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死角

“不要求你說什麼。但是，凡是你講的話都要記錄下來，而且可能當做證詞。” 這是英國和愛爾蘭警察局的官員對嫌疑犯的訓詞。 威風凜凜的警車緩緩地停在路邊。離這兒50尺的地方，馬路中間攔上了路障，將圍觀者隔在一邊。司機沒有滅火，雨刷有節奏地刷著車窗上的小雨。威廉·漢雷局長從座位上透過車窗看了看前面圍觀的人群和不知所措的官員。 “停在這兒。”他對司機說，並準備下車。司機很樂意，因為車內又擋風、又遮雨，還暖和。這種下雨的鬼天氣，在街上走來走去可不是什麼好玩的事。他點了點頭，關了引擎。 該管區的警察局長下了車，關上車門，把自己的深藍色大衣裹緊，朝著隔離帶的缺口一直走去。一位澆濕了的警察正站在那裡，看著從隔離區進出的人。他看到漢雷，敬了一個禮，向邊上挪了一步，讓漢雷進去。

大個子漢雷已經當了27年警察，從一般的巡警升到現在的地位。他個頭1.85米，身強體壯，正適合幹這一行。 30年前，他曾是愛爾蘭阿斯隆郡橄欖球隊中有名的前鋒，身穿綠色愛爾蘭球衣，在三重皇冠賽中，他們隊三年三連冠，大滅了英國隊、威爾士隊、蘇格蘭隊和法國隊的威風。他參加警察部隊後，打球也沒有影響他的晉升。 他喜歡自己的工作。雖然工資低、上班時間長，他也感到滿意。但是，每次執行任務時總免不了要有棘手的事。今天上午就是這樣的麻煩事——動遷事件。 兩年來，都柏林市政廳一直致力於拆除一片亂七八糟的舊區內的房屋。這個地區叫格魯賽斯特寶石區。 為什麼叫這個名字，還始終是個謎。格魯賽斯特是英國有名的皇族，但這個地區與皇族的財富和盛名毫無關係；也沒有什麼寶石，只不過是一片工棚貧民窟，坐落在利菲河北岸碼頭的後邊。現在，這裡的絕大部分都已拆平了，居民被遷到高層公寓裡。

這一片恰恰在漢雷管轄區的中心地帶，所以，今天上午的差事對他來說是義不容辭的。這件事也使他大傷腦筋。 這片由兩條路障隔離開來的地方，正是以前梅友路的中間地段。在這11月的天氣裡，隔離區裡面也顯得一片荒涼。路的一邊已是一片瓦礫，推土機馬上就要開始工作，平整夯實，作為一座綜合大樓的地基。路的另一邊就是人們矚目的中心。在這個上下幾百尺的地面上，一座建築物也沒有，平平的一塊場地，方圓約有兩英畝。上面已經鋪好了一層柏油，雨水澆在上面閃閃發亮。這是一個停車場，準備供將來在附近一帶辦公大樓裡上班的人們使用。這兩英畝的場地已被一排9尺高的環形圖案柵欄圍了起來，但還沒有合攏。也就是說，還差一點兒沒有封閉。

恰恰在中間，正對著梅友路，仍然還有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這所房子周圍的房子早已被拆除，牆壁用木樁子支著。它後邊的房屋也拆除了。這所房子的三面都已鋪上了黑黑的柏油，就像海灘上三面被海水包圍的沙丘一樣；房子前面緊靠路邊。正是這所房子和住在裡面嚇壞了的老頭，成了今天上午事件的中心。附近的居民都湊過來看熱鬧，看看他們的最後一位鄰居是如何被遷走的。 房子的正門前圍著一些人，漢雷朝他們走過去。大家都盯著破房子，現在已到拆除的時候了，但好像誰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其實這裡沒什麼好看的。便道邊是一面磚砌矮牆，將便道和花園隔開。花園也不是花園的樣子，只是幾尺寬的一塊地，長著雜草。房子的一端是正門，門被拋來的石頭打得斑斑駁駁。漢雷知道，門內一定是一塊一碼見方的小門廳，接著是一條窄窄的樓梯通到樓上。門廳的右邊通向小客廳，客廳的窗戶已被打碎，用紙板擋著。門廳和客廳之間是走廊，通向又小又髒的廚房，那一頭又是一個門，通向後院和廁所。客廳中一定有一個壁爐，因為靠那一側有一個煙囪伸向雨濛濛的空中。漢雷從側面看去，房後的院子與房子一般寬，約25尺長，用6尺高的木板牆圍著。有人曾從板牆上向院內窺視過，他們告訴漢雷說，院內光禿禿的，養著4隻雞，到處是雞屎。那老頭在緊靠後牆那兒修了一個雞窩，在裡面圈雞。就這些。

市政廳已經盡量安排得使老頭滿意，給了他一套又亮又乾淨的公房，甚至在別的地方還另給了他一座小房子。社會工作者。退休會的工作人員、教會的工作人員輪番去看望他，勸他，給他講道理，一次又一次地推遲搬遷期，但他就是不搬。馬路修好了，從他的房前院後繞過，他還是不走。工程在進展，停車場軋平了，鋪上了，圍起柵欄，從三麵包圍了他。然而，這個老頭還是一動不動。 當地新聞界曾前來採訪，並以“梅友路隱士”的標題報導了他；當地閒散青年也聚攏來，用泥球和石塊把他的玻璃全砸碎了。老頭在裡面叫罵，但青年們根本不理會。 最後，市政廳發出了搬遷通告，法官也下令強制搬遷。一些居民公眾也冒著這11月的寒風冷雨來到他的門前。

房管局局長向漢雷打了個招呼。他說：“真是苦差事。我真討厭這些搬遷。” “是啊。”漢雷說，並掃了一眼人群。這裡有兩名執行人，長得膀大腰圓，卻顯得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兩位市政廳來的人；兩名自己手下的警察；一位保健站的人，一個當地醫生，還有幾個芝麻官兒。當地報紙的老攝影記者巴尼·凱萊赫也大駕光臨，身邊跟著一位年輕的小記者。漢雷與當地報界的關係一向很好，甚至可以說，與那些老記者都是朋友。他們各幹自己的事，沒有必要勾心鬥角。巴尼飛過來一個眼色，漢雷點了點頭。小記者認為這是友好的象徵。 “你要動硬的把他弄走嗎？”小記者直截了當地問。 巴尼·凱萊赫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漢雷把眼光轉過來盯著小記者。小記者被看得後悔起來，真不該問那句話。

