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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第二部聖櫃與聖杯-6

失落的約櫃 葛瑞姆·汉卡克 12324 2018-03-21
同樣,我也不僅想弄清一點:這位傑出的航海家選擇在1460年10月13日這個日子立下遺囑,這是否純屬偶然?因為,這個日期恰好就是法國逮捕聖殿騎士教徒的153週年紀念日(那場大逮捕發生在1307年10月13日)。 亨利在1460年立下遺囑後不久就去世了。直到20世紀初,記載他生命最後十年的秘密檔案才被公開。在這些檔案裡,人們發現了一則簡要註釋,上面寫著:"亨利去世前八年,祭司王約翰的大使訪問了里斯本"。 那位大使的使命是什麼?亨利親王和這位埃塞俄比亞人討論了什麼?我們不得而知。儘管如此,兩年以後,葡萄牙國王阿方索五世授權"基督聖教"管轄在埃塞俄比亞的宗教事務,由此可見那次會見絕非偶然。普萊斯塔奇教授承認:"對葡萄牙國王授予這個特權的動機,我們依然一無所知。"

"航海家"亨利親王1460年去世後,葡萄牙南部的錫尼什海港誕生了一位合適的繼承者。這位繼承者也是"基督聖教"的成員,名叫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約1460-1524,葡萄牙著名航海家——譯者註),此人將在1497年開闢從好望角到印度的航線。 值得注意的是,達·伽馬做這次著名的航海探險時,隨身帶了兩樣東西:一面白色的絲旗,上面繡著基督聖教的紅十字;此外,還有寫給祭司王約翰的幾封薦書。不僅如此,這位葡萄牙船隊隊長的目的地雖然的確是印度,但他還是用了很多時間去非洲探險。 據說他的船隊到達莫桑比克時,他聽說祭司王約翰就住在北邊很遠的內陸,不禁高興萬分。他從同一個知情人那裡得知,這位埃塞俄比亞皇帝"佔據著沿岸的許多城市"。這個說法雖然並不正確,但達·你馬後來還是讓船隊在馬林迪、蒙巴薩、布拉瓦(他在那裡建造了一座燈塔,至今還在)和摩加迪沙做了停泊。他這麼做,部分地是因為他始終渴望見到祭司王約翰。

與此同時,在1487年(達·伽馬動身航海前10年),"基督聖教"還組織了另外一次去埃塞俄比亞的嘗試。那一年,葡萄牙國王約翰二世(當時為該教的大師)派他信任的助手畢洛·德·科維漢做了一次充滿危險的旅行,經地中海、埃及和紅海,到祭司王約翰的宮廷去。 科維漢化裝成商人,經過亞歷山大和開羅,來到薩瓦金(蘇丹東北部臨紅海的港市——譯者註)。 1488年,他在薩瓦金登上了一條阿拉伯人的三桅船,去亞丁灣的耶梅尼港。此後,他遇到了種種險阻,大大延誤了行程,直到1493年才終於進入了阿比西尼亞。 他一到那裡,就馬上去了皇宮。他先是受到了歡迎,但後來卻被舒舒服服地軟禁了起來。至於他遭到軟禁的原因,我們只能做出猜測了。不過,據說科維漢是個出名的間諜(他以前曾在西班牙做過特務),因此我很難不做出這樣一種推測:"基督聖教"可能是派他去蒐集約櫃下落的情報。他也許由於四處打聽那件聖物的消息而引起了懷疑,也許不是如此。無論出於哪種原因,他都是被拘禁在了埃塞俄比亞,一直到死。

1520年,葡萄牙派往祭司王約翰宮廷的第一個官方使團到達馬薩瓦港(埃塞俄比亞北部今厄立特里亞臨紅海的港市——譯者註)時,科維漢還活著。這個使團上岸後,就去見1508年即位的所羅門世系皇帝萊布納·鄧格爾。使團的成員之一,就是弗朗西斯科·阿爾瓦雷茲神甫。讀者可能還記得,正是這位阿爾瓦雷茲聽到了當地祭司們講的那個古老傳說,即拉利貝拉的獨石教堂是"白人建造的"。 現在,我又開始研讀阿爾瓦雷茲那部長篇記述的英譯本,那部書是他1526年離開埃塞俄比亞以後寫的。重新閱讀有關拉利貝拉的章節,我驚異地看到了他對聖喬治教堂的描述。他說,在這座宏偉的獨石建築上,刻著"一個雙十字,即一個十字裡套著另一個十字,其狀就像基督聖教的十字"。

