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仁至慈的真主的名義。
我知道，馬科斯先生，在您讀到這封信的時候，我肯定已經離世，因為把信交給您的同時，我請求過您，在我死以前不要把它打開。我要告訴您，馬科斯先生，在過去七年裡與您相識，相處，是何等的愉快。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充滿感情地回想起這段歲月，我們在花園裡年復一年地種西紅柿，您每天早晨到小屋來看我，陪我喝茶，聊天，我們還隨興所至，互教互學，做過不少和英語的功課。我感謝您的友誼，您的體貼，以及您在我國從事的工作，我也深信，您一定會把我的謝意轉達給您善良的同事們，特別是我的朋友阿姆拉·阿德莫維奇女士，她有一顆悲天憫人的心。也請您代我向她勇敢、可愛的女兒羅詩致意。
我應該告訴您，馬科斯先生，這封信不僅僅是寫給您的，還另有他人，我希望您把信轉交此人，其中的緣由，我會在後面加以說明。因此，如果我重複了一些您已經知道的事，還要請您海涵。之所以有寫下這些事的必要，是因為她。馬科斯先生，您將會看到，信中不僅包含懺悔的成分，也有一些具體的事，讓我產生了寫信的念頭。基於上述原因，我的朋友，恐怕我必須向您求助。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這故事該從何說起。這對一個肯定已有八十五六的老頭子來說，實非易事。就像我這一輩的很多阿富汗人一樣，我到底多大年紀了，連我自己也不清楚。可要是說個大概的歲數，那我心裡還是蠻有譜的，因為我非常清楚地記得和薩布爾打過的那一架。他是我的朋友，後來成了我妹夫。打架的那天，我們聽說有人朝納第爾沙開了槍，把他殺了，納第爾沙的兒子，年輕的查希爾，已經登基做了國王。那是1933年的事。我蠻可以從那個時候講起，不過還是換個別的開頭吧。故事就像行進中的火車：不管你在哪兒跳上去，都能到達目的地，早一些晚一些而已。但是我覺得，這個故事在哪兒結束，也就該從哪兒開始。是的，我認為這樣才合情合理，那就從妮拉·瓦赫達提開始吧。
我是1949年遇見她的，那一年她嫁給了瓦赫達提先生。當時我已經為蘇萊曼·瓦赫達提先生工作了兩年，之前我在同一片住宅區，在另一戶人家幹過一年。我1946年來了喀布爾，老家在沙德巴格，我就生在那村子。馬科斯先生，我離開沙德巴格的前因後果，可不是什麼引以為榮的事。請把這當做我的第一個懺悔吧，因為我要說的是，當時我感覺村子裡的生活扼殺了我。我和兩個妹妹一起過，有一個還是殘疾。我無意為自己脫罪，馬科斯先生，可我當時是個大小伙子，渴望著闖蕩世界，滿腦子的夢想，很簡單，也很模糊，我的夢想歷來如此，可是，眼看著青春慢慢消逝，未來的路越來越窄，我就離開了，去找事做養活兩個妹妹。是的，這是實話，可那也是我的逃亡。
我為瓦赫達提先生全職工作，所以也全天住在他家裡。當時這房子，馬科斯先生，可一點都不像您2002年剛到喀布爾時看到的那樣破敗。它是個漂亮的、宏偉的宅邸。那個時候，這房子潔白耀眼，好像周身鑲嵌著鑽石。正門外是一條寬寬的柏油車道，一進來就是屋頂高高的門廳，擺放著高大的陶瓷花瓶，一面胡桃木鏡框的圓鏡子，正好位於有段時間您掛照片的地方，就是您童年時代朋友的照片，用自製老相機在海灘上拍的那張。客廳的大理石地板亮閃閃的，有一部分鋪上了深紅色的土庫曼地毯。地毯現在已經沒了，皮沙發、手工茶几、青金石的棋具、高高的紅木櫃子也都沒了。那些豪華的家具幾乎什麼都沒剩下，現在它們恐怕也不是原來的模樣了。
我頭一次走進那貼著石頭牆磚的廚房時，嘴巴都合不攏。我想，廚房蓋這麼大，讓我老家沙德巴格的全體村民來這兒吃飯都成。六灶的爐子，一個冰箱，一個烤箱，好多好多的罐子、鍋、刀，還有各種各樣的廚具供我使用。衛生間總共有四個，貼著精雕細刻的大理石牆磚，裝著陶瓷的洗手池。馬科斯先生，樓上您衛生間的台子上，有四個方洞對嗎？裡面本來鑲的是青金石。
接下來要說說後園。馬科斯先生，您一定得找一天，坐在您樓上的辦公室裡，往下看看花園，努力想像一下它原先的模樣。過去要進花園，得經過一個半月形的遊廊，欄杆上爬著綠色的葡萄藤。草坪厚實，翠綠，處處花團錦簇，有茉莉花、野玫瑰、天竺葵和郁金香，草坪的邊上是兩排果樹。馬科斯先生，人要是躺在櫻桃樹下，閉上眼睛，聽著微風從樹葉之間側身而過，一定會認為，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住處了。
我自己住的，是後園最裡面的一間窩棚。它有一扇窗戶，四面白牆，粉刷得乾乾淨淨，對一個沒有太多需要的未婚男青年來說，屋裡的空間已經足夠大了。我有一張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還有足夠的地方，讓我一天五次鋪開禮拜毯。小屋當年對我來說剛剛好，現在我也覺得挺合適。
我給瓦赫達提先生做飯。之所以學會這門手藝，最早是看我已故的母親下廚，後來在喀布爾的一戶人家，有個上了年紀的烏茲別克廚子，我給他打過一年的下手。我也非常高興地做了瓦赫達提先生的司機。他有一輛雪佛蘭，四十年代中期的款式，車是藍色的，帶皮篷，同樣藍色的樹脂座椅，鍍鉻的輪轂，非常漂亮的小汽車，不管我們去哪兒，都能讓人駐足圍觀。他讓我開車，因為他看出我是個好司機，謹慎，熟練，還因為他是那種不多見的男人，不喜歡擺弄汽車。
我是個好僕人。馬科斯先生，請不要認為我在自誇。通過細心的觀察，我對瓦赫達提先生的好惡，有什麼怪癖，有哪些脾氣，已經瞭如指掌。我也弄清楚了他有哪些習慣，有怎樣的規範。比如，每天早晨吃過早餐，他都喜歡出門散散步。可他不喜歡一個人散步，所以就希望我陪著他。我只能從命，儘管我不明白自己有啥用。散步的時候，他幾乎一句話都不和我說，好像永遠在想自己的事。他走起來很快，背著手，對路人點頭致意，一雙樂福鞋，皮子擦得鋥亮，鞋跟在人行道上咔咔作響。他兩條大長腿，步子也大，我跟不上，老是掉在後面，只好不停地往前趕。一天當中其餘的時間，他大部分都待在樓上的書房裡，讀書，跟自己下象棋。他喜歡畫畫，畫得有多好我說不上來，至少那會兒還不清楚，因為他從來不讓我看他的畫。我經常能看到他，不是待在書房的窗口，就是在遊廊裡，皺著眉頭，聚精會神，拿炭筆在速寫本上又塗又抹。
