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叢林簡易機場的夜晚，天上沒有星星，也不見一絲月光，只有非洲西部的黑暗，像溫暖而潮潤的天鵝絨一樣包裹著一群七零八落的士兵。雲層幾乎壓到了伊洛何樹的樹梢。等待中的士兵祈求雲層再停留得久一些，好遮住他們免受轟炸。
在機場跑道的盡頭，一架被打壞的老式DC-4飛機發出咳嗽般的聲音，左折右轉，摸索著向那些棕櫚樹葉鋪成的茅屋滑去。跑道指示燈引著它悄悄降落，那些指示燈為最後一次降落只亮了最後的15秒鐘。
一架聯邦的米格-17夜間戰鬥機呻吟著穿過夜空向西飛去。這架飛機可能是一個東德飛行員駕駛的；在過去的三個月裡，東德派了六個飛行員來代替害怕在夜間飛行的埃及人。它在雲層之上，從地面上是看不見的，就像機上的駕駛員也看不見地面的跑道一樣。它正在搜尋閃爍的著陸指示燈，可是指示燈滅了。
滑行著的DC-4上的駕駛員是無法聽到他頭頂上噴氣機的嗚嗚聲的，他打開機燈，想看看自己正往哪兒滑行。這時，黑暗中一個沒精打采的聲音喊道：“關上燈！”當駕駛員確定了自己的方位後，就熄滅了機燈，那架在他頭頂上的戰鬥機離它有幾英里遠。南邊傳來一陣大砲的隆隆聲，前線的士兵終於潰敗下來，因為他們彈盡糧絕已經兩個月了，都紛紛扔下槍砲，跑進能躲藏的叢林中去。
停機坪上，一架“超級星座”運輸機已經降落在那兒，DC-4的駕駛員把飛機停在離它20碼遠的地方，關上發動機，爬出機艙，走上機坪的水泥地。一個非洲人向他跑了過去，他們輕聲地談著。兩人穿過黑暗，向一群士兵走去，那群土兵黑乎乎的一團，正背對著那片黑暗的棕櫚林。當他們從機坪向士兵們走近時，那些士兵還一直三三兩兩的，等到那個駕駛DC-4的白人和一個士兵面對面地站著，他們才圍了上來。那個白人沒有見過這個士兵，卻知道有這麼個人，甚至在黑暗裡，僅藉著幾支香煙暗淡的微光，也能辨認出他想見而終於見著了的這個人。
那個駕駛員沒有戴軍帽，因此沒有行軍禮，而只微微頷首。以前他從未像這樣對一個黑人點過頭，他也無法解釋這是為什麼。
“我是范·克里夫上尉。”他操著帶南非白人口音的英語說。
那個非洲人點頭答禮，點頭時一簇濃密的黑鬍子刷著條紋偽裝的軍服前胸。
“在這樣的夜裡飛行很危險，範·克里夫上尉，”他冷淡地說，“再運給養來可有點兒遲啦。”
他的聲音低沉而緩慢，說話的腔調與其說像一個非洲人，倒不如說更像他曾經當過的英國公學的學生。範·克里夫覺得很不舒服，就像他許多次從海岸起飛穿過雲層飛行時那樣，心裡總是自問幹嘛要上這兒來。
“我不是運給養來的，先生。再也不運了。”
這一下又破了先例，因為他曾經發誓不喊這個人“先生”的，也不對任何一個“卡菲爾”人稱先生。不過，他在利伯維爾④一家飯店酒吧里遇見的僱傭兵說得對，眼前的這個非洲人是不同尋常的。
“那你來幹嗎？”那個非洲將軍輕聲地問，“也許是為了孩子？這兒的修女們想讓一些孩子坐飛機到安全地區去，可是慈善機關的飛機今晚不會再來了。”
範·克里夫搖了搖頭，他感到誰也不會看到他的動作。他覺得有些尷尬，幸虧黑暗遮掩了他的窘態。他四周的衛兵們捏緊了衝鋒槍，眼睛都盯住他。
“不，我是來搭你走的，如果你想要離開的話。”
沉默了好一會兒。克里夫能感到這個非洲人透過黑暗正凝視著自己，當旁邊的人偶爾揚起香煙時，他看到對方一瞥時露出的眼白。
“我懂了，今晚是你的政府命令你上這兒來的？”
“不，”範·克里夫說，“是我自個兒的主意。”
又是長時間的沉默。那個滿面鬍子的腦袋，離著克里夫幾英尺向他點著頭，可能表示理解，也可能表示迷惑。