我已經知道,拉利貝拉的那些教堂當然建於聖殿騎士時代,即遠遠早於步其後塵的"基督聖教"建立的年代。不過,似乎可以做出一個合理的假定:"基督聖教"的十字來自於一種圖案,那種圖案曾對聖殿騎士教很有意義。因此,我了解到這個十字被用在了聖喬治教堂上,便感到很有興趣了。 毫無疑問,聖喬治教堂是拉利貝拉建造的第一座教堂。我回想自己在1983年參觀那裡的情景,卻不記得曾看到過那位雙十字圖案。不過,我還是滿懷興趣地查看了我那次參觀拍攝的照片。那些照片表明,阿爾瓦雷茲當年對聖喬治教堂的描述是完全正確的,因為照片上有那個雙十字。 16世紀30年代中期,當那位葡萄牙大使還在萊布納·鄧格爾的皇宮裡時,埃塞俄比亞不久即將遭到穆斯林軍隊的進攻,這個局勢已經很明顯了。當時,穆斯林軍隊正集結在非洲之角東部的哈拉爾酋長國。這些軍隊的首領是個能力非凡的可怕軍閥,名叫阿赫邁德·伊本·伊卜拉辛·埃爾·哈茲,綽號"格拉金"(意思是"左撇子")。

經過幾年精心準備,格拉金終於在1528年宣布發動聖戰,率領大批索馬里軍隊(在阿拉伯僱傭軍和土耳其火槍隊的支援下)闖進了這個信仰基督教的高原國家。這場戰爭並不是速戰速決,而成了一場年復一年的持久戰,其間毫無緩和。在埃塞俄比亞全國,城鎮和村莊被燒毀,教堂被破壞,無價的珍寶被掠奪,成千上萬的人被殺戮。 對待那些葡萄牙人,萊布納·鄧格爾一直多少有幾分冷淡。葡萄牙使團在埃塞俄比亞的六年間(1520-152年),他經常強調自己能自力更生,說儘管面臨穆斯林軍隊的威脅(到1526年,這種威脅已經十分昭然),他還是看不出有什麼必要和外國勢力結盟。我認為,他這種奇怪的漠然態度大概是出於對這些歐洲來訪者真正動機的擔心,尤其是對約櫃安全的擔心。

然而,無論這位皇帝害怕的是什麼,他還是逐漸地領悟了一點:格拉金的威脅比那些白人要大得多。格拉金不僅威脅著約櫃的安全,而且威脅著埃塞俄比亞基督教的存在。 1535年,穆斯林軍隊攻占了阿克蘇姆城,把古代最神聖的的錫安山聖瑪利教堂夷為平地(在本章後面我將講到:祭司們已經把約櫃送到了另外一個地方,以保平安)。也是在1535年,並且並非出於巧合,萊布納·鄧格爾終於克服了對和外國結盟的反感,派了一位使臣去見葡萄牙國王,向他請求緊急軍事援助。 這一時期,埃塞俄比亞和歐洲之間的交通已經變得十分困難了,因為土耳其人控制了非洲之角的大部分沿岸地區,也佔領了紅海的許多港口。這位皇帝的求救特使用了很長時間才到達葡萄牙。

結果,直到1541年,一個由450名葡萄牙人組成的火槍營才在馬薩瓦登陸,去援助阿比西尼亞軍隊。那時,阿比西尼亞的軍隊已經完全被擊潰了,幾乎不復存在。萊布納·鄧格爾皇帝經過幾年的戰爭,已經死於衰竭,其王位由他兒子克勞迪烏斯繼承,當時才十幾歲。 葡萄牙人的部隊裝備著火槍、短槍和幾門重砲,因此,人們的大部分希望就維繫在了他們的干預上。埃塞俄比亞1541年的皇家年表上說到葡萄牙人滿懷信心地從海岸向高原地區進軍時,讚揚他們"勇猛無畏,像狼一般渴望戰鬥,像雄獅一般渴望殺戮"。 對這支葡萄牙部隊的素質,這個讚譽也毫不過分——他們人數雖少,作戰卻十分英勇,並取得了一些決定性的勝利。後來,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只用了九個英文單詞就概括了他們取得的成就:"EthioPia was saved by four hundred and fifty PortugUese(450個葡萄牙人拯救了埃塞俄比亞)。"

我認為有一點特別值得一提:這支救援部隊的司令官不是別人,而正是著名的瓦斯科·達·伽馬的兒子——堂·克利斯托弗·達·伽馬。像父親一樣,堂·克利斯托弗也是"基督聖教"成員。詹姆斯·布魯斯對這個年輕冒險家的性格分外感興趣,對他做了以下的描述: 他的勇敢幾乎發展成了一種缺點。他做事鹵莽,性情激烈。他非常渴望取得他認為的那些戰功,頑固堅持自己的決斷……(然而,)他雖然具有許許多多明顯的優點,卻毫不具備耐心這種長處,而作為軍事長官,這種長處是不可或缺的。 我相信,身為基督聖教騎士的堂·克利斯托弗在埃塞俄比亞的活動,很可能出自一個隱秘的目的:他首先是要擊潰穆斯林,然後是要尋找約櫃。然而,他的滷莽和缺乏耐心,將使他在沒有達到這兩個目的以前就付出生命的代價。

