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督直隸
李鴻章指揮淮軍鎮壓了捻軍，用貧苦人民的鮮血換得了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的頭銜，按常理，似應感到欣慰，但事實上恰恰相反。他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歷史知識，懂得以慈禧為首的清廷對於自己是既倚重又壓制，隨著捻軍的潰敗和淮軍的勢盛，必將加劇自己同清廷的緊張關係。清廷把直隸和兩江這兩個關係南北大局的總督桂冠，分別授予“剿捻敗將”曾國藩和“威望過輕”的馬新貽（字谷山），諭令自詡為“剿捻功臣”的李鴻章來京陛見，並催促因“剿捻”而進入近畿的淮軍撤回黃河以南。凡此種種，使李鴻章切實感到清廷疑忌之深和自身處境之險，因而決意仿效湘軍攻陷天京後曾國藩的做法，裁兵自斂，持盈保泰。他一面奏請陸續裁撤淮軍；一面向朋僚表露“撤軍歸農”之意。他致函馬新貽說：
弟為養此軍，平中原之賊，而冒中外之不韙，吳人之怨，今幸句當已了，撤軍歸農是吾素志，此後扁舟垂釣，不復與聞軍事，可告無罪。或謂宜留驍健，以備後患，滌相亦請留二萬餘人，未知主人翁能不憚煩否？
①所謂“撤軍歸農”云云，實際上是李鴻章對清廷玩弄的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他既想保留淮軍精銳，又欲鞏固已有權勢，並沒有放棄軍權、退隱山林之意。後來他致函摯友郭嵩燾說：“鴻章於捻平時，亦欲抽身，躊躇四顧，無可與言，姑就疆事，與為委蛇。”
②1868年10月5日李鴻章抵京入覲。他在北京逗留將近一月， 首次拜謁慈禧和同治，被賜予紫禁城內騎馬如儀。他還訪親問友， 會見軍機大臣奕、文祥、寶等權貴。他向當軸陳述了自己對國事的看法，進言“軍國以一事權為要”，並推崇郭嵩燾“通達夷務治體”，“請召用京秩為宜”。他還進一步了解了清廷核心人物的心態及其對淮軍和曾國藩的意向。他致函丁寶楨說：“內意慮左帥難了西事，欲留敝軍以作後勁”
③。他通報曾國藩說：“側聞天語，留待撤軍議定再行北上。樞廷自恭邸以次，皆屬鴻章赴金陵勸駕，並商籌善後各事。……內意必欲吾師坐鎮畿疆，入都後必有不可中止之勢，望預為籌備。”
④從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清廷決意讓曾國藩議定撤軍事宜，然後移督直隸，並令李鴻章保留部分淮軍，以備“助左平回”。 11月1日李鴻章出京南下，沿途照料各營，直至12月9日始抵南京，曾國藩親自出城迎接。李鴻章與曾國藩、馬新貽會籌淮軍撤留事宜，決定裁遣馬步50營，藉以緩解清廷疑忌：並以“中原甫定，南北尚有伏莽，百戰勁旅必須酌留鎮壓”
①為由，奏請保留75營，其中銘軍20餘營留防直魯交界，以備曾國藩履任後調遣，慶、勳兩軍20餘營駐防江蘇，交馬新貽調遣；自帶郭松林武毅軍、周盛傳盛軍和親軍槍砲隊等19營赴鄂，以資鈐制。後因潘鼎新回任山東藩司，留鼎軍7營分防魯境。經過“剿捻”戰役，淮軍防區從江蘇一省而擴展至蘇、鄂、直、魯四省。直、魯為畿輔重地，蘇、鄂為財富之區。淮軍酌留精銳3萬，並獲得優厚地理條件，從而為李鴻章淮係政治勢力的膨脹奠定了基礎。
① 李鴻章：《复馬谷山制軍》，《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8，第51頁。
② 李鴻章：《复郭筠仙中丞》，《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9，第5頁。
③ 李鴻章：《复丁稚璜宮保》，《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8，第53頁。
④ 李鴻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8，第53，54頁。
① 李鴻章：《复吳仲仙制軍》，《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8，第56頁。
南京會商之後，曾國藩啟程北上，就任直督；李鴻章始則返鄉省親，繼而於1869年2月抵達武昌，接任湖廣總督。起初他因“諸務生疏”，“塵牘山積，殊形竭蹶”，甚至無暇給“四方舊好”“一通尺素”。後來他更為淮軍的衰敗而焦慮不安。劉銘傳、潘鼎新、郭松林及其所部，是淮軍的主力。
李鴻章說：“吾軍惟三君為大枝，諸將以三君為最大且老也”。
②然而除郭松林外，劉、潘二人卻相繼辭官，劉氏拒赴直隸提督之任，潘氏不願奉旨赴左宗棠軍營差遣。李鴻章致函曾國藩說：“近來淮將暮氣頗深，紛紛乞退，鴻章忝竊虛譽，每懼兵事不得脫身，舊部日漸零落，勢難再興，致負期許。”
