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第十二章歐亞大陸文化高度發達的核心區
正如早期的歐亞大陸核心區的形成，把古典時期和古代時期區分開來一樣，如今，成熟的歐亞大陸核心區的形成，又把中世紀和古典時期區分開來。過去，技術的改進，尤其是鐵器的大規模生產及其對生活各方面的多種影響，促成了早期的歐亞大陸核心區的形成（見第七章）。現在，技術的進一步提高，尤其是造船業和航海業的發展，又促進了成熟的歐亞大陸核心區的形成。但這幾個世紀中，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因——歷史上首次出現了龐大的帝國；它們不僅僅象古代時期那樣，佔據著某些大河流域，或像古典時期那樣擁有整塊的地區，而且還橫亙數地區，地括整個歐亞大陸的大部分陸地。
眾所周知，亞歷山大大帝對恒河流域或中國一無所知；歐亞大陸兩端的羅馬帝國和漢帝國，彼此之間實際上也不存在著任何直接的聯繫。其原因是亞歷山大帝國主要局限於中東，在印度，只有一個很不穩定的據點。而羅馬帝國和漢帝國，實際上被限制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與此形成鮮明對照，中世紀最早形成的伊斯蘭教帝國，到8世紀中葉，已將國土從比利牛斯山脈擴展到印度洋，從摩洛哥延伸到中國邊境。以後幾個世紀裡，伊斯蘭教進一步擴張到中亞、東南亞乃至非洲內地。 13世紀的蒙古帝國，給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的版圖包括朝鮮、中國，整個中亞、俄國和中東大部分地區，它是歐亞大陸空前絕後的最大的帝國。
帝國的疆土如此空前遼闊，使歐亞各地區的直接聯繫和相互影響成為可能，從而消除了過去地區間的孤立狀態。本章將敘述由此產生的新的商業聯絡、技術聯結、宗教聯結和知識聯結的性質。
古典時期，歐亞大陸商路兩端的大羅馬帝國和大漢帝國的繼續存在，促進了貿業的全面發展。相反，這些帝國的崩潰，則破壞並削弱了這種貿易。不過，中世紀時期，伊斯蘭教帝國和蒙古帝國的相繼出現，又使這一貿易再度興盛，並達到了新的高度。
穆斯林的征服，統一了整個中東地區，而中東是所有橫貫歐亞大陸的商路的樞紐；這裡既有通往黑海和敘利亞各港口的陸路，又有穿過紅海和波斯灣的水路。其中渡過阿拉伯海，同印度西南部馬拉巴爾沿海地區的貿易尤為繁榮。大批穆斯林商人，多數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印度和錫蘭各港口定居下來，用船將馬匹、白銀、鐵器、亞麻布、棉花和毛織品從西方運到東方，以換取絲綢、寶石、柚木和各種香料。
穆斯林商人繼續航行，從印度和錫蘭到達馬來亞沿海的卡拉巴爾（吉打），由此，一部分人南下，到達蘇門答臘和爪哇，另一部分人則穿過馬六甲海峽，然後北上，抵達中國南方的坎富（廣州）。穆斯林商人的通常計劃是：9、10月份離開波斯灣，乘東北季風航抵印度和馬來亞，再及時趕到中國海域，乘南季風航達廣州。在廣州渡過夏季，然後乘東北季風返回馬六甲海峽，穿過孟加拉灣，次年初夏回到波斯灣——來回航程時需一年半。
671 年，首批穆斯林來到廣州後，很多人如在印度洋各港口一樣，在此定居下來。地方當局允許他們自治，於是，他們選舉出自己的首領，負責維持其居住區的秩序。有些穆斯林家族的後裔，像後來的馬可·波羅一樣，在中國行政機構中任職。到758年，穆斯林人數眾多，足以進攻廣州，結果，中國人關閉了對外通商的港口。 792年，港口重新開放，廣州緞續成為穆斯林商人經商的中心，直到878年，他們被中國的造反民眾所殺。從此以後，穆斯林商人和中國商人便在馬來亞的卡拉巴爾通商。
到了宋朝（96O -1127年），中國的港口再次對外開放。宋朝期間，中國人在造船業和航海業上取得巨大進步，12世紀末，開始取代穆斯林在東亞和東南亞的海上優勢。蒙古人征服中國，建立元朝（1279- 1368年）後，中國的船隻體積最大，裝備最佳；中國商人遍布東南亞及印度各港口。 1291年，馬可·波羅護送一位蒙古公主繞經東南亞去伊朗時，目睹並描寫了中國航海業的盛況；50年以後，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圖塔乘中國帆船，取道印度，前往中國時，也目睹並描寫了這一盛況。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情況也值得注意，它表明這一時期，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居主導地位。進口商品除細紋棉織品外，還有中亞的皮革、馬匹以及南亞的優質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原材料。而出口商品，除礦石外，還有書、畫，尤其是瓷器、絲綢等產品。
