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怎樣理解呢--監室怎麼忽然和愛連在一起了？ ……噢，想必是這麼回事：你是在列寧格勒圍困時期被關進了"大樓"的吧？那就明白了，因為把你塞到了那裡，你才揀了一條命。這是列寧格勒最好的地方--這不僅對住在那裡、有防砲轟的地下辦公室的偵查人員而言。不是開玩笑，當時在列寧格勒人們不洗臉，臉上都結了一層嘎渣，而在"大樓"裡，囚犯每十天洗一次熱水淋浴。不錯，暖氣只供看守呆的走廊，監室木供暖，但在監室裡卻也有可用的自來水管，也有廁所--這在列寧格勒哪裡有呢？麵包和外邊一樣，一百二十五克。而且每天還有一頓死馬肉熬的場！還有一頓粥！
貓兒羨慕起狗的生活來了！那--禁閉室呢？那--最高刑呢？不，不是因為這個。
不是因為這個……
坐下來閉上眼睛仔細回想一下：在我服刑期間一共蹲過多少間監室呀！數都數不清呀！而在每一間裡都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監室裡是兩人，有的--一百五十人。有的地方只呆了五分鐘，有的--呆了一個漫長的夏天。
但所有的監室當中，在你的記憶中佔第一位的永遠是你蹲過的第一間，在那裡你遇到了自己的同類，和自己的絕望的命運相同的人。你一生都將懷著大約只有回憶初戀才有的那種激動心情去回憶它。當你用新的眼光回顧自己一生的時候，你想起和你在這石頭棺材裡同睡一塊地面、同吸一種空氣的那些人們，如同回憶自己的家人。
是的，在那些日子裡，也只有他們才是你的家人。
在你以前的全部生活中，在你以後的全部生活中，絕找不出與你在第一個偵查監室中的感受相類似的東西。就算監獄在你之前已經存在了幾千年，在你之後還會存在多少年（但願少些……）--但你在受偵查期間蹲過的那個監室是獨一無二的，不可再得的。
也許它對活生生的人來說是可怕的。爬滿蝨子臭蟲的看押所，沒有窗戶，沒有通風裝置，沒有板鋪--只有骯髒的地面。村蘇維埃、民警所、車站或港口附設的叫做羈押室的鉅子（羈押室和羈押所--它們在我國地面上分佈最廣，大量人犯正是集中在那裡）。阿爾漢格爾斯克監獄的"單身監室"，那裡的窗玻璃都塗著鉛丹，好使被糟塌了的白晝的光亮只有變為血紅色才能進入你的屋子，好使固定的十五瓦的燈泡永遠在天花板下發光。或者喬巴山市的"單身監室"，那裡你們十四個人一連幾個月人貼人地坐在六平方米的地面上，只能按口令大家一起挪動一下蜷縮起來的腿。列福托沃的"心理"監室，如三號，整個漆成黑色，也是晝夜亮著一支二十瓦的燈泡，其餘的則與列福托沃的每間監室一樣：瀝青地；暖氣開關在走廊裡，由看守掌握；而主要的是--一連好多小時的撕裂人心的嘯吼聲（來自鄰近的中央空氣流體動力研究所的空氣動力管，但這並不是故意安排的，儘管難以置信），它使放著水杯的缽子顫振著從桌面上滑下去，在這種嘯聲下說話是白費勁，但可以放聲歌唱，看守是聽不見的--嘯聲一停，那真是進入了勝於自由的極樂境界。
你愛上的當然不是那骯髒的地面，不是那陰沉的牆壁，不是那便桶的氣味，而是那些與你接口令一起挪動腿腳的人們：是你們心靈中共同跳動過的東西；是他們有時說出的令人驚異的話；是你心中只有在那裡才能產生的無拘無束遨遊自在的思想，不久之前你無論怎樣跳騰，無論怎樣攀援，都達不到它的高度。
在到達這個最初的監室以前，曾需要闖過多少關口啊！你被關押在地洞裡，或者隔離室裡，或者地下室裡。誰也不對你說一句人話，誰也不用人的目光瞧你一眼--只是用鐵像從你的腦子和心臟裡往外掏東西，你叫喊，你呻吟--而他們卻在哄笑。
在一星期或者一個月之內。你孤零零地處在敵人中間，你已經同理智與生命訣別，你已經恨不得站到暖氣片上頭衝下跳下來在鐵鑄的排水口上把腦袋碰個粉碎，--沒想到你竟然活了下來，而且被帶到自己的朋友中間。於是你又恢復了理智。
這就叫做第一個監室！
你期待過這個監室，你幾乎像憧憬釋放那樣憧憬過它，--可是那些監獄不是火坑就是苦海，不論是列福托沃，還是傳奇般的魔窟蘇哈諾夫卡。
蘇哈諾夫卡--這是只有國家安全部才有的最可怕的監獄。偵查員發著凶險的噝噝聲說出它的名字，用來恐嚇我們這種人（從蹲過這個監獄的人嘴裡打聽不出什麼來：或者是說一堆語無倫次的夢囈，或者是已經不在人世）。
蘇哈諾夫卡--原先是葉卡德林寧荒郊修道院，有兩座樓房--一定期服刑樓和偵查樓，共六十八間小室。 "烏鴉車"去那裡需兩個小時，很少有人知道，這個監獄是在離列寧的戈爾基和季娜伊達?沃爾康斯卡啞"往日的領地幾公里的地方。那一帶風景很優美。
囚犯一進獄，先用站立禁閉室給你來個下馬威--它是那麼狹窄，如果你已無力站著，那就只好用膝蓋頂住牆是在那裡，別無他法。在這樣的禁閉室裡有關上一晝夜多的，好使你的精神屈服下來。蘇哈諾夫卡的伙食精細好吃，國家安全部門別處的監獄裡都吃不到，因為這裡沒有單獨辦製造豬飼料的伙房，每天去建築人員休養所打飯，但是供一個建築師吃的一份飯食--無論是炸土豆，還是一小塊炸肉餅，這裡要分給十二個人吃。因為這個緣故，你不僅像在別處一樣永遠挨餓，而且胃口被調得更難受。
那裡的監室全是按兩人一間設置的，但往往把受偵查人一個人關在那裡。監室的面積是一米半乘兩米。兩個像樹墩那樣的小圓凳擰死在石頭地面上，如果看守打開牆裡的英國鎖，從牆里便會放下兩塊鋪板和兩條適合嬰兒用的填草的床墊，各搭在"樹墩"上，只供夜間七個小時使用（就是說，只供偵查時間使用，那里白天是根本不進行偵查的）。白天小圓凳騰出來，但不准坐在上面。還有支在四根豎管上的象燙衣板似的桌面。通風小窗總是關著的，只有早晨看守才用鉤子把它打開十分鐘。小窗戶的玻璃加了鋼筋。從來不放風，每天唯一的一次放出去大便是在早晨六點鐘。這時候誰的肚子都還沒有這個需要，晚上卻不讓出去。每七間監室劃為一個單元，每單元就有兩名看守。所以一個看守只需要在三個房門前走動，每經過兩個房門以後就可以通過監視孔向你屋裡觀察一次。這就是無聲的蘇哈諾夫卡的目的：不讓你有一分鐘睡眠的時間，不讓你有一刻偷偷用來處理私人生活的時間，你永遠在監視下，你永遠在掌握中。
但如果你通過了與發瘋的搏鬥，經受了孤獨的考驗並站定了腳跟--你就贏得了自己的第一個監室！現在你可以在那裡治愈精神上的創傷。
如果你很快就屈服了，作了一切讓步，並出賣了所有的人--現在你也具備了走進自己第一個監室的條件，雖然你倒不如不活到這個幸福的時刻，而是一張紙上也不簽字，以勝利者的身份死在地下室裡。
現在你將第一次看到不是敵人的人。現在你將第一次看到其他的活人，他們與你走的是一條道，你可以用"我們"這個歡樂的詞把他們和自己聯結在一起。