③正當淮將紛紛乞退之際，李鴻章奉命入川查辦四川總督吳棠被參案。雲貴總督劉岳昭參幼吳棠赴任擾索、收受屬員規禮、賣缺賣差、調濟私人、收受滇撫差官饋貽。孿鴻章深知吳棠“聖眷頗隆”，查辦“殊難下手”，因而始則磨磨蹭蹭，6月29日接到命令，8月9日從武昌動身，10月22日才抵達成都；繼而草率結案，11月6日就奏上《查復吳棠參案折》，說所參各節，均屬空言，在籍紳士僉稱吳棠善政宜民。李鴻章曲意包庇吳棠，正中慈禧下懷，致使被告蒙混過關，而原告卻受到申斥處分。
1870年2月，李鴻章回到武昌不久，便奉旨督辦貴州軍務，鎮壓苗民起義，由李瀚章署理湖廣總督。李鴻章對清廷的決策，十分反感，分別緻函潘鼎新、曾國藩大發牢騷：“昨奉旨馳赴貴州，督辦軍務，但令整頓川湘援黔各軍，酌調舊部，並未撥給何處實餉。甘軍歲得餉九百萬，鄙人南征無足重輕之地，乃可不名一錢耶？”
①“軍興二十年，尚不知兵餉為何事，若隻身前往即可了賊者。”
②他上奏清廷，強調餉事、地勢軍情、採辦轉運困難，不宜貿然前往，懇請“勿責速效”，表示“俟李瀚章到鄂交替，併後路籌有規模，即行啟程，由湘赴黔”。
正當李鴻章故作遲回之際，陝西形勢發生突變，回民義軍擊斃湘軍悍將劉松山，挺進陝西榆綏延各屬，大有同當地所謂“土匪潰勇”聯合抗清之勢。
3月中旬清廷決定移緩就急，飭令李鴻章揮師援陝。其實，李鴻章既不願“南征”，也不願“北指”。如果說，他不願“南征”，主要是因為視貴州為“無足重輕之地”，那麼他不願“北指”，就主要是左宗棠的緣故了。左、李各爭雄長，左宗棠把西北視作禁臠，以鎮壓回民義軍為己任，對於李鴻章之來，“頗涉驚疑”，而李鴻章也不願跟左宗棠共事，入陝“即覺味如嚼蠟”。李鴻章對待援陝之命，猶如援黔一樣，採取了拖延戰術，直至7月下旬才到達西安，並且聲稱“願藉防秦養拙，作壁上觀耳”。
①李鴻章到達西安僅僅七天，就接到“酌帶各軍克日起程馳赴近畿一帶相機駐紮”的密諭，如猿得芋，匆促成行，表示“在陝本為贅疣，藉此銷差，氓然無跡，壹意驅車渡河”
②。 8月末李鴻章在獲鹿縣行次，接到調補直隸總督的上諭，“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至此，李鴻章結束了在湖廣的任職。
李鴻章移督直隸，同兩個偶發事件有關。 1870年6月21日天津發生了② 《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第81頁。
③ 李鴻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9，第16頁。
① 《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第84頁。
② 李鴻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9，第31頁。
① 李鴻章：《复馬谷山制軍》，《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0，第5頁。
② 李鴻章：《复丁雨生中丞》，《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0，第22頁。
火燒望海樓教堂、毆斃法國領事豐大業等人的教案。奉命查辦的直隸總督曾國藩“謗議叢積”，舊病復發。天津教案尚未了結，江南又起波瀾。 8月22日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張文祥刺殺， 震動朝野。此事與裁撤之湘軍有關。面對如此嚴重的“內憂外患”，清廷不得不借重李鴻章及其淮軍。清廷起初是讓李鴻章移師入直，預防法國水師侵擾；繼而調李鴻章為直隸總督，以代替調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而湖廣總督一缺，則令李瀚章調補。這次人事變動，標誌著在清朝的政治天平上，李鴻章壓倒了曾國藩。清廷讓曾國藩從直隸移督兩江，顯然是為了推卸天津教案辦理不善之責和借助其威望鎮撫“江表疆，東南財賦”
③。曾國藩辭讓不就，李鴻章致函勸慰：“谷山近事奇絕，亦向來所無。兩江理大物博，斷非師門莫辦。”
④“若七年秋不妄更動，或谷山僻在海濱，竟免斯厄。每讀負乘致寇之語，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極威重，不足銷無形之隱慝也。”
⑤在這裡，李鴻章公然把曾國藩、馬新貽的厄運，統統歸咎於1868年清廷人事安排的失誤，傾吐了長期鬱積於心頭的不滿情緒。
清廷諭令李鴻章受代畿篆，意甚深遠。畿輔為首善之區，清朝統治中心。
