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直活在沉默里。
整個歐洲文明三千餘年，文明中心在南方與北方輪轉，頂峰一個個交錯，只是沒有到達德國。強盛的所在在地中海陽光與英吉利海峽間交替，從意大利到英國、法國，再回到亞平寧半島，只是未曾眷顧巴爾幹半島遙遠的內陸。柏林是一個不為人知的小地方，德國從來不是翻雲覆雨的列強之一。
在整整數千年間，德國並不存在。神聖羅馬帝國製下有三百餘個分立的小國，每片領地屬於一個家族，不存在統一的國家，甚至沒有統一的民族。在法國、英國一個個建立起強大的行政國家數百年後，德國仍然處於分散的無力狀態。國度的統一要等待時機。拿破崙結束了神聖的羅馬帝國，1848年革命燃燒到柏林與維也納，此時建立統一國家的聲音已無比強大，但真正的統一仍然需要時間和等待。
這種狀態彷彿一種長久的飢餓，在無言中等待，無法滿足，在等待中為自己自圓其說。德意志情緒和精神已然自發產生，德意志詩歌和藝術也被哲學家論述，可是德意志國度仍未建立。德意志英雄們似乎要繼續等待一個世紀，才能獲得與其他國度同樣爆發的機會。這種等待在迫切中發酵，醞釀成苦澀而猛烈的共同情緒。
德國終於等來了一曲悲劇的史詩。
德國的歷史並不長。這不是說日耳曼民族的歷史不長，而是說德國這個國家的歷史很短。中歐土地上人類生存的歷史悠久，據考證，古希臘的很多部族就是從巴爾幹半島遷徙而去的日耳曼種族，他們屬於印歐人種，萬年前生活在歐亞大陸交界，歐洲和印度北部的很多民族都是這些古人的後裔。古羅馬的覆滅也源於大規模入侵的日耳曼部落，這是史上第二次印歐民族大遷徙。
但是這樣悠久的民族文明並沒有形成同樣悠久的民族國家。日耳曼民族在19世紀之前從未統一成國家。羅馬帝國覆滅之後，萊茵森林整個封建時代都處於不同諸侯國的統治下。普魯士、奧地利、薩克森、巴伐利亞、波西米亞，以及無數細小得數不清的國度。神聖的羅馬帝國與其說是帝國，不如說是鬆散的戰略聯盟，皇帝沒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勢力，也不能插手諸侯內部的王國事宜。最強大的諸侯國是普魯士和奧地利，奧地利由哈布斯堡家族統帥，靠婚姻繼承了大半個歐洲，與其說他們是日耳曼國度的一部分，倒不如說是哈布斯堡國度的一部分。能統領德意志的只有普魯士。
普魯士在19世紀中葉變成歐洲的重要力量。在19世紀初，它還缺乏足夠的對外能力，1806年，在法軍的攻擊中迅速臣服於拿破崙腳下，人們幾乎是開門迎接這位輝煌的法國人。 10年之後，在第七次反法同盟中，普魯士軍隊和英軍聯手，在滑鐵盧給拿破崙致命的打擊。在戰後簽訂的維也納協議中，普魯士擴大了疆土，它在歐洲的地位才日益變得關鍵起來。它的位置在歐洲大陸中央。一面與法國接壤，成為歐洲反法主戰場，另一面與東歐諸國接壤，直接面對日益強大起來的俄羅斯帝國。這樣的戰略位置直到20世紀都很重要。
1848年革命之後，普魯士國內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希望尋求建立新政府，統一德意志。然而什麼形式的統一卻不容易確定。當時有兩種可能性：大德意志，即包含神聖羅馬帝國幾乎所有諸侯國在內的廣義德意志；小德意志，排除哈布斯堡家族統治的奧地利，由普魯士率領餘下諸國組成。 1834年，普魯士率先發起成立德意志關稅同盟，提倡貿易自由，當時除了奧地利與漢堡，其餘邦國全部加入了聯盟。對普魯士來說，這是絕好的基礎。