是的，在外面你也許蔑視過這個詞，當時人們用它代替了你的個性（"我們全體像一個人那樣！……我們強烈地憤慨！……我們要求！……我們發誓！……"）--現在卻使你產生一種甜蜜的感覺：你在世上不是一人！還存在著有智慧的精神生物--人們！ ！
我同偵查員進行了四晝夜的決鬥以後，剛剛在電燈光刺眼的隔離室裡按規定的熄燈時間躺下，看守便開始打開我的門。我都聽到了，但在他說出"起來！提審！"之前，我還想有百分之三秒鐘的時間把腦袋放在枕頭上，想像我是在睡覺。然而看守把背熟了的話說漏了嘴："起來！收拾鋪蓋！"
我感到迷惑不解和遺憾，因為這是最寶貴的時間，我裹上了包腳布，穿上了靴子、軍大衣，戴上了冬帽，抱起了公家的床墊，看守踢起腳跟，不斷向我做手勢叫我不要弄出響聲，帶著我通過盧賓卡四層樓的死寂的走廊，經過監樓長的桌旁，經過像鏡面一樣光滑的監室號牌和在監視孔上放下的橄欖色的小擋板，他給我打開了六十七號監室，我一進去，他立即就在我身後鎖上了門。
雖然熄燈時間只過了一刻來鐘，但受偵查人的睡眠時間是那麼靠不住和那麼少，所以六十七號監室的房客在我來到之前就已經在鐵床上睡下，把一隻手放在被子外面。
國家政治保衛局-內各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內部監牢裡，逐步發明了各種管束辦法來補充舊獄規。二十年代初在這裡蹲過的人還不知道有這種辦法，那時燈光在夜裡也是熄滅的，像人們過日子那樣。但後來開始不滅燈，這是有邏輯根據的：為了在夜裡的任何時刻都可看得見犯人（但如果每次檢查時臨時開燈，那就更糟）。讓犯人把手放在被子外面似乎是為了使犯人不能在被子下掐死自己，從而逃脫公正的偵查。經過試驗性的檢查後發現，人在冬天總是想把手藏起來，好暖和些--於是這個辦法便最後確定下來。
聽到開門的聲音，屋裡的三個人都哆嗉了一下，剎那間抬起了頭。他們也等待著提審。
這三個驚恐地抬起的頭，這三張沒有刮臉的、委頓不堪的、蒼白的面孔，在我看來是多麼有人性，多麼可愛，以致我抱著床墊站在那裡，幸福地微笑起來。他們也都露出了笑容。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已經遺忘了的表情呀！ --一雖然總共才過了一個星期！
"從外面來？"--問我（這是對新來的人通常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我回答說："不是。"（這是新來的人通常作的第一個回答）。
他們指的是，我一定是不久前才被捕，所以是從外面來的。我則經過了九十六小時的偵查以後，無論如何也不認為我是從"外面"來的，難道我還算不得一個經過考驗的囚犯嗎？ ……但我畢竟是從外面來的！於是，一個長著一雙很生動的黑眉毛的、不留鬍子的小老頭當時就向我打聽軍事和政治新聞。真令人吃驚！ --雖然已經是二月末了。但關於雅爾塔會議，關於東普魯士的包抄，以及關於我軍從一月中旬開始的華沙攻勢，甚至關於盟軍的十二月慘退，他們都一無所知。根據條令，受偵查人不應當知道外部世界的任何情況--所以他們也就什麼都不知道。
我願意用半個晚上的時間把這些全告訴他們--我懷著那樣的自豪感，好像一切勝利和包圍都是我親手幹的事情。但是這時看守把我的床拿了進來，應當沒有聲響地把它放好。給我幫忙的是一個同我年齡不相上下的小伙子，也是個軍人：他的飛行員的製服和船形帽就掛在床欄杆上。他還在小老頭以前就向我問過話，只是不是問戰事，而是問有沒有煙草。但是，不管我對我的新朋友們怎樣敞開心胸，不管在幾分鐘內所說的話是多麼少--我的這個同齡人及前線戰友卻使我感到有某種格格不入的東西，於是我就對他立即並永遠關上了門。
（我還不知道有"耳目"這個詞，也不知道在每個監室裡都應當有這種"耳目"，一般說我還沒有來得及考慮好並說出來我不喜歡格奧爾吉?克拉馬連科這個人--而我身上的精神繼電器、探測繼電器就已經發生了作用，於是我便對這個人永遠關閉起來了。這種情形如果是絕無僅有的，我就不會去提它了。但是，我很快就懷著驚奇、興奮和不安的心情感覺到，我身子裡面的那個探測繼電器的功能變成了我的固有的天性。歲月流逝，我同幾千幾百個人在一專板鋪上躺過，在一個隊列裡走過，在一個小隊里工作過，這個絲毫不是我創造出來的神秘的探測繼電器總是在我想到它以前就已發生作用，在一見到人的臉孔、眼睛，一聽到最初的聲音時就發生作用--它叫我向這個人敞開大門，或者只開一條縫，或者關得死死的。這總是那麼準確無誤，以致我開始覺得行動特派員們為安排眼線而費的工夫完全是瞎忙。因為誰充當了叛徒的角色，總會在臉上、聲音裡顯出來，有的似乎假裝得很巧妙--但不干淨。反過來，探測器還幫助我識別出對什麼人初次相逢便可以推心置腹，把足以掉腦袋的隱情和秘密向他公開。我度過了八年的監禁，三年的流放，還有六年風險絲毫不小於前者的地下寫作生涯，--在這十七年裡我冒失地對好幾十人開誠相見--卻一次也沒有失誤！--這類事情我未見有人寫過，在這裡寫出來僅供心理學愛好者們參考。我覺得，這樣的精神裝置在我們中間的許多人身上都有，但是，我們這些過分推崇技術和理智的時代的人，都忽視這種奇蹟，不讓它在我們身上發展起來）。
我的床已經放好--這時我本應開始講述（當然是躺著低聲講，免得馬上被人從這舒適地方送進禁閉室），但我們的第三個同監難友，中年人，剃頭的頭頂上已經長出白色的頭髮楂子，不很滿意地瞧著我，帶著那種使北方人的面容生色的嚴峻神氣說：
"明天再說。夜晚是為了睡覺的。"
這是最明智的意見。我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人在任何時刻都可能被拽出去審訊並在那裡一直呆到早晨六點鐘，那時偵查員要去睡覺了，而這裡卻已經禁止睡眠。
一夜不受干擾的睡眠比世上一切遭遇都更為重要！
我一開口向他們介紹外面的情況，便感覺到一種使我為難的但一下又抓不住的東西，當時就把它明確地說出來我還沒有那個能力：（從我們每個人被捕時起）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反轉過來了，或者說一切概念都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彎，我那麼陶醉地開始講述的東西，也許對於我們根本不是值得高興的。
他們轉過了身去，拿手帕蒙上眼睛遮住兩百瓦的燈光，用毛巾纏住那隻放在被子上面挨凍的手臂，像小偷似地把另一隻手臂藏起來，於是就睡著了。