明朝（1368 －1644年），中國的航海活動達到極盛，以15世紀初不平洋和印度洋上顯著但卻短暫的海上優勢為頂峰。 1405年到1433年間，一位名叫鄭和的朝廷宦官率船隊七次下西洋的情況，可說明這一點。這七次遠洋航行規模盛大，功績卓著，是史無前例的。首次遠航28000人，乘船62艘，一直航行到爪哇、錫蘭及卡利卡特。歸途中，蘇門答臘的一支海盜船隊企圖攔韻，結果全軍覆沒。後來幾次航行更加遙遠，最遠曾達非洲東海岸、波斯灣和紅海海口。中國人還去過印度洋上30多個港口，每到一處，他們就勸導或強迫當地統治者承認明朝皇帝的宗主權。而這一切發生時，葡萄牙人只是剛開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進，直到1445年，他們才到達佛得角。
1433 年，皇帝突然下諭旨終止了這些著名的遠航。遠航起訖的原因至今仍是個謎。據推測，遠航的發起，可能是為了彌補蒙古帝國崩潰所造成的陸上對外貿易的損失，也可能是為了提高帝國朝廷的威望，或是為了尋找皇帝的一位遁世隱居當和尚的前輩。另據推測，遠航的終止，或是因為耗資過甚，或是由於宮廷宦官和儒家官僚之間歷來存在的相互傾軋。無論如何，中國人的撤離，在東亞和南亞海域，留下了權力真空區。於是日本倭寇騷擾搶劫中國沿海，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又恢復了以往在印度洋上的優勢。儘管阿拉伯人善於經商，但他們一盤散沙，缺乏資源，沒能發展成中國人短期內就建立起來的強大海軍。因此，1498年，葡萄牙人繞過非洲，進入印度洋時，沒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便建立起他們的西方海上霸權。
與此同時，由於蒙古帝國的興起，陸上貿易發生了一場大變革。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一個政權橫跨歐亞大陸，即：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從西伯利亞到波斯灣。 14世紀中葉，意大利一本小冊子通過描寫一條起自頓河河口的塔那、橫穿中亞的商路，概述了蒙古和平時商業的重大意義。
1264 年，忽必烈從蒙古的哈拉和林遷都北京，無意之中向歐洲商人打開了中國的大門；這些商人通常沿橫貫歐亞大陸的商路經商。最早到忽必烈新朝廷來的歐洲人，並非外交使節，而是兩個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羅和馬費奧·波羅。然而，首次到達香料發源地印度和東印度群島，比到中國具有更大的經濟價值。香料向來由兩條路線運往歐洲；或經由紅海和埃及，到黑海或地中海東部各港口；或進抵波斯灣，再由商隊將貨物防運到這些港口。第一條路由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控制；阿拉伯人用船將香料運到埃及，威尼斯人再從亞歷山大港將貨物運往歐洲銷售。第二條路由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的（伊兒汗國）蒙古統治者和熱那亞人控制；熱那亞人在港口轉運站等候香料。
然而，熱那亞人並不滿足僅僅在黑海航行。他們乘小巧的輕舟從亞速海沿領河而上，或許是坐牛車穿過狹長的地帶，到達伏爾加河，再從這裡前往里海和波斯。這樣，熱那亞人便可到達波斯灣，直接去印度和東印度群島。在那裡他們發現，香料在原產地非常便宜，而過去幾個世紀中，一批批經紀人在東南亞生產者和歐洲消費者之間撮合經售，從中謀取了巨額利潤。
蒙古統治下的和平時期，陸上貿易的恢復只是短暫的。原因之一是，1368 年蒙古人被趕出中國，蒙古帝國全面崩潰，從而使中亞再度分裂，導致歐亞大陸間的貿易瓦解。更重要的是，伊兒汗國的合贊汗（1295－1304年）改宗伊斯蘭教，無意之中切斷了歐洲人去香料群島的運輸路線。從此，幾乎所有的香料都是沿紅海至尼羅河航線，用船運輸，使阿拉伯和威尼斯經紀人獲得巨額利潤。但有些歐洲人不願繼續支付昂貴的價款，尤其是他們現已知道香料的產地及其價格，從此開始尋找避開穆斯林這一障礙的新道路，結果達·伽馬開闢了一條環繞非洲的劃時代的航線。