“我們要盡量和和氣氣的。”漢雷嚴肅地說。小記者急忙記下來，倒不是怕把這短短的一句話忘了，而是想找點事幹。 法官命令中的截止時間是9點鐘。現在是9點過兩分，漢雷對房管局局長點了點頭。 “開始。”他說。 市政廳的官員走到門前，用力敲門。沒有回答。 “拉金先生，你在裡面嗎？”他喊道。沒有回答。那官員回頭看看漢雷，漢雷點點頭。官員清了清嗓子，宣讀了市政廳搬遷命令。他聲音很洪亮，裡面完全可以聽到。沒有聲音。他又回到路邊人群這裡。 “再給他5分鐘好嗎？”他問。 “可以。”漢雷說。在路障的後邊站著一幫人，他們原先都是這裡的居民。人群中喊喊喳喳地說著什麼。終於，後邊的一個人大膽地開了口。他喊道：“別折騰他了，可憐的老頭兒。”

漢雷大大方方地走到路障那邊，神情堅定地在人們面前走了一趟，看了看每個人的臉。 他輕聲地問：“你們是不是要可憐他啊？把他的窗戶全打碎了，讓他在裡面受凍，這是可憐他嗎？向他扔磚頭瓦塊，這是可憐他嗎？”人們沉默了好長時間。 “抓緊去忙你們自己的事吧。”漢雷說，又回到門前人群那裡。漢雷向瞧著他的兩名執行人點點頭。 “開始吧。”他說。 兩人都拿著撬棍。一個人繞到房子一邊，在房子與板牆的連接處，很在行地輕輕一撬，便撬開了三塊板子，進入了後院。他走到後門，用棍子敲門。另一個人在正面這邊聽到敲門聲後，也敲著前門。前後門都無人回答。前門的執行人把撬棍尖插到門和門框之間，一下子就撬開了。門開了一道縫便推不動了，裡邊有家具擋著。他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便轉向門的另一邊，把兩個合頁都撬掉，將門拆了下來，放在前邊的花園裡。又將堆在裡邊的椅子、桌子一件一件地拿出來。門廳裡空了。他走進門廳，喊道：“拉金先生？”從後邊傳來破碎聲，另一個執行人從廚房那邊進來了。

兩個人在樓下搜尋著。街上的人們鴉雀無聲。樓上臥室的窗前，出現了一張慘白的臉。人群看到了。 “他在樓上！”人群里三四個人喊道，就像獵人發現了狐狸一樣。他們只是想幫幫忙。一個執行人從前門探出頭來向上看，漢雷向樓上臥室點頭示意，兩個人爬上狹窄的樓梯。窗上的臉不見了。沒有聽到扭打的聲音。不一會，他們就下來了，前邊的人懷中抱著那個虛弱的老頭。他走到雨濛濛的外面，站在那裡不知如何辦是好。退休會的工作人員急忙拿著一條幹毛毯走過來，那個執行人把老頭放下，讓他站著，將毯子裹在他身上。老頭看起來餓得一點勁也沒有了，並且有些頭暈，但更主要的是怕得要命。漢雷當機立斷，他轉向自己的車，抬手讓司機開過來。市政廳可以在以後把老頭送到老人之家去，但現在得好好讓他吃頓早飯和喝杯熱茶。

“把他放到車後邊。”他對那位執行人說。老人被放到溫暖的後座上後，漢雷也鑽了進去，坐在旁邊。 “走吧，”漢雷對司機說，“過去半英里的地方有個小飯館，在第二個胡同的左邊。咱們上那兒去。” 車倒了一下，穿過路障和注目的人群。這時，漢雷看了一眼這位非同一般的客人。他穿著肥大的髒褲子和一件薄上衣，裡面是一件沒有扣扣兒的襯衣。像常言說的那樣，好像好幾輩子都沒有收拾自己似的，顯得面色憔悴、形容枯槁。他一聲不吭地盯著前座靠背，雖然漢雷盯著他，他也不抬眼皮看一眼。 “早晚要這樣的，”漢雷溫和地說，“這前前後後你都知道。” 漢雷身材魁梧、力大過人，在碰到碼頭上那些不三不四的搗蛋鬼時，只要他高興的話，三拳兩腳就會把他們都打下水去。而且，他的長相和兩次被打折的鼻子，使他顯得很兇。但實際上，他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老頭慢慢地轉過頭來看了他一眼，但什麼也沒說。

“我是指搬遷的事，”漢雷說，“會把你安置在一個很好的地方的，冬天暖和，吃的也好。你看到就知道了。” 車停在小飯館旁邊。漢雷下了車，轉向司機說：“把他帶進去。” 在溫暖的、熱氣騰騰的小飯館裡，漢雷朝角落的一張空桌子點了點頭。司機陪著老頭走到角落裡，讓他靠牆坐下來。老頭什麼也沒有說，既不說謝謝，也不拒絕。漢雷看著櫃檯後牆上的牌子。老闆用濕抹布擦了擦手，用探詢的眼光看著他。 “兩份雞蛋、熏豬肉、西紅柿、香腸和土豆片，”漢雷說，“角上那個老頭。但先上一大杯茶。”他把兩英鎊的票子放在櫃檯上，說：“一會兒回來給我找錢。” 司機從角落裡來到櫃檯前。 “待在那兒看著他，”漢雷說，“我自己開車。” 司機想道：今天真是好運氣，先是待在溫暖的車裡，現在又在溫暖的飯館裡，真是喝杯茶抽支煙的好機會。 “我非得跟他坐在一起嗎？”他問，“他身上有一股味兒。” “看著他。”漢雷重複了一句。他自己開車回到梅友路的工地上。 工地上的人一點時間也沒有浪費，他們早就準備好了。承包商的工人們從房子裡進進出出，把東西都搬出來堆在路邊。雨下大了。房管局局長撐起了雨傘，在那裡看著幹活。停車場裡，兩輛膠輪機械鏟正在等著，準備從房後開始破土，剷平後院和小廁所。在機械鏟的後邊是一排翻斗車，一共11輛，準備運走房子的磚瓦碎石。水管、電、煤氣在一個月以前就切斷了，所以，房內又潮又髒。那裡從來沒有下水道，所以，外面的廁所有一個埋在地下的化糞池。化糞池很快就被填起來了，打上了混凝土。漢雷下車後，房管局長向他走過來，向一輛房管局的汽車示了示意，車的後門敞開著。 “我已經把值錢的東西收拾起來了，”他主動地說，“舊照片。硬幣、幾個獎章、一些衣服，一個雪茄盒中裝著一些私人文件。大部分都發霉了。至於那些家具……”他指著雨中那一大堆亂七八糟的家具，“都稀里嘩啦的了，大夫建議燒了，連幾分錢都賣不上。” “對。”漢雷表示同意。局長說得對，但那完全是他自己的事。然而，他似乎是想得到道義上的支持。 “他能得到一些賠償費嗎？”漢雷問。 “啊，當然，”局長急切地說，極力表明他們局並不是吝嗇鬼，“房子嘛，是他的私有財產，家具、擺設、燈具以及一切個人東西所受的損失，都合理作價。