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第二十四章走向戰爭，1929-1939年（上）
2O 世紀2O年代後期是繁榮、穩定與和解的幾年；2O世紀30年代則是蕭條、危機和戰爭的10年。 2O年代的和解在歐洲是以法國聯盟體係為基礎，在遠東則是以華盛頓會議的協定為基礎，兩者的目標都是為了維護這兩個地區的現狀。這一目標在2O世紀20年代中得到實現，但在隨後的10年中，一切又突然地、決定性地顛倒過來。德國和日本的新領導人決意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領土和約，並有辦法、有決心這樣做。他們大規模重整軍備的計劃和驚人的侵略行徑急劇地改變了勢力均衡。較弱的意大利不再是徒勞無益地企圖向現狀挑戰的唯一的修正主義國家；第三帝國和日本帝國也給修正主義運動增添了力量，導致了一個全新的力量佈局，由於英國、法國及其歐洲大陸盟國堅持維護現狀，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努力要求改變現狀，因五年計劃而變得強大的蘇聯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日此，一種三足鼎立的局面發展起來了，這三方力量的相互影響解釋了20世30年代一再發生的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爆發的原因。
第一個重大的侵略行動是日本作出的，因為它要實現其獲取大陸領土這一蘊藏已久的野心。為了利用看去是不可錯過的良機，日本人早些時候已迅速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不太費力地接管了德國在太平洋上的島嶼和在山東半島上的特權。不過，他們的全部野心表現在1915年1月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中。這些條款若得到實現，就會把中國改變成日本的保護國。日本遠征軍在英國和美國軍隊於1920年撤離西伯利亞後繼續留在該地是其大陸野心的又一表現。
日本人的這些願望多半未得到滿足。 “二十一條”被成功地抵制了，這一定程度上是由於美國國務卿威廉·詹寧斯·布賴恩的警告，他說，美國不會承認任何破壞中國領土完整或違反“門戶開放”原則的條約。在巴黎和會上，日本確保住了從前的德屬島嶼，但只是作為三級託管地而不是作為地道的領地。威爾遜總統拚命反對日本對無可爭辯的中國領土山東的要求。作為妥協，日本被准許“暫時”佔有這座半島，但日本退一步承認它的“政策”是在某一日期把這片領土歸還中國，“只保留'以往一向'授與德國的經濟特權”。
在華盛頓限制海軍軍備會議上，日本正式放棄了它也許仍懷有的領土野心。與會九國簽訂了《九國公約》（1922 年2月6日），保證中國領土完整，重申“門戶開放”原則。在這個會議上，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還簽訂了《四國條約》（1921年12月13日）；通過這一條約，他們同意互相尊重各方在太平洋“島嶼領地”上的權利，通過協商解決今後的一切爭端。此外，經過美國的積極調解，日本同意將山東歸還給中國並從西伯利亞撤軍；這兩個諾言於1922年被履行。
在結束了——至少是暫時結束了——對外冒險之後，日本這時把注意力轉向國內問題：1923年大地震的善後問題和引起騷動的投票問題。大地震摧毀了東京四分之三的地區，造成了16萬人的重大傷亡和價值20億美元的財產損失；投票問題引起了騷亂和政治動亂，直到1925年接受男性普選制，將選民從300萬人增加到1400萬人為止。