直隸總督系疆臣之首，肩負拱衛京師、就近顧問之責。清廷讓李鴻章移督直隸，首先是想藉重由他控制的淮軍。
1868年清廷曾因重視練軍，不願勇營參與畿輔防務，而諭令淮軍移撤黃河以南。當時讓曾國藩移督直隸的目的之一，就是藉重其經驗，整頓練軍。
直隸練軍，始建於1863 年直隸總督劉長佑。他用湘軍營製辦法改造綠營兵勇，使之從綠營營汛中獨立出來，單獨成軍。共設6軍，每5營為1軍，軍有統領，下設文武翼長。
每營500人，6軍共15000人。直隸練軍雖經曾國藩進一步用湘軍勇營的治軍精神加以改造①，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無力單獨保護畿輔。而湘軍早已衰敗，曾國藩督直時並沒有嫡系武裝以作後盾，只得依恃淮系銘軍，擺脫“孤立無助”的困境。淮軍裝備和操練的近代化程度，超越所有清軍而獨占鱉頭，是當時最精銳的部隊。清廷環顧左右，認識到要確保京師安全，只有借重淮軍。李鴻章不僅是淮軍的統帥，而且具備外交的經驗和才能。正如工部尚書毛昶熙所說：李鴻章“昔在江南，曾能驅策洋將，使為我用。知己知彼，成竹在胸”
②。清廷以李代曾總督直隸，就是企圖依靠李鴻章及其淮軍安內攘外，防患固本。李鴻章深知清廷用意，也就更加“赤膽忠心保皇朝”了。
他上疏“恭謝天恩”，並陳述施政方略。他說：
茲蒙簡命，調任畿疆，值海防吃緊之秋，正臣職難寬之日。惟畿輔要區，為皇都拱衛，根本大計，綱紀攸關，稍存瞻顧之心，③ 李鴻章：《調任直隸謝恩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16，第50頁。
④ 李鴻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0，第23頁。
⑤ 李鴻章：《皇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0，第23頁。
① 曾國藩對劉長佑制定的直隸練軍章程進行了改革，簡文法，實行湘軍那樣簡單的營規；改變過去上下分權、層層牽制的辦法，實行事權專一；改革兵丁選拔辦法，練軍兵丁不再由底營負責挑選，練軍營官有獎拔之權；改變糧餉發放辦法，兵丁一旦挑入練營，即將底營餉額裁去，由練營統一發餉；馬步分立，馬匹一律改為私馬；取消5營為軍的編制，各軍所轄營數不等。 （參閱皮明勇：《晚請“練軍”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②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77，第22頁。
即昧公忠之義。現在津案未結，河工待修，凡柔遠能邇、練軍、保民諸事，皆當規劃閎遠，非老成碩望如曾國藩不足以資鎮撫。特以江表疆，東南財賦，亟須得人而治。臣雖檮昧，何敢畏難諉卸，上負聖明。惟有勉竭愚忱， 一守曾國藩舊章，實力講求，倍矢兢惕，以圖報稱而慰宸廑。
①在這裡，李鴻章表示決心信守“公忠之義”，遵循曾國藩“舊章”，兢兢業業地作好外交、練兵、保民等各項工作，以報答清廷知遇之恩。
9月20日李鴻章到達天津。 30日從曾國藩手中接受直隸總督關防印信，從此開始了歷時二十五年的直隸總督生涯。
李鴻章上任不久，直隸總督的權勢就有所擴大。 10月10 日工部尚書毛昶熙呈遞請撤三口通商大巨條陳一折，認為辦理外交通商事務大臣，脫離本省督撫而設專職，“有綏靖地方之責，無統轄文武之權”，地方官往往“坐視成敗”，不肯相助，以致發生嚴重問題，因而奏請撤銷三口通商大臣，所有洋務海防各事宜，著歸直隸總督經管，一如南洋通商大臣之例②。奕等總署大臣遵旨議复，支持毛氏建議。 11月12日上諭稱：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毛昶熙請撤三口通商大臣條陳一折，洋務海防，本直隸總督應辦之事。前因東豫各省匪縱未靖，總督遠駐保定兼顧為難，特設三口通商大臣，駐津籌辦，係屬因時制宜。而現在情形，則天津洋務海防，較之保定省防，關係尤重，必須專歸總督一手經理，以免推諉而責專成。著照所議，三口通商大臣一缺，即行裁撤，所有洋務海防事宜，著歸直隸總督經營，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以昭信守。
其山東登萊青道所管之東海關、奉天奉錫道所管之牛莊關，均歸該大臣統轄。
通商大臣業已裁撤，總督自當長駐津郡，就近彈壓，呼應較靈。並著照所議，將通商大臣衙署，改為直隸總督行館。每年於海口春融開凍後，移駐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製。
