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第十一章古典文明的終結
古典時期，偉大的希臘、羅馬、印度和中國文明，在歐亞核心區後統治地位。然而，邊遠地區的游牧民，最終踐踏了這些文明，從而根本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在這些帝國貌似堅固的外衣下，潛伏著必將導致衰微和最終崩潰的禍根。技術停滯不前，生產力受阻，使古典文明在3至6世紀遭到蠻族的猛烈衝擊。
游牧民的入侵所造成的影響因地而異。中國北部和印度北部雖遭蹂躪，但仍保持了各自獨特的文明；中國南方和印度南方，因與游牧民族相距遙遠而倖免於難；拜占廷和波斯帝國勢力強大，足以擊退侵略者；而西方卻長期屢遭日耳曼人、匈奴人、穆斯林、馬札爾人和維金人的侵略，因此，其舊秩序遭到破壞的程度，比歐亞大陸其他地區遠為嚴重。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種破壞，成為西方在近代走在世界前列的基本原因。因為在舊文明的廢墟中，能產生出一種嶄新的文明，一種更能適應變化中的世界的需求的文明。本章將敘述古典文明的意義及其衰落，闡明西方開始走向世界統治地位的情況和原因。
明確地說，古典文明同上古文明一樣，都是建立在階級分化的基礎上。歸根到底，它們都依賴於農民群眾的勞動，正是農民群眾的勞動，提供了維持統治者生存的剩餘產品。
歐亞大陸各文明地區，儘管在細節上彼此不同，但總的社會結構還是相似的。社會的頂層是統治一切的國王和皇帝。下一層是貴族和高級官吏——古羅馬的元老院議員、伊朗的武士貴族、印度的王子和中國的諸侯和大臣；另一特權階層是祭司集團，如：印度的婆羅門、伊朗的祅教增、基督教教士以及儒家世俗文人。再下一層是遍及各地、從事製造業、採礦業、批發零售貿易、交通運輸及施放高利貸的貿易者和商人。而在這座金字塔的最底層，是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業勞動者和手工業者，他們中間有些是自由民，其餘都是農奴或奴隸，兩者間的比例隨地區和時代的不同而變化。
在這一般模式中，希臘最初是個例外，它由各小城邦組成，沒有通過選舉產生的地方行政官和以市民大會及議會為基礎的政府。希羅多德把這些共和製城邦和同時代的波斯帝國作了鮮明的對照，後者由專制君主統治，下設地方總督管轄各行省。然而，希臘的這一例外是短暫的。的確，澤爾士未能征服希臘，亞歷山大卻征服了波斯。但這並不意味著希臘城邦的勝利，因為亞歷山大及其繼承者採用了波斯專制統治的方式、方法和製度。同樣，在羅馬，專制君主取代了共和派，他們通過希臘化王國，以波斯和埃及為模式，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帝國官僚機構。君士坦丁時期，羅馬帝國與其說象伯里克利的雅典或西塞羅的羅馬，不如說更像波斯帝國。
與社會階層的形成密切相關的是經濟差別的形成。貧富懸殊比比皆是。特權階級窮奢極侈，城鄉廣大勞動者則貧困悲慘。下面這段話，選自公元1世紀中國漢代的一篇散文，它是當時古典文明國家中廣大農民貧困處境的典型而又真實的寫照：
我們不妨將人民大眾這種艱難貧困的生活，與下文中所描寫的富人的優裕生活作一番比較，此文根據漢代一份資料改編而成：
在各文明中，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水準，必然意味著兩種迥然不同的文化。隨著古代文明的到來，鄉村的低俗文化和城市的學校、廟宇及宮廷的高雅文化，取代了新石器時代的同一的文化（見第六章第一節）。古典文明時期，文化上的分歧仍在繼續，這時，歐亞大陸所有高雅文化的核心是那些“聖書”——伊朗《亞吠陀》經解合刊、印度的《吠陀》、佛經、中國的諸子經典，以及基督教的《舊約·新約全書》。由於這些經文是知識的基礎，因此它們統治著教育，而這種教育往往帶有死記硬背和一味墨守成規的特點。中國的考試、印度的辯論、希伯來人和基督教的師生對話，都是用來測驗學生對某一指定的知識體系的掌握程度。
這些聖書還用來向人們灌輸忠誠和服從的思想。任何拒絕接受官府訓令，或反對社會制度的行為，都被認為是不恕之罪，今生來世均將受到懲罰。在所有高雅文化中， “地獄”佔據著極為突出的地位，是那些敢於反對世俗或宗教首領的人們的永久集中營。一般說來，來世受懲罰的威脅極其有效地維持著社會現狀。不過，各地農民的戲謔話表明，並非所有的人都是盲目的信徒。印度北方就流行著這麼一句俗語：“世上三個吸血鬼：跳蚤、臭蟲、婆羅門。”
古典文明的低俗文化，和古代文明的文化基本相同；與農田、作坊及家庭的日常工作有關的經驗知識，大體上還是一樣。為平息或控制可怕的超自然力量，各處都有相似的儀式、典禮和迷信活動，而這些東西與高雅文化所信奉的正式的宗教信仰沒什麼關係。例如：印度農民對破義擬中富有哲理的玄虛闡述一無所知，但都知道殘忍的妖怪、食生肉的吸血鬼和夜間出沒人世、嘴裡噴火、吞噬死屍腐肉的魔鬼。同樣，有位研究中國宗教的學者這樣評論道：
西哥特人國王阿拉克里二世編纂的羅馬法彙編早期手稿中的一頁。這一頁畫的是一位蠻族國外、一位主教、一位伯爵和一位公爵。像這樣一部法規彙編有助於維護羅馬法中的各項原則。
這件事清楚地說明各古典文明保持到近代的原因。只是由於西方的分裂擴張主義，古典時期的哲學、宗教和社會制度才開始在歐亞大陸各地區衰退。即便如此，這些宗教、哲學和社會制度今天仍富有極大的生命力，羅馬法律和羅馬天主教會在西方、印度教及種娃制度在印度延續不斷的生命力，恰好說明了這一點。
諸古典文明之所以能保持其同一性，是因為它們都是農業文明。或換句話說，幾千年來，它們始終處於生產技術停滯不前的狀態之中。約翰·梅納特·凱因斯察覺並著重強調了這一停滯狀態：
凱因斯這一論點是完全有道理的。事實上，文明之前的新石器時代，技術已明顯成熟。正是在這一時代，人們發明了帶輪子的車，帆船和犁，發現了冶金化學工藝，計算出準確的陽曆，學會了怎樣使用畜力和利用風力。城市革命後，這一急速發展隨即受阻。以後幾千年中，只有三大發明具有重大意義，能與早期的發明相媲美，它們是：鐵、字母和鑄幣。意味深長的是，這三者都不是發明於尼羅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而是發明於束縛較少的邊緣地區，即：高加索山脈的邊沿地區和愛琴海沿岸的商業城市。
除這三大發明外，這一時期的進步都以早期發現為基礎，只不過是進一步提高原有技術，或擴大其應用範圍而已。儘管這些不大的改進能產生極大的效益，但在許多情況下仍被人們所忽略。例如：上古時期用於套牛的挽具，當時被用來套馬，這樣，馬在拉重物時容易窒息，結果至少浪費了馬匹三分之二的力氣。直到中世紀，一種合理、實用的挽具才被發明。在此之前，馬匹僅用於運載較輕的貨物，而沉重的貨物則靠人拖運。在描繪建造金字塔和塔廟的古代雕刻品中，成千上萬的人搬運石頭的場最便可證明這一點。再如，公元前1世紀，在小亞細亞和中國出現了水磨。這一發明對長時間從事碾米勞動的婦女和奴隸來說，可能是一個大大節省勞力的裝置。可是，直到4世紀，羅馬才建造水磨，即使那時，也較為罕見。
意味深長的是，唯有戰爭提供的動力，能稍微抵消這一普遍存在的技術上的蕭條狀態。希臘人發明了精巧的帶有棘輪裝置的石弩，靠滑車驅動的輪式攻城車合，以及所謂的“希臘火”（公元8世紀），即一種能有效地燒毀敵船和攻城機械的汽油燃燒劑。但這些發明顯然不能創造財富，不能解決文明古代的基本經濟問題。
既然新發明沒有提高勞動生產率，那麼，只有靠開墾荒地，或靠征服和剝削增加財富。但未開墾的土地畢竟有限；富饒遼闊的地中海盆地，由於日益嚴重的大面積土壤侵蝕，已不再是主要的產糧地。同樣，帝國也不可能無限擴大，因為有些嚴格的界限，憑藉他們的軍事技術水平是無法突破的。於是，當軍事和官僚機構急速發展，給生產力造成過大壓力時，必然會出現報酬遞減的情況。如上所述，當時開始了惡性循環，尤其在漢王朝和羅馬帝國衰亡之際，這種情況更有證可查。捐稅提高，貧困增加，激起了城鄉的暴動，從而招致蠻族入侵。最終，不是內部起義成功，就是外來侵略得逞，或兩者兼備。因而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國歷史周而復始的性質。一位歷史學家分析了羅馬帝國衰落的原因，最後著重強調了它的技術落後。他說：
歷史清楚地表明，只有發展技術，為帝國大廈提供必要的經濟基礎，才能打破這種惡性循環。但技術已瀕於崩潰，其根本原因是，各地統治集團只知道剝削現有的財富，不知道開發新的生產力，創造更多的財富。就建造金字塔、塔廟、天主教堂和宮殿所消耗的大批人力、物力而言，顯然可見，統治者從農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剩餘價值。但是，技術革命除需有力的組織和高壓統治外，還需要某種更為重要的東西，而所有農業文明都未能得到這一重要的東西，這就是它們之所以停留在農業階段的原因。