德國的統一來源於強力的鐵腕首相——俾斯麥。他是德國民眾等到的第一位強權人物，幾乎憑一己之力實現了統一。俾斯麥於1864年上任，受霍亨索倫家族的威廉一世所託成為首相，他上台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著手促成德國統一大業。他決定按照小德意志方案統一國家，原因很簡單，哈布斯堡家族的領地不僅僅包含奧地利，還包含意大利、西班牙和北非的領土，如果將其納入計劃，將使得對這些土地的所有權變成棘手的問題。俾斯麥決定孤立奧地利，樹立普魯士。很多人認為俾斯麥根本不是一個德意志國家主義者，而只是一個普魯士主義者。一切都可以推進，只要普魯士是主人。他先挑起對丹麥和奧地利的戰爭，獲取主動，隨後又對法國虎視眈眈。他耐心地尋找機會，如同一隻伺服的狼。在西班牙國內的一場動亂之後，繼承成為問題，俾斯麥用各種辦法支持威廉一世的一位遠親、霍亨索倫家族旁係後裔登基，這引起法國的強烈警惕。在一連串假意敷衍和欺詐的手腕之後，法國終於被惹怒，向普魯士宣戰，這給了俾斯麥渴望已久的機會。如其所料，所有其他德意志邦國均加入戰爭，和平時不能達成的統一，在一致對敵的緊急中達成。在色當，德意志軍隊大敗法軍。 1871年1月，威廉一世在法國凡爾賽宮鏡廳宣告德國統一，登基成為第一位德意志帝國皇帝。
俾斯麥的功績由此展開。他在法國人的皇宮為德意志帝國加冕，這無疑是最大的羞辱。隨後，俾斯麥始終保持著同樣的孜孜不倦，為德意志的強盛謀劃。俾斯麥之前，德國的經濟相對西歐非常落後，容克階層，或者說大農莊主的保守完全跟不上資本主義浪潮。人們期盼強者降臨。俾斯麥改革經濟政策，改良農耕工具，建設城市，發展資本主義，促進柏林文化，將德意志帝國帶入工業強國的行列。他實施圓滑的多邊外交策略，用不擇手段的毅力和狡猾的剛柔並濟讓德國維持在有利地位。俾斯麥是歷史上最褒貶不一的人物，很多人稱其為英雄，也有很多人斥其為反動者。
俾斯麥被稱為鐵血首相，源於他在1962年說過的一句話：“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議論和多數人投票能夠解決的，有時候不可避免的，要通過一場鬥爭再解決，一場鐵與血的鬥爭。”他參與過鎮壓巴黎公社，這使得他成為共產黨人最憤怒的敵人。
無論如何，所有這一切都寫進了歷史。在德國歷史博物館中，我們能看到德意志崛起的整個過程。大篇幅的展覽，講述德國統一的19世紀，講述俾斯麥，講述柏林建設和德意志精神在世紀之交的轉變。俾斯麥是不可能繞開的人，他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時代本身。甚至連這座歷史博物館也是在俾斯麥時期改建完成。這座漂亮的巴洛克建築本是一座軍火庫，1880年改建成軍事博物館。二戰後的擴建中，有著名設計師貝聿銘的參與。
俾斯麥在任的時期是柏林建設的黃金時期，在他上任之前，申克爾已經為柏林建了美麗的老博物館。俾斯麥任首相的時候，博物館島、柏林大教堂和其他一大批建築相繼完成。他按照香榭麗舍大街修建了選帝侯大街，柏林成為真正的大都市。
今日的柏林很大一部分是二戰後的重建。俾斯麥時代的建築還有一部分遺留，但大部分都毀於二戰時盟軍的轟炸，此時能看到的是戰後新生。新老建築的交錯讓人目睹歷史的交錯。申克爾代表新古典主義的柏林，他是19世紀初傑出的建築家和畫家，他所設計的憲兵廣場劇院和老博物館都是古典主義的典範。老博物館中有希臘出土的多種雕塑，博物館內外形成一體。國會大廈是1894年沃勒特建築的文藝復興式樣建築，1945年毀掉，20世紀60年代重建。選帝侯大街在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分裂的時候曾經被攔腰截斷，這條寬闊筆直的大道一端連接國會大廈，另一端連接博物館島和霍亨索倫家族教堂、柏林大教堂。在隔絕的時期兩邊各自發展，如今當壁壘拆除，路的盡頭一覽無餘的時候，清晰可見的差異如同赫然暴露的傷痕。
