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的父親三年前被都電壓死了。”說罷，女子略微停頓一下。
我沒有特別發表感想，只是直直地看著對方的眼睛輕點兩下頭，在她停頓時間內檢查筆盤裡排列的半打鉛筆的筆尖，像打高爾夫的人根據距離挑選球棍一樣慎重地挑選鉛筆，既不能太尖，又不能太粗。
“說來不好意思……”女子說。
我同樣沒表示意見，把便箋拉到手邊，為測試鉛筆而在最上端寫下今天的日期和對方姓名。
“東京如今差不多不跑有軌電車了，全部被公共汽車取代。不過，仍有少部分保留下來，感覺上好像是一種紀念品。公公就是被它壓死的。”說到這裡，她發出無聲的嘆息，“三年前的十月一日夜裡，下好大好大的雨。”
我用鉛筆在便箋上簡單記錄信息：公公，三年前，都電，大雨，10·1，夜。我寫字只能一筆一劃，記錄很花時間。
“公公那時醉得相當厲害。否則不至於下大雨的夜晚睡在什麼電車軌道上，我想。理所當然。”
如此說完，女子又沉默一陣子，嘴唇閉成一條直線，目不轉睛地註視著我，大概希望我贊同。
“理所當然。”我說，“醉得相當厲害對吧？”
“好像醉得人事不省。”
“您公公經常那樣？”
“您是說動不動就喝得大醉、醉得人事不省？”
我點頭。
“的確不時醉得相當厲害，”女子承認，“但並非動不動，而且都沒醉到在電車軌道上睡過去的程度。”
究竟醉到什麼程度才能使人在電車軌道上睡過去，我一時很難判斷。是程度問題呢？還是質的問題呢？抑或方向性問題呢？
“就是說，就算有時喝得大醉，一般也不至於爛醉如泥囉？”我問。
“我是那樣理解的。”女子回答。
“恕我冒昧，多大年齡？”
“是問我多大年齡麼？”
“是的，”我說，“當然，如果不願意回答的話，不回答也無妨。”
女子手碰鼻子，用食指摩挲一下鼻樑。挺拔的漂亮鼻子。沒准在不很久遠的過去做過鼻子整形手術。我曾和一個同樣有此嗜好的女子交往過一段時間。她也做了鼻子整形手術，思考什麼的時候同樣常用食指摩挲鼻樑，彷彿在確認新鼻子是否還好端端地位於那裡。因此，每當瞧見這一動作，我就陷入輕度de jia-vu之中。 oral sex也與此有很大關聯。
“沒什麼必要隱瞞，”女子說，“三十五歲了。”
“您公公去世時多大年紀呢？”
“六十八歲。”
“您公公是從事什麼的？工作？”
“僧侶。”
“僧侶……是佛教的和尚嗎？”
“是的，佛教僧侶，淨土宗。在豐島區當寺院住持。”
“那怕是打擊不小吧？”我問。
“指公公大醉被有軌電車壓死？”
“是的。”
“當然是打擊，尤其對丈夫。”女子說。
我用鉛筆在便箋上寫道：“68歲，僧侶，淨土宗。”
女子坐在雙人座沙發一端。我坐在寫字台前轉椅上。我們之間有三米左右距離。她穿一套棱角甚是分明的艾蒿色套裙，長筒襪包裹的雙腿優美動人，黑高跟鞋也十分諧調，後跟尖得儼然致命凶器。
“那麼——，”我說，“您的委託是關於您丈夫的已故父親囉？”
“不，那不是的。”說著，女子像再度確認否定形似的輕輕而堅定地搖頭，“關於我丈夫的。”
“您丈夫也是和尚？”
“不，丈夫在Merrill Lynch工作。”
“證券公司？”
“正是。”女子回答，聲音略帶幾分焦躁，彷彿說哪裡會有不是證券公司的Merrill Lynch呢。 “就是所謂經紀人。”
我確認鉛筆尖的磨損情況，一言不發，等待下文。
“丈夫是獨生子，但較之佛教，他對證券交易更具有強烈的興趣，所以沒有接替父親當住持。”
理所當然吧——她以似乎是詢問我的目光看著我。但我對佛教和證券交易都沒有多大興趣，沒有陳述感想，僅僅在臉上浮現出中立的表情，表示自己正聽著呢。