每隔幾天，我就開車拉上他，到城裡轉一轉。他去看他母親，一個禮拜一次。還有家族聚會，不過大部分聚會瓦赫達提先生都推掉了，只是偶爾出席，所以我載著他去那兒，去葬禮、婚禮、生日派對。每個月，我拉他去一次美術用品商店，他到那兒備足蠟筆、炭筆、橡皮、鉛筆刀和寫生簿。有時他坐到後座上，只想出去兜個風。我問他：去哪兒啊，瓦赫達提先生？他聳聳肩，那我就說：好咧，老爺。然後我掛上擋，我們就出發了，在城裡一轉就是好幾個小時，沒有目標，也沒有打算，從一個區到另一個區，沿著喀布爾河，開到巴拉喜薩爾堡，有時出城，就到了達魯阿曼宮。有的日子，我倆開車離開喀布爾，去加爾加湖。到了那兒，我會把車停在離湖畔不遠的地方，關掉引擎，瓦赫達提先生在後座上一動不動地坐著，一個字也不和我說，好像讓他心滿意足的只是搖下車窗，看著小鳥在樹間飛來飛去，陽光播灑在湖面上，散映成千千萬萬細碎的光斑，在水波中起伏蕩漾。我從後視鏡裡看著他，他也看我，一副天底下最孤單的模樣。
瓦赫達提先生非常大方，讓我每月一次借用他的汽車，開回村里，我的老家沙德巴格，看我妹妹帕爾瓦娜和她丈夫薩布爾。我開著車一進村，就有成群的小孩，大呼小叫地上前迎接，圍著車跑啊，跳啊，拍著車身，敲著車窗。有些小崽子還想往車頂上爬，我不得不把他們轟到邊上，就怕他們刮花了漆，把車身頂出坑。
瞧瞧你，納比。薩布爾對我說，你成大明星了。
薩布爾有倆孩子，一個叫阿卜杜拉，一個叫帕麗，生母死了（帕爾瓦娜是他倆的後媽），所以對他們，我總是非常關照，特別是那個大一些的男孩，他好像最需要這些。我提出帶他一個人開車兜兜風，可他總要把小妹妹也帶上。我們圍著沙德巴格，在公路上繞圈的時候，他把妹妹放到腿上，緊緊地摟著她。我讓他開雨刷，按喇叭。我還給他演示，怎麼把大燈一檔一檔地開到全光。
玩完了車，全消停了，我就坐下來，和我妹妹還有薩布爾喝茶，講講我在喀布爾的生活。我很留心，瓦赫達提先生的事不便多講。說實話，我很喜歡他，因為他對我好，所以在背後對他說三道四，在我看來就像是背叛。如果我是個嘴巴不那麼牢靠的僕人，準會告訴他們，蘇萊曼·瓦赫達提在我眼裡就是個大怪物，這爺們儿好像拿定主意，就靠遺產打發掉下半輩子了，他沒有正經職業，沒啥特別的熱情，顯然也無意在身後給這世界留下什麼東西。我還會告訴他們，他過的是一種沒有目標，缺少方向的生活。就像我開車帶他漫無目的地兜風一樣。一種生活在後座上的生活，隨波逐流，不求甚解。一種冷眼旁觀的生活。
我要是開口，準會這樣說，可我沒講過。我不講就對了。我要是講了，那才是大錯特錯。
有一天，瓦赫達提先生走進院子，穿著一套漂亮的條紋西裝，我以前從來沒見他穿過這身衣服。他讓我開車送他去城裡另一個富人區。我們到了以後，他告訴我把車停在路邊，就在一座圍牆高高的房子外面。我看到他在大門口搖響了門鈴，有個僕人開門讓他進去。那房子巨大，比瓦赫達提先生家還大，甚至還要更漂亮。車道兩邊植有高大細長的柏樹，還有密實的灌木，開著一種我叫不上名字的花。後園至少有瓦赫達提先生家的兩倍大，牆很高，要是有人想偷看，那他即便踩著另一個男人的肩膀，恐怕也夠不著。我看出來了，這是另一個等級的富戶。
這是初夏明媚的一天，陽光燦爛，天空鮮豔。我搖下車窗，讓風暖暖地浮蕩而入。別看司機的工作是開車，可其實呢，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等人上。等在商店外頭，空轉著引擎；等在舉辦婚禮的樓外，聽著音樂含混的迴聲。那天為了打發時間，我玩了幾把撲克，玩膩了就下車，朝這邊走幾步，又往另一邊踱一踱。後來我坐回車裡，心里合計，瓦赫達提先生出來之前，我也許能小瞇一覺。
就在此時，那房子的大門開了，一個黑頭髮的年輕女人走了出來。她戴著太陽鏡，穿一條短袖的橘紅色裙子，短至膝蓋。她光裸著兩腿，雙腳也赤露在外。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注意到了我在車裡坐著，可就算她注意到了，我也沒看出來。她抬起一隻腳，鞋跟踩在身後的牆上，這樣一來，她裙子的下擺就稍微拉高了一些，露出了裡面的一小截大腿。我感到臉上一下就燒起來了，一路往下，燒到了脖子。
說到這兒，請允許我再做一次懺悔吧，馬科斯先生。一種令人有幾分愧疚的本能，在我心底蠢蠢欲動。那時候我肯定還不到三十歲，是個大小伙子，正處在慾望的高峰，想有女人作伴。我跟我們村里好多同齡的男人不一樣——那些小伙子連成年女人光光的大腿都沒見過，就結婚了，從某種程度上說，只有結了婚，他們才能獲得許可，瞅一瞅這樣的大腿。跟他們相比，我真該算得上有些經驗了。這些經驗是我在喀布爾獲得的。我偶爾會去拜訪某些地方，到了那兒，一個年輕男人的需要，可以得到既審慎又便利的滿足。我這樣說只是為了證明，我與之同寢過的娼妓，沒有一個比得上眼前這位——這位剛從大宅子裡走出來的，美麗的，優雅的造物。
她倚靠在牆上，點燃一支香煙，不緊不慢地吸著，帶著令人銷魂的優雅，用兩根手指的指尖夾著煙，每次抬臨雙唇，手都蜷在嘴前。我看得目不轉睛。她這只細腕玉手弓起的模樣，讓我想起一幅畫，那是我從前在一本亮光紙印刷的詩集裡看到的，畫的是一個婦人，睫毛長長，黑髮如瀑，和情人在花園裡同寢，她正用細若無骨的手指拿著一杯酒，遞給情人。街對面有什麼東西，一度吸引了這女人的注意，我利用這短暫的間隙，趕快拿手抓了幾下頭髮，要不然因為天熱，頭髮已經開始粘結成塊了。她回過頭，我便再次僵坐不動。她又吸了幾口，在牆上捻滅了香煙，然後悠閒地走回宅中。
終於，我能呼吸了。
當晚，瓦赫達提先生把我叫進客廳，說：“有事情告訴你，納比，我要結婚了。”
看來，對他喜愛孤獨的程度，我畢竟是有些高估了。
訂婚的消息傳得很快。流言蜚語同樣如此。我是從瓦赫達提先生家進進出出的工友那兒聽來的。嘴巴最賤的就是園丁扎希德。他每個禮拜來三天，打理草坪，給大樹剪枝，修齊矮樹。他是個討厭的傢伙，有個讓人噁心的習慣，每說一句話，都要吐一吐舌頭。就是這條舌頭，在不假思索地噴吐著流言蜚語，好像一把又一把地丟撒著糞肥。和我一樣，他也是一輩子給人打工的命，我們這些人成了一撥，都是這一片的廚子、園丁和雜役。每個禮拜都有一兩個晚上，幹完活，吃完晚飯，大夥便擠到我的小窩棚裡喝茶。我記不清這個慣例是怎麼形成的，不過，一旦成了慣例，我就沒辦法把它打破了，惟恐表現得沒禮貌，不好客，或者更糟的是，讓人以為我在同類中間，自覺高人一等。
有天晚上喝茶的時候，扎希德告訴別的老爺們儿，瓦赫達提先生的家族不同意這門親事，因為他那沒過門的新媳婦品行不端。他說，喀布爾盡人皆知，，沒有好名聲，才二十歲，就敢“在全城到處拋頭露面”，跟瓦赫達提先生的小汽車一樣。最糟的是，扎希德說，她不僅不否認這些指控，還拿這種事寫詩。說到這兒，滿屋子響起了一片非難之聲。有個男人說，要是在村里，他們早就把她的喉嚨割開了。