在柏林的街上走著，想到德國的整個20世紀，人的心裡會有許多唏噓。目睹19世紀的歷史種種，也許我們能非常容易地理解當時德國希望統一與強大的意願。西有法國威脅，東有奧地利與俄羅斯強盛，拿破崙與奧地利的婚姻讓普魯士夾在中央，又沒有意大利的富有和英國的工業，沒有海軍和殖民地，只有代代相傳的詩歌，唱著古老的日耳曼英雄。這樣的內憂外患成為一種逼迫，越是憂患，人心里希望統合的意願就越強烈。直到1871年才真正有了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從文化多樣的角度這或許是好事，但從民族心態的角度則很難說。像瓶子裡的魔鬼在等待中許願，從對拯救的答謝，到對拯救的詛咒，等得太久，所要的回報就要加倍。 20世紀是對19世紀的反諷，統一的喜悅化為戰爭的瘋狂，等待拯救等來一場屠殺。也許這一切都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在世紀之交的時刻，還沒有人能預見到後世的悲歌。 1889年，柏林仍然在上升的希望之中，得來不易的輝煌，欣欣向榮的新的城市，夢想中的金色未來。
1889年，有幾件大事發生。其中之一是一個重要的人物在一個特殊的場合到達柏林。他是一個天才，一個預言家，一個飽受精神痛苦折磨的人。他在都靈發瘋，抱著一匹受鞭打的老馬哭泣，把馬叫做自己的兄弟，因此被朋友帶回柏林。他的名字是尼采。
尼采是德國哲學最特殊的人物。
從一方面講，尼采繼承了來自康德和黑格爾的古典與深邃，走到山巔，而從另一方面講，他又擁有所有人都沒有的個人態度與瘋狂。他不像他的前人那樣使用全景式的系統語言，他的論著是箴言式的、寓言式的，由格言警句和論斷，而不是定義、推理和詞語辨析構成。換句話說，他使用的是先知書，而不是牛頓力學的書寫格式。
尼采是一位先知，他是最難評價的一個人。他用最嘲諷的語言批評基督教的懦弱文化，但又比任何人更懂得基督教精神。他鄙視大眾的庸俗，讚頌英雄精神，但同樣鄙視追求個人地位的群眾將領。他批評之前所有哲學家，說他們一窩蜂發出冰冷而空洞的“美德的轟鳴”，是“用大話來粉飾”，但他也不認為純粹感官的、物理的理論能解釋事情。他將之前的善惡都拋下，卻不願走到虛無的盡頭。
尼采的徘徊是德國哲學進入新世紀門檻時最關鍵的徘徊。德國哲學一直以來都是世界上傑出的典範。從康德開始，每一個偉大的哲學家都不僅僅總結道理，還能從人類歷史中找到完整而深刻的哲學體系。德國哲學深入人的精神深處和歷史深處，追問人的意識、理性、心和靈魂，尋找人作出決定的理由，探討自由與命運，事物純粹的本質。德國哲學不帶有很強的社會訓誡感，它從人的內心出發，從思考、理智、情緒出發，將人當作純粹的宇宙存在。與德國哲學相比，17世紀的英國經驗主義顯得太貼近生活常識，18世紀法國的啟蒙主義則帶著太直接的改造社會的衝動。
康德是德國哲學的重要開創者。他想知道人怎樣獲得認識。他從英國休謨的《人性論》中提出的理解問題出發，將“先驗綜合判斷”作為自身哲學的第一個問題。他用12年的時間思考，用幾個月時間一揮而就，雖然其中有他自己承認的表達缺點，但那並非因為康德邏輯不明，而是他完全清楚自身討論的問題有多困難。他從正反不同方向討論自己的觀點，像個孩子一樣坦誠：“我懷著一種指望，在我像這樣從別人的觀點不偏不倚地看我自己的判斷的時候，我能得到第三種的見解，要改善我從前的看法的。”他誠摯專注的思考，他的深入和廣博，他的虛懷若谷的內心，讓他的著作有超越時代的深入和獨特的魅力。他的三本批判之書——、《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即使是哲學學生讀起來也不容易，然而兩百餘年過去，研究康德的人還是很多，有增無減。他對先驗知識的質疑與思考，他對道德的界定和反思，他對審美判斷的依賴，直到今天還是許多人思考未來方向的重要指引。