奴隸制的普遍存在，是造成技術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使用奴隸從事勞動，一般比設計、製造新機器簡單，成本也更低廉，因此，那時發明家製造某些新裝置，通常不是為了節省勞力，而是為了娛樂，或為了便利宗教儀式。公元1世紀，希羅用他掌握的有關蒸汽動力的知識，建造了一種能打開聖堂大門的裝置。同一世紀，羅馬皇帝韋斯巴薌禁止使用一種廉價的可豎石柱的機械，並說：'為百姓們提供食物吧！ ”儘管盛情可嘉，但實際上，正是這種觀點使古典時期帝國的城市變成了鄉村的寄生蟲，而不是產業中心。
另外，奴隸制對勞動持否定態度，也阻止了技術的發展。勞動既然是奴隸的事情，自由民便以此為辱。即使在奴隸制不很盛行的文明地區，這種輕視勞動的觀念依然存在。在中國，人們熱中於蓄長指甲就是例證。社會階層等級分明，自然導致上層階級輕視勞動，鄙視勞動者，而奴隸制只不過進一步加強了這種觀念。正如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中所述的那樣：“在治理得最好的城邦中……市民們既不從事手工業，也不經商，因為這種生活缺乏高貴的色彩，與美好的名聲背道而馳。”公元65年，羅馬哲學家塞內加在給盧齊利烏斯的一封信中，對體力勞動表示了同樣的輕蔑，認為，體力勞動者應當“俯首垂目，畢恭畢敬”，他寫道：
正是這種哲學家與工匠相分離，阻止了歐亞大陸諸文明的技術發展，也正是哲學家的有條理的思維與工匠的實踐經驗及傳統知識這兩者間的相互影響，使得西方在近代完成了偉大的科學和工業革命，從而為人類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但由於明顯的社會分裂，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觀念，這種相互影響在諸古典文明中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高雅的知識分子沒有興趣，下層工匠缺乏動力。
這種技術上的停滯狀態，說明了近代以前幾千年中，歐亞大陸帝國歷史周而復始的原因。各帝國的興亡，情勢基本相同。沒有一個帝國能加以突破，以達到一個新的發展水平。因而，由此形成的反复循環與充滿活力的現代化工業社會通然不同。 W·W·羅斯託在以下商段話中描寫了在英國以工業革命開始劃時代的、開拓性的“起飛”以前農業文明所具有的共同特徵：
3至6世紀是歐亞大陸普遍遭受人侵的時期，這時的入侵不亞於公元前二千紀使用青銅和鐵武器的入侵。正如公元前二千紀的入侵完成了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過渡一樣，3至6世紀的入侵結束了古典文明，預告了中世紀文明的到來。
游牧民遷移方向一般是自東向西，因為歐亞大草原的地理坡度使大草原西部水源較充足、土地更肥沃，吸引著東方的游牧民（見第六章第二節）。主要的入侵路線都起自北京附近，沿著橫貫歐亞大陸中部的草原走廊，止於中歐匈牙利平原。這也就是為何如此眾多的游牧民族抵達今匈牙利後，不再四處遷移的原因。他們以匈牙利為基地，襲擊周圍各歐洲國家。
匈奴時期中亞的赤陶塑像：騎馬人。這尊塑像系巴黎私人珍藏品，其表現的可能是匈奴人首領阿提拉本人。
北歐海盜船“奧斯伯格號”，發掘於1904年，是世界上保存得最好的維金人船，現陳列在挪威奧斯陸維金人船舶博物館中。
游牧民族同周圍文明中心的互相影響日益增進，是導致入侵的基本原因。在許多文明中心，游牧民被當作奴隸或僱傭軍使用，而這一點常常是帝國京都內的軍事政變，或蠻族僱傭軍的部落同胞入侵的起因。游牧民族逐漸定居於帝國邊境鄰近地區，是導致入侵的另一因素。游牧生活向農業生活的轉變，通常使人口增加，經濟、軍事力量增長；這種經濟、軍事力量，當帝國的弱點為入侵提供獲勝希望時，總是被採用。侵略還常常是一個衝擊力所產生的連鎖反應的最終結果。中國長城前的失敗，或蒙古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聯盟的形成管往往使游牧民這支具有平緩的衝擊力的隊伍向西編斜，最終形成了渡過奧克蘇斯河、多瑙河或萊茵河的蠻族入侵。
由於侵略範圍遍及歐亞大陸，所以遭受侵略的民族非常多。中國漢朝、印度笈多王朝和伊朗薩珊王朝都遭到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猛襲；突厥人和蒙古人通常又稱為匈奴人。羅馬帝國因地處這條入侵線路的西端，時常遭受沿線各民族及周圍蠻族的進攻。這些侵略者包括日耳曼部落、伊朗人、波羅的-斯拉夫人、維金人以及突厥人和蒙古人。
侵略所造成的後果如同入侵者成份，多種多樣。在中國，公元222 年，漢王朝最終被突厥-蒙古入侵者所打敗分裂成三個王國：長江以北的魏國、南部的吳國、西部的蜀國。相爭幾十年後，魏國擊敗了它的對手，於265年建立了一個新王朝——晉朝。晉朝統一了整個中國。 316年，一批新入侵者佔領中國北半部，晉王室南逃，抵達南京，由此統治長江流域及漢族人居住的南部地區。從此，中國出現了兩部分割的局面，直到589年，隋朝重新統一中國。
中國史學家稱這幾個世紀為“亂世”。南半部由中國皇帝相繼統治；北半部則由各突厥- 蒙古征服者管轄。中國人視南方皇帝為漢朝的合法繼承者，而否認北方統治者的帝王稱號。實際上，這幾個世紀中，南北兩部都支離破碎，只是北方由於長期連遭蠻族侵略，受到的破壞最為慘重。 “在蠻族的衝擊下”，一位權威人士說：“不難想像，牧畜經濟可能代替中國北方的農業經濟，阿爾泰語可能取代漢語。”
我們將看到，與中國情況相似的西羅馬帝國，確實經歷了這一根本變化。不過中國北方卻沒有發生這種變化，主要因為這裡的中國人數量上遠遠超過蠻族侵略者。當時的北方乃是中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即使游牧民大批湧進，也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其實，在這幾個動亂的世紀裡，為逃避蠻族的劫掠，許多中國人由北方移居南方。因此，不但北方仍是中國的北方，而且南方也已中國化了。這樣，589年，當隋朝重新統一全國時，中國又恢復了正常的歷史進程，即同漢代一樣獨特的中國式的歷史進程。
至於印度，遭受侵略的時間要晚得多：中國陷於“亂世”之際，笈多王朝正處在鼎盛時期。然後，5世紀，東支匈奴人，即所謂的“白匈奴”，渡過奧克蘇斯河，向南推進，到達印度；西支匈奴人則越過俄羅斯平原，挺進歐洲。在匈奴人的猛烈進攻下，笈多王朝於6世紀前半葉崩潰。有關後半個世紀的情況，現在知道得很少。但可以推測，或許發生過許多戰爭，或許進一步遭受侵略。
7 世紀前半葉，封建領主局利沙兼用外交、軍事手段，成功地統一了印度北方大部分地區，從而暫時揭開了印度歷史上這層模糊不清的面紗。但曷利沙帝國組織鬆散，由一些獨立強大的藩王組成；他們之所以承認曷利沙的宗主權，與其說是對帝國權力的歸順，倒不如說是對他個人的尊敬。因此，曷利沙經過41年英明統治，於647年去世後，其搖搖欲墜的帝國也隨之土崩瓦解，印度歷史再次蒙上一層模糊不清的面紗，直到13世紀穆斯林突厥人出現，並逐步強行統治了印度大部分地區。
這幾個世紀的特徵是侵略和分裂一再發生。象孔雀王朝或笈多王朝那樣擁有龐大官僚機構的帝國沒再出現，只有過一些以個別人物所作所為為基礎的曇花一現的氏族霸權或王國。另外，大規模遷入印度的移民，其人數之多足以組成新的文化和社會集團。其中最突出的是拉傑魯特人，這是一個勇敢堅強的民族，印度西北部的拉傑布達納區即以其名稱命名。拉傑普特人屬軍事貴族，不久被吸收成為印度剎帝利種姓，即武士貴族。他們為信仰印度教而感到莫大的自豪，曾一度統治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區。實際上，直到19世紀，甚至可以說直到今天，他們仍是一個傑出的民族。
拉傑普特人的經歷意義重大，有助於說明儘管印度經受了漫長的幾個世紀的動亂和侵略，卻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原因。侵略者被盛行的種姓制度所同化，更確切地說，是他們適應了印度的文明，而不是相反的情況。因此，同中國一樣，印度在經歷了動亂時期之後，又出現在歷史進程中，她在古典時期形成的文明雖有輕微的變動，卻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然而，歐洲的情形恰恰相反，這裡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而不是輕微的變動。這一地區的入侵者以日耳曼人為數最多，他們佔領了中歐和東歐，即從波羅的海到多瑙河，從萊茵河到俄羅斯平原的廣大地區。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組成，其中較重要的是法蘭克人、汪達爾人、倫巴德人、東哥特人和西哥特人。這些部落一般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社會制度，使用極為相近的語言，彼此之間都能聽懂。但對羅馬人來說，值得慶幸的是這些部落的統一意識非常薄弱。他們象反對羅馬人一樣，相互之間你爭我鬥，因而使羅馬帝國能如此長久地倖存下來。