“我非常感謝，”那聲音說，“這一定是十足的旅行了。其實我有自己的交通工具，'超級星座'運輸機，我希望這架飛機能帶我離開這兒去流亡。”
範·克里夫覺得鬆了口氣。但他心中無底，如果由他陪著一個非洲將軍飛回利伯維爾，會產生什麼政治影響。
“我等著你離開地面飛走。”他說，又點了點頭。他想伸出手去握對方的手，卻不知道該不該這樣做。他並不知道此時這個非洲將軍也和他一樣發窘。於是他轉過身，向自己的飛機走去。
他走了以後，這群黑人士兵又沉默了一會兒。
“幹嘛一個南非人，一個南非的白人要幹這樣的事呢？”其中一位閣員問那個將軍。當這群士兵的頭兒微微一笑時，他的牙齒閃著光。
“我想咱們是弄不明白的。”他說。
離停機坪遠一點的地方，也是在一叢棕櫚樹的遮蔽之下，有五個人坐在“流浪者牌”汽車裡，瞅著那個朦朧的人影從樹叢向DC-4飛機走去。五個人都不停地抽著煙。
“那一定是南非的飛機。”他們中的頭兒說，然後轉向身後蜷縮在汽車裡的一個白人說：“詹尼，去問問那個機長，能不能給咱們留個空兒。”
一個精瘦得像麻杆兒似的高個子男人從汽車後座下了車。和別的人一樣，他從頭到腳也穿著以綠色為主的叢林偽裝軍服，其上有棕色條紋。腳上穿著士兵穿的長統靴，褲管塞在靴子裡，褲帶上掛著一個水壺和一柄長獵刀，一支FAL卡賓槍和三盤子彈夾背在肩上，子彈夾裡都是空的。當他繞到汽車前面時，那個頭兒又把他喊住了。
“把卡賓槍留下，”他說，伸出一條胳膊去接槍，“詹尼，辦利索點，嗯？因為咱們要是不坐那架破飛機離開這兒，過幾天就會被砍死的。”
那個名叫詹尼的人點點頭，扶正了頭上的貝雷帽，從容地向DC-4走去。範·克里夫甚至沒有聽見身後有膠底鞋走來的聲音。
“你好，先生。”
範·克里夫聽見這南非的荷蘭語，尋聲轉過身子，注意到了身後那個人的外形和高矮。甚至在黑暗中他也能看出那人左肩上的標記——黑白兩色的骷髏圖形。他小心翼翼地點點頭。
“你好，你是南非人？”
高個子男人點點頭。
“我叫詹尼·杜普里。”說著他伸出了手。
“我叫柯巴斯·範·克里夫。”飛行員說，和他握了握手。
“你上哪兒？”
“到利伯維爾。他們一上飛機我就走了。你呢？”
詹尼·杜普里露齒一笑。
“我有點兒難處，我和我的伙伴們有點兒難處。要是聯邦分子們發現了我們，我們就非被砍死不可。你能幫助我們離開這兒嗎？”
“你們有多少人？”範·克里夫問。
“總共五個。”
範·克里夫雖然是個空軍的僱傭兵，可對方也是個僱傭兵，因此毫不猶豫就同意了。亡命之徒有時是聲氣相通的。
“好吧，上飛機。不過要快。那架'康尼'一離開我們就起飛。”
詹尼點頭道謝，緩緩走回“流浪者”牌汽車，另外四個白人在車身周圍站成了一圈。
“好啦，不過咱們現在就得上飛機。”那個南非人說。
“好，把武器扔在後面，咱們去。”頭兒說道。於是，步槍和子彈夾都被乒乒乓乓地扔進了汽車後座裡。頭兒向坐在方向盤前的佩戴著少尉軍銜領章的黑人軍官彎過身去。
“再見啦，帕特里克，”他說，“恐怕現在就算結束了。把車開走，丟下它。埋好槍支，在埋的地方做上記號。脫下你的軍服，到叢林裡去，懂嗎？”
這個少尉一年以前還是個才應徵入伍的小兵，他是憑著作戰能力，而不是平步青雲坐吃俸祿被提升的。他憂鬱地點點頭，接受了指示。
“再見，先生。”
四個僱傭兵一起說了聲再見，就向DC-4走去。
那個頭兒正要尾隨他們一起走，兩個修女焦急不安地從停機坪後面幽暗的叢林出來，向他走去。
“少校！”
僱傭兵回過頭來，認出了走在頭里的修女。他第一次遇見她是在幾個月前，那會兒這地區的仗打得很激烈，她主管一家醫院，而他當時被迫把整個醫院都撤走了。
“是瑪麗·約瑟夫姐姐？你在這兒乾嗎？”
年長的愛爾蘭修女拽住他那污穢的上裝袖子，急切地說開了。他點了點頭。