①這次“改定章程”，既解決了直隸總督和三口通商大臣各自為政、互相掣肘的矛盾，使李鴻章身兼二職、“權一而責巨”；又解決了“省防”和“洋務海防”的戰略地位問題，使李鴻章的工作重心，從傳統的“保定省防”轉向“天津洋務海防”。清廷的決策，適應了國內外形墊的變化，有利於推進“洋務”活動和“海防”建設，防患固本。
對於清廷此次“變計”，李鴻章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憂在“事煩責重，深虞叢脞貽誤”。他致函曾國藩，傾述“惴懼”之情：
通商海防各事歸併，權一而責巨，鴻章才力實不克勝， 兼之內無代理箋奏之人，外無堪寄兵政之選。津保分駐，必誤地方，且亦疲於奔命。至三口陵夷已久，振刷為難。思之萬分惴懼，叢傍負咎在指顧間。尚求隨時教掖之。
②當然，憂慮並非主要傾向。李鴻章清醒地認識到出任內受清廷依寄、外而表率督撫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要職，地位提高了，權勢增強了，因而興奮不已，特地向李鶴章表示“兄以深沐皇恩，遇事必再三慎重。”
③他遵旨酌議應辦事宜，認為“天下大勢，首重畿輔”，清廷此次“變計”，“詢屬未雨綢① 李鴻章：《調任直隸謝恩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16，第50頁。
② 《籌辦事務始末》（同治朝），卷77，第30—32頁。
① 《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卷293，第8—10頁。
② 李鴻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0，第26頁。
③ 李鴻章：《致鶴章》，《李鴻章尺牘》，第58頁。
繆之策”。目前最急者，須先添設津海關道一缺，專管中外交涉事件及新、鈔兩關稅務，兼充直隸總督海防行營翼長。至於選將、練兵、籌備海防一節，“尤為目今要務”。畿輔重地，形勢嚴峻，“外人窺伺，內匪竊發，刻刻堪虞”，而綠營官兵腐敗不堪，從中挑選加餉操練，“外貌即似整齊，實恐難當大敵”。因此，他一面奏調淮軍“為拱衛畿捕之師”，一面整飭練軍，裝備近代槍砲，增加洋槍教官，努力提高其戰鬥力。平時以淮軍守衛海口，練軍鎮守內地要衝，一旦外敵入侵，練軍也被調往沿海助戰。
李鴻章深知“備位近畿”，必得“要路之助”，方能立足。然而，他環顧左右，觸緒增悲。他師事近卅年、“患難相依最久，艱難時局賴共支持”
的曾國藩，不幸於1872年3月突然病逝，這使他“憂悸欲絕”，“夜闌依鬥，輒用愀然”。此時此刻，他只能表示繼承乃師衣缽，使“薪盡火傳”，卻再也得不到“仙逝”者的餘蔭了。他原先所賴以疏通慈禧的奕，也江河日下，“晃蕩不能立足”。慈禧對奕採取兩面政策，既讓他主持“權而要”的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又利用頑固派奕譞、李鴻藻牽制他。奕譞是道光第七子，奕異母兄弟，慈禧妹夫，1851年封為醇郡王，1872年晉封醇親王。慈禧把他拉過來，使之由奕的支持者變為反對者。奕譞“疾其兄之專權，久有眈眈之意”。李鴻藻（直隸高陽人，字寄雲，號蘭孫），咸豐進士，1861年詔為太子載淳師傅，1864年摧內閣學士，署戶部尚書。慈禧於1865 年底把他派入軍機處，使之同奕唱反調。奕“當國，陰行肅順政策，親用漢臣”，李鴻章“尤所倚賴”
①。然而，奕譞、李鴻藻卻秉承慈禧意旨，抑制奕及其所“倚賴”的李鴻章。 1875年1 月同治載淳病死，慈禧為了繼續垂簾聽政，獨攬大權，強立奕譞之子、年僅四歲的載湉為帝，改元光緒。奕譞“挾太上之尊，樹用私人，結黨相傾，恭王之勢漸孤”
①。李鴻藻也依仗軍機大臣的職權和門生故舊眾多的條件，“引薦端士”，把大批新進的御史、翰林聚結在自己周圍，壯大聲勢。這些人自視甚高，大膽敢言，議論風發，專事搏擊，號稱“清流”，有“四諫”、“十朋”等名稱。其中張之洞、張佩綸尤為李鴻藻所器重。張之洞（字孝達，號香濤，晚號抱冰，同治進士）歷任翰林院侍講學土、內閣學士等職。張佩綸（字幼樵，又字簣齋，同治進士）歷任侍講、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職。他們都是直隸人，李鴻藻籍隸高陽，張之洞祖籍南皮，張佩綸家鄉豐潤，固結門戶，相互利用。時人有云：“二張一李，內外唱和，張則挾李以為重，李則餌張以為用，窺探朝旨，廣結黨援”
②，“排斥異己”，主張整飭紀綱，反對列強侵凌，但對“師夷長技”則因人而異。