儘管以寡敵眾,他還是多次與阿赫邁德·格拉金的軍隊交戰(有時候,葡萄牙部隊被阿比西尼亞人拋棄,他們不得不面對敵方的10000名長矛手,並且打垮了敵人)。這種靠蠻勇而獲得的戰績當中充滿了危險。 1542年,堂·克利斯托弗被俘人獄。一個目擊者曾描述說,堂·克利斯托弗被俘前不久,"一顆子彈打中了他右膝,他還在用左臂揮劍作戰,因為他的右臂已經被另一顆子彈打斷了。" 這位葡萄牙司令官先是受到嚴刑拷打,後來,根據布魯斯對他生命最後時刻的記述說: 他被帶到摩爾人的統帥格拉金面前。格拉金大罵堂·克利斯托弗,堂·克利斯托弗也回以痛罵。這摩爾人大怒,抽出寶劍,親手砍下了堂·克利斯托弗的頭。

但是,不到一年以後,這位穆斯林首領也被殺死了。 1543年2月10日,在塔納湖畔的一次戰鬥中,格拉金被一個名叫彼得·列昂的人擊殺: 此人出身低微,但作戰積極而勇敢,是堂·克利斯托弗的侍從……摩爾人軍隊一失去司令官,便立即陷入大亂,潰不成軍。葡萄牙人和阿比西尼亞人乘勝追擊,痛殺摩爾人,直到傍晚。 就是這樣,經過15年的空前破壞和暴力,穆斯林征服基督教帝國埃塞俄比亞的企圖被粉碎了。葡萄牙援軍損失慘重:像令敵人聞風喪膽的堂·克利斯托弗一樣,火槍營的450名葡萄牙士兵中,有半數以上犧牲在了戰場上。阿比西尼亞人的損失當然要更慘重得多(有數万人死於戰鬥)。文化方面的損失也是如此:被燒毀的手稿、雕像和油畫,被夷為平地的教堂,被掠奪的珍寶,在此後數百年中在這塊高原上的文明上投下了陰影。 不過,珍寶中的珍寶——約櫃卻倖免於戰禍。 1535年阿克蘇姆城被焚毀前幾天,約櫃被祭司們送到了塔納湖上的一個島上修道院裡。它在那裡藏了很長一段時期,直到格拉金死去。後來到了17世紀中期,法悉里達斯皇帝(布魯斯把他描述為"阿比西尼亞歷史上最偉大的國王")在原教堂的廢墟上建造了一座新的錫安山聖瑪利大教堂。經過一個莊嚴的儀式,神聖的約櫃又被重新放回了教堂,恢復了昔日的榮耀。 法悉里達斯還做了一件事情。儘管他的國家本應當十分感激葡萄牙人(抗擊格拉金的戰爭結束後,他們在埃塞俄比亞的人數一直在不斷增長),他卻還是致力於把所有葡萄牙人都趕出自己的國家。看來,他確實在懷疑葡萄牙人的意圖,以至於和馬薩瓦的土耳其人做了一筆交易:所有到達那個港口並企圖進入埃塞俄比亞的葡萄牙人,都將被立即逮捕並砍頭,法悉里達斯將為每顆人頭支付數量可觀的金子。 奧秘的源頭 堂·克利斯托弗·達·伽馬死後,"基督聖教"對埃塞俄比亞的那種強烈而集中的興趣便似乎終止了。法悉里達斯王朝時期以後,任何葡萄牙人也都不再有機會去滿足這種興趣了。 然而,正像我已經提到的那樣,"基督聖教"並不是使聖殿騎士教傳統永存的惟一載體。蘇格蘭的共濟會也繼承了所羅門聖殿的部分神秘傳說。這個傳說的核心角色就是約櫃。我認為,很有必要對訪問過埃塞俄比亞的一個最大膽而堅毅的外國人的活動進行更嚴密的考察,此人就是"金納德的詹姆斯·布魯斯"(即前文中的詹姆斯·布魯斯——譯者註),因為他和蘇格蘭有關,因為他自稱是14世紀為逃亡的聖殿騎士提供庇護的那位蘇格蘭王的後裔。 布魯斯身高至少6英尺4英寸(約1.95米——譯者註),體格魁偉,堪稱巨人——他同時代的一個人說他是"你不花錢就能見到的最高的人"。他也非常富有,受過良好的教育。布魯斯1730年生於蘇格蘭低地的金納德家族宅邸,12歲時被送到哈羅公學(英國著名的男童學校,建於1571年——譯者註)上學。他幾門古代語言的學習成績被老師評為優秀。後來,他在愛丁堡大學完成了學業。 布魯斯後來生了病。病好以後,他去了倫敦,打算應聘為東印度公司工作。可是,他一到倫敦就熱戀上了一位名叫阿德萊妮·艾倫的美女,和她在1753年結了婚。