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雅典停留兩站，因為在前後相繼的兩段時間，它有不同意義的兩種身份。這不是唯一讓我們如此選擇的地方，在這一路上，羅馬、倫敦和巴黎，所有停留兩站的城市，都有兩種不同的榮耀與悲傷。
在中，尼采在講述悲劇的同時，將悲劇之後開始興起並流行的一種文化稱為與酒神相對的太陽神文化。這是悲劇時代之後的時代主題。尼采並不喜歡這種文化，它清明、睿智，也冷淡、超脫。它有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自傲，也有一種掌握知識的樂觀，尼采相信，“這種樂觀成分一旦侵入悲劇中，就勢必逐漸蔓延到醉境的境界，而且必然迫使悲劇自趨滅亡。”
這種文化在公元前4世紀主導了雅典，達到頂峰。它建立在辯證的藝術上，通過辯證，了解到自己知識的局限。它的信條正如古時候德爾斐神廟上的忠告：了解你自己，一切不要過度。這是擁有自知和限制的智慧。它在自知的基礎上崇尚知識，相信知識是萬物良藥，是罪與痛苦的解藥，它也相信通過推理可以洞悉知識。它是預言的智慧，但不是拯救的智慧。它尋求了解表象世界的內秉的機理，不再被巨大的沉醉之情推動，而是在定義與劃分中獲得清楚的概念。它是悲劇的終結，知識的開端。
它就是哲學。
沿著衛城小路從山頂走下來，我們也從雅典的輝煌走下來。在北坡可以見到一大片荒僻的園子，這是雅典的公共會場阿格拉。阿格拉比衛城的命運更為慘淡，在兩千餘年的變遷中，阿格拉的原始樣貌已然不復存在，如今的荒煙蔓草間只能看見零星遺跡和各種佔領者留下的界標。這與雅典的命運一脈相承。
阿格拉是公共空間，是雅典的政治中心，在雅典歷史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阿格拉是雅典公民參與政事的地方，是政體孕育和變革的場所。它在衛城腳下，城市中央有廣場、簷廊和小型神廟。在公元前10世紀至公元前8世紀，阿格拉的主要作用是男性公民聆聽國王的軍事召喚，後來逐漸演變成商人經商、交換來自殖民地貨物的場所。這兩種功能慢慢融合，到了後期，演變為更廣義的公共場所。在特定的日期，可能有政治演講、選舉、宗教遊行、審判在此舉行。幾年前的電影《阿格拉》即以此命名。
如今的阿格拉在1931年被挖掘清空。重見天日的阿格拉已少有幾座建築存留，絕大部分地點只剩下遺址的牆基。柱礎排列整齊，雕塑的頭顱不見踪影。在僅存的幾座完整建築中，我們能看到時光的痕跡：公元前5世紀獻給灶神赫斐斯托斯的神廟，公元前2世紀充滿商舖的阿塔羅斯柱廊，拜占庭時期繪有小金頂耶穌像的教堂，涇渭分明。
夕陽的光勾勒殘垣，餘暉猶存，但溫度不再，折斷的柱子突兀地延伸至遠方。
雅典經歷過輝煌的頂峰，但在公元前4世紀之後開始衰落，此時的雅典仍保有地位，但和公元前5世紀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這是雅典作為文明中心的最後一段時期，隨著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征服，雅典徹底失去核心地位，直到今天。
同它的興起相似，雅典的衰落也是戰爭與政治交纏的結果。
戰爭原因是伯羅奔尼撒戰爭——雅典與斯巴達爭霸，以雅典失利告終。伯羅奔尼撒戰爭從公元前431年持續到公元前404年，是希波戰爭之後希臘世界最重大的一場戰爭。交戰雙方是希臘的兩個強大的盟主，因而幾乎所有希臘城邦都捲了進去，可以說是當時的世界之戰。在修昔底德的歷史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開篇，親歷戰爭的修昔底德就寫到：“我看見希臘世界中其餘的國家不是參加了這一邊，就是參加了那一邊。這是希臘人歷史中最大的一次騷動，同時也影響到大部分非希臘人的世界，可以說，影響到幾乎整個人類。”