這些日耳曼民族的製度和風俗，應當引起人們的注意，因為羅馬帝國崩潰之後，它們注定成為西方新興文明的基本組成部分。當時的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將日耳曼人描寫成畜牧民族，他們以牲口的數量來估計財富。事實上，偷牛是引起他們內部爭鬥的主要原因。定居萊茵河沿岸的法蘭克人，最早完成了從畜牧業向農業的過渡，因此，人口和總實力的增長也最快。相反，分佈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人，較大程度上仍以畜牧為生。不過，這給他們以更大的機動性，至少最初彌補了人數不足的缺陷。
這些部落的社會結構由三大部分組成：最上層為世襲貴族，通常是大地主。大多數日耳曼人是自由民，一般擁有自己的小塊土地而沒有土地的人只好當佃農，替貴族勞動。最底層是既非自由民又非奴隸的階層，他們被束縛在土地上，但不能被單獨出賣。這種奴役形式同羅馬帝國的隸農制相似，是中世紀盛行於西歐的農奴制的先驅。
部落的主要權力來源於自由民大會。如果有“王”的話，“王”由民眾大會選舉產生。指揮作戰的軍事首領的產生亦如此。塔西陀指出，日耳曼人通常根據繼承權選舉“王”，但選舉軍事首領則依據他們在戰場上的英勇和能力。日耳曼人的主要武器，是一種又長又直的寬尖雙刃劍，多用於砍殺，而不是刺殺。青年人經過正式儀式，便獲得了佩劍的權力，中世紀由扈從晉升為騎士的儀式就起源於此。每位傑出的武士首領都有一批年輕的隨員，即一支扈從隊，他們戰時守衛在首領身旁，效忠他，服從他；首領則向他們提供武器、給養，及一份戰利品。這種制度有助於後來封建制的形成，因為封建制正是建立在騎士對封建領主忠誠的基礎上的。
塔西陀一方面把日耳曼人描寫成貪婪的食客，粗暴的酒鬼和玩命的賭棍，另一方面又盛讚他們高尚的道德標準，並將這些道德標準奉為羅馬人的典範。他還強調了日耳曼人的慷慨大度，殷勤好客。嚴冬時節，日耳曼人喜歡成群結隊地走門串戶，挨家逐戶地逗留，直到吃光主人家所有的食物為止。這使人聯想到中世紀的情景，作為封建權益的一部分，國王或貴族應邀連續許多天參加為他和他的隨從舉行的宴會。日耳曼人知道織布，製造金屬器具和帶輪子的車，但不知道書寫，這就是他們的一般文化水平。
早在公元前1 世紀，這些日耳曼人就開始進逼羅馬帝國的邊境。不過，當時羅馬軍團十分強大，穩守邊境毫不費力。隨著帝國的衰微，軍隊受到削弱，羅馬人對邊境的控制也頻頻告急。因而，只得採取外交手腕，挑唆一個部落反對另一個部落。但出於無奈，還得讓成群的日耳曼武士駐紮在羅馬邊境內，以此作為他們反對邊境外其他部落的報酬。羅馬人能控制他們的盟友多久，這種政策就能維持多久。 4世紀，當他們不再能控制其盟友時，閘門便被沖開。
進攻由歐洲人前所未聞的、令人畏懼的新侵略者——匈奴人發起。他們可怕的外貌及其周密的恐怖政策，使羅馬人和日耳曼人聞風喪膽。當時的羅馬歷史學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把他們描寫成“幾乎粘在馬上”的人、“體態奇形怪狀；相貌奇醜無比，不由使人認為他們是雙足野獸。……”
很明顯，是一支新崛起的聯盟，迫使匈奴人離開他們的發源地——中亞牧場，向西遷移，並於372 年渡過伏爾加河。在俄羅斯平原，他們迅速擊敗最東邊的日耳曼族的東哥特人。接著，又脅迫鄰近的西哥特人渡過多瑙河，進入羅馬帝國境內，尋求避難。兩年後，即378年，西哥特人認為他們受到了羅馬官員的虐待，大為惱怒，在阿得里安堡戰役中擊敗羅馬軍，殺死東羅馬帝國的皇帝，從而，打破了羅馬人戰無不勝的神話。隨後數十年，日耳曼和匈奴侵略者的鐵蹄又踐踏了意大利、高盧以及巴爾幹半島。
西哥特人在亞拉里克的率領下，進軍意大利，於410 年洗劫了羅馬城（這一事件當時轟動整個帝國，不久後再度發生），最後，在高盧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安營扎寨，建立了羅馬帝國境內的第一個日耳曼王國。匈奴人步西哥特人之後塵，在匈牙利平原建立基地，由此襲擊羅馬帝國東、西部諸省。 452年，他們在令人畏懼的首領阿提拉的率領下，突然出現在未設防的羅馬城門前。據說羅馬教皇利奧一世說服了匈奴人的這位首領，羅馬城萬倖免於難。這雖不足為信，但不論怎樣，阿提拉的確沒有攻城而掉頭北上。一年後的一個早晨，人們發現他死於動脈破裂，身邊還躺著一天前剛和他結婚的日耳曼公主。阿提拉死後，他的帝國隨即崩潰，匈奴人從此從歐洲歷史中消失。
然而，匈奴人的大肆破壞，粉碎了羅馬帝國對西部諸省的控制，實際上，這時日耳曼部落可隨意越過邊境，移居帝國境內。汪達爾人遷渡萊茵河，經由高盧和西班牙，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北非，在此建立了一個王國。從新建的基地出發，他們轉而由海上進攻，455 年，一支遠征隊洗劫了羅馬城。與此同時，勃艮第人佔領了羅訥河流域；法蘭克人則正在高盧北部擴張，並深深紮根於那裡；407年，當最後一批羅馬士兵撤離英格蘭時，盎格魯人、撒克遜人和朱特人迅速侵占了該地。當地的凱爾特族居民逃進蘇格蘭和威爾士山區，盎格魯-撒克遜人從此成為英格蘭的主要民族。正是在這些相繼崛起的日耳曼三國的控制下，西羅馬帝國崩潰了。 476年，末代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圖魯斯被日耳曼人首領奧多亞塞廢黜，這一事件標誌著西羅馬帝國的終結（見第八章第八節）。
歐洲事態的發展，至此乃世所周知。西羅馬帝國同漢王朝和發多王朝一樣，最終屈服於蠻族。而且，6世紀時，帝國的崩潰給西方造成的後果，似乎與中國的情況相同。 589年，隋朝最終統一了中國，大約與此同時，法蘭克國王和東羅馬帝國的皇帝似乎也在重新統一歐洲。
法蘭克人起源於萊茵河下游，5 世紀由此移居高盧北部。在這段動盪不安的歷史中，他們只充當了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直到墨洛溫王朝的國王當政時，才成為西方最強大的民族。墨洛溫王朝最傑出的國王是克洛維（481－511年），他聯合法蘭克各部落，打敗羅馬人、拜占廷人和西哥特人，把從比利牛斯山脈，經高盧，到德意志的大片領土結合在一起，形成王國。克洛維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皈依了天主教，這不僅使他贏得教皇的支持，而且得到了當地高盧-羅馬人的援助。墨洛溫王朝似乎很有可能重建西羅馬帝國，並通過增加萊茵河東岸法蘭克人的領土。擴大帝國的版圖。
描寫公元410年亞拉里克和哥特人劫掠羅馬的15世紀法國金泥寫本。在插圖左上角，可見到聖奧古斯丁正在將他著的《上帝之城》一書獻給教皇。正是哥特人對羅馬的劫掠促使奧古斯丁創作這部名著。
君主坦丁堡的統治者，同樣具有恢復帝國的雄心。西羅馬帝國土崩瓦解的同時，東羅馬帝國卻因強大的海軍勢力，豐富的財源以及首都的天然力量而安然無恙，它的首都位於歐亞兩大陸間的海峽的岬角上。蠻族的侵略雖摧毀了羅馬城，君主坦丁堡卻倖免於難。實際上，在1453 年被突厥人攻克之前，它又生存了500年。這幾個世紀中，東羅馬帝國發展起一種獨特的文明，一種由希臘、羅馬、基督教及東方諸成分混合而成的文明。為強調這一獨特性，東羅馬帝國通常又稱為拜占廷帝國，如此命名是因為，首都君主坦丁堡是在古希臘殖民城市拜占廷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西部諸省成為各日耳曼王國後，拜占廷皇帝的宗主權自然隻眼於原羅馬帝國的東半部，即：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敘利亞和埃及。這種限制是查士丁尼大帝（527 —565年）所不能接受的。查上丁尼血統上更是伊利里亞人，感情深處卻是西方人。他用拉丁語說話、思維，決心收復西方領土，恢復原羅馬帝國。他的一位將領貝利薩留率領一小文裝備精良的部隊，一年內就佔領了北非的汪達爾人王國。他還從西哥特人手中奪回了西班牙東南部；經過18年的艱苦奮戰，又征服了意大利的東哥特人。這樣，20年間，幾乎整個地中海又變成了羅馬湖。查士丁尼說，他希望“上帝將授我們以羅馬人因怠惰而喪失的那片帝國領土。”
事與願違，西方並沒有步中國之後塵，相反，一股新的侵略浪潮粉碎了法蘭克人和拜占廷人剛剛形成的脆弱的帝國結構，使西方再度陷入混亂和分裂之中。又是蒙古的一個聯盟，迫使避難的游牧部落沿入侵歐洲的路線向西行進。這些阿瓦爾人開始為西方所知曉，他們象前匈奴人那樣，以匈牙利平原為基地，向四面八方發起襲擊。