“我盡力而為，我能做的還不止這些。”等她說完了他說。
他穿過停機坪向站在DC-4機翼下的南非飛行員走去，旁觀者看得見這兩個僱傭兵商量了幾分鐘。說完後，那個穿軍服的人又返身向等候著的兩個修女走去。
“他說行，不過你們要快，姐姐。他想盡快把飛機開走。”
“上帝保佑你。”穿白色修女衣的說，並且對她的同伴連忙吩咐幾句。那同伴向機尾跑去，開始登上通往艙門的短梯。年長的修女匆匆地跑回停機坪後一片棕櫚樹林的黑暗中，從那兒很快出現一排男人，每一個的手臂裡都抱著一包東西。走到了DC-4，他們就把那些包遞給守候在最高一級舷梯上的那個修女。她身後的副駕駛看見她把第一批的三個包一個靠一個地沿機身開始平放成排，便急急地去幫忙，接過從機尾下伸過來的那些手裡的包，傳到艙內去。
“上帝保佑你。”愛爾蘭女人悄聲說。從一個包裡流出的幾盎司綠色的排泄物粘到了副駕駛的袖子上。
“他媽的。”他罵道，可還是不停地干著。
僱傭兵的頭兒一個人留在那兒，向“超級星座”瞥了一眼。一隊難民，主要是戰敗者頭兒們的親屬，正爬上機後的舷梯。藉著從艙門裡散射出來的朦朧的光，他看見了他想見的人。當他向飛機走近時，那個人正要上梯子，而別的被指定留下來躲進叢林的人正等著抽走梯子。其中一個對那個正要上飛機的人喊道：“先生，香農少校來了。”
當香農走近時，那個將軍轉過身來，甚至此時此刻他仍佯裝笑臉。
“香農，你也想上來嗎？”
香農走到他跟前，敬了個禮。那個將軍也舉手答和。
“不是的，謝謝，先生，到利伯維爾我們有別的交通工具。我只是想說聲再見。”
“是呀，仗打得夠長的。如今算是打完啦。恐怕是打完了，無論如何幾年內是不打了。我很難相信我的人民會永遠被奴役下去。順便問一句，你和你的同事根據合同拿到錢了嗎？”
“拿到了，謝謝您，先生。我們都是才拿到的。”那個僱傭兵回答。這個非洲將軍憂鬱地點點頭。
“好吧，那麼再見了。你已經盡力而為了，謝謝你。”
他伸出手去，兩人握了握手。
“先生，還有一件事，”香農說，“我和我的伙伴坐在吉普車裡商議過了，如果什麼時候有……哪，如果您需要我們，只要打個招呼，我們都會來的。您只要招呼一下。我的伙伴們希望您明白這一點。”
將軍盯著他看了一會兒。
“今天夜裡可實在叫人吃驚，”他慢悠悠地說，“也許你還不知道哩，今天夜裡我的高級顧問和所有有錢的人都穿過火線巴結敵人去了。一個月內其餘的人大多也會學著這麼幹。謝謝你出了力，香農先生，我會記住的。再見了，祝你幸運。”
他轉過身去，走上梯子，向“超級星座”燈光昏暗的機艙內走去，這時，恰好四個發動機裡的第一個發動起來了。香農往後退了一步，向那個曾僱他服務一年半的人最後敬了個禮。
“祝您幸運，”他說，一半是對著自己說的，“您需要運氣。”
然後他返身向等候著的DC-4走去。
艙門關上了，發動機轉動起來，範·克里夫坐在這架停在機坪上的飛機裡等著。這時，他透過黑暗望見機頭衝下的“超級星座”轟隆隆地滑上跑道，從他眼前經過，終於飛了起來。兩架飛機上都沒有一點兒燈光，可是這個南非白人從道格拉斯式的飛機駕駛艙裡能分辨出“超級星座”的三個直尾翅。那架飛機突然消失在棕櫚樹林上空，向南飛去，進入迎來的雲層。這時，他才把載著一片哭泣嗚咽聲的DC-4慢慢滑向前方的起飛點。
當範·克里夫命令副駕駛打開機艙燈時，這架飛機已經飛了將近一個小時了。在這一個小時裡，飛機從一個雲堆躲進另一個雲堆，時而飛出藏身的雲堆，時而又迅速穿過低垂的高層雲，找到另一個更稠密的雲堆躲起來。它總是尋找雲堆藏身，不讓盤旋著的米格飛機在月光皎潔的夜裡發現自己。而當範·克里夫知道自己的飛機已經在海灣上空飛出很遠，機尾後的海岸離著它已有不少路了，他這才准許打開機燈。