康德不認為自己是浪漫主義者，然而他對自由意志的討論使他贏得浪漫主義的稱號。與康德同時代的德國藝術家正沉浸在名為狂飆突進的藝術運動中。 18世紀六七十年代，克林格爾寫作了一部名叫《狂飆突進》的戲劇，歌德留下著名的以自殺來結束的愛情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席勒用詩和戲劇表達與康德類似的問題：自由、意志、道德理性、獨立個人。他筆下的戲劇人物並非如同古典，受一時衝動或命運捉弄得到厄運，他寫下更深入的悲劇：人的反抗，對世界、對自然的反抗。在他之後的哲學家費希特也同樣熱衷於自由，他後期雖然成為了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但卻是建立在一種由自身出發定義世界的自由之上。
康德提出的問題為德國哲學奠基。在他之後，很快有了另外一位與之比肩的偉大人物：黑格爾。黑格爾是宏大哲學的真正代言人。他的作品是如此波瀾壯闊，以至於接觸過其講述的人，很難不被其全景式畫面所打動。他所嘗試的是將整個世界納入一個可理解的框架，從世界的內在、而非表面的細碎觀察一切。他所找到的是精神，精神是唯一真正獨立的存在，精神的呈現就是我們可見的日常世界。精神的演化決定物質的表現，而精神在自身的發展中逐漸認識自己。古代建築是淳樸的世界精神的展現，現代音樂是抽象複雜的世界精神的產物。宏大的歷史，源於更為宏大的精神展開。
在這方面，黑格爾很容易被批評。精神聽起來太玄，很多人認為黑格爾是“將宇宙想像為一種有靈魂的實體”，因而聽上去接近古老的神學。然而黑格爾本身並沒有這樣故弄玄虛，他沒有將其當作人格化的存在，而是清清楚楚地表明，精神是決定宇宙的內在規律。 “精神是世界的內在存在。”黑格爾說，“經過發展，知道自身就是精神的精神，即是科學。科學是精神的現實，是精神用自己天賦的要素為自己所建立的王國。”這意味著科學是已經闡明的精神。他沒有用規律一詞，而是用精神，這並不代表他所指的是某種神靈。與柏拉圖的理念相似，精神是物質遵循的內在基礎，但不同的是，黑格爾筆下的精神更具有演化的特徵。
黑格爾影響到在他之後的很多代人，包括馬克思。黑格爾提出關於衝突的概念，他稱作辯證法，一種正向精神與反向精神帶來衝突，在衝突的過程中碰撞、成長、昇華。歷史衝突是其中內在精神衝突的體現。他將這種必然經歷的過程看作淨化的必須，它所帶來的痛苦是世界本身的悲劇。
這樣的悲劇衝突在他的同時代人叔本華身上體現得更為鮮明，叔本華是悲劇哲學家，他的核心觀念就建立在這樣不可避免的鬥爭的悲劇上。他同樣強調某種宏大似理念的事物——意志，也同樣強調意志將自身展現為可見的現象，然而與黑格爾強調精神本身的演化不同，叔本華相信，意志分裂到世界的萬事萬物中，事物因此開始經歷無盡的鬥爭。意志總以欲求某種東西為基礎，人受其推動，也就總在無窮無盡的慾求中行動。在意志與意志的碰撞中，人遇到毀滅的悲劇，並在這悲劇中看到一種特殊的壯美。
叔本華是尼采的精神導師。他骨子裡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說人的本質就在於他的意誌有所追求，永不停息，得不到的時候，只能無盡地焦慮與追逐，而倘若得到，就會在厭倦和空虛中更加受苦。 “人生是在痛苦和無聊之間像鐘擺一樣的來回搖擺。”他相信苦痛是意志的本性，生命問題最終要回到意志問題。
叔本華一生並不順利。他生前很少受人關注。他與黑格爾同時任教，然而黑格爾的課堂人滿為患，叔本華的課堂聽者寥寥無幾。叔本華的憂鬱化為一系列重要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一部莫過於，這本滯銷的小冊子，曾在一個舊書攤的一角蜷縮，無意中被尼采撿起。尼采如獲至寶，徹夜通讀，從此人生大不相同。