這些襲擊導致了具有深遠影響的大遷移。阿瓦爾人把日耳曼族的倫巴第八起到了意大利（568 年）；倫巴第人又把拜占廷人從亞平寧半島的大部分地區驅逐出去，從而粉碎了查士丁尼恢復原羅馬帝國的夢想。阿瓦爾人還迫使斯拉夫部落向南進入巴爾幹半島；斯拉夫人則把那里拉丁化了的伊利里亞人和達基亞人趕進了孤立的山區。新來的斯拉夫人作為農業勞動者，從此紮根於巴爾幹半島北部，被趕走的伊利里亞人和達基亞人則湮沒無聞，直到近代，才作為阿爾巴尼亞人重新出現在巴爾幹半島西部，作為羅馬尼亞人重新出現在多瑙河北岸。因此，7世紀時，巴爾幹半島上的種族分佈已形成現在的格局：希臘人在南部，阿爾巴尼亞人在西部，羅馬尼亞人在東北部，斯拉夫人則居住在從亞得里亞海到黑海的廣闊地帶。
8 世紀，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溫王朝，取得了一系列驚人的勝利，重新點燃起西方恢復帝國統一的希望之火。克洛維的繼承者們命運悲慘，他們被稱為“庸王”，即“一事無成的國王。“然而，身居“大宰相”要職、意志堅強的宮相們卻維持著王國的團結。其中以查理·馬特最為傑出。 “馬特“意即“鐵鎚”，他從714到741年，一直在幕後執政。他的最大功績是，在圖爾戰役中打敗了侵占北非和西班牙，並已挺進法蘭西南部的穆斯林軍隊（見第三章紹三節）。
馬特的兒子矮子丕平，不甘充任“一事無成”的國王的宮相，於751 年廢黜墨洛溫王朝末代國王，創建了所謂的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以丕平之子查理曼的名字命名。查理曼是這一家系中最著名的國王，在765到814年的長期統治中，他不斷征戰，擴充疆域，征服了德意志西北部的撒克遜人，打敗了匈牙利的阿瓦爾人，吞併了意大利的倫巴第人王國，迫使穆斯林退回到比利牛斯山脈以南地區。到8世紀末，其帝國已從北海擴展到比利牛斯山脈，從大西洋擴展到斯拉夫人諸國，查理曼成為西方無可爭辯的征服者。 800年聖誕節，教是利奧三世為他舉行加冕稱帝儀式，以承認他的最高地位。據查理曼的書記和傳記作者敘述，加冕那天，集會的民眾大聲高呼：“生命和勝利，永遠屬於偉大上帝的受冕者，羅馬人溫和的皇帝查理·奧古斯都！”
這一情景說明，人們仍抱有恢復帝國統一的夢想，但這也只能是夢想。查理曼死後不久，來自南方、東方和北方的新侵略浪潮又淹沒了整個歐洲。在南方，穆斯林海盜和冒險者征服了克里特島和西西里島，襲擊了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區，給海上貿易以嚴重破壞。在東方，來自中亞的另一支游牧部族馬扎爾人，於895年到達匈牙利平原，他們仿效前匈奴人和阿瓦爾人，侵襲了周圍各國。
北歐人，即維金人的侵略範圍最廣，他們是與陸上游牧民相同的海上游牧民。維金人製造了一種船代替馬匹，這種船吃水淺，速度快、靈活性強。挪威的維金人正是乘這種船向西航行，到達冰島、格林蘭島和北美洲的。他們和從丹麥來的同胞一起，襲擊了不列顛群島和歐洲西海岸，甚至強行渡過直布羅陀海峽，劫掠了地中海兩岸。由於瑞典東面臨海，這裡的維金人渡過波羅的海，到達俄羅斯一些河流，並順流而下，經入海口，進入里海和黑海。
倫敦考陶爾德學院珍藏的9世紀的繪畫：查理曼。
這樣，整個歐洲被這些大膽的侵略者團團圍住。起初，8 世紀末和9世紀，他們只是一味掠奪，並摧毀了無數寺院和城鎮。北歐人乘坐那種吃水淺的船，能溯河而上，進入遙遠的內地，因此，很少有地區倖免於難。當時的教堂裡，常可聽到這樣的祈禱：“啊，上帝，把我們從這些北方人的懲罰下拯救出來吧！”到10、11世紀時，維金人開始在海外地區定居下來，佔領並統治了法蘭西北部大半地區和不列顛群島。但無論他們定居何處，最終都被現存的基督教國家所共吞。例如，法蘭克國王為進一步防止維金人的劫掠，於911年承認他們的首領，並授予他所謂的諾曼底公爵的稱號，諾曼底一詞源於定居那裡的北歐人。第一任諾曼底公爵羅倫的後代之一，就是征服者威廉，他於1066年成功地侵占了英格蘭。
與此同時，加洛林王朝在穆斯林、馬扎爾人和維金人的三面夾擊下土崩瓦解，西歐再次成為屠宰場。 10世紀為最不佳時期。自羅馬帝國滅亡以來，歐洲似乎從未有過如此悲慘的現狀，面臨如此淒涼的前景。
縱觀這些標誌著古典時期向中世紀過渡的侵略活動，很明顯，歐亞大陸各地區所受的影響迎然不同。由於地理上相隔遙遠，侵略者鞭長莫及，中國南方和印度南方均未受到侵擾。拜占廷帝國因擅長外交，財源豐富，海軍強大，幾個世紀內成功地擊退了一批又一批入侵者——日耳曼人、匈奴人、阿瓦爾人、斯拉夫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波斯在薩珊王朝時期，反對外來侵略也很成功，公元226年，薩珊王朝取代帕提亞人王朝。薩薩尼亞人喚起波斯民族的自尊心，恢復瑣羅亞斯德教為國教，組織穿戴沉重的鎧甲的騎兵部隊，統一了全國。因而，波斯能擊退奧克蘇斯河沿岸游牧民的進攻浪潮；但同拜占廷的戰爭，弄得雙方兩敗俱傷，使即將到來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掠奪易如反掌。
如前所述，中國北方和印度北方的遭遇並非太好。兩者均遭到蠻族的蹂躪，不過都保存了各自在古典時期形成的獨特文明。因此，一個生活在公元前1世紀漢代的中國人，若在公元5世紀初復活，他一定會感到非常舒適、自在。他將發覺當時的唐朝與過去的漢朝大致相同，他會注意到兩朝民族相同、語言相同、儒家學說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國行政管理相同，等等。
這使西方歷史發展的獨特性顯得更為突出。如果公元前1 世紀的羅馬人，於1000年、15O0年或18O0年在歐洲復活，他將會為居住在這一古老帝國許多地區的諸日耳曼民族，為嶄新奇特的生活方式而大吃一驚。他將會發現有幾種新的日耳曼語和羅曼語取代了拉丁語，上裝和褲子代替了古羅馬人的寬外袍，新興的基督教接替了古羅馬諸神；他還會發現，羅馬的帝國結構已為一群新的民族國家所替代，古老的謀生之道正受到新的農業技術、新的貿易、新的行業的挑戰；這種新貿易是與世界上一向無人知曉的地區進行的貿易，而種種新行業則是使用一些無需傳統的人力畜力驅動、可節省勞動力的奇特機器。
這無疑說明，只有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沒，被一種嶄新的東西所代替。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文明，或是免遭侵略（如印度南方和中國南方），或是擊退了入侵者（如拜占廷和波斯），或是遭受侵略，但卻倖存下來（如中國北方和印度北方）。唯獨在西方，古典文明被砸得粉碎，無法復原，儘管在這幾個世紀內，曾多次有人力圖恢復，但也無濟於事。
恰恰是這一獨特性，使西方在近代跑到了世界的前列，因此，它的起因必須予以重視。如本章第二節所述，技術停滯不前是諸古典文明結構上的一個主要弱點。那麼，既然所有的古典文明都具有這一弱點，為什麼唯獨西歐的文明會垮掉呢？
只要把西歐的製度及經歷與歐亞其他地區如中國作一比較，就能得出這樣一些結論：首先，古典時期，西歐並不像中國那麼富饒。適應農作物生長的夏季幾個月裡，季風給東亞大部分地區帶來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歐洲，雨水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幾個月裡。由於這一原因，加上緯度較低的地區能獲得較多的太陽熱，因此，東亞具有較長較集中的耕作期，許多地方一年二熟。而且，東亞的主要農作物稻米，比起西方種植的小麥、黑麥和其他糧食作物，每英畝產量要高得多。據估計，單位面積裡生產的稻米所含的熱值，是小麥所含熱值的五倍。結果，中國的生產率大大高於西方，中國的人口，自農業出現至今，也相應地比西方稠密。生產率及人口上的優勢，轉而又使能中國更好地維持帝國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更有力地抗擊蠻族侵略者，必要時，還能同化他們。
其次，西方缺乏可與中國相媲美的文字系統，也沒有中國的科舉制度。這種文字系統提供了文化上持久的同一性，而這一科舉制度使中國的行政提高了效率，增強了穩定性。最後，羅馬帝國邊境上的敵人更難對付。由於地處入侵路線的最西端，歐洲幾乎在各游牧民族的每次進攻中首當其衝。此外，羅馬帝國鄰近的日耳曼人，比中國西北邊境上的游牧民族人數更多，而且，與帝國相鄰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比中國的蠻族近鄰更為先進，軍事威脅更大，更長久。因此，這些侵略在西方拖延的時間，遠遠超過在歐亞大陸其他地區持續的時間。