就是這個時候，我站了起來，對他們說我聽夠了。我痛斥他們，罵他們像做針線活的老婆子一樣，聚在一起說小話。我提醒他們，如果沒有瓦赫達提先生這樣的人，就咱們這副德行，早回自己村子撿牛糞去了。我質問道：你們的忠心，你們的尊重，都到哪裡去了？
片刻的沉默。我本以為自己把這幫蠢漢子鎮住了，沒想到他們哄堂大笑。扎希德說我是馬屁精，說不定這房子未來的女主人會寫首詩，名字就叫《舔屁能手納比頌》。我氣急敗壞，一跺腳出了窩棚，留他們在裡面笑鬧不停。
可我沒走太遠。他們那些閒話一會兒讓我厭惡，一會兒讓我著迷。不管我剛才表現得多麼正直不阿，說的話多麼得體和審慎，我還是待在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我不想錯過任何一句讓人血脈僨張的細節。
婚禮沒過幾天就舉行了，不過沒有盛大的儀式，也沒請人來唱歌跳舞，聽不見陣陣歡聲笑語，只有一位毛拉和一個證婚人短暫到場，外加一頁紙上兩個潦草的簽名。這樣一來，從我第一次看到她，還不到兩個禮拜，瓦赫達提太太就搬到家裡來了。
馬科斯先生，請允許我稍停片刻，略作說明，從現在開始，我將把瓦赫達提先生的妻子稱作妮拉。不用說，回到當年，我不可能得到這樣的權利，哪怕人家給了我這個權利，我也不能接受。我過去總是叫她“尊貴的太太”，帶著理所當然的恭敬。可是考慮到這封信的用意，我將把禮節放到一邊，依照我心裡始終所想的來稱呼她。
這麼說吧，從一開始我就知道這樁婚姻不幸福。我很少看到這兩口子之間有什麼示愛的表情，也很少聽見他們說過什麼甜蜜的話語。他們是住在同一幢房子裡的兩個人，各有各的生活，好像一點也不相干。
一大早，我要按照慣例，伺候瓦赫達提先生吃早點——一片烤馕，半碗核桃仁，綠茶裡撒點小荳蔻，但不加糖，還有一隻煮雞蛋。他喜歡把蛋戳開，讓蛋黃往外流，一開始我老也掌握不好火候，感覺相當焦慮。每天早晨，當我依例陪著瓦赫達提先生散步的時候，妮拉還在睡懶覺呢，通常她要睡到中午，甚至更晚才起。等她起床了，我差不多也該伺候瓦赫達提先生吃午餐了。
整個上午，我一邊乾著雜活，一邊渴望著妮拉出現的時刻，等著她推開客廳通往遊廊的紗門。我會胡思亂想，猜她那天的打扮。不知道她的頭髮是梳起來，在腦後紮成一個髮髻呢，還是會讓我看到頭髮放開著，亂亂地披垂於雙肩？她會戴太陽鏡嗎？會穿涼鞋嗎？是穿那件配腰帶的藍絲袍，還是那件洋紅色的，有大圓釦子的罩袍呢？
等她終於亮相，我便在園中瞎忙一氣，假裝看到車頭得擦，或是發現野玫瑰要澆水，不過自始至終，我眼睛都沒閒著。我看她把太陽鏡推上去，揉著眼睛，看她取下綁頭髮的橡皮筋，向後甩甩腦袋，拋落一頭光亮的捲發，或者看她坐著，下巴擱在膝頭，望著院子，懶洋洋地吸煙，又或者雙腿交疊，一隻腳上下擺盪，這姿勢在我看來，代表著無聊或煩躁，或許只是一種難以自控，漫不經心的俏皮。
瓦赫達提先生偶爾出現在她左右，但通常並不這樣。他仍然和從前一樣，大部分時間待在樓上的書房裡，讀書，畫畫，這樁婚事幾乎沒有改變他的日常起居。妮拉的大部分時間用來寫作，不是在客廳，便是在遊廊上，手拿鉛筆，幾頁紙鋪在腿上，而香煙總是必不可少的。到了晚上，我伺候他們用飯，兩人以毫不掩飾的沉默，各自接過食物，低頭盯住自己的米飯盤子，只有低聲的“謝謝”，以及勺子和叉子碰到瓷盤時的叮噹聲響，才會打破這片寂靜。
每個禮拜有一兩次，我要開車載著妮拉出門買煙，買新筆、新本子，或化妝品。如果事先知道要給她開車，我一定會梳個頭，刷個牙。我要洗臉，拿一片檸檬，挨個蹭一遍手指頭，好把洋蔥味去掉。我會撣掉西裝上的塵土，把鞋子擦亮。那套橄欖綠的西裝，其實是瓦赫達提先生送給我的舊衣服，我希望他沒把這事告訴妮拉——不過我猜，他可能已經跟她說過了。他這樣做並無惡意，可是像瓦赫達提先生這種地位的人通常意識不到，微不足道的瑣事也會讓我這樣的人蒙羞。有時候，我甚至把父親死後留下的羊皮帽子也戴上。我站到鏡子前面，把頭上的帽子往這邊拉拉，再往另一邊拽拽，全神貫注，想像著自己像模像樣地出現在妮拉麵前。此時就算有隻黃蜂落到我鼻子上，非得蜇我一口，才能讓我注意到它的存在。
一旦出門上路，只要有可能，在到達目的地之前，我會想法多繞一段，繞遠是為了拖長路程，多一分鐘——也許兩分鐘，但是不會多到讓她生疑——由此延長我和她在一起的時間。我雙手緊握著方向盤，眼睛死死盯著路面。我奉行嚴格的自我控制，絕不透過後視鏡看她，只在她和我說話時才這樣做。只要她坐在後座上，我便已經很滿足了，我能聞到她身上的各種味道——昂貴的香皂、潤膚露、香水、口香糖，還有煙味兒。在大部分時間裡，這些味道都足以讓我情緒高昂。
正是在車上，我和她有了第一次交談。我們第一次真正的交談，也就是說，不算無數次的她讓我拿這拿那。我載著她去藥房取藥的時候，她問我：“納比，你們村是什麼樣子的？它叫什麼來著？”
“沙德巴格，尊貴的太太。”
“沙德巴格，就是了。它是什麼樣子的？跟我說說。”
“也沒啥好說的，尊貴的太太。跟別的村子一樣。”
“噢，肯定有些不太一樣的東西。”
我表面上保持著平靜，心裡卻一片狂亂，拼命想回憶起點什麼，奇花啊，異草啊，得像個樣子，能讓她感興趣，能讓她聽了高興。可這沒用。像我這樣的人，一個農民，一個沒啥見識的小人物，又能說出什麼，讓她這樣的女人聽了為之心動？
“葡萄挺棒的。”我說。可是一咕嚕出這兩個字，我就恨不得抽自己一個大嘴巴。葡萄？
“是嗎？”她無動於衷地說。
“真的很甜。”
“哦。”
我恨不得找條地縫鑽進去，死了算了。我感到胳肢窩裡開始冒汗。
“有一種很特別的葡萄，”我說，突然變得口乾舌燥，“據說只有沙德巴格才種得出來。它非常嬌貴，怎麼說呢，非常難活。你要是在別的地方種它，哪怕是在旁邊的村子，那它一定就乾巴了，然後死掉。它會枯萎。會死於憂傷。沙德巴格的人都這麼說，可是當然了，沒有這回事。只是水土不服而已。可他們就是這樣說的，尊貴的太太。憂傷。”
“很動人，納比。”
我冒險往後視鏡裡飛快地瞅了一眼，看到她正望向窗外，可我也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因為我發現她的嘴角向上抬起著，正是微笑過後的餘韻。我精神為之一振，隨即聽到自己又開了口：“我可以再給您講個故事嗎，尊貴的太太？”
“儘管講。”打火機咔嗒一聲，煙從後座朝我飄來。
“嗯，在沙德巴格我們有個毛拉。當然了，每個村子都有毛拉。我們這一位叫謝基卜毛拉，他是個故事大王。他會講多少個故事，我說不上來。可是有件事，他給我們講了一遍又一遍：如果你看看任何一個穆斯林的手掌，不管在這世界上哪個地方，你都會發現讓人大大吃驚的東西。他們的掌紋一模一樣。什麼意思？意思就是說，穆斯林左手的掌紋構成了阿拉伯數字裡的81，而右手上就是數字18。81減18得多少？63啊。正好是先知歸真的年齡，願主賜他平安與吉慶。”