德國哲學就在這一系列解釋宇宙的宏大敘事中不斷前行。它的腳步已經遠遠把其他民族落在身後。它從宇宙的角度反思自身與民族存在。在民族憂患與奮發的過程中，反思往往是最深刻的，對民族歷史、對人類命運的自覺在這個時候達到激情的頂峰。從康德的普遍理性到黑格爾的宏大辯證法，從叔本華的意志鬥爭到尼采的重估道德，從20世紀韋伯的理性的社會學到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生存只有在德國哲學中才不僅僅是吃飯與利益的日常瑣碎，而化為精神與現象的雙重鬥爭。
柏林大學是世界上容納了最多深刻人物的大學。它於1810年成立，是世界思想孕育的搖籃。費希特、黑格爾、叔本華、愛因斯坦、普朗克曾經在此任教，馬克思、恩格斯、海涅、韋伯和俾斯麥曾在此就讀。如果將大學按照其思想的分量化為重量，柏林大學將把天平壓斷。柏林大學由普魯士王國文教主管洪堡創建，他強調自由的理念，強調大學獨立於政治經濟，在超脫於世的寂靜中潛心科學。他的理念得到了柏林大學所有傑出思想家以生命為藍本堅決的貫徹。
柏林大學在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拆分的時候分為兩處，民主德國柏林大學改名洪堡大學，聯邦德國又成立一座柏林自由大學。洪堡大學是柏林大學的主要繼承者，如今兩所大學仍獨立運行。今天在洪堡大學的院牆之外，能看到樸素的思想者雕塑。校門很小，校園靜而簡單，通道沒有任何裝飾，只有舊書書攤和流連的學生可以讓人看出這是一所大學。大學本身是如此低調，沒有宏偉的大廈，沒有張揚的門樓，草坪和雕塑色彩單一，卻有一種靜穆標誌自身的力量。在陰雨連綿的柏林蒼穹下，思想用歷史塑造自身，不需要任何多餘修飾。
歷史走到尼采，也走到精神鬥爭的頂峰。
1889年，就在尼采因痛苦而發瘋的同一年，就在韋伯在柏林獲得博士學位的這一年，還有兩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是俾斯麥下台，另一件是希特勒出生。
歷史總是以最弔詭的方式呈現自身。俾斯麥是德國第一個富有爭議的強力領袖，他可能沒想到，在他之後會有更極端的另一個人。尼采曾呼喚強有力的超人，韋伯曾著力研究官僚體制的優勢和它對人的精神控制的鐵籠，可是他們恐怕都沒有預料到，德國的歷史會以扭曲的方式上演超人與官僚制最可怖的結合。
尼采是最被人誤解的一個人，他的理論核心是對強有力的精神的渴望。這種精神的本質是超脫與獨立，它本身就是理想，不依賴於遙遠拯救的假想，不屈服於軟弱者的謙恭與悲傷。 “處於突出地位的乃是充實的感情、抑制不住的強力感、高度緊迫的幸福、希望給予和贈與的富裕意識……喜歡對自己嚴厲而苛刻。”這是精神高度發達者冷傲的內心。他不在意溫情與社會約束，他“生活在廣袤而高傲的平靜之中，永遠超越”。
尼采被後世很多人詬病，因為納粹曾經將他關於高貴的論說妄加闡釋，作為自身的依據。尼采希望超人誕生，納粹就將自身當作歷史的超人。尼采說過一些有歧義的話，讚揚兇猛的精神和強者的權力，這使後人很容易將其當作種族主義的支持者。可是這不是尼采的意思。他從始至終都反對狹隘的民族仇殺，他的超人是看透了這一切仇殺之人。因為民族情緒總是庸眾的集體情緒，而他所讚頌的永遠是超脫的精神個體。 “保持四項美德：勇氣、洞察力、同情心和孤獨。”尼采說，“孤獨作為一種把我們引向純潔的崇高趨勢和傾向，是我們身上的一種美德。”他讚頌的永遠是孤獨，不是國家機器，“國家的一切都是假的——他用偷來的牙齒咬人。”
超人不是超過一般人，而是超越一般人。一般人屈從於自身的慾望、情緒、膽怯、狹隘的仇恨，而超人能用自身的意志戰勝這一切。超人不在意人群中的安全，他獨自隱居修行，走向精神的高山之巔。這樣的人超越了人的本能。尼采所崇敬的民族不是國家中的一般人，而是穿過超人之橋，到達沒有國家的地方，成為精神上的民族：“一個叔本華所說的與學者共和國相對的天才共和國：一個巨人穿越空寂的時間間隔，向另一個巨人呼喚，從容地繼續著崇高的精神對話。”