“公公去世後，婆婆搬到我們居住的品川區的一座公寓，住在同一座公寓的不同單元。我們夫婦住26樓，婆婆住24樓，一個人生活。以前和公公兩人住在寺院裡，因總寺院另派一位住持來接替，她就搬到了這邊。婆婆現在六十三歲。順便說一句，丈夫四十歲。如果平安無事，下個月四十一歲。”
婆婆，24樓，63歲，Merrill Lynch，26樓，品川區——我在便箋上寫道。女子耐住性子等我寫完這許多。
“公公死後，婆婆像是得了焦慮性神經症，下雨時症狀更厲害。大概因為公公是雨夜去世的關係吧，這方面不太清楚。”
我輕輕點頭。
“症狀厲害時，腦袋裡就好像什麼地方螺絲鬆動了，於是打電話過來。電話一來，我或丈夫就下兩層樓到婆婆房裡照料。說安撫也好，說勸服也好……丈夫在就丈夫去，丈夫不在就我去。”
她停下等我的反應。我默然。
“婆婆不是壞人，我決不是對婆婆的為人持否定性意見，只是說她神經過敏，年深日久習慣了依賴一個人。這類情況您大致可以理解吧？”
“我想可以理解。”我說。
她迅速改變架腿姿勢，等待我把什麼記在便箋上，但這次我什麼也沒記。
“電話打來時是星期日上午十點。那天雨也下得相當大，就是上一個、上上一個星期日。今天是星期三，呃——，距今有十來天了。”
我瞥一眼台歷：“是九月三日那個星期日吧？”
“是的，記得是三號。那天上午十點婆婆打來電話。”說著，女子回想似的閉起眼睛。若是希區柯克的電影，正是鏡頭一晃開始回憶場面的時候。但這不是電影，當然沒有回憶場面開始。片刻，她睜開眼睛，接著說下去：“丈夫接起電話。那天原定去打高爾夫球，但天沒亮就下雨了，沒去成，在家待著。假如那天是晴天，應該不至於招致這種事態——當然一切都是就結果而言。”
我在便箋記下：9·3，高爾夫，雨，在家，母親→電話。
“婆婆對丈夫說喘不過氣，頭暈，在椅子上站都站不起來。於是丈夫鬍子都沒刮，只換了衣服就趕去隔一層樓的母親房間。估計花不多少時間，臨出房間時還告訴我準備早餐來著。”
“您丈夫是怎樣一身打扮？”我這樣問道。
她再次輕搔一下鼻子：“半袖運動衫，粗布褲。運動衫是深灰色，褲子是奶油色。兩件好像都是通過J·crow郵購的。丈夫近視，總戴著眼鏡，金邊阿爾瑪的。鞋是NEWBALANCE。沒穿襪子。”
我把這信息詳細記在便箋上。
“身高和體重您想知道麼？”
“知道了有幫助。”我說。
“身高一米七三，體重七十二公斤左右。婚前只有六十二公斤的，十年之間多少加了些脂肪。”
這個我也記下了，而後確認鉛筆尖度，換了一支新的，並讓手指適應新鉛筆。
“接著說可以麼？”女子問。
“請，請繼續。”我說。
女子換條腿架起來說：“電話打來的時候，我正準備烙薄餅——星期日早上總做薄餅。不去打高爾夫的星期日總是吃滿滿一肚子薄餅。丈夫喜歡薄餅，還要加上烤得'咔嚓咔嚓'硬的火腿肉。”
我心想難怪體重增加了十公斤，當然沒說出口。
“二十五分鐘後丈夫打來電話，說母親狀態已大體穩定，這就上樓梯回去，趕快準備早餐，馬上吃，肚子餓了。聽他這麼一說，我當即給平底鍋加溫，開始烙薄餅。火腿也炒了，楓樹蜜也熱了。薄餅這東西絕對不是做工複雜的品種，關鍵取決於順序和火候。可是左等右等丈夫硬是不回來。眼看著薄餅在盤子裡變涼變硬，於是我往婆婆那裡打電話，問丈夫是不是還在那裡，婆婆說早就走了。”
她看我的臉，我默默等待下文。女子用手把裙子膝部呈形而上形狀的虛構性垃圾拍掉。
“丈夫就此消失了，像煙一樣。自那以來杳無音信。在連接24樓和26樓的樓梯中間，從我們面前消失了，無影無踪。”
“當然向警察報警了？”