我聽見後座傳來一聲低笑。
“後來，有個旅行家路過。理所當然，按照慣例，那天晚上他就和謝基卜毛拉一塊吃飯。旅行家聽了這個故事，想了好一會兒，然後說：'可是，謝基卜毛拉，請您恕我直言，我從前遇見過一個猶太人，我發誓他的兩隻手也有著一模一樣的掌紋。這件事您怎樣來解釋呢？'毛拉說：'這個嘛，那猶太人骨子裡也是個穆斯林。'”
猛然間，她爆發出一陣大笑，直到那天晚上，我都陶醉在這笑聲裡。就好像——真主寬恕我的不敬——就好像樂園從天堂降臨我身，如經書所言，。
請您理解，馬科斯先生，讓我神魂顛倒的不只是她的美貌，儘管這美貌已足以讓人著迷。我一生中還從未遇見過妮拉這樣的年輕女人。她做的一切——說話的方式，走路的樣子，穿衣打扮，微笑的模樣——事事都讓我覺得新奇。對女人如何舉手投足，妮拉動搖了我以往所持有的每一種概念。我知道，這些特點必定會遭到某些人頑固的反對，比如扎希德，再比如薩布爾，還有我們村里的所有男人，以及所有女人。可是這些特點對我來說，不過是增加了她本已巨大的誘惑與神秘。
那一天我幹活的時候，甚至後來別的工友過來喝茶的時候，她的笑聲還迴盪在我耳畔。我齜著牙，美滋滋地，根本聽不見他們的嘰嘰呱呱，耳邊只有她那銀鈴般的笑聲，我也很有幾分得意，因為我知道自己講了個聰明的故事，讓她從婚姻的不滿足中得到了少許的緩解。她真是個非凡的女人。那天夜裡上床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好像也有了幾分不凡。這就是她對我的影響所在。
不久我們就天天交談了，妮拉和我，通常是在上午較晚，她坐在遊廊上喝咖啡的時候。我會晃悠過去，假裝有這樣那樣的活兒要幹，然後倚著鐵鍬，要么就守著杯綠茶，和她講話。她能選我，讓我感到格外受寵。要知道，我可不是惟一的僕人。我已經提到過那個寡廉鮮恥的癩蛤蟆扎希德了，還有個雙下巴、大臉盤的哈扎拉婦人，她每個禮拜來兩次，洗衣服。可是妮拉就選了我。我是惟一的人。我相信，連她自己的丈夫也沒這福分，和他一起，只會增添她的孤獨。一般情況下，都是她說我聽，我覺得這樣挺好的。能做她一口缸，讓她往裡倒故事，我已經備感幸福。比方說，她跟我談起過她和父親去賈拉拉巴德打獵的事，還說那些死鹿無神的眼睛如何好幾個禮拜纏著她不放。她說她小時候和母親一塊兒去過法國，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事。一路上，她又坐火車，又搭船。她跟我講了火車輪子咣當咣當，簡直要震斷肋骨的感覺。她還清楚地記得吊鉤上垂掛的窗簾，相互分隔的臥車包房，以及蒸汽機車有節奏的噴氣和嘶鳴。她告訴我，她得過一場大病，去年和她父親一起，在印度住過六個禮拜。
時不時地，趁她扭頭往茶碟裡彈煙灰的當口，我便偷偷瞥一眼她那紅艷豔的腳指甲，刮過毛的，散發出淡淡金色光華的小腿，還有她高高的足弓，而且，我總要多看一眼她那對飽滿的，形狀完美的乳房。我真覺得不可思議，有些男人撫摸完這兩隻乳房，和她做愛，親吻過它們之後，竟然還能活在世上。難道你做完之後，這輩子還有什麼別的追求不成？一個已經站上世界之巔的男人還能再往何處去？可一旦她回過頭，面對著我，我便猛然警醒，下意識地收起目光，看著安全的地方。
隨著她越來越放鬆，我清清楚楚地記得，就在那些上午的閒談期間，她抱怨起了瓦赫達提先生。有一天她說，她發現他冷漠而傲慢。
“他對我一直非常寬厚。”我說。
她不屑一顧地擺了擺手。 “得了，納比。你用不著幫他說話。”
出於禮貌，我低下了頭。她說的未必不是事實。的確，舉個例子來說吧，瓦赫達提先生有一種習慣，老是用一種高高在上的語氣，糾正我說話的腔調，也許是的，你可以把這理解為傲慢。有時我走進房間，把一盤甜點放到他面前，給他添上茶，擦掉他桌上的糕餅屑，可他呢，對我不理不睬，好像我都不如爬在紗門上的一隻蒼蠅。他對我完全無視，連眼皮都不抬一下。說到底，儘管像是小小的詭辯，可我也知道，那些住在同一個住宅區的人——我給他們做過工的人——是打自己僕人的，用棍子打，拿皮帶抽。
“他沒有幽默感，也沒有冒險精神。”她說，百無聊賴地攪拌著咖啡。 “蘇萊曼是個暮氣沉沉的老頭子，空有一副年輕的皮囊。”
我被她突如其來的坦率嚇了一跳。 “確實，瓦赫達提先生非常罕見地安於孤獨的狀態。”我說，小心謹慎地選擇著婉轉的措辭。
“也許他應該和他媽住在一起。你覺得呢，納比？我跟你說，他倆才是天生的一對。”
瓦赫達提先生的母親是個難纏的，相當傲慢的女人，住在喀布爾另一個城區，有一群俯首帖耳的僕人，兩條深受寵愛的狗。她對這兩條狗格外溺愛，不讓它們和僕人平起平坐，而是高過僕人們，高出好幾個等級。這是一對矮小，無毛，醜陋的怪物，容易受驚，充滿焦慮，動不動就發出刺耳至極的尖叫。我鄙視它們，因為我一進那房子，它倆就往我腿上撲，傻了吧唧地想爬上來。
我當然看得一清二楚，每次我載著妮拉和瓦赫達提先生去那老太婆的家，後座上的氣氛都很緊張，頗為壓抑。通過妮拉眉頭那道痛苦的犁溝，我就能看出來，他倆剛剛吵過架。我還記得，我父母拌嘴的時候，非得有一方獲得了完全的勝利，他們才會停戰。這就是他們結束爭執的方式，用一個結論來堵住怨氣，不讓它繼續外洩，免得第二天沒法收拾。瓦赫達提夫婦卻不是這樣。他倆吵到最後，與其說是吵完，倒不如說吵散了，就像一滴墨汁掉進水碗裡，總會殘留下一些顏色，久久不去。
用不著太聰明，也能猜得出來，那老太婆不贊成這門親事，妮拉也知道這一點。
當我倆，妮拉和我，繼續這些談話的時候，有一個關於她的問題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腦海中浮起。為什麼她要嫁給瓦赫達提先生？我沒有勇氣去問。就我的本性而言，實在做不出這樣一種逾規失禮的舉動。我只能揣想，對某些人，特別是對某些女人來說，婚姻——即便是像這樣不幸福的婚姻——是一種對更不幸福狀態的逃避。
有一天，1950年秋的一天，妮拉把我叫去。
“我想讓你帶我去趟沙德巴格。”她開口道。她說她想見見我的親屬，看看我的老家。她說我給她做飯，拉著她滿喀布爾地轉，到現在已經一年，可她對我幾乎一無所知。她這個要求把我弄得驚惶失措，退一步說，像她這種身份的人提出來，要大老遠地跑去見一個僕人的親屬，也實在很不尋常。我也感到高興，因為妮拉對我竟有如此強烈的興趣，可同時我又害怕，因為我提前考慮到了我的不便——還有，是的，我的羞恥——到時候她就會看到我老家的貧窮。