人們不會忘記，中國北方曾一度面臨畜牧業取代農業，阿爾泰話語言代替漢語的危險。隋朝重新統一中國，恢復了正常秩序，才使這一危險化為烏有。但在西方，侵略活動連綿不斷，阿瓦爾人摧毀了查士丁尼和克洛維建立的功績；穆斯林、馬扎爾人和維金人推翻了查理曼帝國。因而，西方出現了獨特的結局——帝國結構及其古典文明無可挽回地消亡了。
這一結果意義十分重大，被認為是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大規模的消亡為早應發生的技術革命掃清了道路。一位歷史學家最近對羅馬帝國的滅亡作瞭如下結論：“總而言之，侵略給盛極之後停滯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擊。這使我們聯想起當今世界殘酷的轟炸，它摧毀了搖搖欲墜的古老建築，正因如此，我們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為現代化的城市。”這裡所說的“文化”，與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文化並無差異。因為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文化也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只是它們能設法從這些侵略中倖存下來，得慶重生。但是，這僅是舊生命的延續，而西方，在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卻能獲得新生，出現一個嶄新的開端。
回顧歷史，這一嶄新開端的重要性便十分明顯。古代時期，中東曾是創始力的中心，幾千年中，許多主要發明由此傳播出去。到了古典時期，大部分發明創造出自歐洲、印度和中國，中東卻遠遠落在後面。其原因恰恰因為中東的古代文明在公元前二千紀的侵略中得以倖存下來，邊緣地區的古代文明卻被毀滅，從而為新的開端——新的古典文明的出現——掃清了道路。
古典文明向中世紀文明的過渡也是如此。但這一次，所有地區的文明都倖存下來，唯有西方例外。因此，只有西方能毫無束縛地朝新的方向奮進，在中世紀發展起新的技術、新的製度、新的觀念，簡言之，新的文明。到了近代，這種新的文明，如早期農業文明必然戰勝部落文化—樣，遠遠勝過歐亞其他地區乃至全世界的“停滯不前”的文明，顯示出了它的優越性。
西哥特人國王阿拉克里二世編纂的羅馬法彙編早期手稿中的一頁。這一頁畫的是一位蠻族國外、一位主教、一位伯爵和一位公爵。像這樣一部法規彙編有助於維護羅馬法中的各項原則。
這件事清楚地說明各古典文明保持到近代的原因。只是由於西方的分裂擴張主義，古典時期的哲學、宗教和社會制度才開始在歐亞大陸各地區衰退。即便如此，這些宗教、哲學和社會制度今天仍富有極大的生命力，羅馬法律和羅馬天主教會在西方、印度教及種娃制度在印度延續不斷的生命力，恰好說明了這一點。
諸古典文明之所以能保持其同一性，是因為它們都是農業文明。或換句話說，幾千年來，它們始終處於生產技術停滯不前的狀態之中。約翰·梅納特·凱因斯察覺並著重強調了這一停滯狀態：
凱因斯這一論點是完全有道理的。事實上，文明之前的新石器時代，技術已明顯成熟。正是在這一時代，人們發明了帶輪子的車，帆船和犁，發現了冶金化學工藝，計算出準確的陽曆，學會了怎樣使用畜力和利用風力。城市革命後，這一急速發展隨即受阻。以後幾千年中，只有三大發明具有重大意義，能與早期的發明相媲美，它們是：鐵、字母和鑄幣。意味深長的是，這三者都不是發明於尼羅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而是發明於束縛較少的邊緣地區，即：高加索山脈的邊沿地區和愛琴海沿岸的商業城市。
除這三大發明外，這一時期的進步都以早期發現為基礎，只不過是進一步提高原有技術，或擴大其應用範圍而已。儘管這些不大的改進能產生極大的效益，但在許多情況下仍被人們所忽略。例如：上古時期用於套牛的挽具，當時被用來套馬，這樣，馬在拉重物時容易窒息，結果至少浪費了馬匹三分之二的力氣。直到中世紀，一種合理、實用的挽具才被發明。在此之前，馬匹僅用於運載較輕的貨物，而沉重的貨物則靠人拖運。在描繪建造金字塔和塔廟的古代雕刻品中，成千上萬的人搬運石頭的場最便可證明這一點。再如，公元前1世紀，在小亞細亞和中國出現了水磨。這一發明對長時間從事碾米勞動的婦女和奴隸來說，可能是一個大大節省勞力的裝置。可是，直到4世紀，羅馬才建造水磨，即使那時，也較為罕見。
意味深長的是，唯有戰爭提供的動力，能稍微抵消這一普遍存在的技術上的蕭條狀態。希臘人發明了精巧的帶有棘輪裝置的石弩，靠滑車驅動的輪式攻城車合，以及所謂的“希臘火”（公元8世紀），即一種能有效地燒毀敵船和攻城機械的汽油燃燒劑。但這些發明顯然不能創造財富，不能解決文明古代的基本經濟問題。
既然新發明沒有提高勞動生產率，那麼，只有靠開墾荒地，或靠征服和剝削增加財富。但未開墾的土地畢竟有限；富饒遼闊的地中海盆地，由於日益嚴重的大面積土壤侵蝕，已不再是主要的產糧地。同樣，帝國也不可能無限擴大，因為有些嚴格的界限，憑藉他們的軍事技術水平是無法突破的。於是，當軍事和官僚機構急速發展，給生產力造成過大壓力時，必然會出現報酬遞減的情況。如上所述，當時開始了惡性循環，尤其在漢王朝和羅馬帝國衰亡之際，這種情況更有證可查。捐稅提高，貧困增加，激起了城鄉的暴動，從而招致蠻族入侵。最終，不是內部起義成功，就是外來侵略得逞，或兩者兼備。因而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國歷史周而復始的性質。一位歷史學家分析了羅馬帝國衰落的原因，最後著重強調了它的技術落後。他說：
歷史清楚地表明，只有發展技術，為帝國大廈提供必要的經濟基礎，才能打破這種惡性循環。但技術已瀕於崩潰，其根本原因是，各地統治集團只知道剝削現有的財富，不知道開發新的生產力，創造更多的財富。就建造金字塔、塔廟、天主教堂和宮殿所消耗的大批人力、物力而言，顯然可見，統治者從農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剩餘價值。但是，技術革命除需有力的組織和高壓統治外，還需要某種更為重要的東西，而所有農業文明都未能得到這一重要的東西，這就是它們之所以停留在農業階段的原因。
奴隸制的普遍存在，是造成技術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使用奴隸從事勞動，一般比設計、製造新機器簡單，成本也更低廉，因此，那時發明家製造某些新裝置，通常不是為了節省勞力，而是為了娛樂，或為了便利宗教儀式。公元1世紀，希羅用他掌握的有關蒸汽動力的知識，建造了一種能打開聖堂大門的裝置。同一世紀，羅馬皇帝韋斯巴薌禁止使用一種廉價的可豎石柱的機械，並說：'為百姓們提供食物吧！ ”儘管盛情可嘉，但實際上，正是這種觀點使古典時期帝國的城市變成了鄉村的寄生蟲，而不是產業中心。
另外，奴隸制對勞動持否定態度，也阻止了技術的發展。勞動既然是奴隸的事情，自由民便以此為辱。即使在奴隸制不很盛行的文明地區，這種輕視勞動的觀念依然存在。在中國，人們熱中於蓄長指甲就是例證。社會階層等級分明，自然導致上層階級輕視勞動，鄙視勞動者，而奴隸制只不過進一步加強了這種觀念。正如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中所述的那樣：“在治理得最好的城邦中……市民們既不從事手工業，也不經商，因為這種生活缺乏高貴的色彩，與美好的名聲背道而馳。”公元65年，羅馬哲學家塞內加在給盧齊利烏斯的一封信中，對體力勞動表示了同樣的輕蔑，認為，體力勞動者應當“俯首垂目，畢恭畢敬”，他寫道：
正是這種哲學家與工匠相分離，阻止了歐亞大陸諸文明的技術發展，也正是哲學家的有條理的思維與工匠的實踐經驗及傳統知識這兩者間的相互影響，使得西方在近代完成了偉大的科學和工業革命，從而為人類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但由於明顯的社會分裂，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觀念，這種相互影響在諸古典文明中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高雅的知識分子沒有興趣，下層工匠缺乏動力。
這種技術上的停滯狀態，說明了近代以前幾千年中，歐亞大陸帝國歷史周而復始的原因。各帝國的興亡，情勢基本相同。沒有一個帝國能加以突破，以達到一個新的發展水平。因而，由此形成的反复循環與充滿活力的現代化工業社會通然不同。 W·W·羅斯託在以下商段話中描寫了在英國以工業革命開始劃時代的、開拓性的“起飛”以前農業文明所具有的共同特徵：
