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導言

詞彙經常是比文獻更響亮的證言。讓我們想一下那些在本書所闡述的60年時間裡發明出來，或者是在這個時期獲得其現代意義的詞彙。比如“工業”、“工業家”、“工廠”、“中產階級”、“工人階級”、“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比如“貴族階級”、“鐵路”、作為政治術語的“自由”和“保守”、“民族”、“科學家”和“工程師”、“無產者”和（經濟）“危機”；又如“功利主義”和“統計學”、“社會學”和其他許多現代科學名稱，“新聞出版”和“意識形態”等等。這些都是在這個時期新造的詞彙，或為適應這個時期的需要而產生的單詞。 （其中多數詞彙或已在國際上通用，或已按字面的確切意義被譯成各種文字。例如，“社會主義”或“新聞出版”在國際上廣為流行；而“鐵”和“路” (iron road)的組合，除了它的發源地以外，在每個地方都是鐵路(railway)。）“罷工”和“貧困”也是如此。

如果沒有這些詞彙（即沒有它們賦予其名稱的那些事物和觀念），如何去估量發生在1789-1848年之間這種革命的深遠意義？如何去構想人類歷史上自從發明了農業和冶金術，發明了文字、城邦那遙遠的時代以來的最偉大變革？沒有它們，現代世界將會是什麼模樣？這場雙元革命改變了世界，並且還在繼續使整個世界發生變革。但是，在思索這種革命時，我們必須注意區分它的長遠後果和它早期的關鍵性發展， 前者不受任何社會結構、政治組織或國際力量和資源配置的限制，而後者則與某種特定的社會和國際形勢密切相關。發生在1789-1848年間的這種偉大革命，不僅僅是“工業”本身的巨大勝利，而且是資本主義工業的巨大勝利；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勝利，而且是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自由社會的大勝利；不僅僅是“現代經濟”或“現代國家”的勝利，而且是世界上某個特定地域（歐洲部分地區和北美少數地方）內的經濟和國家的巨大勝利——其中心是大不列顛和法國這兩個毗鄰而又互為競爭對手的國家。 1789-1848年的轉變，基本上就是發生在上述這兩個國家裡的孿生大變革。從那之後，這一變革波及了整個世界。

雖然這場雙元革命——更精確的是法國政治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的主要載體和象徵是法、英兩國，但是，我們不應把這場革命看成是屬於這兩個國家的歷史事件，而應看作是一座覆蓋了更廣泛地區的火山的孿生噴發口，這樣的看法不是沒有道理的。位於法國和英國的火山口同時爆發，並且各具特色，這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沒有意義的事件。從西元3000年曆史學家的觀點來看，或是從中國或非洲觀察家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恰當地說：人們根本不可能指望這些發生在西北歐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的事件，當時會發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們也可同樣正確地指出：在這個時期所發生的革命，除了資產階級自由資本主義的勝利以外，我們無法想像還有其他任何形式的革命。

很顯然，如果不去進一步追溯1789年以前的歷史，尤其是此一變革發生前夕，明顯反映（至少就追溯而言）在世界西北部地區，反映在這場雙元革命所要掃蕩的舊制度危機的那幾十年曆史，我們就無法理解這場意義深遠的變革。我們應否把1776年的美國獨立革命看成是一次與英、法革命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爆發，或僅僅看作是它們最為重要、最為直接的先行者和推動者；我們應否對1760-1789年之間的製度危機、經濟變革和轟轟烈烈的事件賦予重要意義，還是它們最多只能清清楚楚地說明這場大爆發的直接原因和時機，而無法解釋它的根本原因。分析家應當追溯到多遠的過去——是該追溯到17世紀中葉的英國革命，追溯到宗教改革，追溯到歐洲人開始的世界性軍事征服以及16世紀早期的殖民剝削，乃至更早的過去？這些對我們都無關緊要，因為這樣的深刻分析已遠超出本書所限定的時間界線。