之所以爆發戰爭，導火索有幾重。雅典對科林斯戰爭的干涉、對米加拉的貿易禁令、與波提狄亞的爭端問題。這些小城邦都是希臘境內的邊緣城邦，常常在實力強大的城邦間搖擺。然而正如修昔底德所言，這些都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仍然是雅典和斯巴達，斯巴達恐懼雅典勢力的不斷增長。 “這兩個強國不是彼此間發生戰爭，就是鎮壓它們同盟者的暴動，它們在軍事準備方面都達到了高度的水平，同時在危難的艱苦訓練中都獲得了軍事經驗。”因而，戰爭無論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
雅典與斯巴達的稱霸，和希波戰爭有著最直接的聯繫。戰後，所有參戰的和從波斯統治下獨立出來的城邦均分入兩個集團——雅典集團和斯巴達。雅典在海上稱雄，斯巴達在陸上強大。斯巴達是相當獨特的城邦，自古就以軍事強大著稱。在希波戰爭中的英勇絕不是偶然的事。他們的所有少年從小都必須經歷嚴酷的軍事訓練，以獲得強健的體魄、戰鬥力和冷酷堅強的個性。他們被扔到危險中，殘弱的嬰兒會被處死。就連斯巴達女人也與眾不同，她們驍勇善戰，從小與男孩一起鍛煉，長大後作為母親，也被要求訓練兒子勇毅的個性。斯巴達的三百戰士和八百奴隸戰死溫泉關，完全符合他們一貫的教育和要求。
正是這樣一個城邦，成為雅典對希臘領導權爭奪的最有力對手。雅典則作為民主城邦，經歷自身最驕傲氣盛的階段。雅典在戰後度過了平穩、富有的黃金時期。有史以來最開明的領袖伯利克里成為雅典民主的代表，他是伯利克里政治家族的後裔，思想開放，富有魅力，熱愛藝術，資助建設。正是他領導了帕台農神廟的建設，雕塑家和詩人也正是在他的資助和庇護中創造出最傑出的作品。伯利克里在後人的講述中幾乎被神化。不過，伯利克里領導的雅典也有其致命的弱點。它幾乎開創了霸權時代，驕傲氣盛，向它的盟友徵收高昂納貢。在面對斯巴達的時候，它又像所有處於上升期的文明一樣，大意輕敵，貿然進犯。
公元前431年，雅典人和斯巴達人撕毀了攻占優卑亞之後所簽訂的30年休戰合約，戰爭開始了。第一階段戰鬥持續了10年，其間互有攻守。伯利克里在前429年去世，雅典的民主開始走向動盪不安。在一段被稱為尼西阿斯和平的間歇之後，雅典在公元前415年，在鼓動性的政治家亞西比德的建議之下，派出一支龐大的艦隊遠征西西里。西西里是斯巴達的同盟。這被證明是一個災難。雅典並沒有能力形成包圍圈，遠征軍很快失去了大部分艦隊。雅典始終沒能從這次失敗中恢復過來。隨著斯巴達戰略性地與波斯結盟，由海上和小亞細亞兩路夾攻，雅典終於在前404年被擊破，宣布投降。
這是一場含義深遠的失敗。這場戰爭被看作寡頭與民主兩種政體的戰爭，雖然過於簡化，但對人們心中的觀念卻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雅典的標籤是民主政治，這也是我們今天提到它的最經常的理由。
“民主”一詞來自希臘。今天的我們常常對民主有一種誤解，以為民主是公民共同當家做主、決定事情。其實並不是。這只是古希臘式民主：全民參與民主。現代民主從希臘民主脫胎，但其內涵已經全然不同。現代民主的核心是代議制：公民自願將判斷權交由少數人，由幾個被選者代替大家作決定，公民的意志體現在選擇。