我們在一個陰鬱的早晨出發。她穿了高跟鞋和桃紅色的無袖長裙，可我明白自己的身份，沒有建議她另做選擇。一路上，她都在問問題，問村子，我認識的人，我妹妹和薩布爾，他們的孩子。
“他們叫什麼名字？”
“嗯，”我說，“有一個叫阿卜杜拉，快九歲了。他親媽去年死了，所以他是我妹妹帕爾瓦娜的繼子。阿卜杜拉有個妹妹，帕麗，還不到兩歲。就在剛剛過去的這個冬天，帕爾瓦娜生了個小男孩——奧馬爾，這是他們給他起的名字——可他死了，只活了兩個禮拜。”
“出什麼事了？”
“冬天，尊貴的太太。冬天作踐這些村子，每年都要隨隨便便弄死一兩個孩子。你只能希望它別進你家的門。”
“真主啊。”她低聲道。
“說點高興的吧，”我說，“我妹妹又懷上了。”
到了村里，光腳板的孩子們照例蜂擁而上，追著車歡迎我們，可等妮拉一從後座上下來，小孩們馬上變得鴉雀無聲，直往後退，也許是怕她罵人。可是妮拉表現得非常耐心和友好。她跪下來，微笑著，和每個孩子講話，握他們的手，摸他們的髒臉蛋，撫弄他們的髒頭髮。讓我尷尬的是，村民們聚攏過來，圍觀妮拉。其中就有我的發小巴依吐拉，他和他兄弟們一起，蹲在房檐上往這邊看，活像一排烏鴉，全都在嘴裡嚼著納斯瓦爾煙末子。他父親謝基卜毛拉也在，和三個白鬍子老頭一起，坐在一堵牆下的陰涼裡，漠然地捻著手裡的念珠，眼珠子卻不嫌老，緊盯住妮拉和她裸露的胳膊，一臉的不高興。
我把妮拉介紹給薩布爾，然後一塊走向他和帕爾瓦娜的小土房，身後跟著一幫看熱鬧的。到了門口，儘管薩布爾告訴妮拉不必多禮，可她還是非要把鞋脫掉。大夥一進屋，我就看見帕爾瓦娜默默坐在角落裡，緊繃繃地縮成了一個圓球。她向妮拉問了好，聲音小得像蚊子一樣。
薩布爾朝阿卜杜拉揚揚眉毛。 “上茶，兒子。”
“噢，別麻煩了。”妮拉說著，一屁股坐到了帕爾瓦娜身邊的地上。 “不必了。”可是阿卜杜拉已經閃身進了隔壁，我知道那屋子既是廚房，又是他和帕麗睡覺的地方。門洞上釘著一塊臟乎乎的塑料布，用來隔開我們待的這個房間。我坐下來，手裡擺弄著車鑰匙，後悔沒機會提前和我妹妹說一聲，告訴她有人要來串門，好讓她有時間收拾收拾。煤煙熏黑了龜裂的土牆，妮拉坐的破床墊也沾了一層灰，屋裡僅有的一個窗戶上星星點點，全是蒼蠅屎。
“這地毯多漂亮啊。”妮拉快活地說，用手指摩挲著那張小毯子。它是大紅色的，圖案是大象的腳印。這是薩布爾和帕爾瓦娜擁有的惟一值錢的物甚，可那年冬天一來，它就要被賣掉了。
“原來是我父親的。”薩布爾說。
“是土庫曼地毯嗎？”
“是。”
“我特別喜歡他們用的羊毛。做工也好得難以置信。”
薩布爾點了點頭。哪怕和她說話的時候，他也沒朝她的方向看過一眼。
塑料布一掀，阿卜杜拉進來了，端著一隻托盤，上面有幾個茶杯。他把托盤放到妮拉身前的地上，給她倒了杯茶，便盤起腿，坐到她對面。妮拉和他拉話，問了他幾個簡單的問題，可阿卜杜拉只是點著他剃光的腦袋，吭哧出一兩個字作答，之後便怯生生地看著妮拉。我跟這孩子講話時留了個心眼，就算罵他失禮也要和顏悅色。我會採用一種友善的方式，因為我喜歡這孩子，他生性認真而且能幹。
“什麼時候生？”妮拉問帕爾瓦娜。
我妹妹低著頭，說預產期在冬天。
“你真幸運。”妮拉說，“馬上就有寶寶了。而且還有這麼一位懂事的繼子。”她朝阿卜杜拉笑了笑，那孩子依舊面無表情。
帕爾瓦娜嘟噥了一句什麼，可能說的是“謝謝”。
“還有個小姑娘吧，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妮拉問，“帕麗？”
“她在睡覺。”阿卜杜拉馬上說。
“噢。聽說她好可愛。”
“去把你妹妹抱來。”薩布爾說。
阿卜杜拉磨蹭著，看看父親，又看了看妮拉，這才滿臉不情願地起身，去抱妹妹。
即使到了現在，如果我有心推卸責任，也會說，阿卜杜拉和他妹妹之間不過是一般的兄妹關係。可這不是真的。除了真主，沒人知道他倆為什麼選擇了彼此。這是個謎。我從未見過兩個人之間能有這樣的親和力。實際上，阿卜杜拉更像帕麗的父親，而不僅僅是兄長。當她還是個嬰兒，還在半夜裡哭鬧的時候，正是阿卜杜拉從睡覺的小床上爬起來，走到她身邊。是他承擔起了給她換尿布，包好襁褓，哄她睡覺的責任。他對帕麗的耐心是無限的。他抱著她滿村轉，到處顯擺，彷彿她是全天下最讓人渴望得到的獎杯。
等他把迷迷糊糊的帕麗抱進房間，妮拉便要求抱她一下。阿卜杜拉板著臉，不放心地遞過妹妹，好像心裡已經出於本能，拉響了警報。
“噢，她真是個小可愛。”妮拉叫出聲來，笨手笨腳地晃蕩著，暴露出她對怎麼帶孩子一竅不通。帕麗困惑地看看她，再看看阿卜杜拉，然後開哭。阿卜杜拉一把將她從妮拉手裡抱了回來。
“瞧她的眼睛！”妮拉說，“噢，還有那小臉蛋！多可愛啊，是不是，納比？”
“就是，尊貴的太太。”我說。
“名字也取得這麼好聽：帕麗。她可真漂亮，真像小仙女似的。”
阿卜杜拉摟著帕麗，搖晃著她，同時看著妮拉，臉色越來越難看。
回喀布爾的路上，妮拉無力地坐在後座上，頭倚著車窗，很久都沒說一個字。後來，她突然哭了。
我把車停到路邊。
她很長時間都不講話，只是用兩手摀著臉，肩膀抖動著，嗚嗚咽咽。最後，她拿手帕擤了鼻子。 “謝謝你，納比。”她說。
“謝我什麼，尊貴的太太？”
“謝你帶我去那兒。見到你家人真是我的福分。”
“是他們的福分才對。也是我的。我們很榮幸。”
“你妹妹的孩子真漂亮。”她摘下太陽鏡，輕輕擦著眼睛。
我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所以最好還是先把嘴巴閉上。可是剛才她當著我的面哭了鼻子，這麼不見外，我總該有些言語上的表示才對。我輕聲說道：“您也會有的，尊貴的太太。托靠安拉。真主一定會看在眼裡。您只需等待。”
“我想真主不會的。真主看不到這些。”
“當然會。真主會看到的，尊貴的太太。您這麼年輕。如果真主希望如此，您就一定會有的。”
“你不明白。”她疲倦地說。我從來沒見過她這樣疲憊不堪，這樣無精打采。 “已經沒了。在印度就被整個拿掉了。我身子裡是空的。”
這一番話讓我無言以對。我真想爬到後座上，攬她入懷，用不停的親吻來撫慰她。沒等我弄明白自己在做什麼，我的手已經伸到了後面，抓住了她的一隻手。我本以為她會抽回去，可她帶著感激，緊緊握住我的手，於是我們便坐在車裡，不看對方，只是望著身邊的原野，滿目的灰黃，無盡的枯萎，只被乾涸的灌渠劃破，叢生的灌木與散落的岩石之外，偶有星星點點的生命微瀾。我手中有妮拉的手，眼中是群山和電線桿，目光跟隨著一輛運貨的卡車，它在遠方緩慢行進，車後塵土漫捲，哪怕就這樣坐到天黑，我也是幸福的。