不久以後,他成了岳父葡萄酒生意的合夥人。 悲劇隨後而來。 1754年,阿德萊妮突然死於去法國的旅行中。布魯斯雖然不久以後就再婚,並有了幾個孩子,但他似乎用了很長時間才從失去第一個妻子的悲痛中恢復過來。他感到不安和絕望,便開始了幾乎接連不斷的旅行,每到一地都以非凡的才能去學習新的語言。 他先遊歷了歐洲,曾在比利時和人決鬥,曾泛舟萊茵河,曾在意大利瞻仰古羅馬遺跡,也曾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研究阿拉伯文古代手稿。後來,英國政府承認了他的語言才能以後,他就被派到了英國駐阿爾及爾的領事館做外交工作。 後來,他從阿爾及爾沿著北非海岸做了廣泛的旅行,參觀了迎太基遺跡後,去了聖地耶路撒冷,在那裡探察了另外幾處古蹟。他還抽時間回蘇格蘭去料理家族財產。現在他成了地主,因為父親已經在1758年去世了。 在這個時期,這位蘇格蘭青年成了一個類似天文學家的人物,並弄到了兩架望遠鏡,後來帶著它們到世界各地旅行。他還掌握了測量和航海的技能,這對他的幾次阿比西尼亞之旅都價值無比。 他究竟是什麼時候想做最後一次埃塞俄比亞探險的,這不得而知,但有證據表明,他這個打算已經由來已久。例如,據說早在1759年,他就開始學習埃塞俄比亞古代語言——傑澤語了。 1768年,布魯斯到達開羅、開始他那次劃時代的旅行時,他為探險做的準備(包括仔細閱讀所有到過埃塞俄比亞的旅行家的著作),已經使他積累了關於該國的大量知識。 激勵布魯斯去埃塞俄比亞的,到底是什麼呢?他曾直言不諱地說到了自己的動機:他冒著"無數的危險和困苦,若沒有上帝一貫的仁慈和護佑,其中最小的危險與困苦也會把我壓倒",這全是為了去尋找尼羅河的源頭。 布魯斯後來寫了一部長篇著作,名叫(1768年、1769年、1770年、1771年、1772年和1773年尋找尼羅河源頭之旅》。他刻意地用這個長長的書名概括了他這個抱負,以免有人懷疑他的真實動機並不在此。 然而,這裡面卻有個奧秘,不止一位歷史學家都注意到了(但沒有找到任何答案)。那奧秘就是:在動身去埃塞俄比亞以前很久,詹姆斯·布魯斯就已經知道,曾有兩個歐洲人探訪並徹底考察過青尼羅河的源頭。那兩個人是彼得羅·帕耶茲和杰羅尼莫·洛波,他們都是葡萄牙神甫,門世紀法悉里達斯皇帝上台前,他們都曾住在埃塞俄比亞。 1989年,在我考察約櫃下落的過程中,布魯斯埃塞俄比亞之行目的的奧秘越來越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那五卷厚厚的著作《尋找尼羅河源頭之旅》已經成了我的基本參考書,因為它們描繪了埃塞俄比亞文化的一幅獨一無二的畫卷。那時的埃塞俄比亞文化還沒有與其古代源頭分離得太遠。 不僅如此,我還了解到,這位蘇格蘭探險家還是一位值得重視的學者。他觀察的縝密和準確,他對歷史事件的判斷和見解所包含的總體價值,從一開始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還認為他是個誠實的人,並不總是喜歡誇張和曲解。 我不得不問自己:從他的許多自述看,他顯然仔細閱讀過帕耶茲和洛波的著作。儘管如此,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卻隻字未提這兩個人的成就,這又該如何解釋呢? 我完全贊成歷史後來做出的裁決(即"布魯斯絕非寫傳奇故事的人,而是一位可靠的嚮導"),因此,他在一個關鍵問題上明顯的不誠實態度便越來越使我困惑了。這種不誠實的表現是,他公然強調"沒有一個葡萄牙人……曾經見到過(甚至自稱見到過)尼羅河的源頭"。 我不久便發現,布魯斯不止在這一個問題撒了謊。他對約櫃這個問題的描述更是閃爍其辭,頻頻扯謊。