尼采呼喚高山之巔凜冽的空氣，呼喚寒冷的蒼穹中的精神飛翔。 “一旦生命應予拔高的時候，就應該加以拔高”，“就是現在！好吧！現在，要緊咬牙關！睜開雙眼！”
尼采最後在孤獨中死去。
德國的哲學有著悲劇主義的氣息。這或許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個人與歷史悲劇的命運：一個人可以看清歷史，但還是會被歷史捲入其中。
悲劇成就了德國精神。尼采所崇敬的另一位偉大的人物瓦格納，更是將悲劇凝固在永恆的音樂之中，將英雄氣質凝固在這無盡的悲劇鬥爭中。德國音樂是最深邃的音樂，從貝多芬開始的史詩從未間斷。勃拉姆斯保持著貝多芬留下的古典傳統，又加入自身的沉厚與悲傷。瓦格納是新音樂模式的開創者，同時代者稱其為醜陋，後人卻迷戀沉醉於他的宏偉，他修了自己的劇院，為自己音樂中永不解決的鬥爭留下永恆的舞台。理查·施特勞斯的音樂壯麗，開創交響詩的篇章，如同阿爾卑斯山頂的空氣，磅礴冰冷，構成歷史長卷一般的恢弘詩篇。這些音樂是永恆的悲壯經典，永遠翱翔在人類的音樂天空。
如果有機會，可以在柏林聽柏林愛樂。柏林愛樂的音樂廳構造樸素，黃色簡單的外牆，遠不像世界其他一些音樂廳那樣奢華，可是從那裡飄出的音符，足夠為世界上的每個角落繪製一幅瑰麗的畫卷。
柏林的許多角落充滿了傷痛的痕跡。破壞與復原，反反复复。就連標誌性的布蘭登堡門上的勝利女神與馬車，也經歷過失敗與被劫持的凌辱，許多年後才復歸原處。菩提樹下大街見證著興衰與榮辱；柏林牆刻寫著曾經的分裂；國會大廈用威嚴的典雅，記憶著縱火案的瘋狂；納粹在這裡留下廢墟，記載著曾經激進的宏大規劃。
相比其他城市，柏林給人的感覺始終是清冷。或許是因為柏林在二戰受到的轟炸慘烈，至今仍有痕跡，或許是因為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隔離的日子太長，城市保持了悲傷，也或許是因為德國的藝術與哲學一直保持清冷的色調，深刻而憂鬱，瀰漫到街上，就形成一種獨特的氣息。這是一個讓人肅穆的地方。戰爭與分裂毀掉這座城市的夢想，但沒有毀掉它的氣質。
尼采曾經說過：“一個民族的性格，與其說表現在這個民族的偉人身上，不如說表現在這個民族認定和尊崇這些偉人的方式上。在其他時代，哲學家是最敵對環境中的一個偶然的、孤獨的漫遊者，不是悄無聲息地潛行，就是握緊拳頭去掙扎。只有在希臘人那裡，哲學家才不是偶然的。”
在我們看來，在德國人那裡，哲學家同樣不是偶然的。 1889年，還有另一個人出世：海德格爾，他從前輩手中接過德國哲學的衣缽。這連綿不斷的思想傳承，對一個民族來說，絕不是偶然的事。
一個民族的深度決定了它的方向。德國在戰後的嚴謹與承擔讓它獲得重生的力量。這是讓所有人敬重的力量。時間洗練一時的瘋狂，留下恆久的超越的思想，永遠在紙張中閃爍。將悲劇的歷史剔除，柏林仍站在人類的精神山巔。
除了飛機，火車也是強烈推薦的方式，德國鐵路質量很高，有套餐可選。柏林市內交通首推地鐵，作為從1902年即開通地鐵的城市，柏林地下交通網四通八達，分3區共10條線路，價格不等。
1．選帝侯大街：俗稱“庫當大街”，二戰中受到了猛烈的轟炸。 1871年德國工業迅猛發展，俾斯麥受了巴黎香榭麗舍大街的啟發，決定在新首都修建這條林蔭大道。
2．勃蘭登堡門：1791年竣工。拿破崙曾趾高氣揚地穿過此門，將“勝利戰車”當作戰利品運到了巴黎，1814年，布呂歇爾元帥凱旋，又將它帶回了德國。 1918年革命隊伍通過此門進入皇宮，宣布共和國成立，納粹部隊也在此舉行過勝利閱兵式。
3．菩提樹下大街：1647年選帝侯弗雷德里希·威廉設計，19世紀建築師申克爾設計古典建築，憲兵廣場劇院為代表。 1933年，納粹在倍倍爾廣場燒毀兩萬多本書。
4．洪堡大學：洪堡大學1748～1766年間修建，約翰·鮑曼為海因利希親王設計。
5．德國歷史博物館：曾經的軍械庫，德國最美的巴洛克建築。