機燈的燈光在他身後照出了一副不可思議的景象，這種景象彷彿是多雷的一幅基調比較陰鬱的畫。機艙的地上鋪著濕漬漬。污穢難聞的毯子。一個小時以前，這些毯子是用來裹那些包的。那些包裡是40個小孩，他們畏縮著，一個個形容枯槁，由於營養不良都脫了形，在機艙兩側一排排地扭動著身子。蹲著的瑪麗·約瑟夫修女從艙門邊站起身，開始在這些挨餓的孩子群裡走來走去。那些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前額上都貼上了一塊膠布，正好在頭髮下面一點。由於貧血，頭髮早就變成赭色了。膠布上都用圓珠筆給利伯維爾城外的孤兒院寫清了有關情況，如果身份不明的話，就寫一個姓名和號碼。他們不給戰敗者記載身份。
機艙後部，那五名僱傭兵在燈光下眨著眼睛，向他們同行的乘客瞥了一眼。以前他們也見過這種情景，在過去的幾個月裡，他們見過多次了。每一個僱傭兵都覺得有些噁心，不過誰也沒有表現出來。什麼事最終都是會適應的。在剛果、也門、加丹加和蘇丹，他們總是見到這樣的一副情景，也總是見到這樣的孩子們，並且對這種情景也總是無可奈何。這會兒他們思索著，掏出香煙抽了起來。
機艙的燈光使他們從昨晚日落後第一次互相看個清楚。他們的軍服汗跡斑斑，沾上了紅土，面孔疲勞得拉長了。僱傭兵的頭兒背靠廁所的門坐著，伸直了腿，面對著駕駛艙的機身。卡洛·艾爾弗雷德·托馬斯·香農，今年33歲，他的淡黃色頭髮剪成參差不齊的平頭。在熱帶，頭髮剪得很短是非常舒服的，因為這樣汗比較容易散發出來，而蟲子又不會跑進去。他的渾名叫“貓兒”香農，這是因為他的姓名打頭的幾個字母是“CAT”（貓）。他出生在北愛爾蘭阿爾斯特省的蒂龍郡。父親送他到英國的一所大學預科里去受過教育，所以他就不再有北愛爾蘭的鄉音了。在皇家海軍陸戰隊裡待了五年之後，他離開了軍隊，想過平民的生活。六年以前，他替一家倫敦貿易公司的烏干達分公司工作。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他悄悄合上分類賬本，坐進“流浪者”牌汽車，向西開往剛果邊界。一個星期以後他簽了合同，在斯坦利維爾的邁克·霍爾的第五突擊隊當上了一名僱傭兵。
他目睹霍爾離任而由約翰·彼得斯接替。和彼得斯吵翻以後，他被迫北去，加入了在保利斯的德納特的軍隊。兩年後他參加了斯坦利維爾的一場兵變。在法國人撤到羅得西亞後，他頭部負傷，加入了比利時種植園主的殖民者僱傭軍布萊克·雅克·施拉姆的部隊。他長途行軍到過布卡武，又從那兒到了基加利。被紅十字會遣返回國後，他又很快志願去打另一場非洲戰爭，終於領導起自己的一個營。然而，他去得太晚以致吃了敗仗，他總是去得太晚才吃了敗仗的。
離他最近坐著的是大個子詹尼·杜普里，無可爭辯是讚比夕北部最出色的一名迫擊砲手。杜普里今年28歲，出生在南非開普省的帕爾，是個窮困的雨格諾血統之家的兒子，他的祖先由於馬贊林的憤怒，在法國宗教自由破滅之後逃亡到好望角來的。他的一張瘦削的臉上高聳著鷹鉤鼻，鼻下是兩片薄嘴唇。他看上去比往常顯得更加形容枯槁了。由於精疲力盡，他的兩頰上起了深深的皺紋，淡藍色眼珠上的眼皮低垂著，茶色的眉毛和頭髮被塵土弄髒了。他低頭瞥了一眼躺在機艙通道裡的孩子，對占有財富和享受特權的世界咕噥了一句“Bliksems”（這些雜種）：他自己對世上的艱難也負有責任。這時他極力想睡著。