而且，搬家的不方便也給以一定的補貼……但說實在的，他這麼長時間不搬家，給我們局造成的損失也太多了。” 正在這時，一個工人從房子一邊繞過來，雙手各拎著一隻雞。 “這玩意該怎麼辦啊？”他問。 他的一個同事回答了他。巴尼·凱萊赫拍了一張照片。他想，一幅絕妙的照片，梅友路隱士的最後幾個夥伴。真是搶了一個好鏡頭。一個工人說，他也養雞，可以把這幾隻放到他那裡一起養。於是，找來了一個紙箱子，把幾隻濕漉漉的雞塞到裡邊，放到車裡，以便隨後送到那個工人家中去。 一個小時就乾完了，房子搬空了。一位身穿黃油布雨衣、身強力壯的工長來到局長面前。 “可以開始了嗎？”他問，“老闆要求今天把停車場搞完並且圍起來。如果今天晚上能打上混凝土的話，明天就可以澆瀝青了。” 局長嘆了一口氣。 “開始吧。”他說。工長轉過身去，向一輛汽車吊抬了抬手。汽車吊的吊臂上掛著一個半噸重的大球。吊車緩緩地開到房子旁，定了位，噬哩地落下液壓腳，使車輪離開了地面。大球開始擺動，起初很慢，但弧度越來越大。人們饒有興趣地觀望著。他們已經看過自己的房子被這樣拆毀；這種事情總是吸引人的。終於，大球撞向房牆，離煙囪不很遠，打飛了十多塊磚，兩條裂縫從上裂到下邊。人群發出一片“啊——”的聲音。對於鬧得無聊的人來說，沒有比觀看拆毀東西更開心的事了。在第四球擊過去的時候，樓上的兩個窗戶從窗框上掉下來，落到停車場上。房子的一角開始裂開，慢慢地轉了半圈，倒向後院。過了一會兒，砌得很結實的煙囪也被攔腰撞斷，上半部向屋頂倒下去，砸透了地板，掉向地面。這所舊房子已經四分五裂了。人們很願意看到這種樣子。漢雷局長回到車裡，把車開回小飯館。 小飯館裡比剛才更熱更濕了。司機坐在櫃檯前喝著一杯熱氣騰騰的茶。漢雷走過來時，他掐滅了手中的煙，從高凳上站下來。那老頭在角落裡好像仍在忙忙火火地吃著。 “他吃完了嗎？”漢雷問。 “他吃了好長時間了，長官。”司機說，“那些抹黃油的麵包讓他吃得就好像明天再也吃不著了似的。” 漢雷看到老頭又將一塊又白又軟的麵包抹上黃油、放到嘴裡嚼起來。 店主過來說：“麵包得另加錢，他已經吃了三份了。” 漢雷看了一下表，11點多了。他嘆了一口氣，坐在一個高凳上。 “一杯茶。”他說。他曾經告訴保健站的人過30分鐘來會面，把老人轉給市政廳照管。然後，他就可以回辦公室，完成有關的書面材料。使他高興的是，整個事件中都給老頭照了相。 巴尼·凱萊赫和小記者進來了。 “你們給他買了早飯，是嗎？”巴尼問。 “我會把錢要回來的。”漢雷說。凱萊赫知道他不會往回要錢的。 “要照幾張相嗎？” 巴尼聳了聳肩膀。 “還不壞，”他說，“小雞的那一張很妙。還有煙囪倒下來的；他被裹在毯子裡的。劃時代的照片。我還記得10萬人住在這個寶石區的日子。那時，所有的人都工作，工資很低，但都得乾活。50年才發展成這兒一個貧民窟。現在呢，只5年就變成了這個樣子。” 漢雷含含糊糊地說：“這就是進步。” 第二輛警車開到門前，曾經在梅友路的那個警察跳下車來。他透過玻璃看到局長正和記者在一起，顯得有點猶豫。小記者沒有註意到他；巴尼·凱萊赫卻裝作沒看見。漢雷從高凳上溜下來，走到門口。在門外的雨中，那個警察對局長說：“您最好回去一下，長官，他們……發現了點情況。” 漢雷抬手叫出司機，說：“我去一下，看著那個老頭。”說著，往飯館裡掃了一眼。 角落裡，老頭已經停下來了。他一手拿著叉子，一手拿著一塊麵包，裡面捲著半截香腸。他看到外面的三個警察制服影子時，便停下不動了。 工地這邊所有的工作都停止了。身著黃油布雨衣和戴著安全帽的工人們在瓦礫堆那兒圍成一圈，剩下的那名警察也在那兒。漢雷從車中走出來，人群中七嘴八舌地議論著。 “這是那老頭的寶貝！”人群中一個人大聲說。有人應聲附和著：“他把財寶藏在那兒了，怪不得他死也不搬呢！” 漢雷來到人群中間，看著他們盯著的東西。剩下的半截煙囪仍然立著，有5尺高，周圍是一堆磚頭，在磚堆底部，一個老式的黑壁爐仍依稀可見。在一邊，有幾尺高的外牆還沒有倒。在屋內的牆根邊是一堆磚頭，從磚堆裡伸出一支乾枯萎縮的、但仍然可以看得出的人腿。一隻像襪子的東西仍然扎在膝蓋下。 “誰發現的？”漢雷問。 工長跨上前來。 “湯米正用一把鎬在煙囪前幹活，他清出一些磚頭，以便能甩開鎬。這時他看到了這個，便把我叫來了。” 漢雷碰到一個證據時，總是把它弄得確確鑿鑿的。 “那時，它是在地板的板子下面嗎？”漢雷問。 “不是。這一帶過去是沼澤，建築者把地板都打成混凝土的。” “那它在哪兒了？” 工長躬下身去，指著壁爐。 “從客廳中看過來，壁爐似乎是嵌在牆裡的。實際上並不是那樣。原先，壁爐和煙囪是貼著牆修出來的。後來，有人順著壁爐和煙囪，在兩邊各修起一面牆，直砌到天花板，裡邊形成一個12尺寬的夾層。但夾層的另一半是空的，屍體在這一半里。屋裡是重新裱糊過的，以便把夾壁牆遮蓋起來。你瞧，煙囪牆上的紙和夾壁牆上的紙是一樣的。” 漢雷順著他的手指看去，一塊塊由於發潮而變得斑斑點點的壁紙貼在煙囪牆上的周圍的牆壁上。這是一種很老的壁紙，上面帶有玫瑰蓓蕾圖案。但是，在壁爐旁的原有牆上，可以看到一張張更古老的壁紙。 漢雷站了起來。 “好吧，”他說，“你們今天的工作結束了。你們可以讓工人們待著，也可以讓他們回去。這兒由我們接管。”工人們開始散去。漢雷對他的兩名警察說：“把人們隔出去，封鎖這個地方。再調些人來，多設些障礙。四面都要圍好，誰也不能進來。我要多搞些人力來，再找幾個法院的人。在他們來之前，什麼也別動。好嗎？” 兩個警察敬了個禮。漢雷又鑽到車裡，向局裡打電話，發布了一系列的指示。然後，又讓局裡把電話接到調查局技術處。技術處設在位於休斯頓火車站後面的一座維多利亞式舊建築裡。他很走運，歐基夫探長接的電話，他倆是老相識了。