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來失計親豺虎”
李鴻章出訪歐美，是由當時國際國內形勢決定的。
甲午戰爭改變了戰前相對穩定的遠東形勢，加劇了列強對中國的爭奪。
日本一躍而成為新的軍事強國，擠進了帝國主義行列；俄國侵略野心迅速膨脹，積極向遠東擴張勢力，日俄矛盾日益尖銳。英、日在共同對俄的基礎上，逐漸靠攏。由於甲午戰爭徹底暴露了清政府的無能和中國的積弱，戰後帝國主義列強爭先恐後地猛撲過來，出現了幾個大國激烈爭奪中國的局面。中國的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亡國大禍迫在眉睫。
90年代初，俄國開始修築橫貫歐亞兩大洲、西起莫斯科、東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企圖藉此在遠東取得比其他歐洲國家更大的優勢，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國際商業活動。 1894年西伯利亞鐵路修到外貝加爾地區，關於鐵路走向問題，沙皇批准了財政大臣維特提出的橫穿中國東北的方案，因為這不僅可以縮短路程，節省經費，加快進度；而且便於對中國和遠東地區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擴張。方案既定，便開始設法實施。 1895年6、7月間俄國未經清政府同意，擅自派員赴中國東北勘測路線。
11月，維特向中國駐俄大使許景澄提出“俄人集立一公司，承造此路，與中國訂立合同”的主張，企圖以所謂中俄合辦、“無礙主國事權”為幌子，誘騙清政府上鉤。不久俄國外交部電令其駐華公使喀西尼與總理衙門商辦“公司之議”。維特還奏准撥出“一筆適當的款子”，供駐華公使用以賄賂“清帝親信近臣”。但後來俄國考慮到北京眾目睽睽，不利於秘密談判，又恰值沙皇尼古拉二世將要舉行加冕典禮，於是便選定彼得堡作為談判地點。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禮定於1896年5月舉行，各國均派特使致賀，清政府擬派布政使王之春前往。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聞訊提出抗議說：“皇帝加冕，俄國最重之禮也。故從事斯役者，必國中最著名之人，有聲譽於列國者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輕，不足當此責。可勝任者，獨李中堂（鴻章）耳。”1月24日光緒與翁同龢商討此事。 2月10日奉懿旨，改派李鴻章為專使。
清廷改派李鴻章為“欽差頭等出使大臣”赴俄祝賀，不只是屈從於俄國之請，而已是基於“聯俄製日”的戰略考慮。經過甲午戰爭，日、中兩國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一個崛起，一個沉淪，正在崛起的日本對日益沉淪的中國構成了嚴重的威脅。舊恨新仇，使中國上下產生了強烈的仇日情緒。與咄咄逼人的日本不同，俄國卻干涉還遼於前，承借巨款於後，矯情千譽，陰懷忮求。清朝統治者被表面現象所迷惑，感德望援，紛紛以“聯俄製日”為言。
兩江總督劉坤一認為“各國之患猶緩，惟日本之患為急”，俄國同日本存在利害衝突，中國應因勢利導，與俄國“深相結納，互為聲援”。湖廣總督張之洞認為與俄國立約結盟，是中國“今日救急要策”，他建議與俄國“訂立密約，凡關係俄國之商務界務，酌與通融。”是時，疆吏呼之於下，廷臣應之於上。奕“主倚俄”，翁同龢也視聯俄結援為必然。 1896年2月16日翁同龢走訪李鴻章，商談密結外援事。面對國內出現的“仇日、聯俄”的氣氛，素主親俄的慈禧特派最早倡議“聯俄製日”的李鴻章出使俄國，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了。