清流派的崛起，並不是清政府允許議政的表現，清流派成員也絕不是真能改革朝政、抵抗侵略、打倒權貴的勇士。相反地，清流派是從封建統治階級內部洋務派與頑固派、湘系集團和淮系集團鬥爭的夾縫裡鑽出來的一種輿論力量，實質上是清朝統治者面臨危機時進行調節的工具，是掌握最高統治權的慈禧操縱不同政治派系力量天平上的砝碼，而其主要傾向則是暗中放任“清流”議論時政，當作“公論”、“清議”來牽制奕、李鴻章等洋務派。因而在同光之際，針對奕、李鴻章的政朝迭起。
1872年御史李宏謨奏請直隸添設巡撫。 11月28日邸鈔刊登上諭說：“禦① 劉體智：《異辭錄》，卷2，第22頁。
① 胡思敬：《審國病書》，近代中國史料叢編，第445輯，第1257頁。
②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詹詹錄，下，第32頁。
史李宏謨奏直隸政務日煩請添設巡撫一折，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
③。按清製，早在乾隆二十八年就裁撤了直隸巡撫，巡撫事務由總督兼任。李鴻章就任直督兼北洋大臣剛剛兩年，李宏謨就奏請直隸添設巡撫，顯然意在削弱李之權勢，牽制李之作為。敏感的李鴻章，一眼就看穿了個中奧秘。他致函友人， 大發牢騷：
直省添設巡撫，言者三條，細按均未著實。吏治須藩臬幫助，巡撫只多一辦例稿之人，即多一意見掣肘之人。軍務本總督專責，巡撫無兵亦不知兵，從何策應？河工雖欽差大臣防護，亦不能不潰決。京官不識外事，偏又喜談外事，言之娓娓動聽，絲毫不關要害。若為複設三口遊說，更為詭詐難測，官民皆窮，萬萬供養不起。曾文正於歸併通商時，曾力持不可添巡撫之議。
不料舊話重提，新樣大翻，潞公識慮迥超庸眾，諒能主持一切。鴻章私幸議準，即常駐津門，作一局中閒人，進退綽有餘裕矣。
①所謂“私幸議準”，“作一局中閒人”，並非由衷之言，其本意是維持現狀，大權獨攬。遵旨會同等議的軍機大臣文祥和吏部意見相左，吏部有意批准，文祥堅決反對。文祥是奕的主要幫手，被李鴻章譽為“旗人中麟鳳”。 1873年7月末李鴻章在寫給沈葆楨的信中透露：“添設保定巡撫之議，聞系旁人覬覦添缺，遂不顧事理之當否。吏部尚欲準行，經樞垣文相力持不可，似專為遷就敝人者。其實有兩京兆分管二十四州縣，熱河都統分管承德府，直省何曾僅止一督？郭筠仙嘗謂督撫同城，為我朝弊政，與尊論同，非久為歷練者無此卓識也。”
②直隸添設巡撫之事剛剛結束，重修圓明園問題又成為政爭的中心。圓明園位於北京西郊，是清朝皇帝的一座別宮，規模宏偉，景色秀麗。 1860年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燒毀後，慈禧少了一個尋歡作樂的場所，一直悒悒於心。 1873年8月慈禧就用親政只有半年的同治的名義下令重修圓明園，說是以示皇帝對皇太后的“孝養”之意，其實是慈禧企圖重圓奢侈豪華的舊夢。當時清王朝剛剛從農民反抗風暴中掙扎過來，百孔千瘡，“民窮已極”，“伏莽遍天下”，“國家要害盡為西夷盤踞”
①。形勢嚴峻，不該也無力修復如許豪華的名園，要修就勢必搜刮人民的脂膏和大小官吏的錢袋，此實乃致亂之道。御史沈淮、遊百川首先抗疏反對，接著奕出頭攔阻。但慈禧一意孤行，照修不誤。李鴻章慨嘆不已，聲稱“四方甫定，而土木遊觀之工，紛然並舉，民力幾何，徒增憂喟”
②。他抓住李光昭報效園工木料結訟之事大作文章，支持奕等人的抗爭。原來慈禧派了一個候補知府李光昭向法、美商人購買洋木，以供修復圓明園之用。李光昭財迷心竅，所購洋木值銀5萬餘元，但卻虛報為30萬兩。法、美兩國奸商也存心欺矇，運來一堆朽木爛材。李光昭認為洋商違背合同規定，不肯給價收貨。洋商跑到北洋大臣衙門控告李光昭不履行合同義務，並舉出合同內有“圓明園李監督代大清皇帝立約”字句，一口咬定李光昭是太后和皇帝的代表。 1874年8月14日李鴻章上疏把這場官司和盤托出，請示清廷處理辦法。慈禧和同治尷尬萬分，只得拿李光昭開刀，說他“欺罔朝廷，不法已極”，著“即行革職，交李鴻章嚴行審究，照例懲辦”
③ 李慈銘著、吳語亭編註：《越縵堂國事日記》，第973—974頁。
① 李鴻章：《复孫竹堂觀察》，《李文忠公壘書》，朋僚函稿，卷12，第33頁。
② 李鴻章：《复沈幼丹船政》，《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3，第12—13頁。
① 李慈銘著：《越縵堂國事日記》，第1150頁。
② 李鴻章：《致陝撫邵亨豫》，《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3，第23頁。
③。李光昭後被定為斬監候，秋後處死。慈禧原以為這場風波就此可以平息了，殊不料御史陳彝、孫鳳翔紛紛上疏追究主持圓明園工程的內務府大臣欺矇之責。慈禧無奈，只得將總管內務府大臣崇綸、明善、春佑革職留任，並於9月9日下令停止圓明園工程，酌量修理三海。當然，慈禧決不會善罷甘休，她為自己美夢的破滅而怨恨，在下令停止圓明園工程的第二天，就用皇帝名義，以召對時“語言之間諸多失儀”的罪名，懲辦奕父子，“革去[奕]