3至6世紀是歐亞大陸普遍遭受人侵的時期，這時的入侵不亞於公元前二千紀使用青銅和鐵武器的入侵。正如公元前二千紀的入侵完成了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過渡一樣，3至6世紀的入侵結束了古典文明，預告了中世紀文明的到來。
游牧民遷移方向一般是自東向西，因為歐亞大草原的地理坡度使大草原西部水源較充足、土地更肥沃，吸引著東方的游牧民（見第六章第二節）。主要的入侵路線都起自北京附近，沿著橫貫歐亞大陸中部的草原走廊，止於中歐匈牙利平原。這也就是為何如此眾多的游牧民族抵達今匈牙利後，不再四處遷移的原因。他們以匈牙利為基地，襲擊周圍各歐洲國家。
匈奴時期中亞的赤陶塑像：騎馬人。這尊塑像系巴黎私人珍藏品，其表現的可能是匈奴人首領阿提拉本人。
北歐海盜船“奧斯伯格號”，發掘於1904年，是世界上保存得最好的維金人船，現陳列在挪威奧斯陸維金人船舶博物館中。
游牧民族同周圍文明中心的互相影響日益增進，是導致入侵的基本原因。在許多文明中心，游牧民被當作奴隸或僱傭軍使用，而這一點常常是帝國京都內的軍事政變，或蠻族僱傭軍的部落同胞入侵的起因。游牧民族逐漸定居於帝國邊境鄰近地區，是導致入侵的另一因素。游牧生活向農業生活的轉變，通常使人口增加，經濟、軍事力量增長；這種經濟、軍事力量，當帝國的弱點為入侵提供獲勝希望時，總是被採用。侵略還常常是一個衝擊力所產生的連鎖反應的最終結果。中國長城前的失敗，或蒙古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聯盟的形成管往往使游牧民這支具有平緩的衝擊力的隊伍向西編斜，最終形成了渡過奧克蘇斯河、多瑙河或萊茵河的蠻族入侵。
由於侵略範圍遍及歐亞大陸，所以遭受侵略的民族非常多。中國漢朝、印度笈多王朝和伊朗薩珊王朝都遭到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猛襲；突厥人和蒙古人通常又稱為匈奴人。羅馬帝國因地處這條入侵線路的西端，時常遭受沿線各民族及周圍蠻族的進攻。這些侵略者包括日耳曼部落、伊朗人、波羅的-斯拉夫人、維金人以及突厥人和蒙古人。
侵略所造成的後果如同入侵者成份，多種多樣。在中國，公元222 年，漢王朝最終被突厥-蒙古入侵者所打敗分裂成三個王國：長江以北的魏國、南部的吳國、西部的蜀國。相爭幾十年後，魏國擊敗了它的對手，於265年建立了一個新王朝——晉朝。晉朝統一了整個中國。 316年，一批新入侵者佔領中國北半部，晉王室南逃，抵達南京，由此統治長江流域及漢族人居住的南部地區。從此，中國出現了兩部分割的局面，直到589年，隋朝重新統一中國。
中國史學家稱這幾個世紀為“亂世”。南半部由中國皇帝相繼統治；北半部則由各突厥- 蒙古征服者管轄。中國人視南方皇帝為漢朝的合法繼承者，而否認北方統治者的帝王稱號。實際上，這幾個世紀中，南北兩部都支離破碎，只是北方由於長期連遭蠻族侵略，受到的破壞最為慘重。 “在蠻族的衝擊下”，一位權威人士說：“不難想像，牧畜經濟可能代替中國北方的農業經濟，阿爾泰語可能取代漢語。”
我們將看到，與中國情況相似的西羅馬帝國，確實經歷了這一根本變化。不過中國北方卻沒有發生這種變化，主要因為這裡的中國人數量上遠遠超過蠻族侵略者。當時的北方乃是中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即使游牧民大批湧進，也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其實，在這幾個動亂的世紀裡，為逃避蠻族的劫掠，許多中國人由北方移居南方。因此，不但北方仍是中國的北方，而且南方也已中國化了。這樣，589年，當隋朝重新統一全國時，中國又恢復了正常的歷史進程，即同漢代一樣獨特的中國式的歷史進程。
至於印度，遭受侵略的時間要晚得多：中國陷於“亂世”之際，笈多王朝正處在鼎盛時期。然後，5世紀，東支匈奴人，即所謂的“白匈奴”，渡過奧克蘇斯河，向南推進，到達印度；西支匈奴人則越過俄羅斯平原，挺進歐洲。在匈奴人的猛烈進攻下，笈多王朝於6世紀前半葉崩潰。有關後半個世紀的情況，現在知道得很少。但可以推測，或許發生過許多戰爭，或許進一步遭受侵略。
7 世紀前半葉，封建領主局利沙兼用外交、軍事手段，成功地統一了印度北方大部分地區，從而暫時揭開了印度歷史上這層模糊不清的面紗。但曷利沙帝國組織鬆散，由一些獨立強大的藩王組成；他們之所以承認曷利沙的宗主權，與其說是對帝國權力的歸順，倒不如說是對他個人的尊敬。因此，曷利沙經過41年英明統治，於647年去世後，其搖搖欲墜的帝國也隨之土崩瓦解，印度歷史再次蒙上一層模糊不清的面紗，直到13世紀穆斯林突厥人出現，並逐步強行統治了印度大部分地區。
這幾個世紀的特徵是侵略和分裂一再發生。象孔雀王朝或笈多王朝那樣擁有龐大官僚機構的帝國沒再出現，只有過一些以個別人物所作所為為基礎的曇花一現的氏族霸權或王國。另外，大規模遷入印度的移民，其人數之多足以組成新的文化和社會集團。其中最突出的是拉傑魯特人，這是一個勇敢堅強的民族，印度西北部的拉傑布達納區即以其名稱命名。拉傑普特人屬軍事貴族，不久被吸收成為印度剎帝利種姓，即武士貴族。他們為信仰印度教而感到莫大的自豪，曾一度統治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區。實際上，直到19世紀，甚至可以說直到今天，他們仍是一個傑出的民族。
拉傑普特人的經歷意義重大，有助於說明儘管印度經受了漫長的幾個世紀的動亂和侵略，卻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原因。侵略者被盛行的種姓制度所同化，更確切地說，是他們適應了印度的文明，而不是相反的情況。因此，同中國一樣，印度在經歷了動亂時期之後，又出現在歷史進程中，她在古典時期形成的文明雖有輕微的變動，卻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然而，歐洲的情形恰恰相反，這裡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而不是輕微的變動。這一地區的入侵者以日耳曼人為數最多，他們佔領了中歐和東歐，即從波羅的海到多瑙河，從萊茵河到俄羅斯平原的廣大地區。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組成，其中較重要的是法蘭克人、汪達爾人、倫巴德人、東哥特人和西哥特人。這些部落一般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社會制度，使用極為相近的語言，彼此之間都能聽懂。但對羅馬人來說，值得慶幸的是這些部落的統一意識非常薄弱。他們象反對羅馬人一樣，相互之間你爭我鬥，因而使羅馬帝國能如此長久地倖存下來。
這些日耳曼民族的製度和風俗，應當引起人們的注意，因為羅馬帝國崩潰之後，它們注定成為西方新興文明的基本組成部分。當時的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將日耳曼人描寫成畜牧民族，他們以牲口的數量來估計財富。事實上，偷牛是引起他們內部爭鬥的主要原因。定居萊茵河沿岸的法蘭克人，最早完成了從畜牧業向農業的過渡，因此，人口和總實力的增長也最快。相反，分佈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人，較大程度上仍以畜牧為生。不過，這給他們以更大的機動性，至少最初彌補了人數不足的缺陷。
這些部落的社會結構由三大部分組成：最上層為世襲貴族，通常是大地主。大多數日耳曼人是自由民，一般擁有自己的小塊土地而沒有土地的人只好當佃農，替貴族勞動。最底層是既非自由民又非奴隸的階層，他們被束縛在土地上，但不能被單獨出賣。這種奴役形式同羅馬帝國的隸農制相似，是中世紀盛行於西歐的農奴制的先驅。
部落的主要權力來源於自由民大會。如果有“王”的話，“王”由民眾大會選舉產生。指揮作戰的軍事首領的產生亦如此。塔西陀指出，日耳曼人通常根據繼承權選舉“王”，但選舉軍事首領則依據他們在戰場上的英勇和能力。日耳曼人的主要武器，是一種又長又直的寬尖雙刃劍，多用於砍殺，而不是刺殺。青年人經過正式儀式，便獲得了佩劍的權力，中世紀由扈從晉升為騎士的儀式就起源於此。每位傑出的武士首領都有一批年輕的隨員，即一支扈從隊，他們戰時守衛在首領身旁，效忠他，服從他；首領則向他們提供武器、給養，及一份戰利品。這種制度有助於後來封建制的形成，因為封建制正是建立在騎士對封建領主忠誠的基礎上的。
塔西陀一方面把日耳曼人描寫成貪婪的食客，粗暴的酒鬼和玩命的賭棍，另一方面又盛讚他們高尚的道德標準，並將這些道德標準奉為羅馬人的典範。他還強調了日耳曼人的慷慨大度，殷勤好客。嚴冬時節，日耳曼人喜歡成群結隊地走門串戶，挨家逐戶地逗留，直到吃光主人家所有的食物為止。這使人聯想到中世紀的情景，作為封建權益的一部分，國王或貴族應邀連續許多天參加為他和他的隨從舉行的宴會。日耳曼人知道織布，製造金屬器具和帶輪子的車，但不知道書寫，這就是他們的一般文化水平。