漢雷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和需要什麼。 “我就派人來，”歐基夫在電話裡說，“你要謀殺組的人來嗎？” 漢雷抽了抽鼻子，說：“不用了，謝謝。我想，我們局可以應付。” “那麼，你們只是懷疑嗎？”歐基夫問。 “啊，是的。只是一般的懷疑。”漢雷說。 他又自己開車回到小飯館。他從巴尼·凱萊赫身邊駛過，凱萊赫正在徒勞地企圖通過路障到裡面去。這一回，值勤的巡邏警察可不那麼好說話了。 在小飯館裡，漢雷看到司機還坐在櫃檯前；角落裡坐著老頭子，已經吃完了，正在呷茶。他瞧著這位向他走來的高大警察。 “我們已經找到了那個女人。”漢雷說。他俯下身去，聲音說得很小，屋內的別人誰也沒聽到。 “咱們還是走吧，好嗎，拉金先生？回局裡去，可以嗎？咱們還得談一談，行嗎？” 老頭看著他，一言不發。到現在為止，他還沒張過口。老頭的眼睛閃了閃。恐懼？放心？大概是恐懼。幾年來，他一直處於恐懼之中，毫不奇怪。 他站了起來。漢雷的有力大手抓著他的胳膊向警車走去。司機跟著他們，然後，坐在方向盤後面。雨已經停了。瑟瑟的冷風把糖紙吹得滿街都是，像秋風掃落葉一樣。但街上一棵樹也沒有。車離開路邊。老頭縮在座位裡，默默地盯著前面。 “回局裡。”漢雷說。 任何國家裡的謀殺案調查都不會像電視裡那樣，充滿著令人鼓舞的推理和判斷。實際上，百分之九十都是繁瑣的手續、填寫一系列的表格；還有善後工作，麻煩得要死。 大個子漢雷親自把老頭送進拘留所後面的小拘留室中。老頭沒有提出任何抗議，也不提出請律師。漢雷還不想起訴他，至少可以拘留他24小時。況且，首先需要的是更多的事實。他坐在辦公桌前，開始打電話。 “按規章辦事，小伙子，按規章辦事。咱們不是福爾摩斯。”多年前，他的老上司總是這樣對他說。好辦法。許多案件的敗訴，不是由於調查的不充分，而大都是由於手續不全，經不起法庭上的嚴密追究。 漢雷正式地通知了民政機關，說發生了一起死亡案。他的電話正是時候，那位老民政官員正要去吃午飯。然後，又給設在汽車終點站後邊的斯道大街的陳屍所打了電話，說下午將送來一具死了很久的屍體。他又設法找到了病理學家麥卡瑟教授。教授正在食堂裡吃飯，他專心地聽著電話，嘆了一口氣，可惜自己的這頓佳餚沒有吃好，但他答應馬上就來。 還得搞些帆布將現場圍起來；找些人，讓他們拿著鍬鎬到梅友路報到。他還找來手下的三名刑偵人員。他們正在吃午飯，立即被叫到辦公室來了。他一邊工作，一邊胡亂地吃了兩塊三明治和一大杯牛奶。 “我知道你們忙，”他對他們說，“我們都忙，所以，我想把這個案子快點搞完，用不了多長時間的。” 他指定探長為現場指揮，立刻打發他到梅友路去。兩名年輕的刑偵人員分頭去執行任務。一個去詳細調查那所房子。房管局局長說過房子歸老頭所有，屬私人財產。市政廳稅務局可能了解該房的歷史和所有權的變動情況，在財產註冊中會有確鑿線索的。 另一個刑偵人員是跑腿工作。要查出梅友路的每一家老住戶（現在大都住在市政廳公寓大樓裡）；找到老鄰居、知情人以及該區拆毀前15年間負責該地段的警察們。但凡過去的，不管多少年以前，只要了解梅友路情況、認識老頭的人都要問一問。漢雷還強調說，也包括那些了解已故拉金太太的人。 他還派了一名穿制服的警察，讓他開車到房管局，把上午用車拉走的那些私人東西都拉到警察局來。 當他站起來伸伸腰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兩點了。他指示把老頭帶到審訊室。他喝乾了牛奶，又等了5分鐘。他走進審訊室時，老頭正坐在桌子旁，兩手交叉握在身前，眼睛望著牆。一個警察站在門口。 “他說什麼沒有？”漢雷小聲問警察。 “沒有，什麼也沒說。” 漢雷示意讓他走開。 就剩下他們倆時，他在老頭對面坐下來。市政廳的記錄上說，他叫赫伯特·傑姆斯·拉金。 “那麼，拉金先生，”漢雷和藹地說，“你難道不認為只有說出來才是明智的嗎？” 經驗告訴他，嚇唬這個老頭是沒用的。老頭不是黑社會的那種痞子。他曾經處理過三個殺害老婆的犯人，都是膽小溫順的人。那些人在這位高大而具有同情心的警察面前交待出犯罪的具體情況之後，都顯得很輕鬆，好像一塊石頭落了地。老頭慢慢地抬起頭看了看他，看了一會後，又低頭去看看桌面。漢雷掏出一盒煙，把煙打開。 “抽煙嗎？”他問。老頭沒有動。 “其實我也不抽。”他說，但他把煙敞開著放到桌上，旁邊放了一盒火柴。 “你真有個挺勁兒，”他承認地說，“在房子里挺了好幾個月。但早晚還是市政廳要贏的，這你很清楚，對不對？既然知道他們早晚會派人來，何必呢？多下不了台。” 他等著對方表態，隨便老頭說什麼都行。但一點反應也沒有。沒關係，他等待犯人張口時，總是很有耐心的。他們早晚會張口的。說出來才痛快，不說出來總是病。教堂的人都知道，一個人懺悔後，他的內心是很痛快的。 “多少年了，拉金先生？你擔驚受怕、等待，有多少年了？從第一輛推土機開到那塊地方拆房子起，過去幾個月了？伙計，這一關你是躲不過的。” 老頭抬起眼睛，正碰到漢雷的眼光。他可能在尋找什麼。一個人深居簡出、與世隔絕了多年，可能在尋求同情。漢雷覺得他快說了。老頭的眼光移開去，從漢雷的肩上望著後牆。 “完了，拉金先生，一切都完了。早晚要暴露的。我們要一年一年地追溯回去，一點一點地仔細清查，再把所有的線索綜合起來。你是知道的，是拉金太太，不對嗎？怎麼？另一個男人？或者，只是一次吵嘴？或者是一次偶然的事故？所以，你害怕了，隨後就那麼幹？又像隱士一樣地消磨時光。” 老頭的下嘴唇動了動，用舌頭舔著下嘴唇。 我把他說通了，漢雷想，就要說了。 “這可能是件壞事，這麼多年了，”漢雷繼續說，“孤零零地待在那兒，沒有朋友和親戚，就你自己，心中老想著自己的老婆就在那裡，近在颶尺，就在壁爐旁的牆裡。” 老頭的眼睛閃了一下。想到那件事就驚慌？打消他的驚恐心理大概會起作用。