最嚴重的是經濟問題，尤其是貧困農民的經濟問題。日本同美國一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通過提供軍需品和商船運輸大大繁榮起來。 1914年至1920年間，對外貿易的價值增加了近4倍，即從12億美元增加到43億美元。不過，這一繁榮的分佈情況很糟，因為經濟權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在所謂的財閥（Zaibatsu；Zai意為富豪，batSS意為集團）手中。 “財閥”是四個以家族為中心組成的大企業（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的通稱；這四家大企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資本總額的四分之三，擁有日本私人銀行全部存款的三分之一、全部信託存款的四分之三和全部人壽保險單的五分之一。佔總人口一半的農民因很高的地租和沈重的債務而窮困不堪。他們中只有7％的家庭擁有5英畝或5英畝以上的土地；平均每戶佔有的土地不到3英畝。城市工人則遭受著食品價格高、工資低、工會沒有自由的痛苦。由於投機商將物價抬得很高，1918年爆發了米糧暴動，使政府必須動用軍隊來恢復秩序。
工人和農民生活水平的降低意味著國內市場受到嚴格限制。因此，日本工業主要依靠外國市場銷售產品；這種依賴在大蕭條到來時帶來了災難。 1929年至1931年間，對外貿易減少了近50%。農民以往靠養蠶來增補微薄的收入，這時因向蕭條中的美國出口的絲織品的數量急劇下降而受到嚴重傷害。城市工人也相應地遭受著失業的痛苦。
軍隊領導人和其他擁護擴張領上的人這時能頗有說服力地爭辯說，依賴外國市場是日本處於困境的根源。日本應征服一個使日本能自給自足、在經濟上不依賴世界其他地區的帝國。軍方代言人在過去幾年裡一直在鼓吹這一學說，但大蕭條的破壞這時為他們提供了易起反應的聽眾，正如希特勒在德國所遇到的情況一樣。 1927 年，日本首相田中將軍在給天皇的建議書中寫道：英國可得到印度和澳大利亞的原料，美國可得到加拿大和南美洲的資源。 “但是在日本，糧食供應和原料同人口相比在減少。如果我們只希望發展貿易，最終必將被打敗。……最後，我們將一無所獲。……景好的政策在於採取積極措施，去獲取日本在滿洲和蒙古的權利和特權。……”
日本的擴張主義者不僅為經濟上的原因所驅使，還對蘇聯力量的日益增長和蔣介石統一中國的日趨成功感到不安。此外，他們充分意識到當時正引起西方政治家注意的失業情況和其他問題。這些周密的分析思考反映在1931年夏即日本軍隊侵略滿洲前僅6個月時本莊將軍提交給軍事大臣的備忘錄中：
田中和本莊都把滿洲列為他們擴張主義計劃的第一個目標，這並不是偶然的。中國東北角上的這個省份具有兩個有利條件：與南京中央政府的聯繫鬆散，並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其中包括鐵、煤和遼闊、肥沃的平原。此外，日本已通過過去商定的條約獲得了在滿洲的某些特權；這些特權可以用來為其侵略行徑找藉口。當日本軍方於1931年秋斷定入侵時機已戍熟時，他們正是這樣做的。
1931年9月18日晚，一顆炸彈將日本人控制的、通往瀋陽北部地區的南滿鐵路炸壞了一小段。由於幾分鐘後一列南去的火車毫無困難地通過了那段鐵路，日本人又在以後5天裡拒絕讓新聞記者前往“事故”——日本人當時審慎地稱這一爆炸事件為事故——現場採訪，因此，當時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整個事件是捏造的。現在，人們才弄清，這件事的確發生過，因為幣原喜重郎男爵在1946年6月東京國際戰犯法庭上證明了這一點。這位男爵曾於1931年任外務大臣，他承認，當時一些軍官籌劃了這一事件，他雖設法阻止但未成功。他的證言可通過駐紮在關東半島上的日本軍隊即當時所稱的“關東軍”立即行動起來時所具備的速度和精確性得到證實。關東軍未經宣戰就在24小時內攻占了瀋陽和長春，然後成扇形向四面八方展開。 1932年1月下旬對哈爾濱的佔領意味著滿洲各種有組織的抵抗的結束。 1932年3月，勝利者將他們的佔領地重新命名為“滿洲國”。因需要一個傀儡皇帝，他們便將1911年垮台的滿清王朝的倖存者、退位的皇帝博儀拉了出來，正式任命他為攝政王。
其時，中國政府根據《國聯盟約》第11 條和《巴黎公約》（《凱洛格-白里安條約》）向國際聯盟和美國求助。給果只是一再商討而沒有實際的援助。國務卿亨利·L·史汀生表示“由衷的同情”，但拒絕引用《巴黎公約》。國聯理事會於9月19日、10月13日和11月16日三次開會討論滿洲的局勢；這些會議的特點是表示好意、致以問候，然而又拖拖拉拉、一片混亂。日內瓦和華盛頓的許多人始終堅信，日本內閣能約束軍隊，結束危機。 11月21日，日本代表團接受了中國人原先提出的成立公正的調查委員會的建議，但委員會成員直到1932年1月14日才被選定，而且他們實際上直到4月21日才抵達瀋陽；這時，滿洲已變成了滿洲國。