我卻躺著，充滿與人們在一起歡度節目的感覺。一小時前我還不能指望他們會把我和什麼人帶到一起。我可能什麼人也見不到就在後腦門挨上一顆子彈而結束生命（偵查員老是這樣向我許願）。我頭上依舊懸著偵查的重壓，但是它已經遠遠地退居次要地位！明天我將講述（當然不是關於自己的案子），他們明天也將講述--明天將是一個多麼有意思的日子呀，我生活中最好的一個日子（我很早就清楚地意識到：監獄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無底深淵，而是生活中最重大的轉折）。
監室裡的每個細節都使我發生興趣，睡意不知消失到哪兒去了，當監視孔中沒有人瞧著的時候，我便偷偷地研究起來。瞧，在一面牆的上邊，有一個三磚寬的不大的凹處，上面掛著藍色紙簾。我已經打聽出來：這是窗子，啊！ --在監室裡有窗子！ --而紙簾則是防空的偽裝。明天將有微弱的白晝亮光進來，在白天將有幾分鐘的時間關掉刺眼的電燈。這是多麼了不起呀！ --白天可以生活在白晝的亮光下！
監室裡還有一張桌子。桌子上，在最顯眼的地方，放著茶壺、象棋、一疊書（我還木知道為什麼要放在最顯眼的地方。原來又是依照盧賓卡的規矩：時時刻刻地通過監視孔窺看時，看守應當確信，沒有人濫用行政當局的這些恩賜：沒有人用茶壺來鑿牆，沒有人甘冒自絕於人民、當不成蘇聯公民的危險，把棋子吞進肚裡；沒有人想法點著書籍企圖把監獄燒掉。而囚犯自己的眼鏡被認為是那麼危險的武器，所以夜裡不准放在桌上，看守把它們收去到早晨再發還）。
多麼舒適的生活呀！ --象棋，書籍，彈簧床，厚厚的墊子，乾淨的被單。是呀，我不記得整個戰爭中哪天這樣睡過。擦得亮亮的鑲木地板。從窗到門幾乎可以走四步路。這不枉是中心政治監獄--純粹的療養院。
也沒有砲彈掉下來……我一會兒記起它們在頭上高高飛過時的呼呼的聲音，一會兒記起越來越強的尖嘯聲和爆炸的轟隆聲。迫擊砲彈的嗖嗖聲是多麼溫柔。而天牛產下的四個卵震得周圍天搖地動。我記起伏爾姆迪特城下的爛泥，我就是從那裡被抓走的，我們的人現在還在那裡踩著爛泥和濕雪，不讓德軍從大包圍圈中逃出去。
見你們的鬼去嗎，不要我打仗--一那就不打。
在失去了的許多尺度中，我們還失去了這樣一個，那就是在我們之前用俄語說過話和寫作過的那些人的高度的堅定性。奇怪的是，在我們革命前的著作中，對他們幾乎沒有什麼描寫。我們描寫的，要不就是多餘的人，要不就是脆弱的、缺乏適應能力的幻想家。單憑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幾乎沒法理解：俄羅斯靠什麼人維持了十個世紀，是靠什麼人支撐著的？而且它最近這半個世紀，還不是靠他們過來的嗎？而且是更加要靠它們了。另外還有這些幻想家們。他們看到的太多，所以不能選定一種。他們對崇高的事物追求得太強烈，所以不能在地上站車。在每一個社會衰亡之前，總會出現那麼一個明智的思想者的階層-一思想者，僅此而已。而他們受到怎樣的嘲笑啊！受到怎樣的戲弄啊！他們只能得到害群之馬的外號。因為這些人是香味過分幽雅的早開的花朵，所以他們就落到了刈草機的刀口下。在私生活中，他們特別沒有辦法：既不會卑躬屈膝，又不會裝模作樣，也不會搞好關係，動不動就是意見、激動、抗議。這樣的人正好是對草機收割的對象。這樣的人正好被鍘草機粉碎。
這些正是他們住過的監室。但監室的牆壁--從那時起糊牆紙已幾經撕掉，不止一次地抹過灰泥，粉刷過，油漆過--已經不能向我們提供往日的任何痕跡（相反，它們通過竊聽器凝神地聽著我們入關於這些監室的老住戶，關於在這裡進行過的談話，關於從這裡押上刑場、走向索洛維茨的那些思想，什麼地方也沒有寫下來，說出來。一卷這樣的作品抵得上四十車廂我國當代的著作，但是大約已經不會出現了。
那些還活著的，只能告訴我們一些雞毛蒜皮：這裡過去是木床，床墊裡裝的是麥草。還在二十年代，在給窗戶戴上籠口之前，窗玻璃直到最頂上都已經塗了白堊。而籠口在一九二三年確確實實就已經有了（我們卻一致以為是貝利亞平的事）。對於敲牆打暗號對話，據說這裡在二十年代還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那時還莫名其妙地保存著沙皇監獄的荒唐傳統：一個犯人如果不和鄰室敲敲打打，那他還有什麼可干呢？還有：整個二十年代這裡的看守都是拉脫維亞人（有從拉脫維亞步兵中來的，有的不是），送飯的也都是身材高大的拉脫維亞女人。
固然是雞毛蒜皮，但也是值得深思的。
我本人很需要進這個蘇聯的主要政治監獄，謝謝把我帶到了這裡：我關於布哈林想過很多，我想體會一下當時的情景。然而，有一種感覺，好像我們已經忘乎所以了，把我們關進任何一個省的內部監牢裡也夠抬舉的了。而這個地方--是太大的榮幸。
同我在這裡邂逅相遇的人們在一起，是不會感到無聊的。有可以聽一聽的人，有可以比一比的人。
那個有著一雙生動的眉毛的小老頭（在六十三歲的年紀，他顯得完全不像個老頭）叫阿納托里?伊里奇?法斯堅科。他，作為舊俄羅斯監獄傳統的保存者和俄國歷次革命的活歷史，使我們的盧賓卡監室大為生色。他保存在記憶裡的東西，好似衡量一切過去發生的事情和現在發生的事情的一根比例尺。這樣的人不僅在監室中是可貴的，而且在整個社會裡也是很缺少的。
就在這裡，在監室裡，在一本偶然落到我們手中的關於一九0五年革命的書中，我們就讀到了法斯堅科的姓名。法斯堅科是很久很久前的社會民主黨人，以至於現在已經不像是這樣的人了。
他得到自己的第一個刑期時，還是個年輕人，是在一九0四年，但根據一九0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宣言》被完全釋放了。
我們中間誰沒有從中學歷史課本和《簡明教程》中知道並且背得滾瓜爛熟，說這個卑鄙挑釁的"宣言"是對自由的嘲弄，說沙皇下命令"死者得自由，活人進牢監"呢？但這句俏皮話是騙人的。根據這個宣言，允許一切政治黨派的存在，召開了杜馬，並且實行了誠實的極端廣泛的大赦（至於是被迫的，那是另一回事），那就是：一根據大赦令，無例外地、不分刑期和刑種，不多不少地釋放了一切政治犯。只有刑事犯還留下來繼續坐牢。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斯大林的大赦（誠然，它不是被迫的）則做得恰恰相反：所有的政治犯都留下來繼續坐牢。
（他講的關於那次大赦的情況很有意思。在那些年代，監獄的窗上當然還沒有任何籠口，因此，在法斯堅科所坐的別洛采爾科夫監獄裡，囚犯們可以從窗中自由觀看監獄的院子、收進和離去的犯人、街道，同外面任何人打招呼。已經是十二月十七日的白天了，外面的人從電訊中一知道大赦的消息，就向犯人們宣布了這個新聞。政治犯開始高興地大吵大鬧起來，打碎窗上的玻璃，弄破門戶，要求典獄長立即釋放他們。他們中有人當場挨了拳打腳踢嗎？被關進禁閉室了嗎？罰禁某個監室閱讀書籍或購買東西了嗎？根本沒有！手足失措的典獄長從一個監室跑到另一個監室說好話："先生們，我懇求你們--要通情達理！我無權根據電訊消息釋放你們。我應當從基輔我的上司那裡得到直接指示。我請求你們湊合再過上一夜。"--果真把他們蠻橫地又扣留了一晝夜……在斯大林的大赦令發布後，如後面還將講到的，把被赦的人多扣留了兩三個月，照舊強迫他們乾重活，而對此誰也木感到是非法的。）