坐在他身邊的是手足伸開的馬克·弗拉明克。別人喚他小馬克，其實倒是因為他是個大塊頭。他是從比利時奧斯坦德來的佛蘭芒人，身高6.3英尺，穿上衣服他有250磅，有些人以為他很胖，其實不然。奧斯坦德的警方對他很怵惕，大部分老百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都很怕他。不過，那個城市的玻璃工和木匠倒挺欣賞他，因為他給他們找了活兒。他們說，你能認出小馬克打鬧過的酒吧，那兒需要幾個工匠去修復。
他是個孤兒，在一個神父經辦的孤兒院里長大。那兒的神父盡量給這個長得過大的孩子灌輸對尊長畢恭畢敬的思想，由於教誨重複得太多，馬克竟至失去了耐心，在13歲那年就一拳把一個拄杖的神父打倒在石板地上。
自此以後，他就一連進了幾個少年罪犯管教所，然後又被送入少年罪犯教養院，在青少年罪犯監獄也曾被關押過一次。而當他應徵加入傘兵時，社會上才幾乎鬆了一口氣。那時，斯坦利維爾的西姆巴族土人的酋長克里斯托弗·格本耶威脅僱傭兵要把他們在大廣場里活活烤死。於是勞倫特上校就和500名傘兵一起空降到那兒去救那些僱傭兵，馬克就是其中的一名傘兵。
在襲擊機場的40分鐘裡，小馬克找到了他一生的職業。一個星期以後，他開了小差，為了逃避被送回比利時的兵營，加入了僱傭兵。除了拳頭大，肩膀寬，這時的小馬克已經成了使用火箭筒的極其能幹的僱傭兵了。他喜歡使用這種武器，擺弄起來就和一個孩子擺弄玩具手槍那樣輕鬆自在。
在逃出飛地到利伯維爾去的這個夜裡，他才滿30歲。
這個倚著艙壁坐的比利時人對面是讓·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此刻正習慣地在乾著什麼來打發等候的時光。他矮小、敦實、精瘦，皮膚呈橄欖色。他是個科西嘉人，在卡爾維出生長大。 18歲那年他在法國應徵人伍去打仗，是參加阿爾及利亞戰爭時10萬法國軍隊中的一員。過了18個月他就中途被編入正規部隊，然後就轉入第10殖民地傘兵部隊，這些頭戴令人敬畏的紅色貝雷帽的傘兵是由馬素將軍率領的，被人稱作“Les paras”（法語“傘兵”）。他21歲時出現了危機，一些職業法國殖民軍為了永恆的法屬阿爾及利亞事業重整旗鼓，當時這是由OAS組織來體現的。朗加拉蒂是和OAS組織一起去的，後來OAS組織逃亡了，在1961年4月的暴動失敗後，又轉入了地下。三年後他在法國被捕，那時他用了一個化名。他坐了四年牢，在巴黎桑戴第一監獄的黑暗、終日不見陽光的單人牢房裡苦度光陰，後來轉到圖爾，最後到了雷島。他是個桀騖不馴的犯人，有兩個看守，死前一直帶著被他襲擊後留下的傷痕就可證實這一點。
由於襲擊看守，他多次被打得半死，直到刑滿沒有被減過刑。 1968年出獄後，他只怕一件事，那就是被關在窄小的空間裡，關在牢裡，或者洞穴裡。他早就發誓不再回去坐牢，即使在獄外丟了命也不去，萬一重新被抓回去也要殺半打人才算夠本。釋放三個月後，他自費到了非洲，決心參戰，加入了香農的隊伍當上一名職業僱傭兵。到這個逃亡的夜裡，他31歲。自從出獄以後，他不停地練習他的一種武器，這種武器自他還是科西嘉的一個孩子時就開始學會使用了，他也因為這種武器在阿爾及爾的背巷小街里出了名。這種武器是一根寬皮帶，和舊時剃頭匠磨剃刀的皮條一模一樣，揀合適的地方釘上兩個鎖釘。他把皮帶纏在左手腕上。閒逛時他就帶上它，把沒有鎖釘的一面纏在左手腕上。這時，他在消磨去利伯維爾的時光，左手上纏著那根皮帶，右手握著一把匕首。這把匕首6英寸寬，一刀就能刺入骨頭。他使用這個武器動作相當快，匕首藏在袖套裡，對手還沒有醒悟過來就已經死於刀卞了。他在拉緊的磨刀皮條上來回磨著匕首，不斷發出霍霍的有節奏的聲音，匕首越磨越快。這個動作使他的情緒安定，也使別的人心煩，不過他們從不發怨言。熟悉他的人也從不和這個小個子拌嘴，因為他總是那麼輕聲輕氣，不然就是面帶那種苦巴巴的似笑非笑的神情。