描述對聖城阿克蘇姆的訪問時,他先敘述了阿赫邁德·格拉金焚毀第一座錫安山聖瑪利教堂的經過,然後如實地說,在教堂原址上現在建起了一座新的教堂: 據說它將安放約櫃……埃塞俄比亞人的那個離奇傳說裡說,門涅利克回埃塞俄比亞時,從他父王所羅門那裡偷來了約櫃……我確信這座教堂裡曾藏有《舊約》的一個古代版本……但無論這座教堂裡藏的是什麼,它反正是被格拉金毀掉了,只是佯裝教堂裡還保存著它罷了。我是從國王本人那裡聽到這個說法的。 總之,布魯斯似乎想說,約櫃從未被帶到阿克蘇姆城(因為他認為門涅利克和所羅門的故事只不過是個"離奇傳說")。因此,那件曾一度被藏在這座教堂裡的聖物,其實只是"《舊約》的一個古代版本",並且連它也已不復存在,因為它已經"被格拉金毀掉了"。他還強調,提出這個說法的是"國王本人",以此作為依據。 如果沒有他最後這個說法,我本來可能會滿意地相信:布魯斯或許從來沒有聽說過,約櫃如何在與穆斯林的戰爭中倖免於難,以及重建錫安山聖瑪利教堂後它如何重返阿克蘇姆城。然而,說"國王本人"證實聖物被毀,這卻分明是謊言。 1690年,格拉金戰爭已經結束很久,又是布魯斯親自訪問埃塞俄比亞的80年前,曾有一位埃塞俄比亞君主進入過新的聖瑪利教堂內殿,並且確實見到了約櫃(由此證實了它的存在)。這裡所說的那位君主就是伊亞蘇大帝,他既是國王,又是祭司。正因為如此,他不僅被允許看到這件聖物,還被允許打開它看裡面的東西。布魯斯時代的那位埃塞俄比亞國王居然沒聽說過這個史無前例的著名事件,這是不可想像的。因此,我不得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位蘇格蘭旅行家再一次地"縮減了事實真相"。 我了解到,與以上引用的布魯斯本人的說法相反,他其實並沒有把埃塞俄比亞人關於門涅利克、所羅門和示巴女王的故事看作"離奇傳說"。這就更加深了我這個信念:恰恰相反,他極度看重那個傳說。 在布魯斯《尋找尼羅河源頭之旅》的第一卷裡,在他敘述訪問阿克蘇姆城的幾千頁以前,他以很長的篇幅敘述了《舊約》時代早期,埃塞俄比亞與耶路撒冷之間密切的文化及商業聯繫。他敘述了許多方面的聯繫,其中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一個見解:示巴女王在歷史上真有其人,而不是神話傳說裡的人物;她的確訪問過耶路撒冷的所羅門王的宮廷("她無疑進行過那次探險");最重要的是,她來自埃塞俄比亞,而不是來自任何其他國家。 "(有些人)可能以為這位女王是阿拉伯人,"他做出結論說,"但是,有許多理由使我堅信她是埃塞俄比亞人。" 接著他又說,《國王的光榮》裡描述的示巴女王與所羅門的戀情,以及後來門涅利克的誕生,這個故事"絕非不可能"。按照相同的思路,他復述了門涅利克親訪耶路撒冷,最後"帶著一群猶太人回到埃塞俄比亞,其中有不少摩西律法的博士"。布魯斯得出結論說,這些事件導致了"埃塞俄比亞君主制度的建立,使猶太部族的王權延續至今……最初是猶太人做國王,後來……他們又皈依了基督教"。 這段話不多不少,恰恰是對《國王的光榮》一段內容直截了當的摘要。而那段文字則使這段話具有了重大的分量和歷史真實性。然而,奇怪的是,布魯斯雖然談到了這個問題的每一個重要細節,卻隻字未提約櫃。這個忽略只能是有意而為,因為在《國王的光榮》這部埃塞俄比亞民族史詩裡,約櫃這件聖物發揮著核心的、壓倒一切的作用。 因此,我不得不再次得出結論說:在約櫃問題上,這位蘇格蘭旅行家是在存心誤導讀者。但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他的動機又何在呢? 我產生了好奇,於是仔細研讀他對阿克蘇姆城的描述。我偶然發現了一個以前被我完全忽略的細節——他訪問阿克蘇姆城的日期是1770年1月18日和19日兩天。 我突然意識到,這個日期安排絕不是偶然的,因為只有在這兩天,他才能目睹主顯節的慶祝活動,那是埃塞俄比亞東正教最重要的節日。正像我在1983年和那位護衛僧交談時證實的那樣:只有在這個節日上,而不是在其他任何時間,約櫃才會遵照傳統慣例被包在華美的錦緞裡(為"使外人免受它的傷害"),抬出內殿,被用在儀式上。