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本多暫時將目光轉移，埋頭研究起復活於18世紀的意大利的輪迴轉世學說。
生活在16、17世紀的修道士唐瑪佐·康帕內拉信奉轉世學說。這位異端與叛逆的哲學家，在29年的監獄生活之後，被接到法國，度過了幸福而榮耀的晚年。當路易十四誕生之際，他獻上了作為自己的輪迴學說的實證的讚歌。
康帕內拉從鮑提羅那裡學習婆羅門教徒的輪迴轉世論，知道了死者的靈魂甚至會投生為猴、象、牛等。而且假託畢達格拉斯教團是信奉靈魂不滅和轉世的，規定《太陽之都》(他的主要著作)的居民“來自印度，是躲避莫臥爾人的篡奪和暴虐的賢人們”，稱他們為“畢達格拉斯式的婆羅門教徒”，但關於其輪迴的信仰卻含糊其辭。然而康帕內拉自己卻提倡“死後的靈魂既不進地獄和煉獄，也不進天堂”。
可以窺見其輪迴學說之一斑的據說是《高加索十四行詩》。其中康帕內拉流露了充滿悲傷的感懷，詩歌唱道：人類不會因自己的死而進步，即使將災禍轉變，邪惡卻更加猖狂，這已屢見不鮮。相信感覺在死後也會永遠存在，不過是為了忘卻現世的煩惱。既然不知道前世是痛苦的還是平安的，又怎能知道死後呢？
與貝納勒斯的欣求相比，提倡輪迴學說的西歐人，全被今世的不如意和悲愁壓得一籌莫展。他們不希求來世的歡樂，只求忘卻。
說到這裡，18世紀的哲學家笛卡兒的激烈反對者維科，雖然同樣倡導輪迴學說，但其才氣和鬥志處在尼采的永劫回歸論的先驅者的位置，維科根據他那一知半解的知識，稱讚日本民族是尚武的民族，本多愉快地讀到了他寫的一段話：“日本人猶如迦太基戰役時的羅馬人，禮讚英雄的人性，武勇善戰，語言頗似拉丁語。”
維科以其回歸的觀念解釋歷史，即各文明時代是以比最初的“感覺的野蠻”更為惡劣的“反省的野蠻”結束的。前者意味著高潔的未開化，後者意味著卑劣狡猾、奸佞詰詐。這有毒的“反省的野蠻”、“文明的野蠻”經歷的幾個世紀中，不能不遭受新的“感覺的野蠻”的侵襲而滅亡。 ……在不長的日本近代史上，本多彷彿也看到了這種情形。
維科信奉天主教式的神意，同時也發表不可知論者的言論，這些言論與“業感緣起論”是十分接近的。如：
“神與被造物是不同的實體，存在理由與本質乃實體所固有，所以被創造的實體只要是有關本質的；便是與神的實體不同的另一種東西。”
如果認為這看似實體的被造物是“法”和“我”，認為存在的理由是“業”的話，那麼到達另一個世界的神的實體就是“解脫”。
維科在他的神學理論中提倡，神的創造“內在地”轉化為被創造之物，“外在地”轉化為事實，因此世界是在時間中創造出來的。他主張人的精神所思念的無限和永遠是神的反映。它不受肉體的限制，也不受時間的限制，所以是不死的。但是關於無限者是怎樣降落到有限的事物裡的，他卻訴諸於不可知論，避開不談。不過，輪迴轉世學說的睿智正是從這裡發端的。
印度哲學不惜借助幻想和夢，一味仰賴於堅韌的認識力，始終與不可知論無緣，這是令人驚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