“當然。”說著，女子略微放鬆了嘴唇，“因為下午一點都沒返回，所以給警察打了電話。不過說實話，警察也沒怎麼認真搜查。附近派出所的警察倒是來了，得知沒有暴力犯罪跡象，頓時沒了興致，說如果等兩三天丈夫還沒回來，就去署裡申請找人。看樣子警察認為丈夫大概心血來潮一晃兒去了哪裡，比如活得不耐煩啦，想躲到另一個地方去啦，等等。可您想想看，那根本講不通的。丈夫沒帶錢夾沒帶駕駛證沒帶信用卡沒帶手錶，完全空著兩隻手去母親那裡的，連鬍子都沒刮。何況打電話說這就回去，讓我趕快烙餅來著。就要離家出走的人不可能打那樣的電話，不是麼？”
“完全正確。”我表示同意，“不過去24樓時，您丈夫總是利用樓梯嗎？”
“丈夫概不使用電梯，討厭電梯那東西，說關在那麼狹小的地方受不了。”
“那麼住所何苦選在26層之高的高樓層呢？”
“啊，26樓丈夫也常爬樓梯，好像上下樓梯不怎麼費勁。腿腳因此變得結實，對減肥也有好處。不用說，往返相應花費時間。”
薄餅，十公斤，樓梯，電梯——我在便箋上寫道。我在腦海中推出剛剛烙好的薄餅和爬樓梯男子的形象。
女子說：“我們的情況大致就是那樣。您能接受嗎？”
無需一一考慮，此案正合我意。我裝出大致確認日程表並調整什麼的樣子。倘若求之不得似的一口答應下來，對方難免心中生疑，以為裡面有什麼名堂。
“今天傍晚之前正好有空閒時間，”說著，我看了一眼手錶：11時35分。 “如果方便的話，把我領去府上可以麼？我想親眼看看您丈夫最後置身的現場。”
“當然可以。”女子說。隨後輕輕皺起眉頭：“那麼說您是接受了？”
“準備接受。”
“只是，我想我們還沒談費用……”
“無需費用。”
“您說什麼？”女子盯住我的臉。
“就是說免費。”我淡淡一笑。
“可這是您的職業對吧？”
“不，不然。這不是我的職業，僅僅是我的志願服務，所以用不著費用。”
“志願服務？”
“正是。”
“可不管怎樣，必要的經費之類……”
“必要的經費概不領取。既然純屬志願服務，那麼就不會發生金錢授受關係，無論以怎樣的形式。”
女子仍是一臉難以置信的神色。
我解釋說：“幸運的是，我在另一方面的收入足以維持生活。獲取金錢不是我的目的。我從個人角度對尋找失踪之人懷有興趣。”準確說來，是指以某種方式失踪的人。但這個說起來將使事情變得麻煩。 “而且，我多多少少有此能力。”
“可有類似宗教背景那樣的情況？或者New Age什麼的？”女子問。
“不不，同宗教和New Age都毫無關係。”
女子瞥了一眼自己腳上高跟鞋尖尖的後跟。如果發生什麼離譜的事，說不定打算拿在手上朝我甩來。
“丈夫常說免費的東西決不可相信。”女子說，“這樣的說法或許失禮，總之他的意思是說十之八九都有看不見的圈套，不會有好結果。”
“一般說來確如您丈夫所說。”我接口道，“在這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免費的東西是不可輕易相信，一點不錯。儘管如此，對我還是希望您予以相信。您不相信，事情就無從談起。”
她拿起旁邊放的LOUIS VUITTON錢夾，從中取出厚墩墩的信封，信封口封著。準確款額不清楚，但看上去頗有重量。
“出於慎重，錢我帶來了，暫且作為調查費用……”
我固執地搖頭：“金錢、禮品或者感謝行為我一概不接受，這是規則。一旦收取酬金和禮品，往下即將開始的行為就失去了意義。如果您有多餘的錢，並且免費致使您心裡不踏實，就請把錢捐給哪裡的慈善團體，例如動物保護協會或交通事故遺孤育英基金，哪裡都可以，假如這樣能夠多少減輕您精神負擔的話。”
女子蹙起眉頭，長嘆一聲，一言不發地將信封放回錢夾，再把恢復鼓脹和沈穩的LOUIS VUITTON放回原來位置，接下去又用手捅一下鼻樑，以注視狗——即使扔掉棍子也無動於衷的狗——的眼神注視我。