坐在朗加拉蒂和香農中間的是這幾個人中年紀最大的，他是個德國人，名叫庫爾特·塞姆勒，今年40歲。在回到那個飛地的初期，正是他設計了用骷髏作標記，佩戴在僱傭兵和他們的非洲受訓者的肩上；也正是他曾經用木樁圈出一道前線，每個木樁上掛一個頭天被擊斃的聯邦士兵的腦袋，以此闢出一個5英里的扇形防區來抵禦聯邦分子。打這以後一個月，他所在的防區是最安靜的。他生於1930年，長在德國，經歷過希特勒時代。父親是慕尼黑的一名工程師，後來和托特一起死在俄國前線。 15歲那年，塞姆勒作為一個狂熱的希特勒青年團的畢業生，當然也像那些經過希特勒統治差不多12年的德國青年一樣，他領導一個小部隊，由比自己年幼的青年和年逾七旬的老人組成。他的任務是阻止喬治·巴頓將軍的坦克縱隊，而他的武器是一支反坦克火箭筒和三支馬槍。毫不奇怪，他失敗了，因而整個青年時期他是在他所痛恨的美軍佔領下的巴伐利亞度過的。他也很少有工夫去侍奉母親。他的母親是一個宗教狂，一心想讓兒子成為一個神父。 17歲那年他離家逃亡，穿過斯特拉斯堡的法國邊界，在斯特拉斯堡的徵兵站簽約受僱加入法國外籍軍團，這個徵兵站是專門招收逃亡的德國人和比利時人的。一年之後，他在阿爾及利亞的西迪貝勒阿巴斯隨同遠征軍到印度支那。他在那兒待了8年，後來到了奠邊府，由於在現港時外科醫生給他切除了一葉肺，所以他很幸運未能看到在河內大敗的恥辱就飛回了法國。他養好了傷，1958年他又被派往阿爾及利亞，成了法國殖民軍第一外籍傘兵團裡的一名頂好的中士。這個傘兵團在印度支那曾兩次全軍覆滅，那時先是一個營的編制，後來發展成一個團，他是活下來的少數人之一。他只崇敬兩個人，一個是羅傑·福爾奎斯上校，曾經在初期的外籍傘兵連里待過，後來一連人馬全軍覆滅；另一個是勒·布拉斯司令，也是一個老資格的軍人，如今執掌加蓬共和國的保密局，替法國維護那個國家的安全。此外，連曾經領導過他的馬克·羅丁上校，在OAS組織最終潰敗時也失去了他的尊敬。
塞姆勒在第一外籍傘兵團時，這個團的每個人都參加了在阿爾及利亞的阿爾及爾的暴動。後來，這個團被夏爾·戴高樂永久解散了。他一直跟隨法國軍官，服從他們的領導。 1962年9月、阿爾及利亞宣布獨立後，他在法國馬賽被捕了。他在牢裡服了兩年刑。由於他有四排戰鬥勳章的緩帶，使他不致遭到更慘的結局。 1964年，他20年來第一次過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帶著自己的打算去和以前在獄中同牢房的難友碰頭，準備和他一起在地中海地區進行走私。三年裡，不算有一年他被送進意大利監獄，他從地中海這一頭到那一頭經營過酒類、黃金，偶爾是武器走私。後來，他終於在香煙走私中發了財。不料，這時他的合夥人既欺騙了買家，也欺騙了賣主，卻把責任推給塞姆勒，並且卷包逃走。因為有許多找他算賬的人，所以他只好渡海到西班牙，又坐了一連串的汽車到達里斯本，一走了之。到那兒以後，他和一個軍火商朋友掛上鉤，就投身到他在報紙上讀到的非洲戰爭中去了。香農把他當做可操勝券的賭注接納了他。塞姆勒憑著打過16年的仗，比他們所有的人在叢林戰上都有經驗。現在，他在飛往利伯維爾的途中睡著了。
當DC-4開始飛近機場的時候，離天亮還有兩個鐘頭。在孩子們的嗚嗚啼哭聲裡，人們還能辨出另一種聲音，這是一個男人吹口哨的聲音。香農在吹口哨。他的同伴知道，快要打仗前，或者打完了仗，他都要吹口哨。他們也知道他吹的那個曲調的名字，因為他曾經告訴過他們。那個曲調叫犧班牙的哈萊姆》。