李鴻章奉命使俄，本來頗為“得意”，但表面上卻又故作姿態，以年老體弱、路程遙遠、“儻隕越於禮儀，殊有傷於國體”為藉口，竭力懇辭。清廷自然不准，降旨慰勉。李鴻章裝模作樣，立即拜命，上疏謝恩，表示要“勉竭愚誠”，完成使俄重任。
2月28日慈禧召見李鴻章，兩天后李鴻章請訓陛辭，3月3日離京南下，3月14日抵滬。當時，英、法、德諸國紛紛邀請李鴻章首先前往訪問，以便漁利。李鴻章也曾有過經由法、德轉赴俄國的打算。但是，俄國擔心李鴻章首先出訪法、德，有損於中俄交涉，便由喀西尼出面，與李鴻章商定路程：
乘法船從上海出發，穿越紅海和蘇伊士運河，在埃及塞得港換乘俄船，由地中海進入黑海，到達俄國港口城市敖德薩，然後乘車前往莫斯科。 3月28日，李鴻章帶領隨員李經方、李經述、於式枚、羅豐祿、柯樂德（俄）、德璀琳（德）、穆意索（法）、赫政（英）、杜維德（美）等45人，乘法國郵船“愛納斯脫西蒙”號，從上海放洋，開始了周遊列國之行。李鴻章在上海臨行前，曾對來訪的黃遵憲說：“聯絡西洋，牽制東洋，是此行要策。”這既反映了李鴻章的心聲，又道出了清廷的意圖。不求自立，而欲“以夷制夷”，其結果必將為“夷”所製。沙皇根據維特的建議，對李鴻章來訪作了精心安排，特派烏赫托姆斯基公爵專程到塞得港迎候，陪同李鴻章一行，於4月27日抵達敖德薩。李鴻章電告總理衙門說：“頃抵倭德薩，俄水陸提督暨地方文武接待甚恭。”俄皇令外部電催，“趁此暇日，先赴波得堡遞國書接見。”沙皇讓李鴻章先赴波得堡，而不迳往莫斯科，是為了在舉行加冕典禮之前著手進行談判，“因為在加冕禮期間舉行談判就很困難了。到那時，每天都會有各式各樣的慶典。”4月30日李鴻章乘坐專列快車抵達彼得堡，住進巨商巴勞輔的豪華私邸，從飲食到室內陳設，“無一非中國物”，巴勞輔“起居言語，又無一不似中國人”。李鴻章“顧而樂之，幾忘身在異鄉。”沙皇指派維特同李鴻章談判。當時有人告誡維特說：“同中國官員談判首先就是不要著急，因為一著急他們就會以為是風度不好，什麼事都要幹得從容不迫，一切都要遵從各種中國禮儀。”
①維特終於把李鴻章推進了預設的陷阱。
5月3 日，維特向李鴻章提出“借地修路”問題，他把“借地修路”同俄國“支持中國的完整性”聯繫起來，維特企圖以俄國“支持中國的完整性”
的承諾為釣餌，來誘騙清政府對“借地修路”這種侵害中國主權的要求的讓步。他說：“本欲借路速成，藉紓倭患，今中國雖認自辦，但素習顢頇，恐十年無成。”
②俄國可代薦公司承辦鐵路事宜。對於維特的要求和解釋，李鴻章提出了“種種異議”，指出：“代薦公司實俄代辦，於華權利有礙，各國必多效尤。”
①維特主與李鴻章的初步談判中雖然碰了釘子，但卻從李鴻章的談話中了解到，如果他看到沙皇想修這條鐵路的話，是會同意的。因此，維特建議沙皇接見李鴻章。 5月4日李鴻章在皇村行宮拜會沙皇，“面呈國書，寶星，並讀頌詞”。 5月7日，沙皇再次秘密接見李鴻章，“令帶經方傳話，不使他人聞知。”沙皇把李鴻章引至便殿，賜坐暢談，說：
我國地廣人稀，斷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親密。東省接路，實為將來調兵捷速，中國有事亦便幫助，非僅利俄。華自辦恐力不足，或令在滬俄華銀行承辦，妥立章程，由華節制，定無流弊，各國多有此事例，勸請酌辦。將來倭、英難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 ②李鴻章在會談後電告總理衙門，認為沙皇的主張比維特“前議和厚”。