“帶我回家。”她最後說，鬆開了我的手，“今晚我得早點休息。”
“是，尊貴的太太。”我清了清嗓子，伸出微麻的手，掛上了一擋。
她進了臥室，好幾天閉門不出。這種情況並非第一次出現。以往，她偶爾會拉過一把椅子，放到樓上臥室的窗邊，坐在那兒，吸著香煙，一隻腳搖晃著，面無表情地望著窗外。她不講話。她不換下睡袍。她不洗澡，不刷牙，也不梳頭。可這一次，她連飯也不吃了。異常的態勢引起了瓦赫達提先生異常的警覺。
第四天，有人敲響了大門。我去開門，是位個子很高的老人，穿著精熨細燙的西裝，閃閃發亮的樂福鞋。他看上去儀表堂堂，甚至令人生畏，因為他站在那兒，猶如泰山壓頂，目光犀利，好像一眼就能把我看穿。他雙手握著鋥亮的拐棍，彷彿那是一支權杖。他一個字還沒說，我就已經感到，此人必已習慣了發號施令。
“聽說我女兒過得不痛快。”他說。
這位一準就是老太爺了，我以前從來沒見過他。 “是的，老爺。我想您說得很對。”我說。
“那就靠邊站，年輕人。”他從我身邊揚長而過。
我在花園裡忙碌，把一大塊木頭劈成柴火。從乾活的地方，我能清楚地看到妮拉臥室的窗口。只見老爺子就在屋裡，朝妮拉彎著腰，一隻手放在她肩膀上。妮拉的臉上，是人們那種被突如其來的巨響嚇了一跳的表情，好像爆竹炸了，又好像是一陣妖風重重地摔了一下門。
那天晚上，她吃了飯。
幾天之後，妮拉把我叫進房裡，說她要開個派對。瓦赫達提先生結婚之前，家裡即使舉辦過派對，也是少之又少。妮拉搬進來之後，每個月都要辦兩三次。派對前一天，妮拉會給我具體指示，要我準備開胃品和飯食，我便開車去市場，一一採辦。酒必不可少，而且是重中之重，我以前從未買過，瓦赫達提先生自己也不喝，其原因與宗教無關，只是他厭惡酒精的作用而已。妮拉卻對某些店家非常了解，把它們戲稱為“藥房”，到那兒偷偷摸摸買一瓶“藥”的花銷，可以趕得上我兩個月的工錢。為這種事跑腿帶給我一種很複雜的感受，雖然是在參與犯罪活動，但是，取悅妮拉的需要總是壓倒了一切。
馬科斯先生，您一定知道，在沙德巴格我們也開派對，慶祝結婚或是舉行割禮，活動要分成兩個房子進行，一處給女人們，另一處給我們男人。可在妮拉的派對上，男人和女人是混在一塊的。大多數女人都像妮拉那樣穿衣打扮，胳膊整條整條地露在外面，腿也露得很多。她們吸煙。她們還喝酒，杯子半滿著，有的無色，有的是紅色，或者暗紅，裝的都是烈酒。她們說笑話，哈哈大笑，還隨隨便便摸男人的胳膊，可我知道，那些被摸的男人正等著娶這屋子裡別的女人呢。我端著小盤的波拉尼烙餅和盧拉烤肉串，在煙霧繚繞的一個個房間，一堆堆客人間穿行。此時電唱機裡播放著唱片，不是阿富汗音樂，而是妮拉所說的什麼“爵士”。過了幾十年我才知道，馬科斯先生，您也很欣賞這種音樂。在我聽來，鋼琴叮叮噹當地亂彈，喇叭怪腔怪調地號喪，實在是又亂又不和諧。可是妮拉喜歡這個，我老聽到她跟客人們說，這張唱片一定要聽，那張唱片不聽不行。整個晚上，她都杯不離手，舉杯的次數之多，遠遠超過品嚐我上的飯菜。
瓦赫達提先生對客人熱情有限，只是做個樣子，應酬一下。大部分時間，他都待在角落裡，臉上帶著一種冷淡的表情，轉動著手裡的一杯蘇打水，有人和他說話，他也只是客客氣氣地笑一笑，依舊閉口不言。等到客人們開始要求妮拉朗誦詩作的時候，他便像往常一樣提前告退了。
直到那天晚上之前，這都是我最喜歡的節目。她開始朗誦的時候，我總能找到不必走遠的工作，站在那兒一動不動，側耳傾聽。妮拉的詩和我從小所知的大為不同。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樣，我們阿富汗人熱愛詩歌，就算最沒文化的人，也背得出哈菲茲、海亞姆或薩迪的詩篇。您還記得嗎，馬科斯先生？去年您跟我說過，您有多麼熱愛阿富汗人。我問您為什麼，您大笑著回答：因為就連你們的塗鴉藝術家，也把魯米往牆上噴。
可是，妮拉的詩違背了傳統。它們不遵從格律，表現的也不是常見的事物，比如樹啊，春天的花啊，夜鶯一類的鳥啊。妮拉寫的是愛情，而且這種愛情，也不是魯米或哈菲茲筆下那種蘇菲式的思慕，而是肉體上的愛。她寫情人們在枕邊私語，互相撫摸。她寫肉體上的享樂。我從來沒從女人嘴裡聽到過這樣的語言。我站在那兒，聽著妮拉略帶沙啞的聲音飄過走廊。我的眼睛合上了，耳朵燒得通紅，想像著她在讀給我聽，我倆才是詩中的情侶，直到有人要添茶，要吃煎蛋，才會打破這種迷醉的狀態，然後妮拉叫我的名字，我便趕快跑開。
那天晚上，她特意朗讀的詩讓我猝不及防。它寫的是村子裡一個男人和他妻子，正在哀悼他們死於寒冬的嬰兒。客人們好像非常喜歡這首詩，不停地點頭稱道，屋裡到處都能聽見讚賞的低語，當妮拉從紙上抬起頭的時候，他們熱情地鼓掌歡呼。我的感覺卻是驚愕與失望，因為我妹妹的不幸竟然成了來賓的娛樂。有種感覺在我心裡揮之不去：我遭到了難以說清，卻已傷人的背叛。
派對之後過了兩天，妮拉說她要去買一個新的手提包。瓦赫達提先生正在餐桌邊讀報紙，桌上是我給他做好的午餐，扁豆湯和馕。
“你需要什麼嗎，蘇萊曼？”妮拉問。
“不，阿齊茲，謝謝你。”他說。我很少聽到他用“阿齊茲”以外的字眼稱呼她，這個詞的意思是“心愛的”、“親愛的”，可是每次他這樣叫她的時候，這兩口子之間的距離都變得更加遙遠，每回它從瓦赫達提先生的嘴裡迸出來，原本用來表達愛意的這三個字，聽起來都是那樣生硬。
去商店的路上，妮拉說她要去接個朋友，然後告訴我去朋友家怎麼走。我把車停在馬路邊上，看著她走進街區，走向一幢亮粉色外牆的兩層樓房。一開始，我沒熄火，可是五分鐘過去了，妮拉還沒回來，我便關掉了引擎。我這麼做就對了，因為直到兩個鐘頭以後，我才看見她苗條的身影，悄悄地沿著人行道走回汽車。我拉開後門，她鑽進車裡的時候，我聞到她身上有另一種味道，潛藏在我熟悉的、她自己的香水下面，有點像雪松，好像還有一絲生薑味兒，我記得這味道，兩天前的那個晚上，我在派對上聞到過。
“我沒找到中意的。”妮拉坐在後座上，一邊重新塗著口紅，一邊說。
透過後視鏡，她看到了我臉上的不解，便放下口紅，從睫毛下盯著我。 “你拉我去了兩家商店，可我沒找到自己喜歡的包。”
她的目光在鏡子裡死盯住我的眼睛，停留了片刻，等待著。我明白了，我已經被拉進了一個秘密。她在考驗我的忠誠。她在要我做出選擇。
“我認為您應該去了三家商店。”我有氣無力地說道。
她撇撇嘴，笑了笑。 “Parfois je pense que tu es mon seul ami，納比。”
我瞇起了眼睛。
“意思是：'有時候我覺得你是我惟一的朋友。'”
她朝我燦爛地一笑，可這樣也沒法提振我下墜的心。