親王世襲罔替，降為郡王，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並載澂革去貝勒郡王銜，以示懲儆。 ”然而僅僅過了一夜，同治又奉慈禧懿旨賞還了奕父子的爵秩。
慈禧簡直把奕玩於股掌之上，譴責之以示威，開復之以示恩，致使王公大臣以下敬畏有加。
光緒初年，在政壇上又發生了“揚左抑李”、“暗傾恭邸”的事件。 1880年清流要角、御史鄧承修上呈《時局艱危請飭調輔巨入贊樞密摺》，指責以奕為首的軍機大臣洩沓失職，建議飭調遠在新疆、“志慮忠純”的左宗棠進京，“委以軍國之大柄，使之內修政事，外攬兵權”。他聲稱“當今要務，莫逾於此。”
①奕也“認為左勝於李”，主張讓左“入贊綸扉”
②。在奕和清流派看來，左宗棠作為湘系的一個領袖，同淮系首領李鴻章積嫌甚深，加之手握重兵，名動公卿，對外“鋒穎廩廩向敵”，召之進京，既有利於應付因伊犁交涉而激化了的中俄矛盾，又能藉助之以牽製或代替李鴻章和奕。所以有人說：“至持清議諸臣以外交事素不愜鴻章所為，知宗棠持議與鴻章左，益揚左以抑李”
③。左之入京，“明代沈相，暗傾恭邸，其勢其焰，幾於桓溫。”④沈相指軍機大臣沈桂芬，時因病故而出缺。 1881年2月左宗棠被任命為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管理兵部事務。走馬上任的左宗棠立意說服清廷“從新鼓鑄，一振積弱之勢”。他提出了“河道必當修、洋藥必當斷、洋務必當振作”的施政綱領，並力圖付諸實施。然而，事與願違，“成例具在，絲毫難於展佈”，“有所建白，亦為同僚所尼，多中掇。”
①責之專而掣其肘的，內有奕，外有李鴻章。與奕最為接近的寶鋆辱罵左宗棠為“一團茅草”。其他一些官僚也秉承奕意旨，“群相侮弄之”。坐鎮北洋的李鴻章考慮到左氏入值樞垣、總署，“彼此商議事件甚多，不容稍有隔膜”，於是強作笑顏，主動寫信“略敘契闊”，並多次晤談，裝出一副與之和衷輔政的樣子。但在暗地裡卻貶斥有加。他說左氏內召，“中朝贊襄未必有益”。
“左相精力甚健，於樞廷政務、各省情形不甚了澈， 所建練旗兵、借洋債、興畿輔水利、加洋藥稅厘諸議，似屬救時要政，卻近老生常談，恐有格於時勢不能盡行之處。”
②由於左宗棠在軍國大政上甚少作為，加之官僚習氣和傲慢作風，致使原來推重左氏的奕和某些清浪要員也大失所望。奕“見其衰憊，不免爽然”。張佩綸、張之洞則指諸左宗棠“浮誇”，“行徑粗率，任性自便”。左氏發覺自己陷入困境，致函友人說：“前之集矢合肥（李鴻③ 李慈銘著、吳語亭編註：《越縵堂國事日記》，第1147頁。
① 鄧承修：《語冰閣奏議》，上卷。
② 劉體智：《異辭錄》，卷2，第19頁。
③ ④秦翰才：《左宗棠逸事彙編》，第78、52頁。
① 徐珂：《左大襄公見畿而作》，《清稗類鈔》，第7冊，明智類，第3358頁。
② 李鴻章：《复丁稚璜宮保》，《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第10頁。
章）者，今又以弟為眾射之的矣。 ”
③他清醒地認識到在中樞實難立足，因而屢疏乞退。 1881年10月28日清廷詔受左宗棠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左宗棠在政壇角逐中的失敗，自然使奕、李鴻章彈冠相慶。李鴻章攻擊左宗棠“近名而多意氣，政府同事靡不深知。”“左相威望才略，自以外任為宜。近因年高，精神似稍散漫。”“不但無鞭撻四夷之心，抑且無經營海上之志，外強中乾，概可知也。”
④同光之際，李鴻章在“實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餘”時，仍“勤勤懇懇服侍皇室，決不另有他圖”！但是對於慈禧、奕的掣肘裁抑卻頗為不滿，曾一度寄希望於光緒親政：“但冀因循敷衍十數年，以待嗣皇親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變。焦悚莫名。”
①李鴻章對“言路紛龐，風波迭起”，也頗為“寒心”，抨擊“清議之禍，與明季如出一轍”。他認為那些大言炎炎的清流要角，如張之洞、張佩綸、黃體芳、寶廷等，“皆鯁直敢言，雅負時望，然閱歷太少，自命太高。局外執人長短，與局中任事者不同，恐鶩虛名而鮮實際”
②。他既深惡“清議”，又“憂讒畏譏”，因而不惜以利祿籠絡清流魁首，尤其註意結納張佩綸、吳大澂。張佩綸的父親張印塘，督兵抗拒太平軍和捻軍，官至安徽按察使，孿鴻章回皖督辦團練，與之成為患難之交，後印塘死在浙江，李鴻章資助佩綸盤靈回籍。張佩綸才華橫溢，並與軍機大臣李鴻藻有師生之誼。 1879年李鴻章曾通過張裕釗邀請張佩綸入幕，並因其母病故助以白銀千兩為營葬之需。