所謂“和厚”云云，無非是指沙皇承諾“不侵占人尺寸地”、東省接路“由① 《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第40頁。
② 李鴻章：《寄譯署》，《李鴻章全集》（三），電稿三，第643頁。
① ②李鴻章：《寄譯署》，《李鴻章全集》（三），電稿三，第643、644頁。
華節制”、援助中國對抗英、日而言。李鴻章相信了沙皇的承諾，在他的心目中，作為國主，一言九鼎，怎能會騙人呢！從5月8日開始，俄國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和維特一起，繼續與李鴻章談判。李鴻章將談判情況隨時電告總理衙門請代奏，總理衙門內部多由翁同龢、張蔭桓經辦，會商奕、奕匡等，請旨電示李鴻章。羅拔諾夫和維特秉承沙皇意旨，企圖以簽訂“華有事俄助”
的密約來換取“東省接路權”。而李鴻章和清廷則主張“自辦接路”和簽汀互助條約，以期確保路權和爭取外援。羅拔諾夫和維特步步進逼，李鴻章節節退讓。他們之間的談判，是從彼得堡開始在莫斯科結束的。李鴻章於5月18 日到達莫斯科，隨後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應邀“入宮慶賀”，“居各國專使首班，頗蒙溫語”，並被授予寶星“頭等第二，大小兩枚，皆鑽石密嵌”。沙皇對於李鴻章的接待，既優禮有加，極盡籠絡之能事，又不事張揚，以免引起外國的猜忌。維特說：在《政府公報》上，關於李鴻章的消息最少，“根本沒有提到他在彼得堡受接待的事，也沒有提到他在莫斯科受接待以及他在加冕典禮後受到接見的情況。”5 月下旬，李鴻章認為事已至此，無法再爭，致電總理衙門，說“時促事煩，求及早請旨，電複遵辦。”
翁同龢、張蔭桓同奕、奕匡、李鴻藻、榮祿等“會商聯俄事”，“將所有密電錄稿公閱，遂議照辦。即定議，乃擬旨一通。”28日請旨允准，29日翁同龢親至張蔭桓處拍發電旨，既批准在條約上“畫押”，又要對“約內字句”
作些改動。 6月3 日李鴻章與羅拔諾夫、維特代表兩國政府在《禦敵互相援助條約》俗稱《中俄密約》上簽字。維特在回憶錄中敘述了當時發生的一個戲劇性情節：由羅拔諾夫起草的《中俄密約》第一款，本來規定中俄軍事同盟要對付“日本國或與日本同盟之國”。維特認為這會使俄國承擔不必要的風險，招致許多歐洲國家的反對。他向沙皇建議刪去“或與日本同盟之國”
這幾個字，沙皇表示贊成，並令羅拔諾夫照辦。及至簽字那一天，當雙方代表已經在桌旁就坐之後，維特突然發現正式文本上這幾個字並沒有刪去，大吃一驚，於是立刻將主持儀式的羅拔諾夫叫到一旁，小聲告訴他這件事。羅拔諾夫猛擊一下前額，說：“唉，真糟糕，我忘對秘書講了，忘記要他們把這款改寫成初稿那個樣子。”不過，他終究是一位外交老手，具有隨機應變的本領。他看了看表，已經十二點一刻了，他拍了幾下巴掌，有幾個人進來，他便說：“我們現在進餐！”接著他就對李鴻章和在場的其他人說“現在已經過十二點了，讓我們先進餐，否則菜就不好吃了，我們吃完後再簽字。”
當大家去進餐時，他特地留下兩位秘書，將條約文本作了必要的改正，這樣一來，餐後擺在桌子上的已經不是剛才那兩份條約文本，而是有一款已作改動的文本了。可悲的是，李鴻章中了維特和羅拔諾夫串演的江湖騙子式的“掉包計”而絲毫沒有察覺，立即在“改動的文本”上簽了字。 《中俄密約》共6 款，主要內容是：日本如侵犯俄國遠東或中國、朝鮮領土時，中俄兩國共同出兵並互相接濟糧食、軍火；戰爭期間，中國所有口岸均應對俄國軍艦開放；中國允許俄國在黑龍江、吉林兩省修築鐵路直達海參嵌。這個條約是俄國精心策劃的侵略陰謀和清政府推行“聯俄製日”政策的產物，它使俄國在中俄共同防敵的幌子下，不僅騙取了在中國東北建築過境鐵路的特權，而且為其海陸軍侵入中國領土開了方便之門。