“你往下即將開始的行為。”她以不無干澀的語聲說。
我點一下頭，把磨禿的鉛筆放回筆盤。
腳穿高跟鞋的女子把我領去連接公寓24樓和26樓的樓梯部分。她指一下自己住的單元的門（2609室），然後又指了指婆婆住的單元的門（2417室）。兩層樓以寬大的樓梯相連，往來即使慢走也超不過五分鐘。
“丈夫決定買這座公寓裡的套房，也有樓梯寬敞明亮這個原因。大部分高層公寓樓梯部分都馬馬虎虎。一來寬樓梯佔地方，二來住戶幾乎不用樓梯而用電梯，所以多數公寓建造商都在引人注目的地方下功夫，例如大廳使用豪華的大理石、設圖書室等等。可是丈夫認為樓梯比什麼都重要，說那好比建築物的脊梁骨。”
確乎是有存在感的樓梯。 24樓與26樓之間的轉角平台上放著三人沙發，牆上安著一面大鏡子。有帶墊子的煙灰缸，還有盆栽賞葉植物。從寬大的窗口可以看見晴朗的天空和幾朵白雲。窗是做死的，不能開。
“每層樓都有這樣的空間嗎？”我問了一句。
“不，每五層才有一處這樣的休息場所，不是每層都有。”女子說，“您要看我們單元和婆婆單元的內部麼？”
“不必，我想現在沒那個必要。”
“丈夫這麼一個招呼也不打就銷聲匿蹟之後，婆婆的精神狀況比以前更糟了。”說著，女子輕輕揮了揮手，“打擊相當沉重。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
“那自然。”我予以同意，“這次調查我想不至於給您婆婆增加負擔。”
“能那樣就太好了。另外也請瞞著左鄰右舍，丈夫失踪的事我對誰都沒提起。”
“明白了。”我說，“對了，太太您平時用這樓梯嗎？”
“不用。”她像受到無故責難似的略略揚起眉梢，“我通常用電梯。和丈夫一起外出時，讓丈夫先下樓梯，我乘電梯下去，在大廳碰頭。回家時我先乘電梯上來，丈夫隨後到。有高跟的鞋上下長樓梯，一來危險，二來對身體不好。”
“那怕是的。”
我請她向管理員打聲招呼，說一段時間裡有個人想獨自做點調查——比如說在24樓和26樓之間的樓梯上走來走去的是保險公司方面做調查的人。倘若被人懷疑偷襲空巢而報告警察，作為我未免有點為難，因為我不具有可以稱為立場的東西。她答應下來，隨即攻擊性地奏響高跟鞋聲，上樓梯消失。她身影消失以後，鞋聲仍然四下迴盪，感覺就像是釘不吉利的佈告的釘子。少頃那聲音也消失了，沉默降臨，剩我一人。
我在26樓和24樓之間的樓梯往返走了三次。起初用的是普通人的行走速度，後兩次慢走，邊走邊仔細打量四周。我集中註意力，以免看漏哪怕再微小的東西，眼睛幾乎不眨一下。所有事件都將留下標記，而發現其標記就算是我的一項工作。可是，樓梯打掃得實在認真，一個廢棄物都沒有，一道污痕、一個凹坑也找不到。煙灰缸裡也沒有煙頭。
眼都幾乎不眨地上下樓梯上下累了，我就坐在休息場地的沙發上。人造革沙發，很難說上檔次，但能把這樣的東西好好地放在基本無人使用（看上去）的樓梯轉角平台，這件事本身恐怕就該受到讚揚才對。沙發正對面的大穿衣鏡鏡面擦得一塵不染，我打量一會兒自己映在那裡的形體。沒準那個星期日的早上失踪的證券經紀人也在這裡歇口氣打量映在鏡子裡的自家形體來著，打量還沒刮鬍須的自己。
我固然刮了鬍鬚，但頭髮過長，耳後那裡有頭髮翹了起來，看上去未嘗不像剛剛渡過河流的長毛獵犬。過兩天得去一次理髮店。另外褲子和襪子的顏色也欠諧調，怎麼也沒找到顏色諧調的襪子。即便接下來放在一起去洗，也不至於有誰為此責怪我。除此以外，看起來一如平素的我自己。年齡四十五歲，獨身，無論對證券交易還是對佛教都不懷有興趣。