因此,布魯斯選擇了一年當中的這個時機去阿克蘇姆。作為會眾,屆時他將很可能有合理的機會從近處觀看那件聖物。 現在,我真的開始想弄清一個問題了:吸引這位蘇格蘭旅行家去埃塞俄比亞的,是否始終就是約櫃呢?他自稱去那里為的是尋找尼羅河的源頭,這根本經不起仔細推敲,帶有一種混淆視聽的濃厚色彩,意在掩蓋他那次探尋的真正目的。不僅如此,惟有他對約櫃懷有特殊興趣,他談到約櫃時的閃爍其辭才具有特殊作用,因為他不想讓人們知道他的這種興趣。 不久,我又了解到了另外一些事情,更加深了我這個懷疑。例如,我發現布魯斯精通佔希伯來語。他沒有理由去學習這種已經死去的語言,除非他打算深入研究《聖經》的一些早期版本。何況,他無疑做過這樣的研究:他的《尋找尼羅河源頭之旅》,幾乎每一頁都顯示出他對《舊約》的了解。一位研究《聖經》的專家曾說,布魯斯在這方面的知識堪稱"出色"。 布魯斯"遠遠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博學",這並不僅有以上一個實例。我已經知道,對埃塞俄比亞的黑種猶太人的文化及歷史,他還做過縝密而獨創性的研究。他說過:"調查這個奇異民族的歷史,和他們當中一些因最博學而受到尊敬的人一起友好相處,這並沒有使我感到有多少困難。" 他的這些努力,使他在研究法拉沙人社會方面做出了意義深遠的貢獻。如同他的其他許多貢獻一樣,這個貢獻並非與他對地理考察的專業熱忱相符,卻與對約櫃的探尋完全一致。 我打電話給亞的斯亞貝巴的歷史學家貝萊·戈代,問他對布魯斯去埃塞俄比亞的動機有何見解。他的回答使我吃驚:"其實,我們埃塞俄比亞人都說,詹姆斯·布魯斯先生當年到我國來並不是為了探察尼羅河源頭。我們認為,他只是以此為幌子而已。我們說他另有目的。" 我說:"請詳細地講講。如果他的目標並不是尼羅河,你認為他的真正目的是什麼?" "他到我國的真正原因是想盜竊我們的珍寶,"戈代忿忿地說,"我們的文化寶藏。他把許多珍貴手稿帶回了歐洲。例如《以諾書》(以諾,Enoch,《舊約》人物,亞當的第七代後裔——譯者註)。他還從貢德爾的皇家收藏庫裡拿走了《國王的光榮》的一個古代抄本。" 我以前沒有聽說過這個消息,但如果它是真的,那就非常令人激動。我做了進一步的調查,證明了戈代說的絕對正確。布魯斯當年離開埃塞俄比亞時,確實帶走了《國王的光榮》,但並不僅僅是皇家收藏庫裡的那部出色抄本,而是還有那個抄本的一個抄寫本,那是他親自抄寫的(因為他對埃塞俄比亞古代語言傑澤語的知識"幾近完美")。很久以後,他把這兩個抄本都交給了英國牛津的鮑德雷圖書館(1602年由托馬斯·鮑德雷爵士建立的圖書館——譯者註),它們一直被保存至今(編目為"布魯斯93號"和"布魯斯97號")。 這還不是布魯斯的全部貢獻。 18世紀以前的學者都認為《以諾書》已經遺失,不可複得——該書成書於基督誕生前很久,被看作猶太教經卷中最重要的篇章,只能從其他經卷的片斷和引用中去了解它的內容。詹姆斯·布魯斯提供了這部遺失著作的幾個抄本,它們是他在埃塞俄比亞逗留期間抄寫下來的,此舉徹底改變了上述的局面。他的這些抄本,是歐洲人見到的《以諾書》的第一批完整版本。 發現布魯斯曾把《國王的光榮》帶回了歐洲,並且不畏艱辛、親手抄寫了這部浩繁巨著,我當然對此也很感興趣。這樣一來,他概括這部巨著時居然隻字未提約櫃,便使我產生了比最初更多的懷疑。不過,懷疑並不等於事實。因此,我只是在了解了《以諾書》的全部歷史,了解了這位蘇格蘭探險家在這方面的學術貢獻以後,才最後確認了我的懷疑是正確的。 我了解到,共濟會一直非常重視《以諾書》。在布魯斯時代,共濟會的一些儀式把先知以諾等同於埃塞俄比亞的智慧之神索斯(Thoth)。接著,我還在《皇家共濟會百科全書》裡發現了一個長篇詞條,其中記載了共濟會的其他一些有關傳說。例如,以諾發明了書面文字:"他教給人們建築的藝術";在大洪水以前,他"擔心那些真正的秘密會遺失,便把《最高秘密》刻在了一塊白色的原始斑岩上,並把它埋人了地下"。 