據說在中俄談判中，李鴻章步步退讓並在密約上簽字，同維特用重金賄賂有關。俄國外交部前副司長沃爾夫男爵在他未發表的回憶錄中說：“李鴻章帶著這個簽了字的條約和袋子裡的兩百萬盧布返回北京。在東方，良心是有它的價錢的。”
①羅曼諾夫在1928年出版的《俄國在滿洲》一書中，說維特答應“如果建築鐵路一事順利成功，將付給他李鴻章三百萬盧布。”在中俄密約簽字後的第二天，俄國財政部辦公廳主任羅曼諾夫與華俄道勝銀行董事長烏赫托姆斯基、總辦羅啟泰簽署了一份《議定書》，決定撥出3百萬盧布作為“抵償與中東鐵路租讓權有關的費用的特別基金”，俗稱“李鴻章基金”。維特奏明沙皇后，在《議定書》上寫了“同意”二字。羅曼諾夫指出：
“議定書看來是在與俄國政府簽訂政治條約的第二天匆匆擬就的，以便至少能讓李鴻章對於所承諾的款項已正式確定撥出感到放心，雖然在議定書中沒有講到向他李鴻章的付款問題，但李鴻章根據議定書第四款的意思可以相信，'撥款'將立即由銀行'作為修建費用'記入正在籌建的中東鐵路公司的帳上。可是，議定書在給李鴻章過目後立即被財政部收藏起來。”
①《議定書》原件尚存，真實性勿庸置疑，但其中並“沒有講到向李鴻章的付款問題”。
同時，當事人維特也矢口否認有向李鴻章行賄之事。
中俄密約簽定後，雙方秘而不宣。維特供認：“這一條約之所以保密，是因為條約授權俄國通過蒙古和滿洲修築鐵路，而這一權利直接來自俄國在不幸的中日戰爭後給予中國的道義援助。這一條約之所以保密，還由於它在同時也是一項對付潛在敵人日本的防禦同盟條約，目的在於避免日本侵華事件重演。”
②清廷也電示李鴻章：呈覽約本，要須慎密，“防傳播生釁。”李鴻章一面特派隨員塔克什訥攜帶約本專程送回北京；一面對外極力掩飾，在莫斯科時就對前來探詢的英使“以謠言闢之”，並對一位法國人表白說：“至於華之與俄，實無密約；惟交誼之固，則誠如膠似漆耳。”但是，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當喀西尼就密約中有關“借地修路”諸事與總理衙門磋商細節時，消息終於逐漸洩漏，引起外人揣側和國人注意。上海《字林西報》偽造了一份《中俄和約》12條，稱為“喀西尼條約”。山東巡撫李秉衡、河南巡撫劉樹棠上疏反對，指出該約“無非彼享其利，我罹其害”，“恐合縱之師，不旋踵而即至”。當然，李鴻章對俄國的擴張野心，也並非是沒有警惕的。
在簽訂《中俄密約》之後，李鴻章曾多次告誡過維特。維特記其事說：
我當時同李鴻章相處已經很熟了，他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他作為俄國的朋友，勸俄國千萬不要離開將來聯接西伯利亞大鐵路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鐵路線南下，因為如果我們南下，就可能掀起政治風潮，使中國人感到意外，而中國人根本不了解歐洲人，他們把每個白種人在某種程度上都看成是不懷好意的，如果我們走這步棋，那麼無論對俄國還是對中國都可能招致意外的惡果。
維持聲稱李鴻章對他“講這些話其實根本用不著”，因為他“過去和現在都是和平思想最虔誠的信奉者。”他之所以要“提起李鴻章的這一懇切忠告是為了要表明：李鴻章是中國的一位出類拔萃的國務活動家，從我們歐洲的觀點看，他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也並不文明；但從中國的觀點看，從中國文明的角度看，他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是有高度文明的。”李鴻章可能相信了維特的騙人鬼話，殊不知俄國君臣的慣用伎倆就是以漂亮的言辭掩蓋卑鄙的行動。李鴻章真心“聯俄”，但“聯”的竟是一個背信棄義的國家，開門① 菲利浦·約瑟夫：《列強對華外交》，第148頁。