穆斯林帝國和蒙古帝國，不僅影響了歐亞大陸間的貿易交往，而且影響了技術的傳播，三角帆船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是一種高大的、三角形縱帆帆船，一直為阿拉伯人所使用。但在地中海，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臘人和羅馬人卻使用一種橫帆帆船；這種帆船氣候惡劣時較易於駕駛。不過，阿拉伯帆船操縱更加靈敏，能逆風航行，並能在河流和狹窄的水域裡搶風轉變航向。由於這一點，它不久便在地中海東部諸地區代替了橫帆帆船。到11世紀時，它已成為正式的運輸工具，遍及地中海。儘管這種三角形的帆船是阿拉伯人隨穆斯林入侵傳入地中海的，但今天卻被稱為“拉丁”或'三角”帆船。後來，這種帆船又從地中海傳到大西洋。15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船舶設計師，將橫帆帆船的前桅和三角帆船的主桅及後桅相結合，製造出了三桅船，它可以在任何天氣裡航行；使哥倫布和達·伽馬的遠洋航行成為可能。
穆斯林帝國橫跨北非、中東和南亞，同歐亞大陸各地區保持聯繫，從而疏通、調順了知識、技術以及商品的相互交流。 850年至925年，居住在巴格達的一位阿拉伯醫生和科學家的下面這段敘述，可作為說明這種相互交流的一例。它告訴人們，中國人是怎樣從穆斯林那裡得知加倫；加倫（公元130－200年）是希臘一位名醫，他的許多著作早被譯成阿拉伯語。
這段敘述所描寫的情況較為獨特，因為中世紀時期，中國人在歐亞大陸的交流中，通常是捐獻者，而不是接受者。的確，早些時候的情況則相反。古代和古典時期，美索不達米亞的車輪、轆軲和滑輪，埃及的握桿和曲柄；波斯的風車和小亞細亞的煉鐵等，從各自的發源地向四面八方傳播。但在公元後的14個世紀中，中國則是技術革新的偉大中心，向歐亞大陸算他地區傳播了許多發明（見表1）。
1620年，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寫道：
表1 技術和發明的傳播
培根正確評價了三大發明的歷史意義，而這三大發明都起源於中國。雕版印刷是一種把要印的書的每頁分別刻在每塊木板上的印刷術。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印刷的中國佛教經文。活字印刷也是中國人最早發明的，它由一位普通藝人試製成功； 1041到1049年間，這位普通藝人製作了用泥土焙燒而成的活字。以後幾個世紀中，中國人用木頭和各種金屬活字代替了泥土活字。這些發明由中國傳到中東，再從中東傳入歐洲。在歐洲，1423年，首次使用雕版印刷，1456年，用活字印刷了第一本書——《谷登堡聖經》。
早在唐朝（618－906年），中國就用火藥製造煙火。 1120年，中國人發明了一種武器，即“突火槍”它用一根粗毛竹筒塞滿火藥製作而成。這幾乎就是金屬管槍的前身。金屬管槍大約出現於1280年，但不知道最先是由中國人發明的，還是由阿拉伯人或歐洲人發明的。
約公元前240年，中國的一本書中，最早明確提到了磁鐵。但以後幾個世紀中，指南針僅用於泥土占卜者的巫術活動。 1125年，指南針開始用於航海，顯然是阿拉伯商人來到中國，學會使用這種儀器。並將其傳入歐洲的。
除這三大發明外，中國人傳給歐亞大陸各鄰邦的東西還很多。 105 年，中國人發明了造紙，為印刷術的發明提供了先決條件。 751年，被帯到撒馬爾罕的中國戰俘，將造紙術傳給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將它傳入敘利亞、埃及、摩洛哥。 115O年，造紙術傳入西班牙後，又從那里傳到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所到之處，羊皮紙被取代。事實證明，它的價值十分顯著：過去，用羊皮紙製作一本《聖經》，至少需要30O張羊皮。
傳遍整個歐亞大陸、具有深遠影響的其他中國發明是船尾舵、馬蹬和胸帶挽具等。船尾舵大約於1180 年與指南針同時傳入歐洲；馬蹬使中世紀歐洲穿戴沉重的鎧甲的封建騎士得以產生；胸帶挽具與過去的頸環挽具不同，是套在馬身上，使馬能全力拉東西而不會被勒死。最後，中國人栽培了許多水果和植物；它們通常由阿拉伯人傳遍歐亞大陸。這些水果和植物包括菊花、山茶花、杜鵑花、茶香玫瑰、翠菊、檸檬、桔子等；桔子至今在荷蘭和德國還被稱為“中國蘋果。”
最後，應該指出，這些及其他一些發明的傳播，顯然與政治事件有關。因此，人們認為，12世紀指南許、船尾舵、造紙術和風車的廣泛傳播可歸因於十字軍東征。同樣，蒙古統治下的和平也促進了14世紀火藥、絲綢製造、印刷術和煉鐵高爐的大量傳播。