獲得了自由後，法斯堅科和他的同志們當即投入了革命活動。在一九0六年，法斯堅科得到了八年苦役刑，那就是：四年戴鐐銬和四年流放。頭四年他在塞瓦斯托波爾中心監獄服刑，那裡，在他目睹之下，正好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越獄，這次越獄是各革命政黨--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人--合作從外面組織的。用炸彈在監獄牆壁上爆破開一個可供一名騎馬者出入的缺口，於是二十名左右的囚犯（不是誰想出去就出去，只是那些由本黨批准越獄的人才能出去，他們事先在監獄中就通過某些看守配備了手槍），蜂擁至缺口處，除了一個以外都逃走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指示阿納托里?法斯堅科不越獄，而是去轉移看守的注意力，並製造混亂。
可是在葉尼塞的流放中他沒有呆多久。把他所講的（還有其他倖存者所講的）情形，和我國革命者曾經成百成百地從流放地逃跑並且更多地是跑到國外這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擺在一起，便可得出一個結論，只有懶漢才不從沙皇的流放地逃跑，因為這是那麼簡單。法斯堅科"逃跑了"，就是說。沒有身份證隨隨便便離開了流放地點。他到了海參崴，指望通過某個熟人關係在那裡坐上輪船。但不知為什麼沒有成功。於是，他照舊沒有身份證，放心地坐火車穿過整個俄羅斯母親到了烏克蘭，在那裡成了布爾什維克地下工作者，在那裡他又被捕入獄。從外面給他送來了一張別人的護照，於是他便向奧地利邊界出發。這個圖謀是那麼不受威脅，而法斯堅科又是那麼不感到自己後面有追捕的氣息，以致他表現出了驚人的疏忽大意：到達了邊境並且已經向警察官員交出了護照以後，他突然發現，沒有記住自己的新姓名！怎麼辦呢？旅客約有四十來人，官員已經開始喊姓名了。法斯堅科靈機一動：裝成睡覺的樣子。他聽到，所有的護照都已經分發完了，已經有幾次喊到馬卡羅夫這個姓名，但這時還不能斷定馬卡羅夫就是他。最後，帝制的保衛者向這位地下工作者俯下身去，有禮貌地碰了他一下肩膀說："馬卡羅夫先生！馬卡羅夫先生！您的護照，請拿走！"
法斯堅科到了巴黎。他在那裡認識了列寧、盧那察爾斯基，在隆瑞莫的黨校裡擔任了總務工作。同時他學法語，熟悉環境-一這時產生了多走一些地方，看看這個世界的念頭。在大戰前，他到了加拿大，在那里當了一名工人，他也在美國住過。這些國家自由自在的穩定生活使法斯堅科感到吃驚：他得出結論，那里永遠也不會發生任何無產階級革命，甚至推論出，那裡也未必需要這種革命。
而這裡，在俄國，卻發生了--比預期的早--盼望已久的革命，於是大家都回來了，接著又發生了一次革命。法斯堅科內心已經感覺不到先前的對這些革命的激情。但是，服從著那個驅使候鳥遷飛的規律，他仍是回來了。
在法斯堅科之後，他在加拿大的一個熟人-一逃到加拿大並在那裡成了富裕農場主的前波將金號水手，隨即也回到了祖國。這個波將金號水手賣光了自己的農場和牲口，帶著錢，帶著一部嶄新的拖拉機到了故鄉，幫助建設那夢寐以求的社會主義。他參加了最早的一個公社，交出了拖拉機。這部拖拉機，誰想使用就去使用，想怎麼使用就怎麼使用，很快就搞壞了。至於波將金號水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根本不是他二十年來所想像的。發號施令的是一些本不應有權發號施令的人；下令做的事，對一個勤勉的農場主來說是荒誕不經的。而且，他身體也瘦了，衣服也穿破了，換成盧布紙幣的加拿大金元也所剩無幾了。他懇求放他全家出國去。他越過國境時不比當初從"波將金號"上逃出去時富一些。他依然像當年那樣作為一名水手橫渡了大洋（沒有錢買船票），而在加拿大又再次作為一名僱工開始了生活。
法斯堅科身上的許多東西我這時還不能理解。對我說來，他這個人最主要的和最不平常的事情莫過於他本人認識列寧，而他自己回憶起這事來卻頗為冷淡（我當時的情緒是這樣的：如果監室中某人對法斯堅科只稱父名而不同時稱名，譬如隨隨便便說："伊里奇，今天該你倒馬桶吧！"我便激怒、生氣，我感到這是一種褻瀆行為，而且問題還不僅在於把這句話連在一起說，一般地說，除了地球上唯一的一個人以外，無論把什麼人稱為伊里奇，都是大不敬的行為！）。因為這種緣故，法斯堅科也還不能像他願意地那樣向我說明很多東西。
他明明白白地對我說："不要給自己製造偶像！"而我卻不理解。
看到我那種興奮情緒，他執意地反復對我說："你是個搞數學的。你不該忘了笛卡兒的話：懷疑一切！懷疑一切！""一切？"--一這怎麼行呢？總不能是一切吧！我覺得我本來就已經懷疑得夠了，夠多了！
他還說："老政治苦役犯幾乎已經沒有剩下的了。我是屬於最後的幾個人。老政治苦役犯全被消滅了。早在三十年代就解散了我們的協會。""為什麼呢？""為了使我們不能聚會，不能討論。"雖然這些用平靜的語調說出來的普通的言詞本應具有感天動地的力量，而我卻把它們理解為斯大林的又一被暴行。沉重的事實，但是--沒有根源。
我們耳朵聽到的東西並不能都進入意識，這是毫無疑問的。太不合乎我們情緒的東西就會消失--或是在聽的時候，或是在聽了以後，但總是會消失。雖然我對法斯堅科所講的許多故事記得清清楚楚--但他的議論在我的記憶中卻模糊不清。他告訴我一些書名，懇切地勸我出去以後找來讀讀。他自己因為年齡和健康的緣故已經不指望活著出去了，希望我將來能掌握那些思想，他就滿意了。當時不可能做記錄，要憑腦子記，可是監獄生活中要記的事太多了，但是接近我當時口味的一些名字，我是記住了：高爾基的《不合時宜的想法》（我當時很推崇高爾基！因為他是一個無產階級作家，所以就高出所有的俄國古典作家）和普列漢諾夫的《在祖國的一年》。
當他回到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時候，出於對地下工作的舊功勞的尊敬，曾大力提拔他，他本可以佔據重要職位，--但是他不要，而在《真理報》出版社里擔任了一個小小的職務，後來又擔任了一個更小的職務，調到"莫斯科市容設計"托拉斯，在那裡做著完全不引人注目的工作。
我感到奇怪：為什麼要走這條躲躲閃閃的路？他含混地回答："老狗已經養不成套鍊條的習慣。"