如此說來，高更也當過證券經紀人，我想。但他實在想畫畫，一天扔下妻子獨自去了塔希提。我猜想說不定……可問題是，縱然高更也沒忘記錢夾。如果當時有美國運通卡，也不至於忘記帶上，畢竟是去塔希提。更不會告訴妻子“這就回去趕快烙餅”之後消失不見。即便同樣是消失，其中也該有適當的順序或體系那樣的東西才是。
我從沙發上立起，這回一邊考慮剛烙好的薄餅一邊再次爬上樓梯。我盡量集中註意力，想像自己是個四十歲的證券公司的職員，此刻是星期日的清晨，外面下著大雨，即將回家吃薄餅。如此想像時間裡，漸漸饞起薄餅來了。回想起來，早上起床後除了一個小蘋果還什麼都沒進口。
我甚至想直接去“丹尼茲”吃個薄餅再說。我想起來了，開車來這裡的路上看見路旁有一塊“丹尼茲”招牌，距離可以從這裡走著去。並不是說“丹尼茲”的薄餅有多麼美味可口（奶油品質也好楓樹蜜味道也好都不屬於理想檔次），但我覺得那也可以忍受。說實話，我也中意薄餅。口腔一點一點湧出口水。然而我用力搖頭，將薄餅圖像從腦袋裡一掃而光。開窗吹走妄想之雲。吃薄餅要往後推，我對自己說，那之前有事要做。
“問她一句就好了，”我自言自語，“問她丈夫有什麼愛好沒有。萬一畫過畫也未可知。”
但我又修正了這一想法，因為喜歡畫畫喜歡到離家出走地步的男子，斷不至於每星期日一大早就出去打什麼高爾夫。能想像出腳穿高爾夫鞋的高更、凡·高和畢加索跪在十號球洞的綠地上專心琢磨草的朝向的樣子嗎？想像不出。她丈夫僅僅是消失了，因了24樓和26樓之間可能發生的全然始料未及的情況（因為當時他優先的安排是食用薄餅）。以這一假定為前提推進好了。
我再次弓身坐在沙發上，看表：1時32分。我閉目合眼，將意識的焦點對準腦袋裡的特定場所。什麼也不再想，百分之百把自己託付給時間的流沙，一動不動，任憑流沙把自己帶去哪裡。之後睜開眼睛看表，表針指在1時57分。 25分消失去了哪裡。不壞！無謂的磨損。全然不壞。
我又一次看鏡子，裡面映出一如平日的我。我舉起右手，像舉起左手。我舉起左手，像舉起右手。我做出放下右手的樣子而迅速放下左手，像做出放下左手的樣子而迅速放下右手。概無問題。我從沙發上立起，沿樓梯向下走了二十五層，走到大廳。
自此以後，每天上午十一時左右我都來看這樓梯。和公寓管理員認識了（送給他一盒糕點），得以自由進出這座建築物。連接24樓和26樓的樓梯往返走了不下二百次。走累了，就在轉角平台的沙發上休息，從窗口觀望天空，審視映在鏡子裡的自己。去理髮店剪短了頭髮，衣服集中洗了，轉而穿顏色同褲子諧調的襪子。這樣，被什麼人戳脊梁骨的可能性應該略有減少。
不管搜尋得多麼仔細，標記模樣的東西也一個都沒發現，可是我仍然沒怎麼灰心喪氣。尋找關鍵性標記同飼養脾氣不好的動物大同小異，事情沒那麼簡單。耐性與細心——這是從事此項作業最寶貴的資質。當然還有直覺。
每天從那里通過的時間裡，我得知利用樓梯之人的存在。雖為數不多，但似乎有幾個人日常性地通過樓梯轉角平台，或者至少加以利用。根據是沙發腿下落有糖果紙，煙灰缸裡剩有“萬寶路”煙頭，還有看過的報紙留下。
星期日下午同一個上樓梯的男子擦肩而過。年過三十、長相拘板的小個頭男子，身穿綠色運動衣，腳穿ASICS鞋，戴一塊蠻大的卡西歐手錶。
“您好！”我招呼道，“說句話可以麼？”
“可以呀！”說著，男子按下手錶按鈕，長長地呼了幾口氣，帶有耐克標誌的針織運動衣的胸口部分有汗水滲出。
“您經常在這樓梯上上下下嗎？”我問。
“跑步上樓，跑到32樓。但下樓使用電梯。跑步下樓有危險的。”
“天天如此？”
“不是的，上班很難有時間。週末集中往返幾次，平時下班早的時候也跑一跑。”
“住在這座公寓裡？”
“自然。”跑步者說，“住在17樓。”