中世紀不僅以歐亞大陸間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技術交流為特徵，而且也以宗教信仰的空前傳播為特徵。就基督教和佛教而言，它們於古典時期末開始傳播，中世紀時期繼續流傳（見第七章第三節）。但中世紀諸世紀中，最為著名的宗教革新運動則是伊斯蘭教的出現。除其教義（這將於下章敘述）外，這一新宗教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後，突然從阿拉伯半島向外廣泛傳播，對歐亞大陸和非洲廣大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伊斯蘭教的傳播（詳情以後敘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632到750年，伊斯蘭牧首先傳遍中東地區，然後向西傳到比利牛斯山脈。向東傳到中亞地區；最終結果，實際上是把地中海變成了穆斯林湖。第二階段，從1000年到1500年，在這幾個世紀中，伊斯蘭教進一步傳播，傳入印度、東南亞和非洲，使印度洋也變成了穆斯林保護區。
伊斯蘭教領土的巨大擴張，自然使被圍困的基督教世界的統治者感到驚恐他們這時實際上已被孤立在歐亞大陸的西端。這一點，也是13世紀蒙古人崛起時基督教世界統治者的反應頗為矛盾的原因。蒙古人的劫掠和屠殺使他們喪魂落魄；這些屠殺、劫掠顯示了蒙古騎兵的挺進好像是不可抗拒的。 1260年，教皇亞歷山大四世在他的訓令（Clamat in auribus）中，呼籲所有基督教國家的君主們在共同的危險面前團結起來：“……採取有遠見的行動，抵抗日漸迫近、顯然要降臨的危險……憤怒的上帝將懲罰這些野蠻的韃靼人，這些猶如從神秘的地獄裡突然冒出來的韃靼人。……”
然而，如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樣，情景並非一片漆黑。蒙古人雖征服了基督教俄羅斯人，即希臘正教教徒，但給伊斯蘭教的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打擊最具毀滅性。當絕望中的穆斯林請求基督教國家的統治者提供援助時，溫切斯特的主教的話，表達了人們通常的反應：“讓這班畜牲們互相殘殺去吧！”有些西方人還認為，蒙古侵略者是支持基督教事業的天賜的干預者，是反對宿敵伊斯蘭教的有力的同盟者。他們甚至希望，新蠻族能像前馬扎爾人和維金人那樣皈依基督教。由於對文明一無所知，沒有高級的宗教信仰，缺乏有組織的教士的支持，這些蒙古人皈依和同化的時機似乎已經成熟。
15世紀阿拉伯人的手稿，收藏在巴黎國立圖書館，畫的是默罕默德和他的女兒法蒂瑪。
然而，打蒙古人的生意的，並非只有天主教徒，那時其他三大宗教的代表正在亞洲爭雄。其中，伊斯蘭教最富有侵略性；他們從波斯渡過奧克蘇斯河，擴張到中亞，爭取到某些突厥部落的支持。佛教在從發源地印度沒突厥斯坦的“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過程中，也已為蒙古人所熟悉。最後是聶斯脫利斯派教徒；他們的起源要追溯到以弗所會議（431年），當時他們被指責為異教徒，於是，聶斯脫利斯教徒從羅馬帝國撤回波斯，後來，在不斷挺進的伊斯蘭教的逼迫下，沿陸路穿過中亞進入中國。因此，他們能使各突厥部落皈依；而當蒙古帝國擴張時，這些皈依基督教的突厥人便充任行政官員、文字或口頭翻譯和使節，為蒙古人服務。
正當這些聶斯脫利斯教徒渴望著蒙古人皈依時，天主教徒派出了兩個傳教團，前往設在蒙古北部哈拉和林的大汗朝廷。第一個傳教團（1245 —47年）由意大利方濟各會的修道士約翰·卡皮尼·皮阿諾率領；第二個傳教團（1253－55年）由佛蘭德方濟各會的修道上威廉·魯伯魯克率領。兩位使者均到了蒙古朝廷，並發現可汗們對所有外國宗教都很感興趣。威廉修土應邀以西方方式吟詠讚美詩，並解釋《聖經》中的插圖。但是，幾天后，他發現大汗正專心致志地研究被燒焦的羊肩胛骨。如果它們完整無缺，大汗就認為他可以籌劃發動一場肯定能獲勝的戰爭。如果他看到最小的裂紋，他則會按兵不動。傳統術士，即巫師，在朝廷中很有勢力，修道士們不可能爭取皇家任何成員。 “我們相信只有一個上帝”，蒙哥汗對威廉修上說，“但如上帝賜給我們不同的手指一樣，他也賜給人類各種不同的方法。上帝賜給你們《聖經》，你們基督教徒不應違背。……上帝賜給我們占卜者，我們就按照他們所說的去做，和睦相處。”同樣，要組成反伊斯蘭教聯盟也是不可能的，因為蒙古人需要別人向他們屈服，而不是和他們合作。 “毫無例外”，蒙哥汗聲明說，“你們所有的人都必須為我們服務，並效忠於我們…我們所告知給你們的，就是上帝的誡命。”然而，傳教團成功地向西方提供了有關這一新蠻族的形成、習慣和軍事戰術等第一手可靠的資料。