1932 年1月7日，美國政府宣布了所謂的“史汀生主義”，它規定，凡有損中國獨立和領土完整、違背“門戶開放”政策的條約，凡使用違反《巴黎公約》的手段而造成的條約，美國一概不承認。這一規定幾乎沒有產生實際效果，因為日本軍隊只對優勢力量起反應，而當時沒有一個國家強大得可以勇敢地與在遠東的日本相對抗。此外，所有西方政府都為緊迫的國內問題所頒擾。例如，胡佛總統就面臨著國民選舉和大蕭條兩大問題；大蕭條當時正嚴重到極點。因此，他希望“擺脫”國際糾紛，全力以赴解決國內問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此期間，國際聯盟調查團即李頓調查團已在團長李頓勳爵的領導下，在日本、中國和滿洲收集證據。它於1932 年10月提交的報告為了避免冒犯日本人，措辭很謹慎。它否認日本人的侵略是正當的自衛手段，譴責新滿洲國是日本的傀儡政權。但是，它沒有命令日本撤軍。相反，這份報告提出這樣一種解決辦法：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利益，將滿洲變成在中國主權範圍內但又在日本管轄下的自治國。 1933年2月25日，國聯正式通過了這份報告，第二個月，日本退出了國聯。
回想起來，滿洲事件作為對國際聯盟和旨在維護現狀的整個外交結構——《凡爾賽和約》、華盛頓會議的協定和《巴黎公約》——的第一次沉重的打擊，是很惹人注意的。日本毫不費力就獲得了大片富饒的新領地，這對意大利和德國的修正主義領導人並不是不起作用的；滿洲事件引起了一連串的侵略，這些侵略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人征服滿洲是對遠東現狀的野蠻挑戰，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希特勒對歐洲現狀的威脅。在此之前，法國聯盟體係幾乎是毫不費力地統治著歐洲大陸。墨索里尼曾試圖組織反對集團，但是，他與下等修正主義國家如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簽訂的協約幾乎沒有什麼價值。同樣，蘇聯被“封鎖線”切斷了同外界的聯繫，而且，不管怎樣，它只埋頭於“在一國中建設社會主義”。只有德國呆在一旁，這個國家在接受《洛迦諾條約》和加入國聯時，已在斯特來斯曼的領導下與戰時的敵國講和。
1933 年，當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時，這種令人欣慰的形勢被急劇地改變了。這位納粹黨領導人一段時間以來一直在為德國人要求更大的生存空間。引自（1924年）中的以下幾段話反映了他的基本思想和目標，在以後幾年中，他一直不斷地、沒有重大改變地重提這些思想和目標。
幾乎一點也不奇怪，當這幾段話的作者成為德國的主人時，外交上立即有了反響，首先是幾年來一直處於休眠狀態的小協約國開始恢復元氣。 1933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建立了由三國外交部長組成的常設委員會，來促進其外交政策的協調和執行。同樣，這年春天，法國外交部長路易·巴爾都周遊了小協約國各國首都及華沙，加強了法國與其東歐盟國的聯繫。
甚至連後來同希特勒結成“羅馬-柏林軸心”的墨索里尼，一開始也強烈反對他的這位獨裁夥伴。由於許多德意志少數民族在南蒂羅爾，墨索里尼對以“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元首”為口號的擴張主義的納粹政權感到不安。因此，1933年7月15日，他主動與英、法、德締結了《四國公約》。公約重申，簽約國必須堅持《國聯盟約》、《洛迦諾條約》和《凱洛格-白里安條約》，未經四國同意不得對《凡爾賽和約》作任何改動。這一做法證明是無用的，因為希特勒一再違反這些諾言——甚至無視與他一同簽約的國家。 1933年10月，他宣布德國退出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雖然他沒有立即透露其重整軍備的計劃，但這一計劃的存在——如果不是就其進度和規模而言——已普遍地為人們所知道。