那天餘下的時間，我做家務的時候，速度只有正常的一半，平時的熱情也只剩下了一點。當晚，男人們又過來喝茶，有一位還給大夥唱了歌，可是歌聲也沒能讓我的心情好轉。我感覺戴綠帽子的人是我。我也相信，我終於脫離了她的控制。
可是第二天一早，我醒來的時候，它又出現了，再一次填滿了我的住處，從地板到頂棚，滲入四壁，浸潤著我的呼吸，如同潮氣。不管用啊，馬科斯先生。
我沒辦法告訴您，具體是在什麼時間，這個想法成了形。
也許是那個秋天的早晨，起了風，我在伺候妮拉喝茶，彎腰為她切下一片粗麥蛋糕，此時，放在窗台上的收音機裡說，1952年的冬天可能比前一年更為寒冷。也許是在此之前的那一天，我拉她去有亮粉色外牆的那幢房子，或者還要往前，那一次在車裡，她哭，我拉著她的手。
不管是哪一天，一旦我有了這個想法，就怎麼也抹不掉了。
馬科斯先生，我想告訴您，我那時絕對問心無愧，並且深信自己的提議是出於好心和真誠的目的。這樣做雖然會有一時的痛苦，但是從長遠來看，對大家都有好處。可我也有些不太光彩的，自私自利的動機。最主要的就是：我想給妮拉一件東西，一件其他男人，不管是她丈夫，還是粉色大宅的主人都給不了的東西。
我先跟薩布爾講了。要是為自己辯解的話，我一定會說，如果我認為薩布爾能接受我的錢，那麼我會很樂意把錢給他，而不是提出這個建議。我知道他需要錢，因為他跟我說過，他正在拼命找工作。我也可以從瓦赫達提先生那兒預支些工錢，借給薩布爾，幫他一家子挺過這個冬天。可是薩布爾像我的許多同胞一樣，總是受到自尊心的折磨。這種折磨既幼稚可笑，又難以動搖。他永遠都不會要我的錢。我本來一直給帕爾瓦娜匯款，可她一過門，薩布爾就不肯再接受這筆小錢了。他是男人，他要自己養家。後來他死就死在了這上面，還不到四十歲，他有一天出門，到巴格蘭附近一個地方，下地收甜菜，一下子就垮了。我聽說，他死的時候還拿著割甜菜的鐮刀，滿手的水泡，流著血。
我沒做過父親，因此沒辦法假裝自己懂得薩布爾做出那個決定時，經歷了怎樣痛苦的思索。瓦赫達提兩口子是怎麼商量的，我也不知情。我把這主意告訴妮拉的時候，只是要求她和瓦赫達提先生商量時，別說這是我的主意，而是她自己的想法。我知道瓦赫達提先生會反對。我從來沒在他身上瞧見一絲做父親的本能。說實在的，我曾經懷疑過，也許正是因為妮拉生不了孩子，才讓他下決心娶她。不管怎樣，我遠遠躲開了這兩口子之間的緊張氣氛。每當入夜，我躺下睡覺的時候，那一幕總是浮現在眼前：我告訴了妮拉，她抓起我兩手，淚水奪眶而出。她凝視著我，帶著感激，還有——我敢肯定——某種像愛一樣的東西。我只想到這是由於我給她的禮物，那些遠比我更有前途的男人都給不了她。我只想到，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給了她，給得那麼徹底，那麼快樂。我還想，還希望——這當然很愚蠢——從此以後，她不只把我看成僕人。
瓦赫達提先生終於鬆了口，我對此並不吃驚，妮拉是個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女人。我隨即通知了薩布爾，並且提出開車去沙德巴格接他和帕麗。可我到現在也沒完全理解，他為什麼寧願步行，送女兒到喀布爾來，又為什麼允許阿卜杜拉同行。也許他想和女兒多待哪怕一點點時間，也許他想通過旅途中的艱辛來贖罪，也許這只是出於薩布爾的自尊，不想和買走他女兒的人同車。不過最後，他們還是到了，他們仨，滿身風塵，按照事先的約定，等在清真寺前。我拉上他們，去瓦赫達提家的時候，盡力作出一副高高興興的樣子，這是替孩子們著想。對自己的命運，對很快就要拉開的可怕一幕，孩子們還渾然不覺。
這一幕我一直怕它出現，它偏偏還是出現了。馬科斯先生，我不想鉅細靡遺地回憶這一幕，可是這麼多年過去了，每當記憶重現，我仍然覺得格外揪心。怎麼能忘掉呢？那兩個無助的孩子是我帶去的，愛在他們身上表現得最單純，最無瑕，可我硬生生地把他們分開了。我永遠也忘不了那突如其來的感情重創。我抱著帕麗跑開的時候，她趴在我肩膀上，驚慌失措，小腳亂踢，尖聲叫著：阿波拉！阿波拉！阿卜杜拉也大叫妹妹的名字，拼命想掙脫父親的阻攔。妮拉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兩隻手摀住嘴，可能是怕自己也叫出聲來。這一幕至今讓我無法釋懷。這麼多年過去了，馬科斯先生，我仍然無法釋懷。
帕麗當時還不到四歲，雖然年紀不大，卻仍然需要重塑外力對她的影響。比如，人們告訴她，。要是她叫錯了，便會有人，包括我在內，和顏悅色地加以糾正，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她相信我倆之間再無親屬關係。我成了她的廚子納比，司機納比。妮拉成了，瓦赫達提先生成了。妮拉開始教她法語，她自己的母親就是說法語的。
瓦赫達提先生對帕麗的冷淡反應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然後，可能也出乎他本人意料，眼淚汪汪、憂心忡忡、思鄉切切的小帕麗便融化了他的心。很快，帕麗便加入了我們早晨的散步活動。瓦赫達提先生把她放進童車，我們散步的時候，他便推著她，在附近到處轉悠，要不然就坐到汽車方向盤後面，把她放到自己腿上，讓她按喇叭，而他笑瞇瞇的，不急也不躁。他雇了個木匠，讓他給帕麗打了一張有三個抽屜，帶腳輪的床，一個裝玩具的大楓木箱，還有一個小小的，矮矮的衣櫥。他把這些家具都放進帕麗的房間，那屋裡刷成了黃色，因為他發現這是她最喜歡的顏色。有一天，我瞅見他盤著腿坐在衣櫥前，帕麗待在他旁邊，看他用出色的技藝，往櫥門上畫長頸鹿和長尾巴猴子。這應該算是他深藏不露的內心得到了釋放，馬科斯先生，我跟您說，那麼多年了，我老是看他畫呀畫呀，可這還是頭一回，我親眼見到他的作品。
帕麗的出現還有一個作用：她讓瓦赫達提全家上下，第一次有了正常家庭的感覺。對帕麗的感情將妮拉和丈夫拴在了一起，現在他們頓頓在一起吃飯了。他們帶著帕麗一起散步，去附近的公園，相挨著，心滿意足地坐在長椅上，看著她玩。到了晚上，我收拾完餐桌，給他們上茶的時候，經常發現不是他，就是她，正在給帕麗讀童話書，讓孩子斜倚在他倆腿上。每過去一天，帕麗就多忘記一點，忘記她過去在沙德巴格的生活，還有那裡的人們。
我沒有料到，帕麗的到來也造成了另一種結果：我退到了後台。馬科斯先生，請別對我過於苛求，別忘了那時我還是個年輕人，但是我承認，我也有過希望，有過和許多年輕人一樣的蠢行。我終究只是妮拉做母親的工具。我發現了她不快樂的病根，給了她一劑解藥。那麼我有沒有想過我們會成為情人呢？我想說的是，馬科斯先生，我還沒蠢到那個地步，但這倒也不完全是異想天開。我想，實際上我們都在等待，我們倆，面對種種無法逾越的障礙，等待著某個奇蹟的降臨。