威廉修士剛剛返回西方，成立基督教- 蒙古勝利聯盟、永遠結束伊斯蘭教威脅的希望再次出現。成吉思汗的孫子旭烈兀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助長了這一希望。旭烈兀是個佛教徒，而他的妻子是基督教徒。在亞美尼亞和格魯古亞王國的基督教士兵的援助下，旭烈兀於1258年到1260年間，佔領並洗劫了哈里發的首都巴格達，隨後又侵占了敘利亞到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地區。人們滿懷信心地期望，他將輕取埃及和北非，然後同天主教國家一起，征服西班牙，最終從地球上滅絕可恨的伊斯蘭教。
但事與願違，1260 年，蒙古人在巴勒斯坦阿因扎魯特（繳利亞發源地）的決定性的戰鬥中，被埃及馬穆魯克軍隊擊敗。蒙古人的清退，挽救了埃及和伊斯蘭教世界。這次失敗顯然給迷信的蒙古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們確信穆斯林的安拉具有更大的力量，從而促使他們皈依伊斯蘭教。結果，不但沒有消滅伊斯蘭教，反而使中東和中亞地區的蒙古人最終皈依了伊斯蘭教，最東部的蒙古人皈依了佛教（有關這些戰役的詳情，見第十四章第四節）。
在西方，對偉大而又神秘的中國仍抱有希望；眾所周知，中國是不信伊斯蘭教的。卡皮尼和魯伯魯克都沒到過中國，但他們聽說，只需20 天便可以從哈拉和林到達中國，而且，這是一個無比富饒的國家。 1264年，當忽必烈遷都大都（也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今北京）時，歐洲人首次進入中國。最早來中國的是兩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羅和馬費奧·波羅。忽必烈給他們以熱烈歡迎，向他們詢問了有關歐洲的情況，並讓他們轉信給教皇。在這些信中，忽必烈請求，為他的朝廷派100名傳教士，向他的人民傳教，並同其他宗教代表辯論。
就提出這一要求而言，說忽必烈被基督教的熱情所激發，是難以令人置信的。他很可能是要為他的官僚機構收羅人材，因為他剛剛征服中國，不敢冒險在上層機構中起用太多的中國人。實際上他確僱用了大批外國人任職。為了維護他的權力，他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間的勢力平衡。不論忽必烈請求派教士的動機如何，羅馬教室只派遣了兩名多明我會修道大但因路上動亂不定，他們只到達小亞細亞使返了回去。
1259 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約翰·孟德高維諾前往蒙古朝廷；他是一位在地中海東部沿岸諸穆斯林國家工作了14年的、富有經驗的傳教士。約翰修士走海路從波斯灣到印度，穿過馬六甲海峽，前往坎富（廣州），再從廣州走陸路到達大都（北京）。他被允許留在首都說教，結果，在1292年到達大都後的六年中，他修建了一座帶鐘樓的教堂，擁有一支150個男孩的唱詩隊，他們唱的格列高利聖歌皇帝非常愛聽。羅馬教皇得知這一成功後，又派出了一些傳教士，使約翰修土能前在坎富，從事另一傳教活動。到1328年修士去世時，已在中國大地爭取到幾千名皈依者。
這一進展的取得，主要由於蒙古統治者的積極態度。他們深思熟慮，鼓勵所有外國宗教，無論是伊斯蘭教、佛教，還是基督教，與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儒教相抗衡。因此，基督教傳教士從皇帝的金庫裡獲得大筆津貼，從而建立了一座帶有“高級教土房間”的修道院。然而，外國教徒意外的匯集中國祇是短暫的，因為它完全依賴於可汗的支持。但是，正如馬可·波羅所說的那樣：“所有中國人都憎恨大汗的統治，因為…他將所有權力交給韃靼人，薩拉森人或基督教徒。這些人依附於他的王室，為他服務，是中國的外國人。”因此，1368年，當蒙古人被趕出中國時，受他們保護的所有外國人，也一起彼趕了出去，其中包括天主教傳教團。 16世紀，達·伽馬的航行，開闢了一條直接連接歐亞大陸兩端的海上航線，為耶穌會的到達鋪平了道路，直到這時，天主教才又在中國獲得了一席立足之地。
儘管歐洲人未能爭取蒙古人為盟友，未能使他們信奉同一宗教，但蒙古統治下的和平，極大地開闊了他們的眼界，使他們對歐亞大陸有了一個新的認識。這種認識與中世紀早期的認識完全不同；當時，漢帝國和羅馬帝國的崩潰，隔斷了古典時期歐亞大陸間的聯繫。教區製度開始形成，而在西方，成功的基督教的信條又著重強調了這一制度。 《聖經》成為地理知識的主要來源，於是，耶路撒冷被認為是大地的中心，而尼羅河、幼發拉底河和恒河則被認為是發源於同一源頭伊甸園。
七、八世紀，伊斯蘭教的擴張，築起了一道橫穿北非和中東的有害屏障，進一步縮小了歐洲人的視野。直到12世紀，十字軍帶著種種傳說，從地中海東部沿岸諸國返回西方時，才使歐洲人重新得到有關外部世界的第一手資料。儘管地中海那時仍是世界的中樞，但他們對東面和南面地區的了解卻非常貧乏。