我們在此需要評述的僅僅是，這種變革所需要的社會和經濟力量、政治和理論工具，無論如何已經在歐洲的一部分地區做好了準備，並足以讓世界其他地方都革命化。我們的問題不是要去追尋世界市場的出現，追尋一個充滿活力的私人企業家階級的出現，甚至也不是要追尋提出“政府政策的基礎在於致力實現私人利潤的最大化” 這樣一個主張的政府在英國的出現。我們也不是要追尋科技知識的進步，或者說，追尋個人主義、世俗主義、理性主義進步信念的發展。我們認為，在18世紀80 年代，這一切的存在都是理所當然的，儘管我們還不能認定，它們的力量在當時已足夠強大或廣為傳播。相反的，如果有人企圖因為雙元革命外在裝束的熟悉性，或下述那些不可否認的事實——諸如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和聖茹斯特（Saint-Just）的穿著打扮、言談舉止不會與舊制度的社會場所毫無關係；其改革思想代表了18世紀30年代英國資產階級的邊沁（Jeremy Bentham），就是向俄國凱塞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提出同樣主張的那一個人；中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最極端的論述都來自18世紀英國上院議員等等——就低估了雙元革命的新穎之處，對於這樣的企圖我們必須加以防備。

所以，我們的問題不是去解釋這些新興經濟和社會因素的存在，而是它們的勝利；不是去追溯它們在以往幾個世紀逐漸取得的侵蝕性和破壞性成就，而是它們對這個堡壘的決定性征服。此外，我們還要去追溯這場突如其來的勝利對下述兩個地區所造成的深遠影響：那些最直接受其影響的國家，以及其他直接暴露在其新生力量—— 引用此時世界史的說法，即“征服的資產階級”——炸性影響的世界。 由於雙元革命發生在歐洲的部分地區，其最明顯、最直接的影響自然以那裡最為突出，因而，本書所論述的歷史必然主要是區域性的。同理，由於這場世界革命是從英國和法國這對孿生的火山口向外噴發，因而它在最初必然也會採取由歐洲向世界其他地區擴張、進而征服的形式。的確，對於世界歷史而言，它最引人注目的後果就是幾個西方政權（特別是英國）建立了對全球的統治，這是史無前例的事件。在西方的商人、蒸汽機和堅船利炮面前，以及在西方的思想面前，世界上的古老文明和帝國都投降了、崩潰了。印度淪為由英國殖民總督統治的一個省，伊斯蘭國家危機重重、搖搖欲墜，非洲遭到赤裸裸的征服，甚至龐大的中華帝國，也被迫於1839-1842年間向西方殖民者開放門戶。及至1848年，凡在西方政府和商人認為對他們有用而需要佔領的土地上，已不再有任何障礙。如同西方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其前途已經一路通暢，所需要的僅是時間而已。

然而，雙元革命的歷史不僅僅是新生的資本主義社會取得勝利的歷史，它也是這些新興力量在1848 年後的百年之中，從擴張轉變為收縮的歷史。更為重要的是，及至1848年，未來命運這一異乎尋常的逆轉已依稀可見。眾所周知，在20世紀中葉達到高潮的世界性反西方抗爭，在當時僅僅初露苗頭。只有在伊斯蘭世界，我們才能觀察到這一過程的最初幾個階段，那些被西方征服的國家經由這樣的進程，採用了西方的思想和技術，扭轉了局面：例如19世紀30年代土耳其帝國內部開始的西化改革，以及埃及的阿里（Mohammed Ali）所進行的不為人們所注意、但具重要意義的改革事業。但是，在歐洲內部，預示著要取這個贏得巨大勝利的新社會而代之的力量和思想，已經在萌芽。 1848年以前，“共產主義的幽靈”已經在歐洲徘徊，1848年，人們驅走了“幽靈”，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它實際上便像幽靈一樣處在軟弱無力的狀態，特別是在被雙元革命迅速改變的西方世界。但是，如果我們環顧20世紀60年代的世界，那麼，我們就不敢因此而低估在反抗雙元革命中誕生的、具有革命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歷史力量，這一思想體系在1848年已做了首次的經典性闡述。雙元革命這個歷史性的時期，是以在蘭開夏（Lancashire）建立現代世界的第一個工廠製度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為開端，而結束於第一個鐵路網的設立和《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的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