希臘民主是真正的全民參與。 “民主”這個概念是克里斯提尼在公元前508年至公元前507年引入雅典的，它的意思是平民政治，原本是和貴族政治對立的一種階層政治，後來被引申為所有公民政治。雅典的民主是參與式的，每一個公民都不僅具有理論上的政治權力，而且都要實際參與到政治活動中。成年男性宣誓之後成為公民，有責任討論、參與政治、擔任公職。所有官職由公民輪流擔任，每次任期一年，職位抽籤決定。雅典人認為抽籤不是偶然，而是神意。他們定期召開公民大會，六千人的大會一起討論，投票決定國家大事。為了爭取支持，辯論術一時鼎盛發達。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失敗之前，雅典人非常驕傲於自己的政治，他們相信是他們的民主讓他們強大。而在戰爭失敗之後，懷疑的論調就越來越多，雅典最智慧的頭腦開始討論民主的優劣，詢問世界上最好的政體應該是什麼。
這種討論是古希臘的特色。在中國古代，無論是古典的春秋戰國，還是王朝鼎盛的唐宋元明，政體觀念基本上始終是一致的。要有王，要有臣，要有百姓。差別的只是是否分封，如何納貢，以及更具體的治理模式：王行事的方式和臣選拔的方式。然而在歐洲，從古希臘開始，政體一直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不要有王，要不要有臣，這是上千年爭論無法定奪的問題。
雅典是討論的開端。在其鼎盛的高點，雅典目睹了希臘半島上無數小城邦的興衰。它們的成敗，連同它自身的成敗，成為政體追問的最直接觸動。
古希臘分佈著約摸750個大小不等的城邦，每一座城邦又是很多個家族的鬆散聯盟。這是由下至上自然的結果，家族聯合成部落，部落聯合成城邦。最早只有以家為單位的村落，經過慢慢融合，形成較大聯邦，最後成為國度。將人聯繫在一起的是祭祀。共同的對祖先和奧林匹斯眾神的信仰，使得城邦成為共同體。最早的城邦有共同的祭祀聖火，宗教節日時，城邦裡的公民在同一張餐桌上共享儀式。
早期希臘的每一個城市就是一個小國家，每個城邦都經歷過“父親——組長——部落首領——國王”的發展脈絡。城市為了保護聖火而建成。相傳，雅典城是由刻克洛普斯和忒修斯先後修建的，雅典每年都慶祝建城禮。城邦的作用是神聖的，保護聖火，完成公共生活中的祭祀。最早的聖火教長被稱為君主，後來也就成為城邦的政治領袖。這樣的體系慢慢演化，逐漸成為純粹的政治結構。
最早的城邦幾乎都是君主制的，但很多代人之後，平穩的政治局面開始發生動盪，城邦幾乎或早或晚都進入了另外的政體中。也許是古老的家族領袖共同領導——被稱作貴族政治；也許出現貧富分化，一小部分新興富人聯盟領導——寡頭政治；也許是平民勢頭迅猛，奪得選舉和行政權——民主政治；也許是某一個強力個人從混亂中站出來，篡位統治所有人——僭主政治。政體常常變換，國王重新登場，又被推翻。
雅典也經歷過這樣的演化。公元前6世紀，雅典被貴族家庭選出的九位執政官統治，而梭倫完成改革，制定法律、解放奴隸、建立400人議會，為後來的平民政治留下空間。在他之後，克里斯提尼開創了民主。他奠定了雅典的憲章制度，在梭倫改革的基礎上擴大議會，將雅典分為10個大區，每個大區派人參加議會。議會向選民大會提供議案。
這種種現實政治，為思想家提供了思想的素材。希臘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亞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學》中對城邦和政體有所界定：城邦是由一群人按照共同規範自願建立的社群。由一個人領導的，合法的叫君主，不合法的叫僭主；少數人領導的，合法的叫貴族，不合法的叫寡頭；大多數人領導的，合法不合法都稱為民主。這五種形式按照領導者的人數劃分，可以說涵蓋了絕大部分最單純的政治形式。共和則是某種混合製政體。大多數人領導——這是民主政治的最早形式，也是我們心中對民主最直觀的感覺。它不是今天的憲政民主政治，但它是今天民主最初的種子。
與理想國
為什麼現代民主不再採用雅典的形式？公民大會有什麼不好？