蒙古統治下的和平帶來了偉大的突破，它使人們的視野從地中海轉向歐亞大陸，正如後來的哥倫布和達·伽馬使人們的視野相應地從歐亞大陸轉向全球一樣。商人、傳教士和戰俘的旅行告訴人們，在遠東有一個大帝國，它的人口、財富和文明程度，不僅等於，而且超過了歐洲。另一方面，東方這時也開始了解西方。馬可·波羅既使西方知道了中國，又讓中國和中東了解了西方。
眾所周知，在此期間，莫斯科、大不里士和諾夫哥羅德都有中國僑商局地；在美索不達米亞，中國技師受僱從事水利工程建設。有資料記載，中國官僚曾陪同成吉思汗出征視察。從歐亞大陸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此外，生於北京的聶斯脫利斯教徒拉本·巴爾·索瑪，12788 年曾旅行到伊兒汗國朝廷巴格達，被蒙古人從那裡派往歐洲，尋求基督教的援助，反對伊斯蘭教。他於1287年出發，去過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新、羅馬、巴黎和倫敦，途中會見了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愛德華一世。中世紀時期，遊歷範圍最廣的旅行家是穆斯林伊本·撥圖塔（13O4-1378年）。他從自己的家鄉摩洛哥出發，去麥加朝聖然後，繼續旅行，取道撒馬爾罕前往印度，作為法官和使者從印度派往中國。回到摩洛哥後，他又繼續向北旅行，到達西班牙，隨後南下，進入非洲內地，到達廷巴克圖。當他最後返回摩洛哥定居時，至少旅行了750O0英里。
西方世界最著名、最重要的旅行家是馬可·波羅。當父親和叔叔第二次航行中國時，他也一同前往，於1275 年到達忽必烈的朝廷。他給忽必烈以良好的印象，並以各種身份為他服務了17年，遊歷了全國各地。作為一個官員，途徑之處，他特別注意觀察當地的居民和資源，曾記下這樣的東西：“有一種黑石塊，象別的石頭一樣，從山里挖掘出來，但卻像木頭一樣可以燃燒。”1292年，他護送一位蒙古公主航行，繞過東南亞，穿過印度洋，前往波斯，同伊兒汗國大汗結婚。到達波斯後，馬可·波羅繼續西行，於1295年回到了闊別25年的家鄉威尼斯。不久，在與熱那亞的戰鬥中被俘，於獄中口述了他的旅行見聞。
下面這段話便是書的開頭，它對當時人們十分驚奇的事物作了介紹：
馬可敘述的故事，確實和這一介紹所說的那樣激動人心。他講到了帶有花園和人造湖的大汗宮廷，裝載銀挽具和寶石的大象。他還講到了各條大道，高於周圍地面，易於排水；大運河上，商人船隻每年川流不息；各個港口，停泊著比歐洲人所知道的還要大的船隻，並談到了生產香料、絲綢、生薑、糖、樟腦、棉花、鹽、藏紅花、檀香木和瓷器的一些地方。馬可還描寫了他護送中國公主到波斯去時，訪問和聽說過的所有寓言般的國度——新加坡、爪哇、蘇門答臘、錫蘭、印度、索科特拉島、馬達加斯加、阿拉伯半島、桑給巴爾和阿比西尼亞。
書中的一切彷彿離奇古怪，言過其實，因此，人們給他起了個別號叫“百萬先生”，因為“他開口閉口總是說百萬這個、百萬那個。”其實，他向16 世紀中葉的歐洲人提供了有關中國最為全面可靠的資料。這本書題名為《世界見聞錄》並非偶然。實際上，這部著作使西方人對世界的了解範圍突然擴大了一倍。馬可·波羅正如兩個世紀後的哥倫布一樣，為同時代人開闢了嶄新的天地。的確，正是他所描寫的有關中國和香料群島的迷人景象，召喚著偉大的探險者們，在穆斯林封鎖陸上道路之後，直接尋找一條海上航線，繼續前進。
15世紀阿拉伯人的手稿，收藏在巴黎國立圖書館，畫的是默罕默德和他的女兒法蒂瑪。
然而，打蒙古人的生意的，並非只有天主教徒，那時其他三大宗教的代表正在亞洲爭雄。其中，伊斯蘭教最富有侵略性；他們從波斯渡過奧克蘇斯河，擴張到中亞，爭取到某些突厥部落的支持。佛教在從發源地印度沒突厥斯坦的“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過程中，也已為蒙古人所熟悉。最後是聶斯脫利斯派教徒；他們的起源要追溯到以弗所會議（431年），當時他們被指責為異教徒，於是，聶斯脫利斯教徒從羅馬帝國撤回波斯，後來，在不斷挺進的伊斯蘭教的逼迫下，沿陸路穿過中亞進入中國。因此，他們能使各突厥部落皈依；而當蒙古帝國擴張時，這些皈依基督教的突厥人便充任行政官員、文字或口頭翻譯和使節，為蒙古人服務。