在範·克里夫和地面控制站通話時，DC-4在利伯維爾機場上空盤旋了兩圈。這架老式運輸機左右顛簸著在一條跑道的終點降落了。這時，一輛坐著兩名法國軍官的軍用吉普車在飛機的機頭前突然拐彎，車上的軍官向范·克里夫招手，讓飛機跟隨他們沿著滑行道滑行。
他們把DC-4從機場主樓帶往機場的另一頭，那兒有一些小屋，隨後指示飛機就在那兒停下，但讓發動機繼續轉動著。幾秒鐘後，一個梯子架在機尾，副駕駛從艙內出來，使勁拉開了門。一頂法國軍帽伸了進去，巡視了一下機艙，軍帽底下的鼻子因艙內難聞的氣味而皺了起來。那個法國軍官的眼光停落在五名僱傭兵身上。他向他們招手，讓他們跟隨他上停機坪。當他們踏上陸地時，那個軍官對副駕駛做個手勢關上門，旋即，DC-4又向前左右顛簸著繞著機場開往機場主樓。一隊法國紅十字會的醫生護士正在那兒等候接收飛機上的孩子們，好把他們帶往兒童醫院。當飛機搖搖擺擺地經過五個僱傭兵身邊時，他們一齊向站在艙板上的範·克里夫揮手致謝，隨後轉身尾隨那個法國軍官走了。
他們必須在那些小屋裡等上一個小時。他們不安地坐在直背的木頭椅子上，這時，幾個年輕的法國軍人從門縫裡窺視他們，看一眼那幾個“Lesaffreux”——他們用這個法國俚語來稱呼那些形容可怕的人。僱傭兵們終於聽到一輛吉普車發出長而尖的聲音在門外停住了，接著是在過道上立正的劈劈啪啪的腳步聲。最後門打開了，進來的是一個曬得烏黑、面容冷酷的高級軍官，身穿熱帶的淺黃褐色軍服，頭戴頂上綴著金鑲邊的法國軍帽。香農留神到他那雙睿智的、飛快瞥來的眼睛，軍帽下的鐵灰色的頭髮剪得很短，傘兵的翼形徽章別在胸口五排勳章綬帶上。塞姆勒一見就迅速立正，站得筆直，下巴朝上，五指也筆直地放在褲子褲線的地方。香農不需要別人告訴他來者是誰，因為來的正是傳奇式的勒·布拉斯。
這位身經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戰爭的老牌軍人和每個僱傭兵都握了握手，在塞姆勒面前停留的時間更長一些。
“AIDRS（哦），是塞姆勒嗎？”他溫和地說，臉上慢慢漾起笑意，“還在打仗。不過，不再是副官，我想，現在該是上尉了。”
塞姆勒不安。
“Out mon Colnmandant（是的，司令官先生），不過，我是上校了——只是臨時的。”
勒·布拉斯沉思地點了幾下頭。隨後他向他們大夥兒說：“我會讓你們住得很舒服的。不用說，你們需要洗澡、刮臉，吃點東西。你們顯然是沒有換洗衣服啦，衣服會供給你們的。恐怕你們暫時只好待在你們的住處不能出去，這只是預防措施罷了。城裡有許多新聞記者，同他們必須避免任何形式的接觸。一旦辦妥，我們就安排你們坐飛機回歐洲去。”
他要說的都說了，於是就打住話頭。他把右手的五個僵硬的指頭伸向帽簷，然後就走了。
一個小時以後，他們坐上四周遮嚴的貨車，從後門進了他們的住所。他們住在甘巴大飯店頂樓的五間臥室裡。這是一家新建的飯店，離路對過的機場主樓才1000碼，因此離市中心還很遠。陪他們同來的年輕軍官告訴他們就在這層樓吃飯，並且待在那兒聽候通知。 1個小時以後他又回來了，帶著毛巾、刮臉刀、牙膏、牙刷、肥皂和海綿。一托盤煮好的咖啡也送來了。每個人都快快活活地泡在冒著熱氣、發出肥皂香味的大浴缸裡洗澡，這是六個月來第一次洗澡。
中午，一個軍隊裡的理髮師來了，還有一個下土捧來一堆長褲、襯衫、背心、短褲、襪子、睡衣和帆布鞋，他們把這些衣服鞋襪都試穿了一遍，各人揀了合適的留下，然後那個下士就把揀剩下的拿走了。那個軍官和四個侍者一起端來午餐，並且關照他們不要走近陽台。萬一他們想活動一下身體，也只能足不出戶。他說，雖然不能答應拿英國或南非的書和雜誌，卻還可以帶些經過選擇的書和雜誌來。