“26樓住的胡桃澤先生，您可曉得他？”
“胡桃澤先生？”
“戴一副阿爾瑪眼鏡、搞證券中介、經常在這樓梯上上下下的。身高一米七三，年齡四十歲。”
跑步者略一沉吟後想了起來：“啊，原來是那個人，曉得曉得。說過一次話。跑步當中時不時擦肩而過，有時也坐在沙發上。討厭電梯，只用樓梯，對吧？”
“對，是他。”我說，“不過，日常用這樓梯之人，除了胡桃澤先生還有幾位的吧？”
“嗯，有的。”他說，“倒不是很多，但的確有類似爬樓常客那樣的人。有人不喜歡乘電梯。另外，除了我還有兩三個常常跑步上樓的。因為這附近沒有合適的跑步路線，只好代之以上下樓梯。跑固然不跑，但也有幾位為保持健康而選擇樓梯。這裡的樓梯寬敞明亮又整潔，同其他高層公寓相比，好像比較好用。”
“那些人的名字，估計您不會曉得的吧？”
“不曉得。”跑步者說，“長相大致記得，迎面碰上時互相寒暄一聲，但名字和住哪個單元不曉得，畢竟是大城市裡的公寓。”
“明白了，多謝多謝！”我說，“攔您停下，很抱歉。加油跑吧！”
男子按下手錶的停止鈕，繼續跑步上樓。
星期二我正在沙發上坐著，一位老人從樓上下來。白髮，戴眼鏡，七十五六歲光景。長袖襯衫，灰色西褲，拖鞋。衣著整潔，一道皺紋也沒有。個頭高，姿態也好。看上去像是退休沒多久的小學校長。
“您好！”他說。
“您好！”我應道。
“在這裡吸煙可以麼？”
“請、請，儘管吸。”我回答。
他在我旁邊弓腰坐下，從褲袋裡掏出“七星”，用火柴點上，熄掉火柴，投進煙灰缸。
“住26樓。”他緩緩吐出一口煙說，“和兒子夫婦同住，兩人說吸煙會把房間熏出味來，所以想吸煙就來這裡。您吸煙麼？”
我說戒菸十二年了。
“我戒掉也可以的。反正一天才吸幾支，想戒什麼時候戒都不費事。”老人說，“只是，外出買煙啦、特意出門來這裡吸一支啦——由於有這類瑣事發生，每天每日得以順利滑過。還能運動運動身體，避免想多餘的事。”
“就是說是為了健康而繼續吸煙囉？”
“正是正是。”老人神情很認真。
“您說住在26樓？”
“是的。”
“那麼您可認識住在2609的胡桃澤先生？”
“嗯，認識，戴眼鏡的那位吧？是在'所羅門兄弟'工作？”
“Merrill Lynch。”我糾正道。
“對，是Merrill Lynch。”老人說，“在這裡說過幾次話。那位先生也時不時坐這沙發。”
“胡桃澤先生在這沙發上做什麼呢？”
“這——，我不曉得。大概只是愣愣地發呆吧。好像不吸煙的。”
“就是說像思考什麼似的？”
“不大清楚那方面的差異。發呆——思考。我們日常性地思考東西。我們決不是為了思考而活著，卻又似乎同樣不是為活著而思考的。這麼說好像和帕斯卡的學說相反，說不定我們有時倒是為了不讓自己活著而思考的。發呆——未嘗不可以說是下意識地驅使那種反作用。總之問題很難。”如此說罷，老人深深吸一口煙。
我試著詢問：“胡桃澤先生沒說過什麼嗎，比如工作壓力大啦家裡發生矛盾啦……”
老人搖一下頭，把煙灰磕落在煙灰缸裡。 “如您所知，大凡水都流經所給的最短距離。但在某種情況下，最短距離是水本身所造成的。人的思考同水的這一功能相類似，我總是懷有這樣的印象。可是，我必須回答您的問話。我同胡桃澤先生從未談過那麼深入的內容，只是不咸不淡閒聊罷了，天氣啦公寓守則啦，不外乎這些。”
“明白了。耽誤您時間了。”我說。
“有時候我們並不需要語言。”老人好像沒聽到我的話，“而與此同時，無須說，語言則常常需要我們這個中介。沒有我們，語言就不具有存在的意義——不是這樣嗎——從而成為永遠沒有發聲機會的語言，而沒有發聲機會的語言早已不成其為語言。”
“的確如您所說。”我說道。
“這是不知思考了多少次的有價值的命題。”