也許，最明確的答案可以用《聯邦黨人文集》中的一句話給出：“在所有的立法組織中，組成它們的人數越多，能夠在事實上引導它們會議進程的人就越少。”這非常尖銳地給出了直接民主的弊病：當每個人都試圖說話，就沒有人能被聆聽。
人數的問題在古希臘就已被提出。超過萬人的大會想要辯論就異常困難，公民與公民也不可能相互認識。雅典當時的六千人大會是公民的很大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亞里士多德對於城邦大小的規模相當重視，他認為城邦太小便無法自足，而太大會生疏、不能維持執法和大會的良好秩序。現代國家無一例外比古代希臘城邦大很多，直接民主不僅做不到，而且效果一定不會好。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更為重要而深刻的：大眾的民主的危險在古希臘時期已然被察覺，雖然後來沒能避免。大眾民主受到民眾的盲目與狂熱制約，很容易反复無常，被政客煽動。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之所以比較了上百城邦不同的體制和歷史，就是為了發現每一種的好與不好。
王制的問題是一人統治無可避免會出現腐敗問題，較多好人組成的團體變壞的概率會小一些。歷史上有很長時間的王制，然而有才德的人多了，不會再接受一人統治。民主制度則很容易被僭主取代。大眾民主容易導致暴民，然後在混亂中由個人領袖僭主篡位登台。這是對自由的追求最後導致的不自由。實際歷史對亞里士多德而言是先入的記憶。雅典曾享受過很長一段時期民主的好處，但在最後陷入無頭緒的反复，變得輕率多疑，最終以僭主統治和戰爭失敗告終。
而貴族和富有者的統治亦有落入私權的危險。有產者統治可以是好的，他們的財產可以讓他們有閒適地考慮政務，安於法治。然而到某一階段危險就增加了。當有產者人數減少，而資產卻倍增，就可能發生權力的壟斷，有產者掌握著進入公職的權力，並利用勢力操縱立法。再進一步，他們可以完全壟斷公職，父子相襲，拉攏黨羽，形成寡頭統治，而法律就被私人取代了。斯巴達實際是貴族統治。他們的政體相當特殊，土地均分給公民，法律極為嚴酷，由雙王和長老統治，公民過著道德壓制的生活，亞里士多德說，這讓他們表面上非常強大，實際上卻容易受賄賂的腐蝕。
在所有國度中，本質上要處理的是窮人和富人的問題。每個國度都有窮人和富人，富人佔據統治地位的是貴族或寡頭政治，窮人平民佔據統治地位的是民主。怎樣調和雙方是政治中的核心問題。很多人支持貴族與民主混合的共和製，而亞里士多德與眾不同，他更傾向於讓一個良善的中間群體來統治，那就是中產階級。他說：“巨富者傾向於傲慢和自負的卑鄙，赤貧者則傾向於惡毒和下賤的卑鄙。”中產階級在他們之間，擁有更不作惡的性格。
這些論述今天讀起來依然有感觸。亞里士多德是節製而理性的學者，他推崇折中適度的道路。這是為什麼他更喜歡由中產階級起到調和作用的中間道路，也是為什麼他更受現代人歡迎。他不是均富主義者，當他談到窮人和富人平等，指的是“法律上的平等”，即二者被同樣對待，窮人不可以佔富人便宜。他還認為，無論如何，“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這些講法和他堅持中產階級主導的理念，被現代很多人接受。
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他的這些論述直接繼承自柏拉圖。很多討論在柏拉圖的書中已有涉及，亞里士多德將其整理，提出自己的修正。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氣質完全不同，亞里士多德的書採用分類討論的講稿形式，而柏拉圖完全採用對話。亞里士多德是一柄可以依賴的標尺，柏拉圖卻是微微搖曳的蠟燭。柏拉圖的火光是搖擺的、輕盈的、難以把握的，然而卻更給人照亮的靈感。
