服、鞋子和晚餐！布拉格飯店裡面實行燈火管制，但是可以上樓頂。欄杆。芳香的夏天空氣。人們已經入睡的遮住了燈火的阿爾巴特大街。身邊坐著一個穿綢（他每次都強調這一個字）布拉吉的女人！我們痛痛快快地吃了一個通宵，現在只是喝喝香檳！絳紅色的太陽在國防人民委員部大樓尖頂後頭慢慢爬出來。光芒、玻璃。窗、屋頂。我們付了帳。打電話叫來我的專車，它已經停在門口。涼風吹進打開的車窗，使人清爽。別墅挨著一片松林！你們知道清晨的松林是什麼樣子？拉下百葉窗睡上幾小時。十點鐘左右我們就醒了，陽光正透過百葉窗縫射進來。女人的衣裳雜亂無章地扔了一地，光景實在迷人。在涼台上吃一頓清淡的（你懂得什麼叫清淡的嗎？）早餐，喝的是紅酒。然後朋友們陸續來到。小河、日光浴、洗澡。晚上各人坐車回家。如果星期天不休息，那麼吃完早飯以後十一點左右就坐上車到機關去領導領導。"
我們兩人會有能夠互相理解的一天嗎？
他坐在我的床上，兩手比比划划，以求把那些扣人心弦的細節表達得更準確。回憶勾起的慾火燒得他搖頭晃腦。我也在回憶，一個接一個地回憶起一九四三年夏天的這些可怕的星期日。
七月四日。拂曉。我們左方的庫爾斯克弧形地帶整個大地在劇烈地顫動。絳紅色的太陽爬起來的時候，我們已經讀到從天而降的傳單："投降吧！你們已經多次嚐過了德軍進攻的毀滅性威力！"
七月十一日。拂曉。成千上萬顆砲彈呼嘯著劃破我們頭上的天空--這是我軍發動了對奧廖爾的攻勢。 ……"清淡的早餐？"當然，我懂得。這是在黎明前，在交通壕里，八人合吃一罐美國肉罐頭，還有--烏啦！為祖國！為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