老頭眨了兩下眼。漢雷想，我擊中要害了，讓我擊中了。但老頭的眼光移回來又跟他的目光相遇時，眼神又暗了下去，什麼也沒有說。 漢雷又磨了一個鐘頭，但老頭始終也沒有說一個字。 “請你好自為之，”漢雷一邊站起來一邊說，“我會再來的，那時再好好談。” 漢雷又來到梅友路時，那裡是一片繁忙景象。人比以前多多了，但他們什麼也看不到。房子廢墟的周圍都用帆布圍起來了，雖然被風刮得啪啪作響，但卻可以完全擋住那些好奇的眼睛向裡面窺探。在裡面，20多位身強力壯的警察穿著沉重的靴子，拿著搜查工具，正在用手將亂七八糟的東西扒開。每塊磚、每塊石頭，樓梯上的每塊板子、每塊瓦都小心地抽出來，仔細察看，看有沒有什麼線索。但什麼也看不出來，便都被扔到路邊。瓦礫堆越來越高。櫃櫥裡的東西也檢查了，櫃櫥也被拆開了，看裡面藏沒藏什麼東西。所有的牆都敲個遍，聽聽是不是空堂，然後把磚一塊塊地拆下來，扔到路邊。 在壁爐附近，兩個人格外小心地干著。屍體上的磚頭被輕輕拿開，直到剩下厚厚的一層塵土蓋著屍體。屍體側臥著，像個胚胎的樣子蜷曲著。原先在夾壁牆裡時，可能是臉面朝外坐立著的。麥卡瑟教授仔細地察看著剩下的斷牆，指揮著兩個工人工作。他認為差不多了的時候，便走到跟前，像一個細心的家庭主婦一樣，用一把軟刷子刷掉蓋在屍體上的泥漿。 他把大部分泥土刷掉後，便更仔細地觀察那具屍體，敲了敲露出來的大腿和上臂，然後站了起來。 “是個乾屍。”他對漢雷說。 “乾屍？” “是的。地面是混凝土的或磚的，六面都封閉著，2尺之外有爐子的熱氣，於是，便使屍體乾化了，脫了水，但保存得很好。內臟器官都會很完好的，但像木頭一樣硬。今晚是切不開的。我得用熱甘油泡上，這需要時間。” “多長時間？”漢雷問。 “至少12個小時，還可能更多。據我所知，有的得好幾天。”教授看了看表。 “快4點了。到5點時，我能把它泡上，明天上午9點左右，我再到陳屍所看看，看能不能解剖。” “該死，”漢雷說，“我本想把這件事快點解決了呢。” “這話很難說，”麥卡瑟說，“我盡力而為。但實際上，我看內臟器官不會說明什麼問題。我可以看出來，脖子上有勒過的痕跡。” “勒死的？” “可能。”麥卡瑟說。工地承包商的卡車停在帆布牆外。在病理學家的監護下，兩名工人抬起僵硬的屍體（仍然側臥著），放到一個擔架上，用一塊大毯子包起來，抬到卡車上。教授尾隨著樞車到斯道大街陳屍所去了。漢雷走到技術處來的指紋檢查員身旁。 “發現什麼沒有？”他問。 檢查員聳了一下肩膀。 “這兒都是磚頭瓦塊，連一塊平滑的表面都沒有。” “你呢？”漢雷又問技術處的攝影師。 “我還得等一會兒，等到伙計們清理到地面的時候，那時才能看看有沒有可照的。清不完的話，我就得等到晚上了。” 工長悠閒地走了過來。按照漢雷的建議，他被留了下來，一旦出現什麼倒塌險情時，他可以做個技術指導。他笑了笑，用很重的愛爾蘭口音說：“你們幹得真棒，我的人幾乎都沒什麼可干的了。” 漢雷朝路邊示意一下，那裡，拆下來的磚瓦木頭堆得很高。 “你們願意的話，可以把那些都運走。那些都沒用了。”漢雷說。 工長藉著暗下來的光看了一下表，說：“還有一個小時。大部分都能運出去。房子裡剩下的那些，明天上午能幹嗎？老闆讓把停車場的工程結束並且圍起來。” “明天上午9點再來問我，那時再告訴你。”他說。 他離開前，把自己的探長叫到跟前。探長一直在這兒負責。 “手提燈很快就送來了，”他說，“讓小伙子們清理到地板平面，檢查一下，地面打好後是否有動過的地方。” 探長點了點頭。他說：“到現在為止，只有那麼一個隱蔽地方。但我要看著他們清理完。” 回到局里後，漢雷才有機會看看有關老頭的材料。從房中清理出來的、拉到房管局的那些材料已經被整理了一下，在他的辦公桌上放著。他仔細地閱讀每份材料，用放大鏡看那些變舊發黃的文字。 裡面有出生證明，名字正是那老頭的，出生地是都柏林，生於1911年。有一些舊信，都是外人來的，大都是很久以前的，看不出什麼與案件有關。但有兩樣東西使他很感興趣。一個是一張褪了色的照片，又折又皺，污跡斑斑，裝在一個很次的相框裡，沒有玻璃。照片上是一個軍人，似乎穿著英國軍裝，面對照相機微笑著。漢雷看出是老頭年輕時的模樣。挎著他胳膊的是一個豐滿的年輕婦女，手中握著一束鮮花。她沒有穿結婚禮服，但卻穿著40年代中期到後期的那種掐起寬寬肩膀的素色雙大襟上衣。 另一個是那個雪茄盒。裡面又是一些信，也都是與案件無關的；三枚勳章別在一條長槓上，下面還有一個英軍服役工資冊。漢雷拿起電話。已經5點20了。他想試試自己的運氣。確實很走運，在坐落在桑迪福德的英國大使館裡，英國武官仍然在辦公桌旁。漢雷解釋了一下自己的問題。武官道金斯少校說，他將盡量幫忙，當然是從私人關係的角度上。這話一點不假。官方要求的話，必須通過正常渠道。按照正常渠道的話，就得從愛爾蘭警方拐到英國警方。非官方的話，就方便多了。誰都承認，官方辦事既繁瑣又拖拉。道金斯少校答應，在回家的路上要到警察局停一下。雖然繞點彎兒，但他不在乎。 兩名外出調查的刑偵人員中頭一個回來時，天早就大黑了。他是出去調查註冊和納稅單的那個人。他坐在漢雷辦公桌的對面，打開記錄念了起來。 根據註冊記錄，梅友路38號的房子是赫伯特·傑姆斯·拉金於1954年買過來的，原房主已經死了。從納稅單上看，從他買房那天起，該房就歸他所有並一直由他和太太居住。他太太叫維奧萊特·拉金。記錄上看不出他老婆是什麼時候死的或離去的，後來也沒有居住改變的記錄。在海關查詢了死亡登記，一直查回到1954年，也絲毫沒有查到關於維奧萊特·拉金太太死亡的記錄。 保健部門的記錄表明，拉金從兩年前開始支取養老金，但從沒提出過額外申請。退休前，他是個店員和更夫。還有一點，那人補充說，他的所得稅預扣冊是從1954年開始的，上面有一個他過去在英國北倫敦的舊地址。 漢雷把桌上的服役工資冊遞給他。 “這麼說來他在英軍中服過役。”那人說。 “這沒什麼奇怪的，”漢雷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5萬愛爾蘭人在英軍中服役。看來，拉金是其中的一個。” “他老婆可能是英國人。他是。1954年和她老婆一起從北倫敦回愛爾蘭的。” “她可能是，”漢雷說，把結婚照片推過去。 “他結婚時還穿著軍裝。” 內部電話響了，說英國使館的武官正在前廳。漢雷點了點頭，他的手下人去了。 “請把他領進來。”漢雷說。 道金斯少校是今天給漢雷幫了大忙的人。他在漢雷的對面蹺起二郎腿，穿著條紋褲子，油光閃亮的皮鞋尖對著漢雷，一聲不吭地聽著。然後，他仔細地看了一會兒那張結婚照。 最後，他繞過桌子站到漢雷的身旁，一手拿著放大鏡、一手拿著金制鉛筆，他用鉛筆尖點著照片上的拉金的帽徽。 “國王龍衛隊。”他胸有成竹地說。 “你怎麼知道？”漢雷問。 道金斯少校把放大鏡遞給漢雷。 “雙頭鷹，”他說，“屬於龍衛隊的帽徽。很清楚，沒有第二個。” “還有什麼嗎？”漢雷問。 道金斯少校指著照片上新郎胸前的三枚勳章，說：“第一枚是1939～1945星章，第三枚是勝利紀念章，中間的一枚好像是非洲星章，從槓徽上看，可能是第八軍。有道理，國王龍衛隊在北非打過仗，是裝甲部隊。” 漢雷拿出三枚勳章。照片上的是真正的勳章，桌上這三枚是微縮型的，以便在不穿制服時佩帶。 “啊，正是，”道金斯少校溜了一眼便說，“瞧，同樣的圖案，還有第八軍槓徽。” 漢雷通過放大鏡看出，兩套徽章的圖案是相同的。他把服役工資冊遞給道金斯少校。道金斯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來，他一頁一頁地翻著。 “1940年7月，在利物浦志願參軍，”他說，“可能在伯頓徵兵站。” “伯頓徵兵站？”漢雷問。 “是伯頓，戰時是利物浦的一個徵兵中心。許多愛爾蘭志願人員都是在利物浦碼頭上的岸，被指引到伯頓徵兵站參了軍。1946年1月遣散的，光榮復員。奇怪？” “怎麼？”漢雷問。 “1940年志願參軍，在北非裝甲兵作過戰，一直到1946年，他始終是個士兵，臂章上一道槓也沒有，連個下士都沒熬上。”他指著照片上的軍裝袖子說。 “大概他不是一個好戰士。”漢雷揣測說。 “可能。” “你能給我搞來一些他在戰爭中的詳細情況嗎？”漢雷問。 “我明天的頭一件事就乾這個。”道金斯說。他記了一些工資冊中的細節，然後離去了。 漢雷在機關食堂中吃了晚飯，等著第二個刑偵人員回來匯報。過了10點半，那人才回來，筋疲力盡，但卻興沖衝的。 “我跟梅友路上了解拉金和他老婆的15個人談了話，”他說，“而且有三個可靠的證人。莫蘭太太，鄰居，她在那兒住了30年，記得拉金搬來時的情形。郵遞員，現在退休了，直到去年，他都一直給梅友路送信。還有伯恩神父，也退休了，現住在退休神父之家。我剛從他那兒回來，所以耽誤了。” 他打開筆記本，從頭開始匯報。漢雷向後靠在椅子上。 “莫蘭太太回憶說，1954年，住在38號的鰥夫死了，房子上掛出了'出售'牌子。隻掛了兩週就摘掉了。又過了兩週，拉金夫婦搬來了。那年，拉金大約45歲，他太太年輕得多，英國人，倫敦人。她告訴莫蘭太太說，他們從倫敦搬來，在倫敦時，她丈夫是店員。一個夏天，拉金太太不見了。莫蘭太太說，肯定是在1963年。” “她是怎麼肯定的？”漢雷問。 “那年11月肯尼迪被刺，”他說，“消息是從路口旅館酒吧傳來的，旅館裡有個電視。不到20分鐘，梅友路的人就都聚到路邊議論這個消息。莫蘭太太非常激動，她闖到鄰居拉金家去告訴他這個消息。她沒有敲門就直奔客廳裡，拉金正在沙發里打噸，他驚得跳起來，急急忙忙把她推出了房子。那時拉金太太就不見了。但是，春天和夏天她都在。她過去總是在星期六晚上給莫蘭家看孩子。莫蘭太太的第二個孩子生於1963年1月。所以，拉金太太是在1963年夏天不見的。” “原因是什麼呢？”漢雷問。 “出走了，”刑偵員毫不遲疑地說，“誰都不懷疑這一點。他工作很努力，但晚上總也不想出來玩玩，連星期六都不出來，所以，他太太才能給人家看孩子。他們吵了許多次，還有別的原因。她輕浮，有點好調情，所以，她挾起包裹出走的話，誰也不會覺得奇怪。有些婦女認為他活該，誰讓他不待她好點了？誰也不懷疑什麼。 “打那以後，拉金就更縮著不出來了，既不收拾自己，也不收拾屋子。人們主動去幫他忙，就像小地方那樣，但他都拒絕了。終於，人們再也不管他了。兩年以後，他丟了店員工作，成了更夫。天黑後離家，日出時回來。門上兩個鎖總鎖著，因為晚上他不在家，而白天又想睡覺。他是這樣說的。他開始養小動物。先養雪貂，在後院的一個棚子裡，但都跑掉了。後來養鴿子，但不是飛走了，就是在別處被打死了。最後養雞，過去的10年一直養雞。” 退休的神父也證實了拉金太太的情況。拉金太太是英國人，但信天主教，而且經常上教堂，定期作懺悔。 1963年8月，她出走了。大多數人都說是跟一個男朋友私奔了。而且，伯恩神父不知道是否有別的原因。他不能違背懺悔的誓言，但他至少可以說，他不懷疑她是出走了。他曾幾次家訪，但拉金不信教，拒絕任何精神上的說教。拉金曾罵過他老婆是婊子。 “這些都符合，”漢雷小聲說，“當他發現以後，對她有點太狠了，她或許會打算離開他的。天知道，這種事是屢見不鮮的。” 郵遞員沒有補充多少情況。他是當地人，也常到當地酒吧去。拉金太太也喜歡在周六晚上出來喝點什麼。一個夏天，她還到酒吧去當過服務員。但不久，她丈夫就不讓她乾了。他回憶說，她比拉金年輕得多，明朗，歡快，也不討厭別人挑逗。 “她外貌什麼樣？”漢雷問。 “小個兒，大約1.60米，相當豐滿，圓墩墩的，黑捲髮，好笑，胸脯很高。郵遞員回憶說，當她從過去的舊式桶中倒淡啤酒時，那副模樣是很值得一看的。