① 羅曼諾夫：《俄國在滿洲》，第106—107頁。
② 《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第59頁。
揖盜，引虎自衛，無怪乎連對他頗為同情的黃遵憲，也要埋怨他“老來失計親豺虎。”
在訪俄期間，李鴻章不僅跌進俄國預設的陷阱，而且表露出許多有損國威的封建惡習。
李鴻章抵達彼得堡後，先到財政部大廈拜會維特。他們坐在豪華的客廳裡，品茗寒喧。維特間李鴻章吸不吸煙？ “這時李鴻章發出了一聲牡馬嘶叫似的聲音，立即有兩名中國人從鄰室裡快步出來，一個人端著水煙袋，另一個拿著菸絲，然後就是吸煙的儀式：李鴻章端坐不動，只是用嘴吸煙噴煙，而點煙袋，拿煙袋，往他嘴里送煙嘴，抽煙嘴，這些完全由旁邊的中國人十分虔敬地來做。”
更使維特驚愕的是，李鴻章竟然以傲慢輕侮的態度對待俄國的一位貴賓。有一次，維特正在李鴻章那裡，忽然有人來報告說：參加沙皇加冕典禮的布哈拉國元首艾米爾前來拜會。李鴻章立即十分嚴肅地在安樂椅上正襟危坐，直到艾米爾走進客廳，他才站起來略走幾步表示歡迎。艾米爾“顯然感到李鴻章擺的架子冒犯了他。因此，他首先向李鴻章示意：他是沙皇的重臣，他親自來訪李鴻章只是出於對中國皇帝的尊重。”言外之意，他的來訪同李鴻章個人完全無關。他向中國皇帝、皇太后致意，對李鴻章卻不置一詞。李鴻章心知其意，心中盤算著應付辦法。他們只談宗教，不及其他。李鴻章聲稱“中國人一向信奉早由孔夫子定下來的信仰原則”，艾米爾則表示：“他是穆斯林，遵循穆罕默德製定的教規”。艾米爾告辭時，李鴻章前倡後恭，居然一直把他送到馬車旁。 “這時，李鴻章的形像已顯得比布哈拉艾米爾這位顯貴卑微得多了。”正在一旁的維特暗自稱奇，以為艾米爾這位顯要人物的態度折服了目高於頂的李鴻章。不料，正當車夫揮鞭待行時，李鴻章猝不及防地喊住馬車，對著艾米爾口出不遜，公然把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誣衊為被中國攆走的“苦役犯”。 “這一招來得十分突然，如此狂妄的行為顯然把布哈拉艾米爾弄得十分難堪。”維特恍然大悟，斷定“這是李鴻章對布哈拉文米爾對他那種不可一世的威風的報復。”李鴻章對於這種違背外交準則、愚昧無知、妄自尊大的行徑，不以為恥，反而為榮，拋下相顧失色的觀眾，得意洋洋地回到自己的房子裡去。
李鴻章還在維特面前，把腐朽當作神奇加以炫耀。按照傳統慣例，為了慶祝沙皇加冕，在莫斯科霍登廣場舉行了人民遊樂會，參加的群眾人山人梅。
由於組織不好，造成混亂，擠死壓傷達兩千人左右。這就是“霍登慘案”。
李鴻章作為貴賓應邀登上觀禮台，他問維特：“是否準備把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詳情禀奏皇上？”維特作了肯定回答，李鴻章搖搖頭，對維特說：
唉，你們這些當大臣的沒有經驗。譬如我任直隸總督時，我們那裡發生了鼠疫，死了數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寫奏章時，一直都稱我們這裡太平無事。當有人問我，你們那裡有沒有什麼疾病？我回答說，沒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狀況良好。
說完這句話後，李鴻章故意停頓了一會兒，然後反問維特：“您說，我幹嗎要告訴皇上說我們那裡死了人，使他苦惱呢？要是我擔任你們皇上的官員，當然我要把一切都瞞著他，何必使可憐的皇帝苦惱？”李鴻章儼然以長者的口吻向維特“傳經送寶”，吹噓中國封建官場欺上瞞下的醜惡習氣，遭到維特的鄙視和譏諷。維特在回憶錄中寫道：“在這次談話以後我想：我們畢竟走在中國前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