張佩綸丁憂期間，李鴻章邀其“來幕襄助，亦冀其練習時事，他日可不僅託之空言。”張佩綸在天津督署結識了“在外國讀書八年”的曾傅和洋務思想家薛福成，同李鴻章談論了海軍、鐵路等問題，並參觀了天津海防設施，因而眼界大開，張氏丁憂期滿返京復職以後，還與李鴻章函牘往還，通報“當軸消息”，並對李氏舉措多有勸諫。當時外間有李氏“因彼增重”的譏彈，李鴻章極力辯解，說“幼樵人甚伉直，所言未必能盡行，若謂敝處因彼增重，乃朋黨之論，吾亦閱人閱世多矣。”
③李鴻章除結納張佩綸外，還設法籠絡吳大澂。吳大澂（江蘇吳縣人，字清卿，號恆軒，又號愙齋）是同治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先為其同鄉前輩潘祖蔭的門客，其後又巴結奕譞。李鴻章知其底蘊，假以詞色。翰林清苦，皆思外放。 1877年李鴻章奏調吳大澂赴津會辦賑務。翌年吳大澂賑畢返京，經李鴻章論薦堪任監司，蒙恩召對，“奉旨以道員發往山西交曾（國荃）差遣委用”，旋授河南河北道。吳大澂以七品編修一躍而為三品道員，同李鴻章的扶持是分不開的。 ”
李鴻章同慈禧、奕譞和清流派的關係，直到“甲申易樞”以後才發生重大變化。
1883年由於法國侵略越南，中法關係日趨緊張。以奕為首的軍機處面對法國侵略，態度軟弱，步調紛亂，遭到御史言宮的強烈譴責。是年7月慈禧指派奕譞“會商越南事宜”，直接插手軍機處工作，成為恭、醇兩王內廷勢力消長的先聲。 12月中法戰爭爆發，清軍節節敗退。翌年4月盛昱上了一③ 《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25，第38頁。
④ 《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20，第19、20、22頁。
① 《复鮑華潭中丞》，《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5，第10頁。
② 薛福成：《庸盦文別集》，卷4，第150頁。
③ 《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第104—105頁。
份《疆事敗壞請將軍機大臣交部嚴議》的奏摺，意在促使奕等振作精神，力圖補救。但慈禧卻藉機黜退奕，撤去他的一切職務，強迫“家居養疾”，並全部改組軍機處，以禮親王世鋒等為軍機大臣；隨即命令“軍機處遇重要事會同醇親王商榷行之”，並以乾隆帝第17子永璘之孫、慶郡王奕匡主持總理衙門。這次軍機大臣全班撤換，是慈禧和奕譞合謀發動的罷斥奕的政變，從而結束了太后垂簾與親王輔政相制約的局面，使慈禧大權獨攬。奕雖然極為不滿，但又無可奈何。奕等被逐出軍機處後，新的軍機處領班大臣世鋒無權，而掌權的奕譞又不參加軍機處議事，於是奕譞便通過他的心腹、工部侍郎孫毓汶處理軍機處各項重大事件。時人評論新舊軍機處是“易中駟以駑產，代蘆服以柴胡”
①。慈禧、奕譞在利用“清議”罷斥奕之後，認為那些專事搏擊、好為大言的清流派已經沒有什麼價值了，加之隨著李鴻藻退出軍機處，清流派也失去了存在的憑藉。慈禧、奕譞便通過孫毓汶設法把一些頭角崢嶸的清流派首要，派到地方去擔任軍職，“使書生典戎，以速其敗”，因而有陳寶琛、吳大澂分任南北洋會辦大臣、張佩綸出任福建海疆會辦大臣之舉，並對“言事諸臣”橫加整治，使之俯首貼耳。
“甲申易樞”猶如“晴天霹靂，不及掩耳”，弄得人心惶惶。李鴻章致函新任總署大臣許庚身說：“內外局勢屢變，皆出人意料之外。賴公等持危扶顛，戟濟艱鉅。弟雖謗滿天下，他日或猶得為山野之幸民也。”
①李鴻章希冀成為“幸民”獲得全終，但有人卻想把他變為“刀下鬼”。是年5月翰林院編修梁鼎芬彈劫李鴻章有六可殺之罪。慈禧、奕譞沒有像罷斥奕那樣懲處李鴻章，反而以“莠言亂政”的罪名，將梁鼎芬革職了事。這種結局主要是由於李鴻章控制著清軍精銳和奕譞向洋務派轉化而推行奕政策所致。慈禧、奕譞對李鴻章及其淮系集團仍然採取既倚重又牽制的兩面政策，奕譞對軍機大臣說：“湘淮素不相能，朝廷駕馭人才正要如此。似宜留雙峰插雲之勢，庶收二難竟爽之功。否則偏重之跡一著，居奇之弊叢生。”
②李鴻章面對奕倒台、奕譞“陰握朝綱”的現實，決定趨承慈禧，逢迎奕譞，“以為固寵求容之地”。
據時人記載：奕譞“當國十餘年，所設施者有三大政，增加旗餉以固本也；興辦園工以希寵也；大練海軍以強國也。”
③李鴻章對奕譞的“三大政”，除了“增加旗餉以固本”一項，稍有異議，認為“一時必辦不到”外，對“興辦園工”、“大練海軍”二項都是支持的，當兩者發生矛盾時，李鴻章為了“獻媚宮闈”，甚至不惜挪用海軍經費為慈禧修建頤和園。時人說這種寧肯損害國防建設以博取一人歡心的勾當，“在內醇親王主之，在外李鴻章主之”