但拉金知道她喝酒時，便大發雷霆，進來便把她拖走。不久，她就離開他了，或者是不見了。” 漢雷站起來伸了伸腰，已經快到半夜了。他拍了拍年輕的刑偵員。 “太晚了，回家去吧。早晨都寫下來。” 當晚，漢雷的最後一個來訪者是探長——現場負責人。 “已經清完了，”他告訴漢雷說，“最後一塊磚都清出去了，但一點有用的線索也沒找到。” “那麼，就得靠那個可憐的女人的屍體來告訴我們想要知道的其它情況了，”漢雷說，“或者拉金本人。” “他說了嗎？”探長問。 “還沒有，”漢雷說，“但他會說的。這些人，最後總要說的。” 探長回家了。漢雷打電話告訴妻子說今晚在局裡過夜了。過半夜時，他到拘留室裡去看看老頭醒著，坐在床邊，盯著對面的牆。漢雷朝看守他的警察擺了一下頭，他們便一起來到審訊室。警察坐在一個角落裡準備好筆記本，漢雷面對著老頭，向他宣讀訓詞：“休伯特·傑姆斯·拉金，不要求你說什麼。但是，凡是你講的話都要記錄下來，而且可能當做證詞。” 然後，他坐在老頭的對面。 “拉金先生，15年了。那樣生活了這麼長時間真不容易啊。1963年8月，對嗎？鄰居們都記得；神父記得，甚至郵遞員也記得。那麼，你為什麼不說出來呢？” 老頭抬起臉，看了一下漢雷的眼睛，又低下去看看桌面。什麼也沒說。漢雷堅持問下去，一直到天快亮的時候，角落裡的警察直打哈欠，但拉金都顯得毫無倦意。漢雷明白了，拉金打了多年的更，可能晚上比白天更有精神。 他終於站了起來。這時，審訊室掛了霜的窗戶上已經透出了一層灰白光。 “你可以頑固下去，”他說，“你可以不說，但你的太太維奧萊特會說的。奇怪嗎？嗯？從牆後的墓穴中講話，過了15年了。她會講的。她會在實驗室中說出那時發生了什麼事，何時發生的，甚至為什麼發生的。然後，咱們再來這裡，那時，我就要起訴你。” 儘管他不易發怒，但這回卻讓老頭的沉默把他氣壞了。不是因為說得太少，而是因為他根本不說什麼，只是用捉摸不透的眼光盯著漢雷。漢雷問自己，這眼光是什麼意思呢？驚恐？懼怕他漢雷？悔恨？嘲諷？不，不可能是嘲諷。這老傢伙的劫數到了。 他站起來後，用大手摸著臉上的胡茬子，回到辦公室。拉金又回到拘留室去了。 漢雷坐在沙發里睡了三個小時，腦袋枕著靠背，伸直兩腿，鼾聲如雷。 8點鐘時，他醒來了，到衛生間洗了洗臉，刮了鬍子。兩名實習小警察看到他來得這麼早，不禁大吃一驚。 9點鐘時，他已吃完早飯，批閱著堆積如山的文件。 9點半時，梅友路的工長打來了電話。漢雷考慮著如何回答。 “好吧，”他終於說，“你們可以圍起來和打混凝土了。” 20分鐘後，麥卡瑟教授來了電話。 “我已經把四肢都拉直了，”教授興致勃勃地說，“皮膚也軟得可以解剖了。我們正在淋幹，再過一個鐘頭就可以開始了。” “什麼時候可以給我一個報告呀？”漢雷問。 “那要看你指什麼，”電話裡說，“正式報告的話，得兩三天；非正式的話，午飯後就能告訴你一些。至少是死因，我們昨天已經肯定了脖子上的勒痕，正如我昨天懷疑的，是用襪子勒的。” 這位病理學家同意兩點半時從陳屍所到漢雷辦公室來。 一上午沒有什麼打擾，只是道金斯在中午時打來了電話。 “挺走運，”他說，“在戰爭局的檔案室找到一個朋友，給了我特殊照顧。” “謝謝，少校，”漢雷說，“我在做記錄，說吧。” “事情並不多，但卻肯定了咱們昨天的想法。” 漢雷心裡說，你昨天想了什麼呀，這個殷勤的英國佬。 “士兵休伯特·傑姆斯·拉金於1940年10月抵達利物浦的都柏林碼頭並志願參軍。基本訓練是在約克郡的卡特里克軍營進行的。後來轉到國王龍衛隊，1941年3月被旅往埃及作戰。然後，我們就知道他為什麼連下士都沒有熬上的原因了。” “什麼原因？” “他被俘了。在同一年，他在德國的秋季攻勢中當了俘虜，後來的戰爭年代裡，他一直都在第三帝國東部的西里西亞戰俘營里當農工。1944年10月，被俄國人解放。1945年4月被遣返，正趕上5月份歐洲戰爭結束。” “有沒有關於他婚姻狀況的？”漢雷間。 “當然有，”道金斯少校說，“他是當兵時結的婚，所以，檔案裡有記錄。1945年12月14日在北倫敦愛德蒙頓的聖瑪麗救世主天主教堂結婚。新娘維奧萊特·瑪麗·史密斯，旅館服務員，那年她17歲。你知道，1946年1月，他光榮復員，在愛德蒙頓當店員，一直到1954年，所以，部隊知道他的地址，也是最後的地址。” 漢雷誠懇地感謝了道金斯，放下了電話。拉金娶那位17歲姑娘時，是34或35歲。他們搬到梅友路時，她可能只有26歲，但他可能已經是暮氣沉沉的43歲的人了。她1963年死去時，才35歲，仍然很動人，而且也可能很有性感和性慾。而他已經52歲了，已經不令人感興趣了，他自己也沒有什麼興趣了。是啊，這就會出問題。他耐心地等待著麥卡瑟教授的到來。 病理學家真是說到做到。兩點半時，他已經坐到了漢雷辦公室的椅子上。他掏出煙斗，清閒地裝著菸絲。 “實驗室不准抽煙，”他道歉地說，“但煙能蓋住甲醛，你應該喜歡它。” 他愜意地抽著煙斗。 “已經搞到你要的東西，”教授輕鬆地說，“謀殺是毫無疑問的了。是用一隻襪子勒的，引起窒息，又狠狠地擊了頭。舌骨這兒，”教授指著自己下額和喉頭的地方，“三處骨折。在死之前，頭部被狠狠地砸了一下，頭皮破損，但沒有死。可能是被打暈後又引起窒息死亡。” 漢雷靠到椅子上。 “太好了，”他說，“死亡年代呢？” “啊，”教授說，拿過來自己的文件箱，“我給你帶來一件小小的禮物。”他把手伸到箱子裡，拿出一個塑袋，裡面裝著一塊變了色的舊報紙片，約有4寸寬6寸長的樣子。 “頭皮可能流血不止，兇手為了不讓血流到地毯上，一定是用報紙把流血的頭皮包了起來。毫無疑問，正是在他砌假牆秘室的時候。值得慶幸的是，還可以看出是一張舊日報，上面的日期還能看出來。” 漢雷接過塑料袋。通過透明的袋子，用放大鏡看著那塊舊報紙。他突然站了起來。 “這一定是一塊很舊的報紙了。”他說。 “當然是很舊的了。”