關於政體的分類，柏拉圖早在中就作了詩意的闡述，他用假想的國家形式，將所有體制穿入邏輯的脈絡，從起初的理想之國，直通向最終悲壯的沒落。他的假想國經歷五個階段——他按照邏輯推演的順序，而不是實際的歷史順序，然而卻包含著最令人驚異的歷史現實。
第一個階段是他假想的哲學家－國王的理想階段，國家由有智慧的哲人領導，像完美的程序，哲人能分辨事物本真，按純粹理念治理；這是第一代理想國。但是由於不能保證哲人的後人仍是哲人，理想國不可持續，下一代人將沒有前一代人的美德，也不能理解前一代人的理念，於是爭鬥發生，趨利的群體將開始爭奪土地與金銀。這個時候，民眾不敢再讓這類失去智慧的人領導，轉而服從適合戰爭的統領。
第二個階段就是崇尚榮譽的一代統治者。由於崇尚戰爭，他們通常好勝，爱荣譽，缺少文化，對奴隸相當嚴苛。他們的成長是在兩種力量的對抗中：一方面仍然有父輩教育他們要良善，不要計較權力；另一方面已有母親和其他俗眾批判這樣的父親無能、缺乏男子氣概。久而久之，孩子在兩種力量的爭奪中變成折中性的人，一方面他們私下里愛錢，取悅女人；另一方面表面上又不被許可撈錢，所以顯得相當吝嗇，好戰而注重榮譽。
第三代人是更為露骨的寡頭政治。這一代人完全墮落於財產，財產讓風氣變異、腐化。這一代人看到父親作為軍事領袖，卻在某一天被政治審判或告密，財產全部沒收，他們心中的榮譽感會立刻動搖，開始將財富當作唯一依靠，設法撈錢，只想致富和斂財。這形成一種風氣，人們相互模仿，一個國家變成財富崇拜者，歌頌富人，讓富人掌權，鄙視窮人。法律規定政治門檻，將窮人排除在外。這樣的國度最後會變成兩個：一個富人之國，一個窮人之國，他們相互之間陰謀對立。這一代人無法擺脫內心矛盾，在雙重性格中生活。
第四代人則是崇尚自由的平民政治。這一代人在上一代人的財富蔭庇下，生活養尊處優，變得嬌慣放縱、四體不勤，無所用心，苦樂都經不起考驗，成了十足的懶漢。這個城市崇尚自由，充滿行動自由與言論自由，每個人可以隨心所欲地過日子，城邦裡會有最多樣的性格。這是所有製度中看上去最美的，五彩繽紛，如同錦繡衣裳。這樣的城邦必然要求民主制度，因為這種制度最寬容。前一代人太愛財，尚懂得節儉，這一代人則充滿不必要的慾望。他們心靈很容易革命，將廉恥說成怯懦、節制說成沒見過世面。
第五代國度則成為僭主的國度。第四代年輕人為僭主鋪平了道路。他們習慣於燦爛輝煌的花冠遊行，當一個傲慢、放縱、無恥的人走在最前面，他們會贊不絕口稱其為自由、慷慨和勇敢。這一代人快樂自由，沉醉於美酒和女人，而過多的自由最終會破壞民主基礎。他們已經不能接受任何約束，任何服從當局的人都被說為甘心為奴，受到辱罵。最終老師怕學生，父子平起平坐，到了極端時刻，反抗和衝突一定會爆發。在謠言與矛盾中，昔日的寡頭和今日的民主派會鏗鏘對峙，而民眾在斗爭中總要有人帶頭，僭主就是從這“保護”中走上神壇。
僭主帶領反抗，獲得成功，最後就變成了十足的獨裁者，在反抗奴役中奴役了所有人。早年的滿臉堆笑為他換來信任，等到國內的政敵全被消滅，他就變了面孔，清除一切不服從的人，將從前幫助他取得權力的人，不管是敵是友，全部清洗，並要求眾人歌唱“僭主有如神明”。
從此，國家就衰落了。
所有這一切，都在中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銘刻下來。亞里士多德的分類只是更全面、系統地辨析。柏拉圖用寓言書寫一切。這是2500年前之人對一個國家的假想推演，然而卻如命中註定。掩上書卷，會覺得時間並不是距離，越遠的東西離我們越近。