自從上一次戰後休假以來，他們在過去的六個月裡還從沒有吃過這樣的飯菜。吃完飯，這五個人就鑽進被窩睡著了。當他們睡在還不習慣的褥墊和難以置信的被單上打呼嚕時，範·克里夫在薄暮中把DC-4離停機坪，飛出了一英里，經過甘巴大飯店的窗口，又向南往納米比亞的卡普里維和南非的約翰內斯堡飛去了。他的任務也完成了。
實際上，這五名僱傭兵在那家飯店的頂樓住了四個星期。同時，報界對他們的興趣也消退了。記者們被編輯叫回他們的總社，因為編輯們覺得，把記者留在一個沒有新聞可採訪的城市裡毫無意義。
一天晚上，勒·布拉斯司令官總部的一名法軍上尉沒有預先通知就來找他們。他笑容滿面地說：“先生們，我給諸位帶來了好消息。諸位今晚將飛往巴黎。諸位將坐23點30分的非洲航空公司的班機。”
這五個對漫長的禁閉厭煩得發狂的人聽罷都歡呼起來。
飛往巴黎需要10個小時，在喀麥隆的杜阿拉和法國的尼斯要停兩站。次日早晨快到10點的時候，他們到了布爾歇機場。時值9月中旬，機場上寒冷的晨風呼呼地刮著。在機場的咖啡室裡，他們互相道別。杜普里選擇坐長途汽車先到奧利，然后買一張單程票坐下一班的南非航空公司的飛機到約翰內斯堡和開普敦去。塞姆勒願意和他同行，不過他至少要先回慕尼黑去看看家。弗拉明克說他想到諾爾車站去，坐直達布魯塞爾的頭班車，然後到奧斯坦德去。朗加拉蒂打算到里昂，搭火車去馬賽。
“讓我們保持聯繫吧。”他們說，眼睛全盯著香農。他是他們的頭兒，全靠他去找活兒，簽訂下次的合同，打下一次戰爭。同樣的，如果他們當中有誰聽說和這一夥人有關的事而要和某個人聯繫，那麼他首先想到的也就是香農。
“我在巴黎待幾天，”香農說，“在這兒找臨時活兒的機會比倫敦多。”
接著他們交換了地址，郵局待領郵件地址，或者是一個酒吧的地址，酒吧的侍者可代傳信函，也可以保存信件，等收信人來喝酒時取走。然後他們分道揚鐮了。
由於他們從非洲回來的消息很保密，因此沒有記者在等著他們。可是，有一個人卻聽說他們回來了，他一直在等著香農。這時，在別的僱傭兵都走了之後，他們的頭兒才步出終點站的大樓。
“香農。”
喊名字的聲音是法國腔，語氣也不客氣。香農轉過身來，看見離他10碼遠的地方站著一個人，於是他把眼睛眯縫起一點兒。那個人長得很粗壯，唇上長著下垂的鬍鬚。他穿著抵禦寒風的厚外套，走上前來，直到兩人離著大約兩英尺面對面地站著。從兩人互相打量的神態看，他們誰也不喜歡誰。
“魯。”香農說。
“哦，是你們回來了。”
“不錯，我們回來了。”
那個法國人輕蔑地笑了，說：“你失敗了。”
“我們沒有辦法。”香農說。
“我的朋友，我有一言相勸，”魯忿忿地說，“回到你自己的國家裡去吧，別在這兒待著。待在這兒是不明智的。這是我的城市。要是這兒有什麼合同可訂，我頭一個會聽到信兒，我就包下來，然後去挑合夥人。”
香農沒有作答，只是走向等在街邊的第一輛出租汽車，他把手提包放進車裡。魯尾隨著過來了，臉都氣青了。
“聽我說，香農，我警告你……”
那個愛爾蘭人又轉過臉來對著他。 “不，魯，你聽著。我想在巴黎待多久就待多久。在剛果時我從來也沒有被你說動過，現在也不會被你說動。拿出你的本領來吧！”
當出租汽車開走後，魯在後面忿然地盯著那輛車。他喃喃自言著大步走向停車場裡自己的汽車。
他點上火，掛上檔，在車上坐了好幾分鐘，兩眼透過擋風玻璃凝視著。
“有朝一日我把這狗雜種宰了。”他喃喃自語。不過，這個念頭似乎並不能使他的心情變得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