正當這些聶斯脫利斯教徒渴望著蒙古人皈依時，天主教徒派出了兩個傳教團，前往設在蒙古北部哈拉和林的大汗朝廷。第一個傳教團（1245 —47年）由意大利方濟各會的修道士約翰·卡皮尼·皮阿諾率領；第二個傳教團（1253－55年）由佛蘭德方濟各會的修道上威廉·魯伯魯克率領。兩位使者均到了蒙古朝廷，並發現可汗們對所有外國宗教都很感興趣。威廉修土應邀以西方方式吟詠讚美詩，並解釋《聖經》中的插圖。但是，幾天后，他發現大汗正專心致志地研究被燒焦的羊肩胛骨。如果它們完整無缺，大汗就認為他可以籌劃發動一場肯定能獲勝的戰爭。如果他看到最小的裂紋，他則會按兵不動。傳統術士，即巫師，在朝廷中很有勢力，修道士們不可能爭取皇家任何成員。 “我們相信只有一個上帝”，蒙哥汗對威廉修上說，“但如上帝賜給我們不同的手指一樣，他也賜給人類各種不同的方法。上帝賜給你們《聖經》，你們基督教徒不應違背。……上帝賜給我們占卜者，我們就按照他們所說的去做，和睦相處。”同樣，要組成反伊斯蘭教聯盟也是不可能的，因為蒙古人需要別人向他們屈服，而不是和他們合作。 “毫無例外”，蒙哥汗聲明說，“你們所有的人都必須為我們服務，並效忠於我們…我們所告知給你們的，就是上帝的誡命。”然而，傳教團成功地向西方提供了有關這一新蠻族的形成、習慣和軍事戰術等第一手可靠的資料。
威廉修士剛剛返回西方，成立基督教- 蒙古勝利聯盟、永遠結束伊斯蘭教威脅的希望再次出現。成吉思汗的孫子旭烈兀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助長了這一希望。旭烈兀是個佛教徒，而他的妻子是基督教徒。在亞美尼亞和格魯古亞王國的基督教士兵的援助下，旭烈兀於1258年到1260年間，佔領並洗劫了哈里發的首都巴格達，隨後又侵占了敘利亞到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地區。人們滿懷信心地期望，他將輕取埃及和北非，然後同天主教國家一起，征服西班牙，最終從地球上滅絕可恨的伊斯蘭教。
但事與願違，1260 年，蒙古人在巴勒斯坦阿因扎魯特（繳利亞發源地）的決定性的戰鬥中，被埃及馬穆魯克軍隊擊敗。蒙古人的清退，挽救了埃及和伊斯蘭教世界。這次失敗顯然給迷信的蒙古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們確信穆斯林的安拉具有更大的力量，從而促使他們皈依伊斯蘭教。結果，不但沒有消滅伊斯蘭教，反而使中東和中亞地區的蒙古人最終皈依了伊斯蘭教，最東部的蒙古人皈依了佛教（有關這些戰役的詳情，見第十四章第四節）。
在西方，對偉大而又神秘的中國仍抱有希望；眾所周知，中國是不信伊斯蘭教的。卡皮尼和魯伯魯克都沒到過中國，但他們聽說，只需20 天便可以從哈拉和林到達中國，而且，這是一個無比富饒的國家。 1264年，當忽必烈遷都大都（也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今北京）時，歐洲人首次進入中國。最早來中國的是兩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羅和馬費奧·波羅。忽必烈給他們以熱烈歡迎，向他們詢問了有關歐洲的情況，並讓他們轉信給教皇。在這些信中，忽必烈請求，為他的朝廷派100名傳教士，向他的人民傳教，並同其他宗教代表辯論。
就提出這一要求而言，說忽必烈被基督教的熱情所激發，是難以令人置信的。他很可能是要為他的官僚機構收羅人材，因為他剛剛征服中國，不敢冒險在上層機構中起用太多的中國人。實際上他確僱用了大批外國人任職。為了維護他的權力，他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間的勢力平衡。不論忽必烈請求派教士的動機如何，羅馬教室只派遣了兩名多明我會修道大但因路上動亂不定，他們只到達小亞細亞使返了回去。
1259 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約翰·孟德高維諾前往蒙古朝廷；他是一位在地中海東部沿岸諸穆斯林國家工作了14年的、富有經驗的傳教士。約翰修士走海路從波斯灣到印度，穿過馬六甲海峽，前往坎富（廣州），再從廣州走陸路到達大都（北京）。他被允許留在首都說教，結果，在1292年到達大都後的六年中，他修建了一座帶鐘樓的教堂，擁有一支150個男孩的唱詩隊，他們唱的格列高利聖歌皇帝非常愛聽。羅馬教皇得知這一成功後，又派出了一些傳教士，使約翰修土能前在坎富，從事另一傳教活動。到1328年修士去世時，已在中國大地爭取到幾千名皈依者。
這一進展的取得，主要由於蒙古統治者的積極態度。他們深思熟慮，鼓勵所有外國宗教，無論是伊斯蘭教、佛教，還是基督教，與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儒教相抗衡。因此，基督教傳教士從皇帝的金庫裡獲得大筆津貼，從而建立了一座帶有“高級教土房間”的修道院。然而，外國教徒意外的匯集中國祇是短暫的，因為它完全依賴於可汗的支持。但是，正如馬可·波羅所說的那樣：“所有中國人都憎恨大汗的統治，因為…他將所有權力交給韃靼人，薩拉森人或基督教徒。這些人依附於他的王室，為他服務，是中國的外國人。”因此，1368年，當蒙古人被趕出中國時，受他們保護的所有外國人，也一起彼趕了出去，其中包括天主教傳教團。 16世紀，達·伽馬的航行，開闢了一條直接連接歐亞大陸兩端的海上航線，為耶穌會的到達鋪平了道路，直到這時，天主教才又在中國獲得了一席立足之地。