“就像禪的公案。”
“正是。”老人點頭。
吸完一支煙，老人起身，走回房間。
“祝您愉快！”他說。
“再見！”我說。
星期五下午兩點過後，我上到25樓和26樓之間的樓梯轉角平台，見沙發上坐著一個小女孩兒，一邊看著映在鏡子裡的自己一邊唱歌。剛上小學的年齡。粉色T卹，粗斜紋布短褲，背一個綠色D形背囊，帽子放在膝上。
“你好！”我說。
“你好！”女孩兒停止唱歌。
本來我很想在她身旁坐下，但又不願意有人路過時懷疑自己不地道，便靠在窗邊的牆上，保持距離和她交談。
“放學了？”我試著問。
“懶得說學校的事。”女孩兒一副不容商量的口氣。
“那就不說學校的事。”我說，“你住這座公寓？”
“住。”女孩兒回答，“27樓。”
“常在這樓梯走上走下的？”
“電梯臭。”女孩兒說。
“電梯臭，一直走到27樓？”
女孩兒對著映在鏡子裡的自己大大地點頭：“不是經常，有時候。”
“腿不累？”
女孩兒沒有回答我的提問。 “噯，叔叔，這座公寓樓梯的鏡子裡邊，這兒的鏡子照人照得最好看，而且和我家裡的照人完全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
“自己照照看！”女孩兒說。
我跨前一步，面對鏡子，注視一會兒裡面的自己。給女孩兒這麼一說，覺得映在鏡子裡的自己同平時在別的鏡子裡見到的自己是有點兒不一樣。鏡子彼側的自己比此側的自己看上去多少胖些，還有點兒樂呵呵的。打個比方，簡直就像剛吃過滿滿一肚子熱乎乎的薄餅。
“叔叔，你養狗的？”
“哪裡，狗沒養。熱帶魚倒是養的。”
“嗬！”女孩應道。不過好像對熱帶魚沒多大興致。
“喜歡狗？”我問。
她沒有回答，另外問：“叔叔，沒有小孩兒？”
“沒有小孩兒。”我回答。
女孩兒以充滿懷疑的眼光看我的臉：“我媽媽說不能和沒有小孩兒的男人說話，說那種男人當中絕對有很多是莫名其妙的。”
“那倒不一定。不過，的確最好提防陌生男人，你母親說得對。”
“可叔叔你怕不是莫名其妙的人吧？”
“我想不是。”
“不至於突然亮公雞出來？”
“不亮。”
“也不蒐集小女孩兒的三角褲什麼的？”
“不蒐集。”
“可有蒐集的東西？”
我想了想。現代詩的原始版本倒是蒐集的，但這種事恐怕還是不在這裡說為好。 “沒有特別想蒐集的東西啊。你呢？”
她也就此想了一會兒，然後搖幾下頭：“我想我也沒有特別想蒐集的東西。”
接下去我們沉默了一陣子。
“噯，叔叔，'炸麵圈先生'裡邊什麼最喜歡？”
“'老年時裝'。”我脫口而出。
“那不知道，”女孩兒說，“好怪的名字。我喜歡的是'圓圓的月亮'，還有'泡沫奶油兔'。”
“兩個都沒聽說過。”
“裡面有果凍餡的傢伙，好吃著哩！媽媽卻說光吃甜的腦袋不好使，不常給我買。”
“好像好吃。”我說。
“噯，叔叔，你在這里幹什麼呢？昨天也好像在這裡了，一閃瞧見的。”女孩兒問。
“在這裡找東西。”
“什麼東西？”
“不知道。”我實話實說，“大概像門那樣的東西。”
“門？”女孩兒問，“什麼門？門也有好多形狀和顏色的。”
我開始沉思。什麼形狀和顏色？那麼說來，以前還從沒考慮過門的形狀和顏色。不可思議。 “不知道啊。到底什麼形狀和顏色呢？說不定也不是門。”
“沒準像雨傘似的？”
“雨傘？”我接口道，“是啊，不准是雨傘的理由也好像沒有，我覺得。”
“雨傘和門，無論形狀、顏色還是作用都相差好多啊！”
“相差，的確。不過只要看上一眼，當場就會看明白的：噢，對了，這就是正找的東西。雨傘也好，門也好，炸麵圈也好，都無所謂。”
“嗬，”女孩兒應道，“很長時間一直找那個？”
“找了很久，從你出生前就開始找了。”
