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世界歷史 革命的年代

第4章 第一篇發展第一章18世紀80年代的世界 2

2 就其本來的情況而言,1789年的世界絕對是一個鄉村世界,這是一個基本事實,誰若沒認清這一點,就不能說是認識了這個世界。像俄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及巴爾幹半島上的那些國家,城市從未特別繁榮興旺過,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90%-97%,在有些地方,城市雖然已經衰落,但城市的傳統依然很強烈。即使是這樣的地區,鄉村或者說農業人口的比例也特別高。據我們所掌握的估計資料,在意大利北部的倫巴第(Lombardy)地區,農村人口占85%;在威尼斯,農村人口占72%-80%;而在卡拉布里亞(Calabria)和盧卡尼亞(Lucania),這一比例則提高到90%以上。事實上,除了某些工商業非常繁榮的地區以外,我們很難找到農業人口少於總人口五分之四的歐洲大國。即使以英國而言,也是直到1851年,城市人口才首次超過農村人口。

當然,“城市”(urban)這個詞的涵義模棱兩可。按照我們現代的標準,1789年時,可以名副其實地稱為大都市的歐洲城市只有兩個:倫敦和巴黎,它們的人口分別為約100萬和50萬。人口在10萬或10萬以上的城市大約有20個,其中,法國有兩個,德國兩個,西班牙大概有四個,意大利大約有五個(地中海沿岸地區傳統上是城市的故鄉),俄國兩個,葡萄牙、波蘭、荷蘭、奧地利、愛爾蘭、蘇格蘭和土耳其的歐洲部分各一個。我們所謂的城市,還包括為數眾多的地方小城鎮,大部分城市居民實際上就是生活在這種小城鎮裡。小鎮的中央是教堂廣場,四周聳立著公共建築和貴族宅邸,人們只需用幾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從廣場走到農場。 1834年是本書所述時期的後半段,當時奧地利有19%的人生活在城鎮裡,但即令在當時,城鎮人口的四分之三依然是居住在人口不足兩萬的小城鎮裡,約有半數生活在人口規模2000-5000的小城鎮。這些就是法國的短期僱工們在其法蘭西之旅(Tour de France)時漫游過的城市。由於隨後幾個世紀的蕭條停滯,這些城鎮16世紀的外貌就像琉璃中的蒼蠅一樣,被栩栩如生地保存了下來,它們所呈現的寧靜色彩,正是喚醒德國浪漫詩人抒發其熱情的背景。在西班牙,大教堂的塔尖高高地聳立在小鎮上;在這些泥濘的城鎮裡,哈西德派(Chassidis)的猶太人崇拜他們神奇的猶太教教士,而正統的猶太人則在這里為神聖法律中的細微末節辯論不休;果戈里(Gogol)小說中的欽差大臣趕車入城,來這裡恐嚇富貴之人,而乞乞科夫(Chichikov)則在這裡思索購買死者靈魂之事宜。但是,滿腔熱情、胸怀大志的年輕人,他們也是來自於這樣的城鎮,他們發動革命或賺取第一筆財富,或者既是革命者又是大富豪。羅伯斯比爾來自於阿拉斯(Arras),巴貝夫(Gracchus Babeuf)來自於聖昆丁(Saint-Quentin),拿破崙是阿雅克修(Ajaccio)人。

這些地方城鎮雖然很小,卻依然是城市。真正的城里人頭腦靈活而又見多識廣,他們瞧不起那些來自周圍鄉村四肢發達、行動遲緩、無知愚鈍的鄉下人。 (從當時世界注重實際之人的標準看來,死氣沉沉的鄉間城鎮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德國很多通俗喜劇對待偏僻閉塞的小鎮[Krahwinke]就像對鄉下佬[顯然他更土氣]那樣,嚴厲地大肆嘲諷。)城鄉之間,確切地說,在城市職業和農業勞動間的界線是十分清楚的。在許多國家,靠著稅務壁壘,有時甚至是舊城牆硬把兩者區分開來。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比如在普魯士,政府急於把納稅人置於適當的監督之下,想方設法把城市活動與鄉村活動實質上完全分隔開來。即使在行政管理上沒有做出如此嚴格區分的地方,人們通常也能從外貌上認出他是城里人還是農民。在東歐的廣闊大地之上,城里居民就像是一個個漂浮在由斯拉夫人、馬札兒人和羅馬尼亞人組成的汪洋大海中的日耳曼人、猶太人或意大利人的小島。即使他們具有同樣的宗教信仰,屬於同一民族,城里人的外表與周圍農民的外表看上去就是不一樣,他們的穿著打扮不一樣。的確,除了從事室內體力勞動和手工業勞動的人以外,城里人多數個子較高,儘管他們的身體也許比較纖弱。 (例如,1823-1827 年,布魯塞爾[Brusse]城里人的平均身高要比附近農村高出三厘米,在魯文[Louvain],城里人比農村來的人平均高兩厘米,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有大量的軍方統計資料可資佐證,儘管所有資料都是19世紀的。)他們的思維敏捷,文化程度較高,他們可能,而且肯定為此而自豪。不過,他們的生活方式幾乎與農村人一樣封閉,他們不了解外面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其愚昧無知的程度與農村人也沒什麼差別。

地方上的城鎮實際上仍然從屬於所在農村的經濟和社會,它靠周圍的農民和靠自己的勞作維生(除了極個別的例外),此外幾乎別無生活來源。城市裡的專業階級和中產階級通常都是穀物和牲畜交易商、農產品加工者、律師和公證人(他們為擁有土地的貴族,處理其財產事務或無休無止的訴訟。)、商人-企業家(他們為農村中從事紡織的人提供原料和收購產品),以及頗受人尊敬的政府代理人、貴族及教會人士。城裡的手工業者和店主為附近農民以及靠附近農民維生的城里人提供服務。地方小城鎮在中世紀晚期有過一段黃金時代,但從那以後,它已經令人悲哀地走向衰落。它不再是“自由市”或城邦,不再是為更廣大的市場提供產品的製造業中心,不再是國際貿易的中繼站。由於它的衰落,它便越來越頑固地堅持它對市場的地方性壟斷,庇護市場,排斥一切外來者。年輕激進分子和大城市居民所嘲笑的那種地方主義,主要便是從這種經濟自衛運動中產生的。在南歐,鄉紳有時甚至是貴族都居住在小城鎮裡,他們靠地租維生。在德國,有無數小諸侯的領地,本身不過是一些大莊園,諸侯領地上的官僚靠著從老實本分的農民身上搜刮來的錢財,滿足諸侯殿下的慾望。 18世紀晚期,地方城鎮可能仍是一個繁榮而發展中的社會,儘管主宰城市風貌的是帶有古典或洛可可式風格的石砌建築,但它們依然是西歐部分地區的見證。它們的繁榮係來自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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