這些發展促使土耳其、希臘、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組成另一個地方性集團，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擁有相當多的德意志少數民族。 1934年8月9日，四國簽訂了《巴爾乾公約》，公約規定四國相互合作、共同維護東南歐的現狀。
比巴爾幹協約國的組成更值得注意的是蘇聯的對外政策這時有了根本的改變。傳統上，蘇聯領導人認為國聯是掠奪成性的各帝國主義強國保持一致的組織。但是，1933年12月，當美國記者沃爾特·杜蘭蒂問蘇聯對國聯是否始終持否定態度時，斯大林答道：
這段話反映了蘇聯政府對希特勒的出現極為擔心。由於這種擔心，蘇聯人這時認為，國聯是一種組織共同抵抗、以擋住納粹先發製人的侵略的可能的工具。這一新態度得到了法國外交部長路易·巴爾都的鼓勵。巴爾都在國內問題上是保守派，在外交事務方面，他的簡單的、始終如一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強大到可以勸阻希特勒不從事擴張主義冒險活動的聯盟。除了鞏固法國、小協約國和波蘭之間的關係外，巴爾都這時還力圖使蘇聯加入維護現狀集團。基本上正是由於他的努力，國際聯盟才邀請蘇聯加入它的行列，而蘇聯也於1934年9月19日接受了這一邀請。
第二個月，一個刺客在馬賽槍殺了巴爾都和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這是歐洲外交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巴爾都的繼承者們奉行一種比較錯誤的、自相矛盾的對德政策。皮埃爾·賴伐爾尤其如此，他的陰謀詭計曾使羅馬尼亞外交部長尼古拉·蒂圖列斯庫破口大罵：“賴伐爾這頭豬。”頗為典型的例子是1935 年1月7日賴伐爾同墨索里尼達成的和解協定，在這個協定中雙方同意，如果希特勒採取行動，他們就一起對付；他們還解決了有關其非洲領地的各種爭端。法國將一些與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亞和厄立特里亞接壤的荒涼地區割讓給意大利，墨索里尼則放棄了對擁有許多意大利居民的突尼斯的要束。不過，有關埃塞俄比亞的口頭協議導致了很大的爭議：墨索里尼聲稱，他得到了在那個國家裡行動完全自由的許諾，而賴伐爾堅持認為，這個協議僅限於經濟事務方面。安東尼·艾登斷定：“這一口頭協議的真實內容人們將永遠無法知道。……這兩位詭辯能手……在賴伐爾垮台之後還會繼續爭論。……了解了他們的解釋後，我本人的看法是，賴伐爾當時把話說得十分模棱兩可，給了墨索里尼利用他這種暖昧態度的機會。”無疑，這位“領袖”得到了最壞的書面協定和最好的口頭許諾。
兩個月後，也就是1935 年3月雙日，德國正式背棄了《凡爾賽和約》中關於解除德國武裝的條款，再次提出征兵，並直布德國軍隊將增加到36個師。英、法、意在4月11日的斯特雷薩會議上作出了反應，它們一致同意共同行動，反對德國的威脅。事實證明，這一“斯特雷薩陣線”與兩年前的《四國公約》一樣無用。各簽約國很快就開始自行其是：意大利忙著準備入侵埃塞俄比亞；英國於6月18日與德國簽訂了一份單獨的海軍協定，允許德國建立起一支相當於英國海軍力量的35%的海軍；法國於5月8日與蘇聯締結了一份為期5年的同盟條約，雙方同意，如果一方遇到無端的進攻，另一方將予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於5月16日與蘇聯簽訂了類似的條約，不過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取決於按照1924年的同盟條約也必須提供援助的法國。