法斯堅科明白已經不可能有所所為，便只求能像個人那樣苟全性命。他已經退休領取微薄的養老金（完全不是個人特定養老金，因為那會引人想起他同許多被處決者關係接近）--他本可這樣拖到一九五三年。但倒霉的是，他同寓所的一個鄰居，整日醉醺醺的放蕩作家工?索洛維約夫一起被捕了，因為他喝碎了酒在某處誇口說有手槍。有手槍就足以構成恐怖行為，而這個具有老社會民主黨經歷的法斯堅科就已然是一個惟妙惟肖的恐怖分子。偵查員現在果然給他鉚上恐怖行為，當然，一併捎帶上為法國和加拿大的特務機關服務等罪名，自然還充當過沙皇保安局的情報員。在一九四五年，吃得飽飽的偵查員，拿著充裕的工資，完全鄭重其事地翻閱了各省憲兵局的檔案，並寫了關於一九0三年秘密工作化名、暗號、接頭地點和會議的完全鄭重其事的審訊筆錄。
老伴兒（他們沒有子女）按許可每隔十天給阿納托里一，伊里奇遞送一次她能弄到的食物：一塊三百克重的黑麵包（它是在集市上買的，每公斤價值一百盧布！）加上十來個煮熟了剝了皮的（在搜查時還被錐子戳穿了的）土豆。看到這些貧乏的--真正是神聖的--食物，不禁使人心肝俱裂。
這就是一個人的正直和懷疑的六十三年所得到的全部報償。
我們監室裡有四張床，中間留下了一條放著桌子的窄過道。但在我進來後過了幾天，又給我們添進第五個人，橫放了一張床。
新犯人是起床前一小時帶進來的，這是最甜蜜的休息腦子的時刻，因此我們中間的三個人都沒有抬起頭來，只有克拉馬連科下了床，想弄到點菸葉子（也許還能給偵查員弄到點材料）。他們開始耳語起來，我們努力不去聽他們，但要不把新來者的耳語分別出來是木可能的：它是那麼響、驚惶、緊張，甚至接近於號哭，可以明白，一樁不尋常的痛苦進入了我們的監室。新來人問，被槍決的人多嗎？我沒有轉過頭去，但終究還是噓了噓他們，叫他們聲音放低點。
當我們按起床時間一齊跳起來的時候（睡過頭有關禁閉室的危險），我們看到了--個將軍。就是說，他並沒有任何等級標誌，甚至沒有撕下或擰下的痕跡，也沒有領章--但高級料子的製服，柔軟的軍大衣，還有整個體態和麵孔！ --不，這是一個毫無疑問的將軍，標準的將軍，甚至必定是一個大將軍，而不是什麼少將之類。他個子不高，身材結實，軀體很寬，肩膀也寬，臉則相當胖，但這種飽食所致的肥胖，沒有賦予他以容易接近的溫厚感，而使他具有身份重要、屬於高級階層的特徵。他的臉部的前端--誠然，不是臉的上半部而是下半部--是一個叭喇狗式的下頜，這裡集中表現著他的毅力、意志和權力欲，這些特性使他剛到中年就已升到了這樣的官位。
開始互相介紹，原來澤-夫實際上比看上去還要年輕，他今年剛要滿三十六歲（"如果不被槍斃掉"）。而更加令人驚奇的是，他並不是什麼將軍，甚至也不是上校，並且根本不是軍人，而是個工程師！
工程師？ ！我正好是在工程界人士的環境裡教育出來的，我清楚記得二十年代的工程師：他們的光彩照人的智慧，他們信手拈來無傷大雅的幽默，他們思想的靈活和寬廣，能夠毫不費力地從一種工程專業進入另一專業，或者一般地從技術領域轉入社會，轉入藝術。然後--是有教養的舉止、趣味的細膩；沒有穢語的條理分明的流暢動聽的辭令；一個--稍稍搞點音樂；另一個-一稍稍搞點繪畫；他們所有的人的臉上總是帶著精神豐富的印記。
從三十年代初期起，我失掉了同這個環境的聯繫，後來就是戰爭。現在我面前站著一個工程師。他是接替被消滅掉的工程師的那些人中的一個。
他有一個優越性是不能否認的：他比那些要強壯得多，實感得多。他保持了結實的肩膀和雙手，雖然早就用不到它們了。他擺脫了繁文縟節的束縛，眼色嚴峻，說話不容爭辯，甚至想不到會有反對意見。他的成長過程與那些人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
他父親是最完全的和真正意義上的莊稼人。遼尼亞?澤-夫是那些蓬頭垢面、愚昧無知的農家孩子中的一個，對於這些孩子的才能的埋沒，別林斯基和托爾斯泰都曾為之痛心g他不是個羅蒙諾索夫，也不會自己去進科學院，但卻有才能-一如果不是發生了革命的話，他便會去種地，成為一個富裕的農民，因為他是靈活精明的，也許還會成為個小商人。
照蘇維埃時代的規矩，他加入了共青團，而這種共青團員的身份。便趕在其他才能的前面，把他從默默無聞中、從下層、從農村拉了出來，像火箭一樣帶他經過工農速成中學，上升到工業學院。他是一九二九年進去的，正好是把那些工程師們成群地趕到古拉格去的時候。迫切需要培養出自己的--有覺悟的、忠誠的、百分之百的、甚至不是摘專業而是掌管生產大權的人，直言之，就是蘇維埃實業家。當時是這樣的時機，還沒有建立起來的工業的著名制高點都空在那裡。他這一批新人的任務就是要去佔領這些制高點。
澤-夫的生活成了一連串向頂峰上升的成功的鏈條。這是精疲力竭的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那時國內戰爭已經不是使用"塔強卡"，而是使用警犬來進行了，那時，成群結隊的快要餓死的人掙扎著走向鐵路車站，希望坐車到"長糧食"的城市去，但是不讓他們買票，他們也沒有本事上車--這些穿著農民上衣和樹皮鞋的饑民乖乖地倒斃在車站的柵欄下，--一這時候澤一夫不僅不知道城里人吃的麵包是憑證配給的，而且還拿著九十盧布的大學生助學金（當時粗活工人所得是六十盧布）。對於已經完全斷絕了聯繫的農村，他是無動於衷的。他的生活已經在這裡，在勝利者和領導人中間紮下根了。
他沒有來得及當普通的工長：馬上就有幾十個工程師、幾千名工人歸他指揮，他當了莫斯科郊區大建築工程的總工程師。從戰爭一開始他當然就有免服兵役證明。他同自己的總管理局一起撤退到了阿拉木圖，在這裡掌管伊犁河上的更大的工程，只不過現今在他手下乾活的是犯人。這些灰溜溜的小人物的樣子很少使他感興趣--既引不起他的思考，也引不起他的注意。對於他所奔赴的燦爛前程來說，重要的只是他們完成計劃的數字，澤-夫只須指定項目、宿營地點、工地主任就夠了--他們會自己想辦法完成定額；至於每天的工作時間、口糧標準--這些細節他是不去深究的。
在大後方度過的戰爭年代是澤-夫生活中最好的時光。戰爭有一個悠久和普遍的特性：它越是把痛苦集中在一極上，另一極上釋放出的歡樂越多。澤一夫不僅有叭喇狗的下頜，而且還有敏捷的辦事才幹。他立即熟練地適應了國民經濟的新的戰時節律：一切為了勝利，管他工人死活，戰爭會把一切都勾銷！他只對戰爭作了一個讓步：放棄了西服和領帶，為了徐一層保護色，給自己做了一雙鞣革馬靴，套上了將軍制服--就是到這兒來時穿的那身。這樣既時髦又大眾化，不致引起殘廢軍人的氣忿或招來婦女們的責備眼光。