6．博物館島：老博物館，申克爾設計，有眾多雕塑。帕加馬博物館，帕加馬大祭壇一部分，1878年希臘城市出土。舊國家美術館，18世紀至20世紀書畫。
7．柏林大教堂：建於1894年，紀念威廉時代輝煌歷史的豐碑。霍恩措倫家族家庭教堂。
《浪漫派》
［德］海涅（1797～1856） 薛華譯
海涅在巴黎從1830年住到1856年逝世，他認識巴黎的許多作家和音樂家，也全程參與了巴黎浪漫主義發展的高峰，可是海涅內心仍然是德國的浪漫主義者。他說法國的浪漫主義是希臘羅馬古典的延續，而德國的浪漫派是中世紀浪漫史詩的延續。他熱愛《尼伯龍根之歌》奔騰澎湃的巨人激情，他說那是“小巧的、溫文爾雅的人物”難以想像的。
這是德國悲劇激情突飛猛進的延續。
“中世紀的一切，個別的建築物以及整個國家和教會大廈，都是以對血的信仰為基礎，而我們今天的全部設施都建築在對金錢、對現實的信仰之上。
“德國現在行動起來了，絕非出於輕浮的快樂，而是遵照必然性的法律……虔敬信教、平靜無事的德國！它痛惜地向留在身後的過去時代看了一眼，再一次深情地向那個古老的時代彎下腰去，與它吻別。”
《叔本華與尼采》
［德］西美爾（1858～1918） 朱雁冰譯
西美爾是德國近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他對貨幣、時尚、道德的社會學研究使其成為對現代社會洞悉最透徹的社會學家之一。
這本書是西美爾1902～1903年在柏林維多利亞女子中學所作的一系列報告的講稿。很驚訝柏林當時的女子中學會開設這樣深層次的講座，但慶幸的是有這樣的講座，讓西美爾付出了持之不懈的努力，將叔本華與尼采的思想以盡可能明白的方式呈現到我們眼前。
叔本華和尼采的相似是有目共睹的，他們對悲劇和瓦格納的熱情也是一脈相承的。然而他們不同的是，尼采相信一種人的進化，並把意義寄託於其中。而叔本華並不以此為信念。西美爾更欣賞的是叔本華，叔本華的“否定性”是跳出了歷史局限的更深的觀照。
“對一個終極生活目的的需求並未喪失。叔本華的哲學是對現代人的這種狀態之絕對的、哲學的表達。他哲學的中心是，世界和我們自身固有的形而上本質在我們的意誌中得到它全面的和唯一決定性的表達。對叔本華而言，生命由於其本身的意志，最終注定陷於無價值和無意義的境地。
“與叔本華相反，尼采從進化思想創造了全新的生命概念：生命從其自身出發，從其最本己、最內在的本質看是上升、增多，是周圍的世界力量向著主體日益加強的集中。生命本身便可能成為生命的目的。”
《經濟與社會》
［德］馬克斯·韋伯（1864～1920） 林榮遠譯
這算是韋伯的最後一本書。全書兩個部分，分別寫於1911～1913年和1918～1920年兩個時段，於1920年韋伯去世後由其遺孀整理出版。它可以說是韋伯多年思想的積累，一方面是對社會學概念的整體範疇梳理，另一方面是討論宗教、市場、法律、政治共同體的具體社會學，厚重的著作很難讀完讀透，但絕對是一本值得時常取出並學習的經典。
對於思想家的浩瀚與洞察，最直接的體會莫過於讀到那些精準深刻得令人悲痛的警告性預言。思想家因為洞悉過程的實質，所以能指出問題所在，推導出可能的惡劣結果。他們或許希望這樣的警示能讓世人覺醒，然而事實往往是，即便他們發出聲音，歷史還是無可阻擋地掉入了他們預言的深淵。而這是他們最悲涼的偉大。
“民主化的消極意義是讓蠱惑性的政客獲得權力，而其積極意義在於政治領導人不再會僅僅被寡頭們所壟斷。獨裁專制特有的手段就是公民表決，它不同於平常的選舉，而是相信自己信賴的人具有領袖使命。
“一旦當官僚體制消極對付議會的干涉，國家則會成為'極權國家'的一個變種……對官僚體制的監督也就成為議會的第一個基本任務……需要議會能夠召集專家和查閱檔案，以此來對官員行為評估，即議會必須具有調查權。可惜，德國帝國議會並沒有這項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