總之，在希特勒掌權的刺激下，兩年內出現了好幾個旨在阻止這位“元首”的任何侵略行徑的新的外交集團——巴爾幹協約國、復活的小協約國、法蘇同盟和捷蘇同盟。但是，在這些外交集團中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例如，《英-德海軍協定》就引起了巴黎的不滿，1934年1月簽訂的《德- 波互不侵犯條約》也沒得到巴黎的賞識，令人捉摸不定的賴伐爾根本不信任他的蘇聯盟國，寧願自己私下另外做交易。隨著埃塞俄比亞危機的爆發，這些分歧成為徹底破壞國際聯盟和戰後整個外交結構的日益豁開的裂口。
1935年10月3日，墨索里尼的軍團侵入獨立的非洲王國埃塞俄比亞。促成這一赤裸裸的侵略的因素有好幾個，一個因素是法西領主義者為擴展疆土而釀場擴展疆土。墨索里尼宣稱：“帝國的發展是生命力的主要表現，反之則是衰退的表示。”對帝國鼎盛的這種熱望因回想起1896年在阿杜瓦的失敗——當時，一支25，000人的意大利軍隊慘敗於部落民之手——一而得到加強。大蕭條的影響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因為意大利的失業人數從1926 年的11萬人上升到1931年的73萬人，進而上升到1933年的100多萬人，從而導致了這樣一種通常的理論解釋，即斷定殖民地擴張是減輕國內經濟壓力所必需的。意大利人對這一點特別熱心，因為英國和法國已獲得非洲所有上等的領地，留給意大利人的只是利比亞、厄立特里亞和索馬里蘭的多沙的荒地。
當時，一位意大利工程師表達了這種擴張的決心，他抱怨說他在厄立特里亞我不到黃金。 “但在阿比西尼亞”，他又說，“卻還有鉑白金，付很少的代價就可以找到它們。但是，它們都被埋藏在地底下。人們除了在陽光下游盪其他什麼事都不做。當你真正地觀察到這一點時，如果你還認為，一個民族可以出十足的懶惰而對無數的財富實行禁運，而其他民族卻必須在貧瘠的土地上與各種自然力作鬥爭，那將是不道德的。”墨索里尼拿定主意後就立即決定採取行動，因為他認為當時的外交形勢對他很有利。他認為賴伐爾已給他開了綠燈，並以為來自其他地區的反對不會堅決到足以阻止他的地步——這一設想證明是完全有道理的。
意大利人發動侵略的藉口使人聯想起日本人在滿洲製造的事件。 1934 年12月5日，埃塞俄比亞軍隊與意大利軍隊在靠近意屬索馬里蘭和埃塞俄比亞邊境地區的瓦爾瓦爾發生了衝突。海爾·塞拉西皇帝提出，把瓦爾瓦爾是在意大利領土上還是在埃塞俄比亞領土上這一問題交給仲裁委員會解決。墨索里尼拒絕接受這一提議，相反，在公開準備入侵的同時提出了種種要求。 1935年9月11日，英國外交大臣塞纓爾·霍爾爵士在國聯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演講，在演講中他保證，英國將支持反侵略的行動：“依照國聯明確規定的義務，為了共同維護整個《盟約》，尤其是為了共同堅定地抵抗所有無端的侵略，國聯將站在反侵略的一邊，我國也將站在反侵略的一邊。……”正如一位代表所說的那樣。這篇演講是“國聯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一頁”。但是，霍爾似乎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即將投票選舉的英國選民身上，因為他以後的行為不是在支持而是在破壞“共同抵抗無端的侵略”。
在意大利人開始侵略的一個多星期之後，國聯理事會宣布意大利為侵略者，國聯大會根據盟約第十六條投票贊成對意大利實行經濟制裁。這些制裁於1935年11月18日生效，它們包括禁止給意大利以武器、貸款和原料，但不包括主要原料——石油、煤、鐵和鋼等。儘管有這樣的局限，這些制裁仍然是阻止意大利前進的重要開端。而且，世界輿論也以壓倒之勢反對墨索里尼的侵略。埃塞俄比亞人在頑強地進行抵抗，不過，意大利人最初很難向前推進不是由於其對手的戰鬥力，而是由於幾乎完全沒有道路。
此時，狡猾的賴伐爾濫用了阻止意大利人前進的小小機會。 1935 年12月初，他說服霍爾接受了一個計劃，根據這個計劃，意大利將徹底地獲得大約半個埃塞俄比亞，並將控制餘下的半個埃塞俄比亞，把它作為“經濟擴張和拓居的地區”。這兩位談判者都同意對這一計劃進行保密，直到將它提交給意大利、埃塞俄比亞和國際聯盟這些有關方面為止。不過，賴伐爾預料這一計劃會在英國遇到麻煩，因此，他同意讓法國新聞界開始注意到這一計劃。使他吃驚的是，有關這一秘密協議的消息在倫敦和巴黎引起了人們極大的憤怒。霍爾被迫辭職，由安東尼· 艾登繼任外交大臣。第二個月，賴伐爾在受到議院的痛擊之後也不得不辭職。