但女人們更經常是用另外一種眼光去看他；她們上他那裡去是為了搞點吃的、暖和暖和、尋尋開心。大批大批的錢經過他的手，他的錢包像酒桶一樣起著泡沫，十盧布的票子他當成戈比用，幾千塊錢當成幾盧布用。澤-夫不吝惜錢，不攢錢，不記帳。他只對那些經他過手的女人，特別是"開包"的女人，才記帳，這成了他的一種體育活動。他在監室裡向我們擔保說，在二百九十幾的數上被他的逮捕給打斷了，很可惜沒有達到三百的數字。因為是戰爭時期，女人是孤獨的，而他除了權力和金錢外，還有拉斯普京那種男人的力氣，這點大概是可以相信他的。不錯，他很樂意一樁艷事接一樁艷事講給大家聽，只是我們的耳朵不是為此而敞開的。雖然他從來沒有受到任何威脅，但他最近幾年急急忙忙把這些女人們抓到手，玩過了就甩掉。好像從盤子裡抓蝦吃一樣，嚼開，吮空，又拿起下一個。
他那麼習慣於物體的可塑性，慣於像結實的野豬那樣在大地上亂跑！ （他在特別激動的時刻在監室裡跑起來正像一隻強健的野豬，它飛奔起來恐怕連橡樹也撞得斷吧？）他慣於認為當頭頭的都是自己人，什麼事都好通融、都能脫身、都能遮蓋！他忘記了，取得的成就越大，招來的嫉妒也就越多。現在他在受偵查時才知道，還從一九三六年起，他在酒友中隨便說的一則笑話，已經進了檔案跟著他了。以後還添加進了一些告密材料，還有情報員的證明材料（需要帶女人上飯店，那裡誰會看不見你呢！）。而且還有一條揭發，說他一九四一年沒有趕緊離開莫斯科，是為了等德國人來（他好像為了哪個女人確實耽擱了一下）。澤-夫一向留神使他在經濟上的勾當叫人抓不住把柄--但他忘記考慮還有五十八條。本來這塊大石頭很久也不會落到他的頭上，但他自高自大起來，有次拒絕給某個檢察長修造別墅用的建築材料。這樣一來，他的案子便甦醒了，晃動了，從山頭上滾下來了（藍箍帽為私心而辦案之又一例……）。
澤-夫的知識範圍是這樣的；他認為存在著一種美國語；在監室裡兩個月內沒有讀完一本書，甚至沒有從頭到尾讀完過一頁，如
果總算讀了一段，那隻是為了撇開關於偵查的沉重念頭。從談話中可以清楚了解，他在外面讀得還要少。關於普希金，他只知道是淫穢笑話的主人翁，關於托爾斯泰，他只知道大概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
然而，另一方面，他是不是個百分之百的蘇維埃實業家呢？他是不是為替代帕爾欽斯基和馮-梅克而特意培養的那種最有覺悟的無產階級工程師呢？令人吃驚的是：不是的！有一次我與他討論整個戰爭的進程，我說，從戰爭的第一天起我一刻也沒有懷疑過我們定將取得對德國人的勝利。他不客氣地瞧了我一眼，表示不相信："你這是當真嗎？"-一他雙手抱住腦袋--"哎，薩沙-薩沙，我卻相信德國人一定會得勝！我就為這事倒了黴！"原來如此！ -一他是"勝利的組織者"之中的一個，卻每天相信德國人必勝並且一個心眼地等待著他們！ --倒不是因為喜歡他們，而只是因為太清醒地了解我們的經濟（我當然是不了解的--所以才相信）。
我們大家在監室裡心情都很沉重，但誰也沒有像澤-夫那樣垂頭喪氣，沒有把自己的被捕看得像他那麼淒慘。他在同我們一起時就已經了解到，等待著他的不會多於十年，在這些年中他在勞改營裡必然是個工地主任，並且不會嚐到什麼痛苦，像過去沒有嚐過痛苦一棒。但這絲毫也沒有給他安慰。如此美滿生活的破滅給他的震動太大了：因為他在自己的全部三十六年中唯一對人間的這樣的生活感興趣，別樣都不行！不止一次，他坐在床上靠著桌子，用自己的一隻短短的胖手撐住那長著一張胖臉的腦袋，帶著茫然若失的暗淡的眼神，低聲唱了起來：
自從幼年的時光，
我便失去了爹娘，
被人拋棄被人忘……永遠也不能再唱下去！ --到此他就號陶大哭起來。他把那從他身上沖決出來的、但不能幫助他打穿牆壁的全部力量，變成了對自己的憐憫。
還有對妻子的憐憫。早就失歡的妻子現在每隔十天（不允許更經常）給他送來豐富的牢飯--潔白的麵包、奶油、紅魚子、小牛肉、鯉魚肉。他分給我們每人一片夾肉的麵包，一根卷好的葉子煙，俯視著放在桌上的食物（與老地下工作者那些發青的土豆相比真是色香喜人），他的眼淚又加倍地流了起來。他嗚嗚咽咽地回憶起妻子的淚水，淌了整整幾年的淚水：一會兒是因為在他褲兜里發現了情書；一會兒是由於在大衣袋裡找出了他在汽車裡倉猝液在那兒忘了的不知哪個女人的褲衩。當那使人變得溫和的自我憐憫撕裂著他的時候，當代表兇惡力量的鎖子甲卸下的時候，在我們面前便出現了一個落魄的無疑的好人。我奇怪．他怎麼能那樣放聲痛哭。我們的同監難友，那個長著白頭髮楂子的愛沙尼亞人阿爾諾德?蘇濟向我解釋說："殘忍必定要用傷感來作襯墊。這是-一互補定律。例如，在德國人身上，這種結合甚至變成了民族性。"
法斯堅科恰恰相反，在監室裡是最生氣勃勃的，雖然，以年齡而論，他是唯一已經不能指望熬過一切而重獲自由的人。他接住了我的肩膀說：
為真理挺站--算得了什麼！
為真理坐牢才是英雄本色2或者教我唱自己的政治苦役犯歌曲：
如果需要犧牲，
在牢獄和潮濕的礦井--
我們的事業永遠會得到
後代人的響應！
我相信！但願這些篇章有助於實現他的信念！
我們監室十六小時的一天缺乏外部事件，但卻是那麼有意思，譬如拿我來說，等十六分鐘的無軌電車要比這十六小時無聊得多。並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事件，而一到晚上你卻會長嘆一聲，覺得時間又是不夠，一天又飛快過去了。事件是細小的，但你第一次學會把它們放在放大鏡下來觀察。
一天中最難過的時刻是最初兩個小時：一聽到鑰匙開鎖的聲音（在盧賓卡還沒有"送飯口"，所以喊"起床"號令也需要開門），我們毫不遲緩地跳起來，鋪好床，無聊地、無望地在電燈光下坐在床上。清早六點鐘強迫起床，這時候，腦子睡得懶洋洋的，覺得整個世界都可厭，整個一生都完蛋了，監室裡一口新鮮空氣都沒有，特別哭笑不得的是那些夜間受審訊剛瞇糊了一會兒的人。但是別想耍花招！如果你要打個瞌睡試試，稍稍把身子靠在牆上，或者手托腦袋撐在桌上裝做下象棋，或者臉對著放在膝上裝模作樣打開的書本渾身放鬆--那就會發出用鑰匙敲門的警告聲，或者更糟糕些：用有響聲的鎖鎖上的門突然無聲地打開（盧賓卡的看守受過專門訓練），一個下士像無聲的影子，像穿牆破壁的精靈，迅速走進監室三步，把瞌睡中的你敲一記，你也許會進禁閉室，也許會拿走全監室的書籍或者取消放風，這是對全監室的殘酷的不公正的懲罰，還有寫在獄規上的一條條罰則--你讀去吧！它就掛在每個監室的牆上。順便說說，你如果看東西要戴眼鏡，那你在這困乏人的兩小時內，無論書籍還是神聖的獄規都讀不了：因為眼鏡到夜間是收走的，在這兩小時內讓你有眼鏡仍然認為是危險的。在這兩小時內，決不會有人往監室送什麼東西；誰也不會來這裡，誰也不會問什麼，誰也不會被傳去--偵查員們正睡得香，監獄的長官們才醒--不眠的只有"維爾都海"，他時時撥開監視孔的小檔板往裡窺望聲
