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第二篇結果第九章邁向工業世界 3

3 然而，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有一個巨大的矛盾體——法國。在理論上，沒有其他國家能比它發展得更快。如我們所知，法國有十分適合資本主義發展的體制；法國企業家的天賦和創造性，在歐洲堪稱無與倫比。法國人發明了或首次發展了百貨公司、廣告，以及在遙遙領先的法國科學指導下的技術革新和技術成就——照相術（與尼埃普斯[Nicephore Niepce〕和達蓋爾〔Daguerre〕有關）、勒布朗（Leblanc）的蘇打製作、貝托列（Berthollet）的氯漂白法、電鍍法、鍍鋅法等。法國金融家在世界上是最富有創新精神的。法國擁有大量的儲備資本，可在其專業技術協助下，向整個歐洲大陸輸出，甚至在1850年後，與倫敦大公共馬車公司（London General Omnibus Company）這樣的機構合作，向英國輸出資本。至1847年，大約有22．5億法郎已輸往國外——這一數額僅次於英國，與任何其他國家相比，簡直是天文數字。巴黎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僅稍次於倫敦，實際上，在1847年這樣的危機時代，它甚至比倫敦看起來更強大一些。 19世紀40年代，法國企業建立了歐洲的煤氣公司網（如在佛羅倫薩、威尼斯、帕多瓦［Padua〕、維羅納［Verona〕），還取得了在整個西班牙、阿爾及利亞、開羅和亞歷山大港建立煤氣公司的特許權。法國企業還打算資助並建設歐洲大陸（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除外）的鐵路。

不過在事實上，法國經濟發展的基礎層面，明顯慢於其他國家。國內的人口平穩增長，卻沒有急遽猛增。城市只有不算大的發展（巴黎例外），實際上在19世紀30 年代初期，有些城市還縮小了。其工業力量在19世紀40年代晚期，無疑要大於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它所擁有的發動機馬力等於其餘歐洲大陸國家的總和；但是，它已相對落後於英國，又將相對落後於德國。事實上，儘管法國具有優勢，起步早，卻從未變成可與英國、德國和美國相匹敵的主要工業強國。 對此矛盾現象的解釋是，如我們所知，原因在於法國大革命本身，大革命通過立憲會議之手所創造的大部分成果，卻又在羅伯斯比爾的手中取消斷送。法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部分是建立在不可動搖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之上的上層結構。沒有土地的自由勞動力，只是以細流之姿流進城市；在別的國家促使進步工業家大發其財的規格化廉價貨物，在法國卻沒有足夠大和不斷擴展的市場。大量的資本剩餘下來，但是，為什麼要投資於國內工業呢？聰明的法國企業家製造奢侈品，而不製造大眾消費品；聰明的金融家用資金去促進外國工業而不是本國工業。在其他國家，惟有經濟增長為私營企業提供了高於其他生意的利潤時，這兩者才會攜手發展。在法國卻不是這樣，儘管他國的經濟增長是通過法國的推動。

站在與法國相反極端的是美國。這個國家遭受到資本短缺之苦。但是，它準備引進任何數量的資本，而且英國樂於輸出資本。這個國家也面臨了勞動力短缺之苦。但是，不列顛群島和德國在19世紀40年代中期的大饑荒後，為它輸出了成百萬剩餘人口。這個國家缺乏足夠的技工，但是，就算是下列技工——蘭開夏的棉紡織工人、威爾士的礦工和鐵匠——也可以從世界其他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地方輸入。而且，美國特有的才能就在於發明節省勞動力的機械，尤其是簡化勞動的機械。這種才能已經得到充分發展。美國所缺少的，只是得以開發一望無際的領土和資源所需的工具和交通。美國的殖民者、政府、傳教士和商人，已經橫貫大陸擴張到太平洋，或者說，在世上最具活力的第二大商船隊支持下，已將他們的貿易推向各大洋，從印度洋的桑給巴爾（Zanzibar）直到夏威夷。儘管如此，單是內部的擴張過程，就足以使美國經濟保持幾乎是無限的增長。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區，已是美利堅帝國選上的意中之地。

這個新興共和國家的所有製度都鼓勵儲蓄、才智和私營企業。巨大數量的新來人口，定居在沿海城市和新近佔據的內地各州，他們需要同樣規格的個人、家庭、農場物品與裝備，並且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同質市場。發明和創業的報償非常豐厚：蒸汽船（1807－1813年）、大頭針（1807年）、螺絲車床（1809年）、假牙（1822年）、絕緣線（1827－1831年）、左輪手槍（1835年）、打字機和縫紉機（1843－1846年）、滾筒式印刷機（1846年），以及一大批農業機械的發明者，都在追求這些豐厚的報酬。雖然美國經濟真正的昂首奮進，要等到1860年之後，但是即使在這個時期，也沒有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比美國來得更快。

美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指日可待。然而，在這項轉變中有一個重大阻礙：即工業發達的北方與半殖民式的南方之間的衝突。長久以來，北方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體，得益於歐洲的資本、勞力和技術，尤其獲利於英國；但極少輸入這些資源的南方，則呈現一種典型依附於英國的經濟。就像澳大利亞必須依靠羊毛、阿根廷必須依靠肉類那樣，南方的成功之處，在於用它出產的、幾乎全數的棉花去供應英國蘭開復繁榮異常的棉織工廠，但正是這種成功使它的依附性無可扭轉。南方主張自由貿易，因為自由貿易使它能向英國出售產品，並以所得購回廉價的英國貨；而北方，幾乎從一開始（1816年）就極力保護本國工業資本家，抵制所有會與自己廉價競爭的外國人，即英國人。北方和南方相互爭奪西部領土，一個是為了發展奴隸制度的莊園經濟和落後而自給自足的墾居方式，另一個則是為了發展機械收割機和大規模屠宰場。直到橫貫北美大陸的鐵路時代到來之前，控制著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中西部的主要出海口）的南方，手中握有較強有力的經濟牌。 1861－1865年的南北內戰，實際上是由北方資本主義所進行和主導的美國統一戰爭。至此，美國經濟的前途才確定下來。