《百科全書》的這個詞條總結說:"據說,《以諾書》自遠古就存在,教會的神甫們不斷地5!用它。布魯斯從阿比西尼亞帶回了該書的三個抄本。" 這個詞條提到布魯斯時非常簡明,語氣親切。此外,布魯斯帶回歐洲的《以諾書》不是一個抄本,而竟然是三個,這一切都表明,布魯斯本人就很可能是個共濟會員。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他閃爍其辭和掩人耳目的做法造成的困惑就有了解釋。 我相信,他對約櫃懷有特殊的興趣,但他決心掩蓋這種興趣。現在我可以確切地知道他這種興趣的來由,以及他為什麼想隱瞞這種興趣了。作為共濟會員,並且是蘇格蘭的共濟會員,他很可能完全了解聖殿騎士教有關"約櫃在埃塞俄比亞"的那些傳說。 不過,布魯斯到底是不是共濟會員呢?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絕非易事。在他長達3000多頁的《尋找尼羅河源頭之旅》裡面,沒有任何線索能使我獲得有關信息。布魯斯的兩本翔實的長篇傳記(第一本發表於1836年,第二本發表於1962年),也沒有提供任何啟示。 一直到199o年8月,我終於去了蘇格蘭,去拜訪布魯斯家族的宅邸。我希望在那裡獲得一些決定性的信息。在拉博特市的法爾契克郊區外圍,我找到了金納德宅邸。它坐落在離大路很遠的地方,佔地廣闊,相對封閉,是一座很壯觀的灰色石頭大廈。 宅邸現在的主人約翰·芬德萊·羅塞爾先生聽說我的來意,起初有幾分合理的躊躇,後來才請我進門,帶我參觀宅邸。不過,根據許多建築細節判斷,這座大廈卻並不屬於布魯斯時代。 芬德萊·羅塞爾說:"這完全正確。1895年,金納德宅邸就不再屬於布魯斯家族了。它的新主人羅伯特·奧爾博士拆掉了它。他在1897年建造了現在的這座大廈。" 我們來到一條寬敞的走廊裡,走廊兩邊鑲著牆板,正對著一段寬大的石頭樓梯。芬德萊·羅塞爾指著樓梯,自豪地說:"它們是保留下來的原來宅邸的惟一部分。奧爾博士把它們留在了原處,並且圍繞它們建造了自己的屋子。你知道,它們很有歷史意義。" "哦,真的嗎?為什麼呢?" "因為詹姆斯·布魯斯就死在這些台階上啊。那是在1794年,他在樓上的房間裡招待客人吃飯,然後陪他們下樓。他被絆倒了,磕破了頭。他就這樣死了,這實在是個悲劇。" 離開以前,我問芬德萊·羅塞爾:"布魯斯是不是共濟會員?" 他說:"不知道。我一點也不知道。我當然對他非常感興趣,但我畢竟不是專家啊。" 我點了點頭,感到失望。不過,我正要出門時,卻又想到了一個問題:"你知道布魯斯埋在哪裡嗎?" "拉博特市的老教堂。不過,你必須仔細尋找他的墓地。原先那裡有一座高大的鐵方尖碑,但幾年前被推倒了,因為它生了銹。這被認為可能危及公眾的安全。" 我只用了十分鐘就開車到了那座教堂。不過,找到蘇格蘭這位最偉大的探險家的墓地,我卻花了更長的時間。 那個下午的天氣很差,下著雨。我在一排排墓碑之間反复搜尋著,心中越來越感到失望。布魯斯的為人無疑有許多缺點,儘管如此,我還是有個強烈的感覺:這位神秘的勇敢者理應有個永久的紀念碑,但他竟然被遺棄在一塊毫無標記的墓地上,這實在是個恥辱。 我搜遍了主要墓地,一無所獲。後來,我發現了一片雜草叢生的小墓地,周圍有一圈石頭矮牆,牆上有個小門。我打開小門,踏上了一段只有三級的台階,它通向……一個垃圾堆。一堆堆舊衣服、被丟棄的鞋子、罐頭筒和零散的破家具,散落在長滿刺人的蓖麻和荊棘的墓地上。幾棵大樹的樹枝交織在我頭上,樹葉交錯,形成了一個綠色的滴水涼棚,幾乎透不進任何光線。 我一邊詛咒著向我飛撲過來的大群蚊子和黃蜂,一邊盡量朝植物叢的深處走去。我也曾四處環顧,但意識到最好還是在這裡尋找。然而,當我幾乎放棄了希望時,卻突然看見墓地中央有幾塊堅實的石板,上面長滿了青苔和野蓖麻。 我懷著尊崇(但也有幾分惱怒),盡量清除了石板上的東西,然後俯身查看。