“原來是這樣。”說著，女孩兒看了好一會兒自己的手心，思考著什麼。 “我也幫忙好了，幫你找那個。”
“若肯幫忙真叫人高興。”我說。
“門也好，雨傘也好，炸麵圈也好，大像也好，反正只要找到莫名其妙的東西就可以的吧？”
“是那麼回事。”我說，“不過見到了馬上就能知道找對了沒有。”
“有意思！”女孩兒說，“可今天這就得回去了，往下要練芭蕾舞。”
“那好，”我說，“跟我說了這麼多，謝謝！”
“噯，叔叔你喜歡的炸麵圈名字，能再說一遍？”
“'老年時裝'。”
女孩兒現出困惑的神情，在口中低聲反复說了幾次“老年時裝”。
“再見！”女孩兒說。
“再見！”我說。
女孩兒站起，唱著歌跑上樓梯，消失了。我閉起眼睛，再次把身體交給時間的流沙，讓時間白白消耗掉。
星期六，委託人打來電話。
“丈夫找到了。”她劈頭一句，沒有寒暄話沒有開場白。
“找到了？”我反問。
“嗯，昨天中午警察來了電話，說在仙台站候車室長椅上躺著的時候被監護起來了。身無分文，證件之類也沒帶，但姓名、住所和電話號碼漸漸想起來了。我立即趕去仙台。分明是我的丈夫。”
“怎麼是在仙台？”
“他自己也不清楚，說意識到時就躺在仙台站長椅上了，被站務員搖醒的。至於身無分文怎麼去的仙台，二十天時間裡在哪裡做了什麼，怎麼吃的東西，都記不起來了。”
“什麼衣著？”
“衣著和離開家時一樣。長了二十天長度的鬍鬚，體重減了十來公斤。眼鏡好像在哪裡弄沒了。我現在是從仙台一家醫院打電話過來。丈夫在這裡接受醫學檢查，CT掃描啦、X光透視啦、精神鑑定啦。不過眼下頭腦功能已經恢復，身體也好像沒有問題，單單記憶消失罷了。離開母親房間和上樓梯之前記得，往下的記憶就沒有了。但不管怎樣，我想明天可以一起返回東京。”
“那就好！”
“勞您調查到現在，深表感謝。可是看這情形，往下好像沒必要再勞駕了。”
“看來是的。”我說。
“所有的一切全都亂糟糟的，費解之處為數多多，但丈夫總之是好端端地回來了。不用說，這對於我是再要緊不過的事。”
“當然。千真萬確。”我說，“那比什麼都重要。”
“所以，酬金還是想請您收下，收下可以嗎？”
“第一次見面時我就說了，酬金之類概不接受。所以，關於這點，請別放在心上。您的心意我自是感謝。”
沉默。該說明的事已大致說明完畢——便是這麼一種意味的涼絲絲的沉默。我也不自量力地加重沉默，領略了片刻這涼絲絲的意味。
“那麼，請多保重！”少頃，她掛斷電話。話中帶有未嘗不可以說是同情的餘韻。
我也放下聽筒，隨後一邊把新鉛筆挾在指間旋轉，一邊盯視著雪白的便箋。雪白的便箋使我想起剛從洗衣店返回的新床單，新床單使我想起在那上面舒舒服服午睡的性格溫順的三毛貓。躺在新床單上面午睡的性格溫順的三毛貓圖像使我的心情多少平靜下來。之後，我梳理記憶，把她所說的用工整的字跡一一記在雪白的便箋上：仙台站，星期五中午，電話，體重減十公斤，同樣衣著，眼鏡丟失，二十天時間記憶的消失。
二十天時間記憶的消失。
我把鉛筆放在寫字台上，在椅子上把身體大大向後仰去，仰望天花板。天花板斑斑駁駁地沾有不規則的圖形。眯縫眼睛細看，未嘗不像天體圖。我一面仰視虛構的星空，一面思忖為了健康或許該重新吸煙才對。腦袋裡仍微微迴響著上下樓梯的高跟鞋聲。
“胡桃澤先生”和我對著天花板一端出聲地訴說：“歡迎回歸現實世界，回到被患有焦慮性神經症的母親、腳穿冰錐一般的高跟鞋的太太和Merrill Lynch包圍的美麗三角形世界中來！”
我大概又要在另一個場所尋找門、雨傘、炸麵圈或大像等形狀的東西，在所有可能找見的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