但有一項程序是在這兩個小時內辦理的：早解手。還在起床時，看守就要作一項重要宣布：任命你們監室裡的某人今天負責端馬桶（在那些各自為政的不出名的監獄裡，犯人享有的言論自由和自治權恰好足以自行解決這個問題。但在總政治監獄裡，這種事件是不能聽任自發的）。於是你們就迅速一個挨一個地排好隊，前面是那位馬桶負責人，他把容量八公升的帶蓋的洋鐵桶抱在胸前。到達目的地，又把你們鎖在裡面，鎖門以前，你們有多少人就發給你們多少有兩張火車票大小的紙片（在盧賓卡沒有多大意思：白的紙。有這樣一些吸引人的監獄，那裡發的是書本的碎頁--這是一種多有意思的閱讀呀！猜測是從哪兒來的，把兩面從頭到尾讀完，領會內容，評價風格--在斷章殘句中去評量吧！--與同伴交換閱讀。那裡有時發給一度曾是進步的《格拉納特》百科全書的殘頁，而有時說起來都害怕，是經地作家的書頁，那可根本不是文藝方面的啊……。上廁所成了獲得知識的行動）。
但可樂的事不多。這項粗俗的需要在文學作品裡是不作興提及的（儘管這裡也只是輕巧地說出了一個萬古不變的道理："清早出恭，其樂無窮……"），獄中一日的這種似乎是自然的開場，已經為囚犯的一整天設下了圈套--同時也是精神上的圈套，氣人的地方就在這兒。在監獄的不活動和食物貧乏的情況下，在虛弱的昏睡後，你怎麼也不能一起床就打發掉自然需要。可是很快又要你回去並鎖起來，--直到晚上六點鐘（而在有的監獄裡則到第二天早晨）。現在你一想起白天審訊時間快到了，一想起一天有那麼多事情，心裡就發毛，還要往肚裡填進口糧、水和爛菜湯，可是誰也不再放你上那個美好的場所去了，自由人不懂得可以輕易進入這種場所的價值。難以忍受的庸俗需要能日復一日地在你身上產生，並且在早解手後很快產生，然後整天折磨你，壓迫你，使你不能暢快談話、閱讀、思想，甚至吞不進一點食物。
有時在監室裡討論：盧賓卡的獄規，以及一般的任何獄規是怎樣產生的--是一種故意設計的暴行或者就是這樣自然形成的。我想-一各有不同。起床--這當然是出於惡意的打算，而其他許多東西起初是完全機械地形成的（同我們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暴行一樣），後來上頭看出有好處，因而批准了。交接班是在早上和晚上八點鐘，因此帶出去解手在交班前最方便（要是在一天中間一個個單獨放出去--那就需要多餘的操心和預防措施，這些活兒是拿不到報酬的）。在眼鏡問題上也是這樣：何必一起床就操這個心？夜班交班前還給他們就行了。
現在已經聽得到在分發眼鏡--門打開了。可以判斷，鄰室有沒有戴眼鏡的（你的同案人不戴眼鏡嗎？當然我們不敢敲牆對話，對待這種事情是很嚴厲的）。瞧，也給我們監室裡的人拿眼鏡來了。法斯堅科只在讀東西的時候才戴眼鏡，而蘇濟則經常戴著。他戴上了，眼睛不再眯縫了。一戴上角質框眼鏡-一眼上的框邊是直線，他的臉馬上就變得嚴厲了，有洞察力了，像我們所能想像的本世紀有教養人的臉。還在革命前，他就在彼得格勒文史學院學習，愛沙尼亞獨立後二十年間保持了不帶一點口音的純粹俄語。後來在塔爾圖學完了法律專科。除了愛沙尼亞國語外，他還通曉英語和德語，所有這些年代他經常注視著倫敦的《經濟學家》雜誌，注視著綜合性的各種德國《學報》，研究各國的憲法和法典。在我們的監室裡他當之無愧而又含蓄地代表著歐洲。他還是一個愛沙尼亞的知名律師．人們稱他為"KuIdsuu"（金口）。
在走廊裡有了新的動靜：穿著灰色長罩衫的寄生蟲---一個躲在後方的壯健的小伙子用托盤給我們送來我們的五份LI糧和十塊方糖。我們的"耳目"圍著食物團團轉：雖然現在免不了要用抓鬮來決定一切，麵包頭和添頭的多少、麵包皮脫落的程度都要考慮在內，一切讓命運來決定吧（哪裡沒有這種情形呢？這是我們多年全民挨餓的產物。在軍隊里分一切東西也是這樣做的。德國兵在自己的戰壕里聽的多了，便學著逗樂說："給誰？--給指導員！）--但"耳目"只要把所有的東西拿一下，便會在手掌裡留下麵包和糖的分子的薄層。
這些四百五十克的沒有發起來的半生不熟的麵包內瓤跟稀泥一樣，一半是用土豆做的-一就是我們的"拐杖"和一天的中心事件。生命開始了！一天開始了，這才是真正開始了！每個人都有一大堆的問題要解決：他昨天把口糧處理得是否正確？用細線把它拉成小塊？或者貪心地掰著吃？或者一塊塊掐下來慢慢吃？等到茶來再吃或者現在就動手幹？留到晚飯時，或者只留到午飯時？留多少？
但除了這些內容貧乏的猶豫外，手裡這塊水分多於糧食的一磅重的東西（法斯堅科說，現在莫斯科的勞動者吃的也是這樣的麵包），還能引起多麼廣泛的辯論啊！ （我們的舌頭現在也好用一些了，手裡有了麵包，我們已經是正常人了！）這種麵包裡到底有沒有糧食呀！這裡面都是什麼摻合物啊？ （在每個監室裡總有個把對接合物很懂行的人，因為在這幾十年內誰沒有吃過這些東西？）開始了議論和回憶。二十年代烤的還是多好的白麵包呀？ --大圓麵包、鬆軟、多孔，上面的皮是紅褐色的，塗了油，下面帶著點爐灰和爐底的棱角。一去不復返的麵包呀！一九三0年出生的人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麵包！朋友們，這已經是禁區了！我們約定好一句話也不談吃的。
走廊裡又有了活動。送茶水來了。另一個穿著灰罩衫的大小伙子拎著水桶來了。我們把自己的茶壺拿到走廊裡，湊近著他放好，他便從沒有漏嘴的桶裡倒到茶壺裡，同時撥到道上。而整個走廊是擦得鋥亮的，像在一級旅館裡那樣。
很快就要把我們已經提到過的生物學家季莫費耶夫-列索夫斯基從柏林送到這裡。在盧賓卡好像給他印象最壞的莫過於把水潑到地上這件事了。他認為這是監獄管理人員（以及我們全體）玩忽職守的一個明顯標誌。他把盧賓卡存在的年乘上每年的七百三十次再乘一百一十一個監室--結果發現：二百一十八萬八千次把開水灑在地上，加上同樣的次數拿抹布來擦掉，要比做一些帶漏嘴的桶容易些，他為這件事還要生很久的氣呢。
這就是全部乾糧。至於稀的，是兩頓接連著來，下午一點和四點，然後是二十一小時的回憶（也不是有意作惡：廚房需要快點煮完下班八
九點鐘。早點名。老早就听得見特別響的鑰匙轉動聲，特別清楚的敲門聲--前來接班的本層樓的值班中尉，像"立正"那樣站得筆挺，跨進監室兩步，嚴厲地瞧著我們這些站起來的人（政治犯是可以不站起來的，但這一點我們都不敢想）。把我們數一下對他並不費事，眼光一掃就行了，但這一瞬間是對我們的權利的考驗--要知道我們也是有著某些權利的，但我們不知道這些權利。我們不知道，他也必須對我們隱瞞起來。他們在盧賓卡學到的看家本領就在於完全的機械性：沒有表情，沒有語氣，沒有多餘的話。