石板上沒有說它們就是布魯斯的墓碑,但不知為什麼我卻確實感到它們就是。我的喉嚨不覺有些硬咽。這里安息著一個人,一個偉大的人,他在我以前去過埃塞俄比亞。不僅如此,如果他果真像我推測的那樣,是位共濟會員,那就幾乎毫無疑問:他到那個遙遠國度就是為了尋找失踪的約櫃。但現在看來,我也許永遠無法證實這一點了。惟一能確定的是,布魯斯使自己被遺忘了——被他出生的土地遺忘了。 我在那里呆了一會兒,心中十分鬱悶。然後,我離開了那塊墓地,但不是從進來的那個小門出去的,而是翻過圍牆,來到了外面的一塊空地上。我幾乎立即就在那裡看見了一件使我感興趣的東西:離我站的地方不遠的地面上,放著一座巨大的金屬方尖碑。我走了過去,發現上面刻著詹姆斯·布魯斯的名字,此外還有幾行銘文: 他畢生從事有益的壯舉, 他探索過許多遙遠的地域, 他發現了尼羅河的源頭。 他是位溫情的丈夫,是位溺愛的父親, 他是位熱忱的愛國者, 人類異口同聲,將他的英名列入 那些以天才、英勇與美德著稱的人物。 這座方尖碑上最使我激動的一點是:它完好無損,既沒有生鏽,也沒有破損,它上面還塗著新的紅色底漆。顯然,有個人還在對這位探險家感興趣,這使他恢復了這座方尖碑的本來面貌,只是沒有把它重新豎立在布魯斯的墓旁。 那天傍晚,我採訪了教堂的幾位主管,了解到了這位神秘施主的身份。他們說,幾年前,這座方尖碑曾被抬走修復,我到拉博特市的前一天才被送回來。組織並資助修復工作的人不是別人,正是蘇格蘭布魯斯家族的名譽族長——俄爾金及金納德伯爵,他本人就是共濟會的大師。 這是個很有希望的線索。我沿著它,一直追踪到布魯姆府,它是弗斯灣(蘇格蘭東部臨北海的港灣——譯者註)北部的一座宅邸,俄爾金伯爵就住在那裡。我先往那裡打了電話(布魯姆府的電話號碼就在電話簿上),約定8月4日星期六上午去見俄爾金伯爵。 伯爵事先在電話裡說:"我只能給你15分鐘。" 我回答說:"15分鐘已經足夠了。" 屆時,我見到了俄爾金伯爵。他身材矮胖,已經上了年紀,並且一條腿分明有些破(那顯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日本人的監獄裡受到的傷害)。他沒有做過分的寒暄,就我把領進了一個華麗的客廳,客廳裡掛著一些家族成員的肖像。伯爵讓我直陳來意。 到目前為止,他的舉止一直有些生硬。然而,我們一談到布魯斯,他的態度便溫和起來。從他對布魯斯生平細節的廣泛了解,我漸漸領悟到,他曾經仔細研究過這位蘇格蘭探險家的一生。 在一個樓層上,他把我帶進了另一個房間,讓我看幾個書架。書架上都是用各種不同語言寫成的珍貴古書。他解釋說:"這些都是布魯斯私人書房的藏書。他這個人的興趣非常廣泛……我這裡還有他的望遠鏡、四分儀和羅盤呢……你想看的話,我就給你找出來。" 我們參觀這一切時,伯爵原先答應給我的15分鐘已經延長到了一個半小時。我雖然被俄爾金伯爵的熱情所感染,但還是打算提出一個問題——驅使我拜訪布魯姆府的,正是這個問題。 此刻,他突然看了看手錶,說道:"糟糕,已經到這個時候了。恐怕你得走了。我還有事……今天下午我要去高原地區。以後你還可以再來。" "哦……好吧,我非常願意再來拜訪。" 聽了我的話,伯爵優雅地微笑著,站起身來。我也站起來,和他握手。我覺得自己很蠢,但還是下了個決心——不滿足我的好奇就絕不離開這裡。 我說:"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我特別想請教您一件事情。它和我正在考慮的一個理論有關,涉及布魯斯到埃塞俄比亞探險的動機。您是否碰巧知道……我是說,是否有一種可能,哪怕一丁點兒可能,布魯斯曾是個共濟會員?" 俄爾金伯爵似乎有些吃驚:"老弟,他當然是共濟會員啦。那是他一生中最最重要的部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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