世界經濟的另一個未來巨人是俄國。雖然有遠見的觀察家已經預言俄國的巨大幅員、人口和資源，遲早會顯示出力量，但此際它在經濟上尚無足輕重。 18世紀歷代沙皇創立起來的採礦業和製造業，因為是以地主或封建商人為雇主，以農奴為勞工，所以正在逐漸走向衰落。新的工業（家庭工業和小規模的紡織工廠），要等到19 世紀60年代才開始有真正顯著的發展。而即使是從肥沃的烏克蘭黑土區向西方出口糧食，也只有幅度不大的進展。俄屬波蘭倒是相當發達，但是，它也猶如東歐其他地方（從北方的斯堪的納維亞直至南方的巴爾幹半島），重大的經濟變革時代尚未到來。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亦是如此，只有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的小塊地區例外。甚至在意大利北部，那裡的經濟變化要大得多，但這些變化卻更明顯地表現在農業（農業在這個地區總是資本投資和商業企業的一條主要出路）、商貿和航運業中，而不是製造業上。然而，在整個南歐，工業經濟發展都受制於煤的短缺。當時，煤仍是工業動力的惟一重要能源。

於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迅速成為工業強國，而另一部分則落後了。但是，這兩種現象並非彼此互不關聯。經濟停滯、遲緩，甚或衰退，都是經濟進步的產物。因為，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如何能抵擋新興財富和工商中心的力量，或在某些情況下的誘惑呢？英國和某些歐洲國家，只要憑低價銷售便足以抵制一切競爭對手。世界工廠的頭銜是非常適合它們的。對那些不甚發達的地區而言，看起來再“自然”不過的做法，便是應該生產糧食或礦物，然後用這些非競爭性的貨物換取英國或其他西歐國家的製成品。科布登告訴意大利人說：“你們的煤就是太陽。”在大地主，或甚至開明的農場主人或牧場主人掌握地方權力的地區，這種交換是兩全其美的。古巴的種植園主人相當樂意以蔗糖賺錢，願意進口外國貨物，因為這可使外國人有錢購買他們的蔗糖。在當地製造業者可以說話算數的地方，或當地政府讚賞經濟平衡發展的好處或只是意識到依賴性害處的地方，事情就沒那麼樂觀了。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Frederick List）通常帶有抽象哲學的愜意打扮，他拒絕那種實際上會使英國成為首要或惟一工業強國的國際經濟，因而要求實行保護主義，而且，如我們所見，美國人也這樣認為，只是他們沒有這種哲學。

上述種種說法皆假定該經濟體系在政治上是獨立的，並且強大到足以接受或拒絕由世上一小部分最早進行工業化的地區派定給他們的角色。在那些並非獨立的地區，如殖民地，就別無選擇。如我們所知，印度正處於非工業化的過程中。埃及是這種非工業化過程更為生動的實例。因為在埃及，當地的統治者阿里，實際上已經開始有計劃地使他的國家轉變為現代經濟，特別是工業經濟。他不僅鼓勵為世界市場種植棉花（從1821年起），而且至1838年，已將1200萬英鎊這一極可觀數目的資金投入工業，工業僱用了大約3－4萬工人。如果讓埃及走自己的路，將會是怎樣一種光景？這個答案我們無從知曉。確實發生的歷史是，1838年的英國-土耳其公約（Anglo－Turkish Convention）將外國商人強加給這個國家，並因此破壞了阿里籍以操持的對外貿易壟斷；而在1839－1841年間，西方國家擊敗了埃及，逼迫埃及削減軍隊，因而也就消除了曾引導埃及走向工業化的大多數激勵因素。 19世紀，西方的砲艦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迫使一個國家向外國貿易“開放”，換言之，向世界工業化地區的優勢競爭開放。看到19世紀末作為英國保護國的埃及，誰會想到早在50年前，這個國家曾是為了擺脫經濟落後狀態而走上現代化道路的第一個非白人國家呢？ （埃及的現代化曾令科布登感到憎惡，他說：“他們這樣做簡直是在浪費最好的原棉，這些原棉本來應該是賣給我們的……浪費的還不只是原棉，那些被逼去從事製造業的勞工，本來是應該在棉田里工作的。”Morley，Life ofCobden，Chapter 30．）

在雙元革命時代的所有經濟後果中，這種“進步國家”和“末開發國家”之間的分歧，被證明是影響最深遠最持久的。大致而言，至1848 年，已經可以清楚看出哪些國家是屬於第一集團，它們包括西歐（伊比利亞半島除外）、德國、北意大利、中歐的一些部分、斯堪的納維亞、美國，可能還有英語世界的移民拓居地。但是，同樣很清楚的是，世界的其餘部分，除了一小塊地區外，在西方進出口貨物的非正式壓力下，或在西方砲艦和遠征軍的軍事壓力下，正在淪為或變成西方的經濟附庸地。這種橫在“落後”國家與“進步”國家之間的鴻溝，直到20世紀30年代俄國人發展出跨越的手段之前，仍是不可動搖、無法橫越，而且日益分隔著世上的少數居民和大多數人口。沒有其他事實比這件事對20世紀歷史的發展，更具決定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