④。與此同時，李鴻章對慈禧聽政的態度也發生了明顯變化。 1886年慈禧假意宣布明年由光緒親政。原來希望因循敷衍數年“以待嗣皇親政”的李鴻章，卻一改常態，“徙殷杞抱”，擔心朝局有變，尤恐慈禧撤簾導致奕譞“引嫌辭遜”，使洋務無人主持，自己失去靠山，因而建議奕譞採取“權宜盡善之① 李慈銘著，《越縵堂國事日記》，第3026頁。
① 李鴻章：《复許星叔少司寇》，《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20，第54頁。
② 《歷史檔案》，1982年第4期。
③ 劉體智：《異辭錄》，卷3，第49頁。
④ 胡思敬：《國聞備乘》，卷2，第3頁。
方”。奕譞心領神會，懇請慈禧從緩歸政或改為訓政。慈禧始則忸怩作態，繼而“懿旨俯允訓政數年”。這樣，慈禧就以訓政為名，仍舊垂簾聽政；奕譞也仍“以尊親參機密”，攬權干政。李鴻章致函奕譞祝賀：“伏讀（六月）十八日懿旨一道，慨允訓政數年，非殿下回天之力，不能有此轉圜，遠近臣民，額手交慶。鴻章私衷忭慰，更不待言。 ”
①奕譞沒有辜負李鴻章的期望，“彈壓浮議，修飭武備，獨具心力，他人所難”
②。李鴻章與奕譞的交誼也日深且密。他和其兄瀚章有時進京就住在醇王府，備受奕譞優禮。
李鴻章自從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以後，在仕途上儘管時有波折，但總的趨勢卻是扶搖直上的。 1872 年詔授武英殿大學士， 仍留直督任。 1875年晉封文華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土位居大學士之首，相當於首席閣揆。這一要缺向為滿人專利品，李鴻章以漢員而得補授，實為破例之舉。 1875年受命督辦北洋海防事宜， 所有分洋、分任練軍、設局及招致海島華人諸議，統歸籌辦。
1894 年又賞戴三眼花翎，李鴻章受寵若驚，聲稱此“實為異數殊恩”。
在他看來，清代“定制三眼花翎為貝子、額駙冠飾”，前此獲此殊榮的只有三、四位滿族大員，而“漢臣則未曾有”
③。正如時人所說：李鴻章“坐鎮北洋，遙執朝政，凡內政外交，樞府常倚為主，在漢臣中權勢為最巨。”
①趙烈文經過實地觀察，發現這位“坐鎮北洋，遙執朝政”的李鴻章，卻“專務養尊處優，不為未然之計，而前後左右，無一骨鯁之士，佞諛者進，樸勤者退。”
這使趙氏憂心忡忡，發出“當此海疆多事，隱憂甫切，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②的哀嘆。經元善也說李鴻章前半生建勳業，“後半截世故”，“未來之事不思，既往之事不追，當境付物”
③，隨著年齡的增長，權蟄的恆赫，李鴻章的惰性、耽逸習氣和虛榮心越來越“厲害。比如，由於疆吏貪瀆，水利廢弛，宜隸“年年飢荒，非旱則澇”。1871年直隸暴雨成災，河道決口，農田被淹。
李鴻章雖然設法籌集了一批糧食和銀兩賑濟災區，但因杯水車薪，無補大局。
就在這種“飢黎滿目，生計毫無”的形勢下，李鴻章竟然為自己舉辦了“鋪張陳設為一時之盛”的祝壽大典。 1872年2月13日是李鴻章的50壽辰。一些文人墨客和親朋好友紛紛致賀，有的做壽聯，有的致頌辭，吹捧他“武功吏治與畿輔澹災之政，人爭道之”
④。李鴻章在保定接受屬員、親友“謁賀迎壽”，並且築台演戲、大擺宴席，款待賓客。據目睹祝壽盛況的趙烈文說，當時總督衙門內外“燭爆如山，組繡成隊”，賓客盈門，有時賓主僕從“無慮千人，人氣如煙雲，聲如悶雷，目為之炫，耳為之震。”他感嘆道：“噫！
繁盛至於極矣。 ”
⑤這種窮奢極欲的情景和“饑民蔽野”的慘象形成鮮明對照。
① 李鴻章：《請醇邸主持海軍》，《李文忠公全書》，海軍函稿，卷1，第31頁。
② 李鴻章：《复郭筠仙》，《李文忠公尺牘》，第20冊。
③ 李鴻章：《复俞蔭甫》《李文忠公尺牘》，第28冊。其實並非所有額駙都能戴三眼花翎。清製，中宮所生的女兒，嫡出也，封固倫公主，她的額駙才有資格賞戴三眼花翎。至於嬪妃所生之女，則為庶出，封和碩公主，她的額駙只貢戴雙眼花翎。
① 劉體智：《異辭錄》，卷2，第24頁。
② 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光緒元年九月初二日。
③ 經元善：《答原口聞一君問》，《居易初集》，卷2，第60頁。
④ 黃彭年：《合肥相國五十壽序》，《陶樓文鈔》，卷14，第7—9頁。
⑤ 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四、五、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