這種情況一時看來像是那些支持國聯反侵略的人的一場大勝利，但根本的爭端仍然存在，這就是要不要通過禁運主要原料、尤其是石油來使經濟制裁有效。艾登贊成這樣做，但新上任的法國外交部長皮埃爾·弗朗丹則故意拖延。文登說：“弗朗丹的態度與賴伐爾的態度很難區別，只是顯得更巧妙、更始終如一而已。”弗朗丹的主要論點是，如果投票通過石油製裁，墨索里尼就會退出國眹；他堅持認為應設法達成另一種解決辦法。由於英國內閣未能團結一致、支持艾登，弗朗丹能獨行其是，有效的製裁從未得到實施。這種決定的意義從希特勒的譯員保羅·施密特博士所透露的下面這段話中可看得很清楚：
隨著1936 年3月7日希特勒佔領萊茵蘭，任何餘留的實行有效制裁的希望均成為泡影。佔領萊茵蘭這一重大行動有著深遠的影響（見下一節），它使英國和法國政府更易感受到德國的威脅，也更下定決心去安撫墨索里尼，以便讓他站在他們一邊，並留在國際聯盟內。因此，國聯理事會於1936年4月20日投票決定，繼續實行不包括石油在內的經濟制裁，從而招致了這時幾乎僅憑著勇敢與意大利人作戰的埃塞俄比亞軍隊的滅亡。
墨索里尼決心排除出現第二個阿杜瓦慘敗的任何可能性，他準備了一支25 萬人的軍隊，這支軍隊加上非洲的援軍和勞工隊伍共達40萬人。這支軍隊裝備著難以對付的坦克隊、摩托化部隊和飛機。相形之下，埃塞俄比亞軍隊不到30萬人，且幾乎所有人的裝備都比意大利非戰鬥人員的裝備差。與缺乏坦克、飛機和重型大砲同樣嚴重的是埃塞俄比亞領導人的水平低得驚人。摩洛哥里夫人的勝利已證明用游擊戰術來對付裝備優良的歐洲軍隊是十分有效的，但埃塞俄比亞部族首領以其自取滅亡的傲慢和無知藐視游擊戰，認為它毫無價值、有失身份。相反，他們企圖進行陣地戰，結果遭到了無情的砲擊、轟炸，甚至還遭到了芥子氣的噴灑。
在經過一場長達7 個月的戰役之後，巴多格里奧元帥於1936年5月5日耀武揚威地進入亞的斯亞貝巴。同一天，墨索里尼宣布“羅馬和平，它體現在'埃塞俄比亞是意大利的'這一簡單的、不可改變的、明確的短語中”。四天后，意大利國王接受了“埃塞俄比亞皇帝”的稱號。於是，在犧牲了3000人和損失了10億美元之後，墨索里尼贏得了一個擁有35萬平方哩土地、1000萬人口和豐富的自然資源的帝國。
就歐洲和世界其餘地區而言，埃塞俄比亞事件的意義在於它削弱了國際聯盟。許多小國家如希臘、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在危機期間曾忠實地支持國聯，對意大利實施經濟制裁，但它們得到的唯一報償卻是經濟上受到嚴重損失，並使自己受到獲勝的“領袖”的懲罰。顯而易見的教訓是，要是西方主要強國懦弱膽小，集體安全使是圈套和欺騙。因此，小國從此以後背棄國際聯盟，奉行一條四散潰逃的政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國聯的犧牲並未使意大利站到西方列強一邊反對德國，而這曾是那些堅持要安撫墨索里尼的國家的最大目標。撫慰收到了恰恰相反的效果；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對他們在埃塞俄比亞和萊茵蘭所取得的驚人勝利印像很深，並察覺到他們的侵略活動若協調一致、所能帶來的巨大可能性。因此，最終的結果不是納粹德國的孤立，而是“羅馬-柏林軸心”的形成。
在埃塞俄比亞危機初期，希特勒採取觀望的策略。如果墨索里尼失敗，希特勒就少了一位中歐的對毛如果他獲勝，集體安全體係就會遭到破壞，希特勒的“生存空間”計劃就會相應地得到加強。 1936 年3月7日，希特勒戲劇性地結束了這種消極政策，派遣一支35000人的軍隊長驅直入萊茵蘭。 《凡爾賽和約》已規定，德國不得在萊茵河左岸、也不得在右岸50公里地帶擁有防禦工事或軍隊。希特勒違背這一規定的做法是一次最具戰略意義的行動：法國聯盟體係以法國軍隊易進入中歐為基礎；隨著萊茵蘭的被重新佔領和立即動工的齊格菲防線防禦工事的建立，法國不再易進入中歐。法國被切斷了與其盟國的聯繫，而德國的力量卻大大增長，因為它的命脈不再因非軍事化的萊茵蘭而處於易受傷害的境地。總之，希特勒對萊茵蘭的突然行動意味著徹底打破了歐洲軍事和外交上的勢力均衡。