阿格拉今天只有荒煙蔓草，但過去曾經喧囂無敵。這裡聚滿商人、哲人、法律專家。他們熙熙攘攘地穿梭，社交娛樂、觀看體育遊戲、交換新聞。哲學家在柱廊下攜手散步，演說家在柱廊下發表演說——斯多葛學派的名稱就來自柱廊“Stoa”，亞里士多德學派因為散步被稱作逍遙學派。很難想像這荒僻而空無一物的空場，曾經有那樣火花四溢的散步。這裡也會執行政務、審判並決定放逐。雅典公民將陶片投入罐子，決定一個人的命運是否永遠被處死或放逐。
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被雅典公民處死。這可能是柏拉圖懷疑民主制度的直接理由。蘇格拉底的死亡成為人類歷史上最著名的死亡之一。他平靜，甚至是欣然接受了自己的死，在囚房裡拒絕出逃，最後喝下毒藥，安然死去。
尼采所界定的太陽神文化正是以蘇格拉底為代表的希臘哲學。尼采反對哲學的理由在於它不能忘我地體驗生命，但這並不意味著哲學不夠深邃。只是兩種理解的方式不同：哲學要靜觀，悲劇要體驗。
蘇格拉底強調要走到世界外面，看到永恆的理念。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完全繼承老師的主張，並且將其發展得更為宏大系統，深廣磅礴。他的著作均由對話寫成，除了最後一部《法篇》，其餘的主角均是蘇格拉底。這是藉由蘇格拉底之口說出他自己的哲學。他說身邊的事物是現象世界，生成這些事物的本質是理念世界，他說一般人浮動的是觀點意見，哲學家才會看到意見背後的理念。理念是真實。哲學家就是去看那理念的人，因而總是站在世界之外的人。
有人說柏拉圖是斯巴達主義者，有人說他是共產主義者，原因就在於他描繪了一個分工運轉如機器的理想國，彷彿蘊含了極權的苗頭。然而他們沒有註意柏拉圖自己悲觀的預言：“既然一切有產生的事物必有滅亡，這種社會組織結構當然也是不能永久的，也是一定要解體的。”他從來沒有認同強制教育。當他談到人們讚賞的斯巴達榮譽社會，他說他們“受的不是說服教育而是強制教育，所以他們秘密地尋歡作樂，避開法律監督”。
柏拉圖所有的表述都不是一個改革家和政治家的理想，而是站在世界之外的靜默旁觀。與其說他寫了一個政治上的理想國，倒不如說他寫了一個幾何意義上的理想國。幾何是宇宙最安然而單純的真理，它靜靜地存在於宇宙深處，是一切事物本真的狀態。幾何世界最純粹，因而能指出真正的原理，不受紛雜現實干擾。如果柏拉圖只是為了宣傳政治理想，他就不會花極大的力氣講述國度的層層衰落。他實際講的是政治的邏輯。就像畫出一個圓，經過分割和投影，可以重新拼成一個長方形，它們之間有著周長的對應。這是公理。與其說這是政治理想，不如說是幾何理想。他是這個世界上最孤獨的哲人。
世界上最悲傷的事情也許莫過於看到了危險，卻不能避免。柏拉圖的眼睛就像憂鬱穿透命運的燈塔，他的邏輯知識並不難阻止混亂的發生。雅典按其描述，一直沉淪於平民暴動，僭主脫穎而出，國度衰落下去。
公元前404年，雅典和斯巴達戰爭結束。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投票處死。公元前387年，柏拉圖在雅典成立了流傳千古的柏拉圖學園。公元前323年，雅典被馬其頓佔領，此後整整2500年未曾重樹輝煌。在今天的阿格拉園子，我們能看得到羅馬雕塑、拜占庭教堂、土耳其寺廟，儘管都已損毀，但仍能窺見當初剛佔領時分的飛揚跋扈。樹立與倒塌之間，雅典兩千年換了一個又一個主人，曾經的強盛不復存在，只有智慧的餘音在黑夜的衛城上空飛旋，歌唱著悲傷的往昔。
站在衛城山上，對著雅典的蒼山與大海遙望，兩千年前的畫面似乎又在眼前重演。世界一次次重蹈覆轍，一個政權崛起，另一個政權不能容納，驕傲與狹隘針鋒相對，就像斯巴達與雅典兩敗俱傷。城邦中因為偽善而戳穿的謊言，因為私慾而破滅的理想，因為牟利而撕毀的聯盟，成為煙花一樣的畫面，在日暮時分掠過蒼茫的天空。