我們所知道的權利只是要求修鞋、看病。但叫到醫生那裡--你別高興，在那裡，這種盧賓卡的機械性會特別使你感到驚奇。醫生的目光中不僅沒有關切，甚至連普通的注意都沒有。他不是問："你哪裡不舒服？"，因為字太多，而且說這個句子不能不帶語氣，所以他就斬釘截鐵地說："不舒服？"，如果你開始過分詳細地說起病情來，他便打斷你。清楚了。牙齒？拔掉。可以上點砷製劑。治療？我們這裡不治療。 （因為這會增加瞧病的人次並會造成好像有點人情味的環境）。
獄醫是偵查員和劊子手的最好幫手。遭毒打的人在地上甦醒過來便聽到醫生的聲音："可以接著幹，脈搏正常。"關了五晝夜的冷禁閉室後，醫生瞧著凍僵了的赤裸身體說："可以接著關。"毒打致死--他簽署筆錄：因肝硬變、血管梗塞死亡。緊急叫去搶救監室中垂死的人，--他都不慌不忙。誰要表現得不一樣，我們的監獄就不要。哈茲醫師在我們這裡是掙不到外快的。
但是我們的"耳目"，對權利知道得比較清楚。 （據他說，他受偵查已經有十一個月了；把他叫去審訊都在白天。）瞧，他又出來請求記下他的名字--要見典獄長。怎麼，要見全盧賓卡監獄的長官？是的。於是記下了他的名字。 （晚上熄燈後，偵查員們已經就位的時候，便會把他叫去，他回來時將帶著馬合菸。）當然，做法很粗拙，但暫時沒有想出更好的辦法來。完全改用竊聽器開支也太大，一百一十一間監室總不能整天都竊聽。那怎麼行！安插"耳目"比較省錢，今後還會長時期利用他們。但克拉馬連科很難對付我們。有時他使勁聽我們談話，急得出了汗，但從臉上看出來什麼也沒有聽懂。
還有一個權利--呈遞申訴的自由（代替我們從外面進來以後失去的出版、集會和投票表決的自由）！每月兩次，值早班的問："誰要寫申訴？"於是有求必應地把所有要寫的人都登記上。在白天把你叫到一間隔離室去關在那裡。你想給誰寫就可以給誰寫--可以寫給各族人民的父親，中央委員會、最高蘇維埃、貝利亞部長、阿巴庫莫夫部長、總檢察署、軍事檢察總署、監獄管理局、偵查處，可以對逮捕、對偵查員、對典獄長提出控訴！ --在所有的情況下，你的申訴都不會有什麼效果，它不會附入任何案卷，而讀到它的最高級的人物就是你的偵查員，但你卻證明不了這一點。而且多年連他也不會讀到，因為根本誰也不可能讀到它；在7X10厘米的一小塊紙上，比早上給你上廁所的稍大一些，當你用筆尖開了花的或者彎成小鉤的鋼筆，往泡著破布的或加了白水的墨水瓶蘸上墨水，剛剛劃上"申……"--字母已經在那可惡的紙上化了開來，於是"訴"字已經寫不到行里，而紙的另一面也都已經滲透了。
也許你還有另外一些什麼權利，但值日官閉口不言。而且即便你不知道這些權利也不會有多大損失。
點名過去了，一天開始了。偵查員已經就位。維爾圖海用十分神秘的方式傳喚你：他只說出頭一個字母（是這樣叫法："誰是C開頭的？""誰是Q開頭的？"有時還說成"誰是AM開頭的？"），而你卻應當表現出機智，馬上把自己貢獻出來。採取這種辦法是為了防止看守出差錯：喊出的姓名不是在這個監室裡，這樣我們就會知道還有誰也在蹲監牢。但是，我們雖然同整個監獄隔離，卻並沒有失去監室間的信息。為了盡量多塞人，犯人經常倒換。而每一個倒換的人就把原來監室積累的全部經驗帶到新監室去。例如，我們只蹲在四樓，卻知道地下監室的情形，知道一樓的隔離間，知道集中關著婦女的二樓的黑暗，知道五樓的雙層結構，知道五樓最大的號子--百十一號。在我之前，這個監室里關過一個兒童文學作家邦達林，在此以前他在關女犯的那一層里和一個波蘭記者一起蹲過一陣，而這個波蘭記者更早以前曾經同保盧斯陸軍元帥一起蹲過一陣，於是我們也都知道了關於保盧斯的一切詳細情況。
傳訊時間過去了--留在監室裡的人們的漫長而愉快的一天便開始了。它因有著許多好機會而生輝，卻並不因有許多義務而變得過分黯淡。屬於義務之列的有每月兩次用噴燈燒鐵床（火柴在盧賓卡是絕對禁用的，要想點火抽煙，我們必須在門上的旋轉口打開時耐心地舉起一根手指，請求看守給火--而噴燈卻放心地委託給我們使用）。 --還有一件好像是權利但又搞成很像義務的事：每星期一次單個地叫到走廊裡去用鈍推子推鬍子，--還有一項義務，是擦亮監室裡的鑲木地板（澤-夫總是逃避幹這種活，因為它像任何勞力活一樣貶低他的身份）。我們由於飢餓很快就端起氣來，不然倒是可以把這項義務算成是一種權利--它是那麼愉快而有助於健康的工作：光著一隻腳踩著板刷向前--而身子則往後仰，然後相反，一前一後，一前一後，別苦惱，別發愁！光滑如鏡的鑲木地板！波將金公爵蹲的監獄！
而且我們已經不再擠在以前的六十七號裡了。在三月中旬又給我們增加了第六個人，因為本監獄既沒有緊挨著的板鋪，又沒有睡在地板上的習慣，所以就把我們全體成員轉到五十三號的漂亮房子去。 （我竭誠勸告；誰沒有在那裡住過--就去住一住！）這不是監室！這是給高貴的旅行家當臥室用的宮廷內室！ "俄羅斯"保險公司在建築大樓的這一側時不顧造價，把一層的高度提到五米（咳，方面軍反間諜機關的首長就會在這裡叮叮鐺鐺搭造四層的板鋪，保證可以容納下一百個人），還有那窗戶呀！ --看守站在窗台上幾乎夠不到上面的通風小窗，光是這種窗戶的一扇就頂得上居住房間的整個窗戶。只有那擋住窗戶五分之四的寵口的鉚接鋼板，才使我們想到我們不是住在宮殿裡。
但是，在晴朗的日子，盧賓卡大樓內院的六層或七層樓的某一塊玻璃，仍然能把一團慘淡的次生的太陽光班反射到我們窗戶籠口以上的部分。對我們說來，這是真正的小白兔"--一個可愛的生物。我們溫情地註視著它在牆上爬行，它的每一步都充滿著含義，它預告放風時間的到來，它報告到午飯時間還有幾個半小時，到吃午飯的時候它就從我們這裡消失了。
總的說我們的好機會是：去放風！讀書！彼此暢談往事！傾聽與學習！爭論與受教育！而且作為獎勵還將吃到有兩個菜的午飯！真是不可思議！
盧賓卡下面三層樓的放風是不愉快的：把他們放到底下潮濕的小院子裡--監獄樓房之間狹窄的天井的底部。可是，四、五層樓的囚犯們卻被放到雄鷹棲息的高台--五層樓的屋頂。混凝土的地面，三人高的混凝土牆，我們旁邊是一個不帶武器的看守，還有一個站在瞭望台上的持自動步槍的哨兵，--但空氣是真正的，天空也是真正的！ "手背起來！兩人並排走！不許說話！不許停留！"--但忘了禁止仰頭！而你當然會時時地把頭往後仰。這裡你看到的不是反射的，不是次生的，而是真正的太陽！永生不滅的太陽！或者是它透過春雲灑下來的金光。
春天給所有人以幸福的許諾，而對囚犯的許諾更是勝過旁人十倍。啊，四月的天空呀！我現在身陷囹圄，這沒有什麼關係。我，看來不會被槍斃。然而我將在這裡變得更聰明。我將在這裡懂得許多事情，蒼天呀！我還會糾正自己的錯誤--不是在他們面前，而是在你--蒼天的面前！我在這裡明白了這些錯誤--我定會加以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