我沒有預見到自己會逐漸隱身。此時，妮拉的時間都用在帕麗身上了。上課，遊戲，小睡，散步，繼續做遊戲。我們每天的聊天被撇到了一邊。要是她倆正在搭積木，或是玩拼圖，那麼妮拉幾乎注意不到我給她端去了咖啡，也不知道我躡手躡腳地退出了房間。我們講話的時候，她好像心有旁屬，總想長話短說，早早收場。在車裡，她的表情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因此，儘管很不光彩，可我還是要承認，我對外甥女產生了一絲怨恨。
瓦赫達提夫婦和帕麗一家有言在先，不准他們登門，也不允許和她有任何联系。帕麗搬來與瓦赫達提夫婦共同生活之後不久，我有一天開車去了沙德巴格。去的時候，我帶了些小禮物，給阿卜杜拉和我妹妹的小兒子伊克巴爾，那時他已經開始學著走路了。
薩布爾直截了當地說：“禮物你已經送了，現在你該走了。”
我對他說，我不明白他為什麼對我如此冷淡，如此粗魯。
“你當然明白。”他說，“以後也別再強迫自己過來看我們了。”
他說得對，我確實明白。我們之間已經有了隔閡。我的登門拜訪已經變得尷尬，緊張，甚至會導致一觸即發的爭吵。此時坐下來一塊喝個茶，聊聊天氣或這一年葡萄的收成，已經十分彆扭。我們假裝一切如常，薩布爾和我，可是一切都不一樣了。不管有什麼理由，說到底，都是我害得他家庭破碎。薩布爾不想再看見我，我也明白。我停止了每月一次的探望。我再也沒有見過他們。
那是1955年初春的一天，馬科斯先生，在這房子裡，我們所有人的生活都永遠地改變了。我記得那天下著雨。不是那種煩人的、逗得青蛙亂叫的雨，而是一種磨磨嘰嘰的毛毛雨，整個上午下了又停，停了又下。我之所以記得住，是因為園丁扎希德在那兒，一副懶洋洋的老樣子，倚著耙子嚷嚷：就衝這破天氣，天怎麼還配叫天。我正要回自己的窩棚，不想听他胡說八道，就在這個時候，我聽到大房里傳出妮拉的尖叫，她在叫我的名字。
我衝過後園，跑向大屋。她的聲音出自樓上，出自主臥室的方向。
我看見妮拉躲在角落裡，背靠著牆，一隻手摀在嘴上。 “他出事了。”她說，手卻沒有從嘴上拿開。
瓦赫達提先生穿著白汗衫，坐在床上，喉嚨裡發出奇怪的聲音，臉上沒了血色，歪扭著，頭髮亂蓬蓬的。他不停地想抬起右臂，卻怎麼也抬不起來。我還驚恐地看到，一條哈喇子正順著他的嘴角往下流。
“納比！快想想辦法！”
帕麗當時六歲了，現在也進了房間。她撲到瓦赫達提先生身邊，扯住他的汗衫。 “爸爸？爸爸？”他低頭看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一張一合。帕麗尖叫起來。
我一把抱起她，把她遞給妮拉。我告訴妮拉帶上孩子去別的房間，因為我知道，說什麼也別讓孩子看見她父親這種樣子。妮拉眨了眨眼，好像才回過神來，看看我，再看看帕麗，這才伸手接過她。她不停地問我，她丈夫出什麼事了。她不停地讓我快想辦法。
我從窗口把扎希德叫上來，至少這一回，這個一無是處的蠢貨證明了自己還有點兒用處。他幫我給瓦赫達提先生套上睡褲。我們把他從床上抱起來，抬下樓，塞進汽車的後座。妮拉也爬進來，坐到他旁邊。我吩咐扎希德留在家裡，照看帕麗。他剛說了半個不字，我就揍他，鉚足了勁兒，一巴掌抽在他太陽穴上。我對他說，他就是頭驢，我吩咐他幹啥，他就得乾啥。
說完，我便把車倒出車道，猛給了一腳油，開跑了。
整整過了兩個禮拜，我們才把瓦赫達提先生接回家。混亂接踵而至。親戚們成群結隊地登門造訪。我幾乎一刻不停地沏茶，做飯，伺候這個大爺，那個大姨，上了年紀的姑奶奶。從早到晚，大門的門鈴響個不停，人們湧進家裡，在客廳的大理石地板上咔咔地踩來踩去，在走廊裡嗡嗡地交頭接耳。大部分都是我沒在家裡見過的人，我知道他們只是過來點個卯，更多的是要向瓦赫達提先生的母親表示問候，而不是來看望那位總也不照面的病人，他們和他之間的親情實在少得可憐。母親大人當然也來了，謝天謝地，沒帶那兩條狗。她衝進家裡，一手拿一條手帕，用來擦紅腫的眼睛和湯湯水水的鼻子。她一屁股坐到兒子床頭，就開始哭。不僅如此，她還穿了一身黑，真叫我脊背發涼，就好像她兒子已經死了一樣。
不過這麼說也對，他真像是死了。至少是回到了從前的老樣子。現在，他有半張臉成了僵死的面具，兩條腿幾乎完全不聽使喚，左胳膊還能活動，但是右邊那條只剩下了骨頭和鬆垮垮的肉。他講起話來，只是一串嘶啞的咕嚕和呻吟，誰也沒法聽出個所以然。
大夫告訴我們，瓦赫達提先生還是能感受到各種情感的，在這方面，他和中風前一樣，他也能很好地理解事物，但是他不能，至少暫時做不到，就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做出反應。
然而這不完全是事實。其實只過了一個來禮拜，他對來訪者的感受，包括對他母親的態度，就表露得相當清楚了。即使病到這個分上，他也不改孤獨者的本性。他不需要他們的憐憫，不需要他們愁眉苦臉的表情，更不要他們絕望地搖著頭，把他當成慘絕人寰的奇景。他們一走進他的房間，他就揮起能動的左手，做出憤怒的，往外轟人的動作。他們和他說話，他就把臉扭過去。如果他們坐到他身邊，他就撓床單，哼哼著，拿拳頭捶自己的屁股，直到人家離開。和帕麗在一起的時候，他的封閉程度絲毫不減，只是溫和了許多。她帶著玩具過來，在他床頭玩，這時他便仰望著我，滿臉懇求的神色，眼中含著淚，下巴顫抖著，直到我把帕麗領出房間。他不打算和孩子講什麼，因為他知道自己一開口，就會讓她傷心。
訪客大撤退讓妮拉鬆了口氣。當初人們把家裡擠得水洩不通，妮拉便和帕麗一起躲到樓上，躲進孩子的臥室，她婆婆對此極為反感，她肯定希望——說實在的，誰會怪她呢？ ——妮拉守在兒子身邊，就算不為別的，至少做個樣子也行。當然了，妮拉才不在乎什麼樣子不樣子的，也不管人家怎麼議論她。閒話可多了。 “這算什麼媳婦啊？”我聽見婆婆不止一次這樣大聲嚷嚷。她對所有肯聽的人數落妮拉的不是，說她狠心，說她良心被狗吃了。丈夫現在需要她，可她又在哪兒呢？丟下這麼忠誠有愛的丈夫不管，這算什麼媳婦啊？
當然，老太婆有些話說得一點兒都沒錯。實際上，人家總是看見我守在瓦赫達提先生的床頭，我餵他吃藥，有人進屋，也是我迎來送往。大夫總是找我談話，因此大夥也老是找我，而不是妮拉，打聽瓦赫達提先生的病情。
瓦赫達提先生轟走了來訪者，減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