早在公元前1 世紀，這些日耳曼人就開始進逼羅馬帝國的邊境。不過，當時羅馬軍團十分強大，穩守邊境毫不費力。隨著帝國的衰微，軍隊受到削弱，羅馬人對邊境的控制也頻頻告急。因而，只得採取外交手腕，挑唆一個部落反對另一個部落。但出於無奈，還得讓成群的日耳曼武士駐紮在羅馬邊境內，以此作為他們反對邊境外其他部落的報酬。羅馬人能控制他們的盟友多久，這種政策就能維持多久。 4世紀，當他們不再能控制其盟友時，閘門便被沖開。
進攻由歐洲人前所未聞的、令人畏懼的新侵略者——匈奴人發起。他們可怕的外貌及其周密的恐怖政策，使羅馬人和日耳曼人聞風喪膽。當時的羅馬歷史學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把他們描寫成“幾乎粘在馬上”的人、“體態奇形怪狀；相貌奇醜無比，不由使人認為他們是雙足野獸。……”
很明顯，是一支新崛起的聯盟，迫使匈奴人離開他們的發源地——中亞牧場，向西遷移，並於372 年渡過伏爾加河。在俄羅斯平原，他們迅速擊敗最東邊的日耳曼族的東哥特人。接著，又脅迫鄰近的西哥特人渡過多瑙河，進入羅馬帝國境內，尋求避難。兩年後，即378年，西哥特人認為他們受到了羅馬官員的虐待，大為惱怒，在阿得里安堡戰役中擊敗羅馬軍，殺死東羅馬帝國的皇帝，從而，打破了羅馬人戰無不勝的神話。隨後數十年，日耳曼和匈奴侵略者的鐵蹄又踐踏了意大利、高盧以及巴爾幹半島。
西哥特人在亞拉里克的率領下，進軍意大利，於410 年洗劫了羅馬城（這一事件當時轟動整個帝國，不久後再度發生），最後，在高盧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安營扎寨，建立了羅馬帝國境內的第一個日耳曼王國。匈奴人步西哥特人之後塵，在匈牙利平原建立基地，由此襲擊羅馬帝國東、西部諸省。 452年，他們在令人畏懼的首領阿提拉的率領下，突然出現在未設防的羅馬城門前。據說羅馬教皇利奧一世說服了匈奴人的這位首領，羅馬城萬倖免於難。這雖不足為信，但不論怎樣，阿提拉的確沒有攻城而掉頭北上。一年後的一個早晨，人們發現他死於動脈破裂，身邊還躺著一天前剛和他結婚的日耳曼公主。阿提拉死後，他的帝國隨即崩潰，匈奴人從此從歐洲歷史中消失。
然而，匈奴人的大肆破壞，粉碎了羅馬帝國對西部諸省的控制，實際上，這時日耳曼部落可隨意越過邊境，移居帝國境內。汪達爾人遷渡萊茵河，經由高盧和西班牙，越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北非，在此建立了一個王國。從新建的基地出發，他們轉而由海上進攻，455 年，一支遠征隊洗劫了羅馬城。與此同時，勃艮第人佔領了羅訥河流域；法蘭克人則正在高盧北部擴張，並深深紮根於那裡；407年，當最後一批羅馬士兵撤離英格蘭時，盎格魯人、撒克遜人和朱特人迅速侵占了該地。當地的凱爾特族居民逃進蘇格蘭和威爾士山區，盎格魯-撒克遜人從此成為英格蘭的主要民族。正是在這些相繼崛起的日耳曼三國的控制下，西羅馬帝國崩潰了。 476年，末代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圖魯斯被日耳曼人首領奧多亞塞廢黜，這一事件標誌著西羅馬帝國的終結（見第八章第八節）。
歐洲事態的發展，至此乃世所周知。西羅馬帝國同漢王朝和發多王朝一樣，最終屈服於蠻族。而且，6世紀時，帝國的崩潰給西方造成的後果，似乎與中國的情況相同。 589年，隋朝最終統一了中國，大約與此同時，法蘭克國王和東羅馬帝國的皇帝似乎也在重新統一歐洲。
法蘭克人起源於萊茵河下游，5 世紀由此移居高盧北部。在這段動盪不安的歷史中，他們只充當了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直到墨洛溫王朝的國王當政時，才成為西方最強大的民族。墨洛溫王朝最傑出的國王是克洛維（481－511年），他聯合法蘭克各部落，打敗羅馬人、拜占廷人和西哥特人，把從比利牛斯山脈，經高盧，到德意志的大片領土結合在一起，形成王國。克洛維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皈依了天主教，這不僅使他贏得教皇的支持，而且得到了當地高盧-羅馬人的援助。墨洛溫王朝似乎很有可能重建西羅馬帝國，並通過增加萊茵河東岸法蘭克人的領土。擴大帝國的版圖。
描寫公元410年亞拉里克和哥特人劫掠羅馬的15世紀法國金泥寫本。在插圖左上角，可見到聖奧古斯丁正在將他著的《上帝之城》一書獻給教皇。正是哥特人對羅馬的劫掠促使奧古斯丁創作這部名著。
君主坦丁堡的統治者，同樣具有恢復帝國的雄心。西羅馬帝國土崩瓦解的同時，東羅馬帝國卻因強大的海軍勢力，豐富的財源以及首都的天然力量而安然無恙，它的首都位於歐亞兩大陸間的海峽的岬角上。蠻族的侵略雖摧毀了羅馬城，君主坦丁堡卻倖免於難。實際上，在1453 年被突厥人攻克之前，它又生存了500年。這幾個世紀中，東羅馬帝國發展起一種獨特的文明，一種由希臘、羅馬、基督教及東方諸成分混合而成的文明。為強調這一獨特性，東羅馬帝國通常又稱為拜占廷帝國，如此命名是因為，首都君主坦丁堡是在古希臘殖民城市拜占廷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西部諸省成為各日耳曼王國後，拜占廷皇帝的宗主權自然隻眼於原羅馬帝國的東半部，即：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敘利亞和埃及。這種限制是查士丁尼大帝（527 —565年）所不能接受的。查上丁尼血統上更是伊利里亞人，感情深處卻是西方人。他用拉丁語說話、思維，決心收復西方領土，恢復原羅馬帝國。他的一位將領貝利薩留率領一小文裝備精良的部隊，一年內就佔領了北非的汪達爾人王國。他還從西哥特人手中奪回了西班牙東南部；經過18年的艱苦奮戰，又征服了意大利的東哥特人。這樣，20年間，幾乎整個地中海又變成了羅馬湖。查士丁尼說，他希望“上帝將授我們以羅馬人因怠惰而喪失的那片帝國領土。”
事與願違，西方並沒有步中國之後塵，相反，一股新的侵略浪潮粉碎了法蘭克人和拜占廷人剛剛形成的脆弱的帝國結構，使西方再度陷入混亂和分裂之中。又是蒙古的一個聯盟，迫使避難的游牧部落沿入侵歐洲的路線向西行進。這些阿瓦爾人開始為西方所知曉，他們象前匈奴人那樣，以匈牙利平原為基地，向四面八方發起襲擊。
這些襲擊導致了具有深遠影響的大遷移。阿瓦爾人把日耳曼族的倫巴第八起到了意大利（568 年）；倫巴第人又把拜占廷人從亞平寧半島的大部分地區驅逐出去，從而粉碎了查士丁尼恢復原羅馬帝國的夢想。阿瓦爾人還迫使斯拉夫部落向南進入巴爾幹半島；斯拉夫人則把那里拉丁化了的伊利里亞人和達基亞人趕進了孤立的山區。新來的斯拉夫人作為農業勞動者，從此紮根於巴爾幹半島北部，被趕走的伊利里亞人和達基亞人則湮沒無聞，直到近代，才作為阿爾巴尼亞人重新出現在巴爾幹半島西部，作為羅馬尼亞人重新出現在多瑙河北岸。因此，7世紀時，巴爾幹半島上的種族分佈已形成現在的格局：希臘人在南部，阿爾巴尼亞人在西部，羅馬尼亞人在東北部，斯拉夫人則居住在從亞得里亞海到黑海的廣闊地帶。
8 世紀，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溫王朝，取得了一系列驚人的勝利，重新點燃起西方恢復帝國統一的希望之火。克洛維的繼承者們命運悲慘，他們被稱為“庸王”，即“一事無成的國王。“然而，身居“大宰相”要職、意志堅強的宮相們卻維持著王國的團結。其中以查理·馬特最為傑出。 “馬特“意即“鐵鎚”，他從714到741年，一直在幕後執政。他的最大功績是，在圖爾戰役中打敗了侵占北非和西班牙，並已挺進法蘭西南部的穆斯林軍隊（見第三章紹三節）。
馬特的兒子矮子丕平，不甘充任“一事無成”的國王的宮相，於751 年廢黜墨洛溫王朝末代國王，創建了所謂的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以丕平之子查理曼的名字命名。查理曼是這一家系中最著名的國王，在765到814年的長期統治中，他不斷征戰，擴充疆域，征服了德意志西北部的撒克遜人，打敗了匈牙利的阿瓦爾人，吞併了意大利的倫巴第人王國，迫使穆斯林退回到比利牛斯山脈以南地區。到8世紀末，其帝國已從北海擴展到比利牛斯山脈，從大西洋擴展到斯拉夫人諸國，查理曼成為西方無可爭辯的征服者。 800年聖誕節，教是利奧三世為他舉行加冕稱帝儀式，以承認他的最高地位。據查理曼的書記和傳記作者敘述，加冕那天，集會的民眾大聲高呼：“生命和勝利，永遠屬於偉大上帝的受冕者，羅馬人溫和的皇帝查理·奧古斯都！”