儘管歐洲人未能爭取蒙古人為盟友，未能使他們信奉同一宗教，但蒙古統治下的和平，極大地開闊了他們的眼界，使他們對歐亞大陸有了一個新的認識。這種認識與中世紀早期的認識完全不同；當時，漢帝國和羅馬帝國的崩潰，隔斷了古典時期歐亞大陸間的聯繫。教區製度開始形成，而在西方，成功的基督教的信條又著重強調了這一制度。 《聖經》成為地理知識的主要來源，於是，耶路撒冷被認為是大地的中心，而尼羅河、幼發拉底河和恒河則被認為是發源於同一源頭伊甸園。
七、八世紀，伊斯蘭教的擴張，築起了一道橫穿北非和中東的有害屏障，進一步縮小了歐洲人的視野。直到12世紀，十字軍帶著種種傳說，從地中海東部沿岸諸國返回西方時，才使歐洲人重新得到有關外部世界的第一手資料。儘管地中海那時仍是世界的中樞，但他們對東面和南面地區的了解卻非常貧乏。
蒙古統治下的和平帶來了偉大的突破，它使人們的視野從地中海轉向歐亞大陸，正如後來的哥倫布和達·伽馬使人們的視野相應地從歐亞大陸轉向全球一樣。商人、傳教士和戰俘的旅行告訴人們，在遠東有一個大帝國，它的人口、財富和文明程度，不僅等於，而且超過了歐洲。另一方面，東方這時也開始了解西方。馬可·波羅既使西方知道了中國，又讓中國和中東了解了西方。
眾所周知，在此期間，莫斯科、大不里士和諾夫哥羅德都有中國僑商局地；在美索不達米亞，中國技師受僱從事水利工程建設。有資料記載，中國官僚曾陪同成吉思汗出征視察。從歐亞大陸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此外，生於北京的聶斯脫利斯教徒拉本·巴爾·索瑪，12788 年曾旅行到伊兒汗國朝廷巴格達，被蒙古人從那裡派往歐洲，尋求基督教的援助，反對伊斯蘭教。他於1287年出發，去過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新、羅馬、巴黎和倫敦，途中會見了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愛德華一世。中世紀時期，遊歷範圍最廣的旅行家是穆斯林伊本·撥圖塔（13O4-1378年）。他從自己的家鄉摩洛哥出發，去麥加朝聖然後，繼續旅行，取道撒馬爾罕前往印度，作為法官和使者從印度派往中國。回到摩洛哥後，他又繼續向北旅行，到達西班牙，隨後南下，進入非洲內地，到達廷巴克圖。當他最後返回摩洛哥定居時，至少旅行了750O0英里。
西方世界最著名、最重要的旅行家是馬可·波羅。當父親和叔叔第二次航行中國時，他也一同前往，於1275 年到達忽必烈的朝廷。他給忽必烈以良好的印象，並以各種身份為他服務了17年，遊歷了全國各地。作為一個官員，途徑之處，他特別注意觀察當地的居民和資源，曾記下這樣的東西：“有一種黑石塊，象別的石頭一樣，從山里挖掘出來，但卻像木頭一樣可以燃燒。”1292年，他護送一位蒙古公主航行，繞過東南亞，穿過印度洋，前往波斯，同伊兒汗國大汗結婚。到達波斯後，馬可·波羅繼續西行，於1295年回到了闊別25年的家鄉威尼斯。不久，在與熱那亞的戰鬥中被俘，於獄中口述了他的旅行見聞。
下面這段話便是書的開頭，它對當時人們十分驚奇的事物作了介紹：
馬可敘述的故事，確實和這一介紹所說的那樣激動人心。他講到了帶有花園和人造湖的大汗宮廷，裝載銀挽具和寶石的大象。他還講到了各條大道，高於周圍地面，易於排水；大運河上，商人船隻每年川流不息；各個港口，停泊著比歐洲人所知道的還要大的船隻，並談到了生產香料、絲綢、生薑、糖、樟腦、棉花、鹽、藏紅花、檀香木和瓷器的一些地方。馬可還描寫了他護送中國公主到波斯去時，訪問和聽說過的所有寓言般的國度——新加坡、爪哇、蘇門答臘、錫蘭、印度、索科特拉島、馬達加斯加、阿拉伯半島、桑給巴爾和阿比西尼亞。
書中的一切彷彿離奇古怪，言過其實，因此，人們給他起了個別號叫“百萬先生”，因為“他開口閉口總是說百萬這個、百萬那個。”其實，他向16 世紀中葉的歐洲人提供了有關中國最為全面可靠的資料。這本書題名為《世界見聞錄》並非偶然。實際上，這部著作使西方人對世界的了解範圍突然擴大了一倍。馬可·波羅正如兩個世紀後的哥倫布一樣，為同時代人開闢了嶄新的天地。的確，正是他所描寫的有關中國和香料群島的迷人景象，召喚著偉大的探險者們，在穆斯林封鎖陸上道路之後，直接尋找一條海上航線，繼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