法國不能對這一重大挑戰作出適當的反應，因為這個國家當時正準備大選，而且是由一個臨時的內閣在執政。總理薩羅和外交部長弗朗丹想通過調動軍隊和發出最後通碟來製止希特勒。如果實施這一計劃，原本是能奏效的，因為現在已知道，當時希特勒是在不聽幾乎所有將軍勸告的情況下決定對萊茵蘭採取行動的。德國軍隊還沒有準備好進行重大的戰爭，除兩人外，德國軍事首領都反對重新佔領萊茵蘭，他們自然認為這會導致與法國的衝突。因此，希特勒命令，如果法國調兵，並將其軍隊派過邊界的話，他的各個師應一槍不放地主動撤退。希特勒同墨索里尼一樣是在虛張聲勢嚇唬人，兩人都在玩策略。
薩羅和佛朗丹受到勸阻，沒有採取行動，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軍事顧問反對與戰爭冒險直接有關的任何行動，同時也因為英國政府與先前法國政府在埃塞俄比亞危機期間一樣躊躇不前。當弗朗丹找英國首相鮑德溫商量時，後者拒絕與調派法國軍隊去萊茵蘭的建議有任何關係。鮑德溫說：“你可能是對的，但是，只要有1%的因你的警察行動而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我就沒有權利把英國牽扯進去。……英國現在不處於進行戰爭的狀態。”
法國政府由於本身意見不一，無法在沒有英國支持的情況下來取斷然行動，正是因為這一點，希特勒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取得了重大勝利。這一勝利的一個結果是法國聯盟體系開始結束。不僅“齊格菲防線”切斷了法國與中歐和東歐的聯繫，而且與此同時，德國還對東南歐發動了經濟攻勢，使這一地區實際上成為一個經濟附屬地。到1936年時，德國接受了土耳其全部出口物的51%、保加利亞全部出口物的48%、希臘的36%、南斯拉夫的24%和匈牙利的23%。如此密切的經濟聯繫必然產生政治影響，尤其是因為這時出現在東南歐的一些獨裁政權在意識形態上特別愛好的是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體而不是西方的民主政體。無疑，邁塔克斯將軍、卡羅爾國王和保羅親王的外交政策與韋尼澤洛斯、蒂圖列斯庫和亞歷山大國王的外交政策通然不同。
對萊茵蘭的突然行動還起了使以往一向敵對的“元首”和“領袖”言歸於好的作用。希特勒在石油製裁仍有可能實行的時候轉移了國聯的注意力，墨索里尼對此深表感激。短時間內，這兩個獨裁者結成了有效的伙伴關係，迅速打破了現存的外交結構。
根據1936 年7月且日簽訂的奧-德協定，希特勒答應尊重奧地利的領土完整，從而消除了羅馬和柏林之間不和的主要根源。一個星期後，西班牙爆發了內戰，這一悲慘事件（見下一節）拖延了3年，在這期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聯合行動，促成了西班牙共和國的滅亡。 1936年10月24日，“羅馬-柏林軸心”正式結成；意大利和德國不僅就德國以承認意屬埃塞俄比亞作為取得某些經濟讓步的回報這樣的具體問題達成了協議，還就全面的合作取得了一致意見。第二個月。日本通過與德國、然後又與意大利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加入了這一軸心。
因此，到1936 年年底時，外交上的均衡已完全不同於希特勒開始執政時的情景。意大利和德國這時結成了有效的伙伴關係。法國已失去從前的霸權，落入比較孤立的境地。它在中歐的舊盟國正漸漸散去，而與蘇聯建立的新聯盟基本上仍是紙上的東西。法國政府很不信任蘇維埃政權，以致拒絕簽訂使它們的聯盟完全生效所必需的軍事協定。同樣，法國和英國的關係也不十分密切，彼此之間互不信任。由於滿洲和埃塞俄比亞事件使維護現狀集團陷入混亂，使國際聯盟遭到嚴重削弱，“羅馬-柏林軸心”能在以後3年中掌握主動權，在實際未遇抵抗的情況下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