這一情景說明，人們仍抱有恢復帝國統一的夢想，但這也只能是夢想。查理曼死後不久，來自南方、東方和北方的新侵略浪潮又淹沒了整個歐洲。在南方，穆斯林海盜和冒險者征服了克里特島和西西里島，襲擊了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區，給海上貿易以嚴重破壞。在東方，來自中亞的另一支游牧部族馬扎爾人，於895年到達匈牙利平原，他們仿效前匈奴人和阿瓦爾人，侵襲了周圍各國。
北歐人，即維金人的侵略範圍最廣，他們是與陸上游牧民相同的海上游牧民。維金人製造了一種船代替馬匹，這種船吃水淺，速度快、靈活性強。挪威的維金人正是乘這種船向西航行，到達冰島、格林蘭島和北美洲的。他們和從丹麥來的同胞一起，襲擊了不列顛群島和歐洲西海岸，甚至強行渡過直布羅陀海峽，劫掠了地中海兩岸。由於瑞典東面臨海，這裡的維金人渡過波羅的海，到達俄羅斯一些河流，並順流而下，經入海口，進入里海和黑海。
倫敦考陶爾德學院珍藏的9世紀的繪畫：查理曼。
這樣，整個歐洲被這些大膽的侵略者團團圍住。起初，8 世紀末和9世紀，他們只是一味掠奪，並摧毀了無數寺院和城鎮。北歐人乘坐那種吃水淺的船，能溯河而上，進入遙遠的內地，因此，很少有地區倖免於難。當時的教堂裡，常可聽到這樣的祈禱：“啊，上帝，把我們從這些北方人的懲罰下拯救出來吧！”到10、11世紀時，維金人開始在海外地區定居下來，佔領並統治了法蘭西北部大半地區和不列顛群島。但無論他們定居何處，最終都被現存的基督教國家所共吞。例如，法蘭克國王為進一步防止維金人的劫掠，於911年承認他們的首領，並授予他所謂的諾曼底公爵的稱號，諾曼底一詞源於定居那裡的北歐人。第一任諾曼底公爵羅倫的後代之一，就是征服者威廉，他於1066年成功地侵占了英格蘭。
與此同時，加洛林王朝在穆斯林、馬扎爾人和維金人的三面夾擊下土崩瓦解，西歐再次成為屠宰場。 10世紀為最不佳時期。自羅馬帝國滅亡以來，歐洲似乎從未有過如此悲慘的現狀，面臨如此淒涼的前景。
縱觀這些標誌著古典時期向中世紀過渡的侵略活動，很明顯，歐亞大陸各地區所受的影響迎然不同。由於地理上相隔遙遠，侵略者鞭長莫及，中國南方和印度南方均未受到侵擾。拜占廷帝國因擅長外交，財源豐富，海軍強大，幾個世紀內成功地擊退了一批又一批入侵者——日耳曼人、匈奴人、阿瓦爾人、斯拉夫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波斯在薩珊王朝時期，反對外來侵略也很成功，公元226年，薩珊王朝取代帕提亞人王朝。薩薩尼亞人喚起波斯民族的自尊心，恢復瑣羅亞斯德教為國教，組織穿戴沉重的鎧甲的騎兵部隊，統一了全國。因而，波斯能擊退奧克蘇斯河沿岸游牧民的進攻浪潮；但同拜占廷的戰爭，弄得雙方兩敗俱傷，使即將到來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掠奪易如反掌。
如前所述，中國北方和印度北方的遭遇並非太好。兩者均遭到蠻族的蹂躪，不過都保存了各自在古典時期形成的獨特文明。因此，一個生活在公元前1世紀漢代的中國人，若在公元5世紀初復活，他一定會感到非常舒適、自在。他將發覺當時的唐朝與過去的漢朝大致相同，他會注意到兩朝民族相同、語言相同、儒家學說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國行政管理相同，等等。
這使西方歷史發展的獨特性顯得更為突出。如果公元前1 世紀的羅馬人，於1000年、15O0年或18O0年在歐洲復活，他將會為居住在這一古老帝國許多地區的諸日耳曼民族，為嶄新奇特的生活方式而大吃一驚。他將會發現有幾種新的日耳曼語和羅曼語取代了拉丁語，上裝和褲子代替了古羅馬人的寬外袍，新興的基督教接替了古羅馬諸神；他還會發現，羅馬的帝國結構已為一群新的民族國家所替代，古老的謀生之道正受到新的農業技術、新的貿易、新的行業的挑戰；這種新貿易是與世界上一向無人知曉的地區進行的貿易，而種種新行業則是使用一些無需傳統的人力畜力驅動、可節省勞動力的奇特機器。
這無疑說明，只有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沒，被一種嶄新的東西所代替。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文明，或是免遭侵略（如印度南方和中國南方），或是擊退了入侵者（如拜占廷和波斯），或是遭受侵略，但卻倖存下來（如中國北方和印度北方）。唯獨在西方，古典文明被砸得粉碎，無法復原，儘管在這幾個世紀內，曾多次有人力圖恢復，但也無濟於事。
恰恰是這一獨特性，使西方在近代跑到了世界的前列，因此，它的起因必須予以重視。如本章第二節所述，技術停滯不前是諸古典文明結構上的一個主要弱點。那麼，既然所有的古典文明都具有這一弱點，為什麼唯獨西歐的文明會垮掉呢？
只要把西歐的製度及經歷與歐亞其他地區如中國作一比較，就能得出這樣一些結論：首先，古典時期，西歐並不像中國那麼富饒。適應農作物生長的夏季幾個月裡，季風給東亞大部分地區帶來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歐洲，雨水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幾個月裡。由於這一原因，加上緯度較低的地區能獲得較多的太陽熱，因此，東亞具有較長較集中的耕作期，許多地方一年二熟。而且，東亞的主要農作物稻米，比起西方種植的小麥、黑麥和其他糧食作物，每英畝產量要高得多。據估計，單位面積裡生產的稻米所含的熱值，是小麥所含熱值的五倍。結果，中國的生產率大大高於西方，中國的人口，自農業出現至今，也相應地比西方稠密。生產率及人口上的優勢，轉而又使能中國更好地維持帝國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更有力地抗擊蠻族侵略者，必要時，還能同化他們。
其次，西方缺乏可與中國相媲美的文字系統，也沒有中國的科舉制度。這種文字系統提供了文化上持久的同一性，而這一科舉制度使中國的行政提高了效率，增強了穩定性。最後，羅馬帝國邊境上的敵人更難對付。由於地處入侵路線的最西端，歐洲幾乎在各游牧民族的每次進攻中首當其衝。此外，羅馬帝國鄰近的日耳曼人，比中國西北邊境上的游牧民族人數更多，而且，與帝國相鄰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比中國的蠻族近鄰更為先進，軍事威脅更大，更長久。因此，這些侵略在西方拖延的時間，遠遠超過在歐亞大陸其他地區持續的時間。
人們不會忘記，中國北方曾一度面臨畜牧業取代農業，阿爾泰話語言代替漢語的危險。隋朝重新統一中國，恢復了正常秩序，才使這一危險化為烏有。但在西方，侵略活動連綿不斷，阿瓦爾人摧毀了查士丁尼和克洛維建立的功績；穆斯林、馬扎爾人和維金人推翻了查理曼帝國。因而，西方出現了獨特的結局——帝國結構及其古典文明無可挽回地消亡了。
這一結果意義十分重大，被認為是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大規模的消亡為早應發生的技術革命掃清了道路。一位歷史學家最近對羅馬帝國的滅亡作瞭如下結論：“總而言之，侵略給盛極之後停滯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擊。這使我們聯想起當今世界殘酷的轟炸，它摧毀了搖搖欲墜的古老建築，正因如此，我們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為現代化的城市。”這裡所說的“文化”，與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文化並無差異。因為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文化也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只是它們能設法從這些侵略中倖存下來，得慶重生。但是，這僅是舊生命的延續，而西方，在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卻能獲得新生，出現一個嶄新的開端。
回顧歷史，這一嶄新開端的重要性便十分明顯。古代時期，中東曾是創始力的中心，幾千年中，許多主要發明由此傳播出去。到了古典時期，大部分發明創造出自歐洲、印度和中國，中東卻遠遠落在後面。其原因恰恰因為中東的古代文明在公元前二千紀的侵略中得以倖存下來，邊緣地區的古代文明卻被毀滅，從而為新的開端——新的古典文明的出現——掃清了道路。
古典文明向中世紀文明的過渡也是如此。但這一次，所有地區的文明都倖存下來，唯有西方例外。因此，只有西方能毫無束縛地朝新的方向奮進，在中世紀發展起新的技術、新的製度、新的觀念，簡言之，新的文明。到了近代，這種新的文明，如早期農業文明必然戰勝部落文化—樣，遠遠勝過歐亞其他地區乃至全世界的“停滯不前”的文明，顯示出了它的優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