麥卡瑟說。 “是過去的舊報紙，不是當時的報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只是用來包頭上的傷。”漢雷堅持說。 麥卡瑟聳了聳肩膀。 “也許你是對的，”教授附和地說，“這樣的干屍，誰也確定不了準確的死亡年月，只是推斷而已。” 漢雷輕鬆下來了。 “我也是這個意思，”他心情舒暢地說，“拉金可能是隨便抓過來墊在抽屜裡、櫃櫥裡的舊報紙，那舊報紙早就放在那裡多年沒動了。所以，報紙上的日期是1943年3月13日。” “屍體也是那時候的，”麥卡瑟說，“我斷定死亡是在1941到1945年間，可能跟報紙上的那個年月差了多少。” 漢雷盯著他，半天沒有挪動眼珠，“維奧萊特·瑪麗·拉金太太死於1963年8月份。”他說。 麥卡瑟盯著他，一邊盯著一邊又點著了煙斗。 “我想，”他輕聲地說，“咱們說的不是一碼事。” “我是在說陳屍所的屍體。”漢雷說。 “我也是啊。”麥卡瑟說。 “拉金和他老婆1954年才從倫敦遷到這裡。”漢雷慢條斯理地說，“在梅友路38號房主兼住戶死亡之後，他們買的房子。人們都說拉金太太是1963年8月離開她丈夫而出走的。昨天我們拆房時，在夾壁牆裡發現了她的屍體。” “你並沒有告訴我說拉金夫婦在那所房子裡住了多長時間，”麥卡瑟有理有據地指出說，“你只是讓我對一具乾屍進行病理檢驗，我照你的話乾了。” “但它已經乾化了，”漢雷堅持說，“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死亡時間的幅度會很大的吧？” “但不會大到20年。”麥卡瑟平靜地說。 “那個屍體根本不可能活過1945年。內臟的化驗是不容置疑的；當然，襪子也可以進行分析，還有報紙。但是，像你說的那樣，可能用的是20年以前的舊東西。可是，頭髮、指甲、內臟——這些不可能錯。” 漢雷覺得好像是大白天做夢。他好像是在1951年的橄欖球冠軍賽中，使出了渾身的力氣去沖破英國隊的防守隊員，艱難地向端線奔去。他幾乎要觸抵端線時，球從手中滑脫了，他奮力去抓，但抓不住…… 他醒了過來。 “除了年月，還有什麼？”他問，“這個女人很矮，1.6米左右？” 麥卡瑟搖了搖頭。 “對不起，即使在夾壁牆裡過了35年，骨頭也不會長長的。她大約是1.79米到1.8米的樣子，又瘦又高。” “黑頭髮，捲曲？”漢雷問。 “非常直，淺黃色的。頭髮仍長在頭上。” “她死時大約35歲？” “不，”麥卡瑟說，“她足有50多歲了，生過孩子，我敢說，是兩個。而且在生了第二個孩子後做過補救手術。” “你是不是認為，”漢雷問，“從1954年開始，他們直到維奧萊特·拉金出走，以及拉金自己過的15年——都一直跟幾尺外的死屍居住在一起？” “很可能那樣，”麥卡瑟說，“在那樣溫暖的屋子裡很快就會乾化的。屍體乾化後是不放味的。假設像我認為的那樣——她在1943年被害，到1954年的時候，屍體跟我們挖出來時是不會有什麼區別的。那麼，1943年你的那位拉金在什麼地方？” “在西里西亞一個戰俘營裡。”漢雷說。 “這樣看來，”教授一邊站起來一邊說，“他不是殺死那個女人並把她砌到牆裡的兇手。那麼是誰呢？” 漢雷抓起內部電話要刑偵科。那位年輕的刑偵人員接了電話。 漢雷故意地問：“1954年以前，梅友路38號的房主兼住戶是誰？” “我不知道，長官。”年輕人回答。 “他在那住了多長時間？” “我沒有記錄這一點，但我記得前房主在那兒住了30年，他是一個老光棍兒。” “他當然是光棍兒了，”漢雷低聲說，“他叫什麼？” 對方停了一會兒。 “我根本沒有想到問名字，長官。” 兩個小時之後，老頭被釋放了。但他是從後門走的，以防前門有記者在那兒逛來逛去。這一回，沒有警車，也沒有陪同了。他口袋裡揣著民政局招待所的地址。他一句話也沒說，順著便道走下去，拖拖沓沓地回到了寶石區的簡陋小巷。 在梅友路，原先房子佔的那一塊地面上，環形柵欄已經合攏起來了，整個停車場都圍起來了。在原先的後院的地方，混凝土已經打得一溜平。在昏暗的黃昏光線中，工長正和兩名工人在混凝土地面上嘔哐地走來走去。 工長不時用釘有鐵掌的靴子後跟跺著地面。 “肯定乾了，”工長說，“老闆讓今晚搞完，鋪上柏油。” 在路對面的亂石堆裡，正燒著一堆垃圾、樓梯板、棚板、棚條、櫃櫥、窗框和門，柵欄、廁所、雞窩也都燒了。但即使在火光的照耀下，也沒有一個工人注意到環形柵欄外面的老頭身影，他正在盯著工人們。 工長檢查完這塊新打完的長方形地面，走到另一邊去，來到原先的後板牆的地方。他低頭看看腳下。 “這是什麼？”他問，“這不是新打的，這是舊的。” 他指的地方是一塊6尺長、2尺寬的混凝土板。 “這是雞窩的地板。”一個工人回答說，上午是他打的混凝土。 “你怎麼不打上一層新的呢？”工長問。 “我沒打。那樣會使這塊地方變得太高了。若是打上的話，柏油也會鼓包的。” “如果這兒下陷的話，老闆會讓咱們返工的，而且要包賠損失。”工長鬱鬱不樂地說。他走出去幾步，拿過來一根沉重的鐵棍子，把棍子舉得高高的，向舊混凝土板狠力地砸下去。鐵棍被彈了回來，工長嘟嚷了一句什麼。 “好吧，夠結實的了，”他承認說，回身向等著的推土機擺手，“馬克，填吧！” 推土機的大鏟開到熱氣騰騰的瀝青混凝土堆後，像推砂糖一樣，將它推散在混凝土地面上。幾分鐘後，整個地面就從灰色變成了黑色，又被耙平。壓路機等在噴灑機後面，準備最後一道工序。 當天空的最後一道光線消失的時候，工人們都紛紛回家了。停車場完工了。 在柵欄的外面，老頭轉過身去，拖拖沓沓地走開了。 他沒有說話，什麼也沒有說。但是，他笑了，第一次笑了，笑得是那麼開心、那麼長。 他心中的沉重石頭終於落地了。 （郝啟成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