希臘哲學繁榮在雅典開始由盛轉衰的時分，它是雅典之盛，也是雅典之衰。它是夕陽下最後一抹金光，是雅典奉獻給世界的最後的餘暉。
《法篇》
［古希臘］柏拉圖（公元前4世紀） 王曉朝譯
柏拉圖的是最為人所熟知，也是爭議性最大的作品，它是柏拉圖的代表作，但我們在這裡並不介紹，而是介紹柏拉圖的另一部作品——晚年的《法篇》。
與相比，《法篇》更成熟、更複雜，包容性更強。它同樣討論了城邦的製度、教育、法律，討論了人性，討論了國家，但與不同的是，《法篇》雖有應然的成分，但更多是實然的成分，它藉雅典人之口縱觀了歷史長河，為現實政治寫出了現實政治家所無法看清的歷史必然和政治核心，今天看起來仍然震撼人心。
“（波斯人的共同體）在不斷退化。其原因在於普通民眾的自由太少，君主的權力太大，從而使他們的民族情感和公共精神終結。由於它們的消失，權柄們關心的不再是他們臣民的共同利益，而是他們自己的地位。只要認為對自己有一點兒好處，他們就會把國家的城市和民眾投入烈火，使之荒無人煙，於是人們野蠻地相互仇視，深懷敵意。另一方面，當需要民眾組成軍隊保護自己時，他們在民眾中找不到忠誠者，也沒有人願意在戰場上為他們冒險，在理論上他們的軍隊成千上萬，但實際上人數再多也不起作用……他們的愚蠢被迫表現出來，因為他們的習慣行為表明，整個社會對名聲和榮譽的尊重與金銀財寶相比只是一個玩具。
“一個黨派監視著其他黨派因妒忌而策劃的叛亂，因為叛亂者認為取得職位的那些人過去作惡多端。這樣的社會，我們當然不會把它視為法治國家，就好像法律若不是為了整個共同體的共同利益，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一樣。我們說，為一個黨派做事的人是黨派分子，而不是公民，他們所謂的公民權利是空洞的陳詞濫調。我們這樣說的理由是，你我都不願把你們社會中的職位授予那些只為自己財富打算，或只為自己佔有某些利益的人，比如力量、地位或家庭。”
《政治學》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公元前4世紀） 吳壽彭譯
亞里士多德總是包羅萬象的，他開創了教科書式的寫作風格，按邏輯分類，確保無遺漏，再分門別類地討論每個門類的特點和區別。
對於政體，亞里士多德跟隨柏拉圖的區分方法，正式定義出五種政體類型，列舉了數十個城邦的實例，分析優點和缺點。整個過程讀下來，確實有一種深入的細緻無餘。亞里士多德熱愛中道，他的寫作永遠不像柏拉圖那樣詩意，但他永遠會是入門必讀的教材典範。
“公民們都有充分的資產，能夠過小康的生活，實在是一個城邦的無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財巨萬，另一些人則貧無立錐，結果就會各趨極端，不是成為絕對的平民政體，就是成為單純的寡頭政體；更進一步，由最魯莽的平民政治或最強項的寡頭政治，竟致一變而成為僭政。僭政常常出於兩種極端政體，至於中產階級所執掌而行於中道或近乎中道的政權就很少發生這樣的演變。”
《古代城邦》
［法］庫朗熱（1830～1889） 譚立鑄譯
這是一本探討歷史起源的書，作者寫作的時候，只是一名中學教師，但它的影響遠遠不局限於中學。
它所敘述的時代是我們所關心的雅典黃金時期以前的時代，它要解釋的也正是這黃金時代的由來。希臘城邦的公民權利與民主並不是憑空而來，它也是由家庭、部落和宗教團體發展過來，與這些團體並不衝突。宗教並不是妨礙公民政治的阻力，相反，它還是助力。
這是一本娓娓道來的書，作者有著教師特有的親切。他純粹因為興趣，自己尋找文獻，作了細緻的研究。書一出版就成為經典，直至今日。
“在古人之間建立社會關係殊非易事。欲賦予他們某種共同情感，以公共理性取代個人動機，那必得有某種比自然力量更強大的力量，某種比私利更值得尊重的利益，某種比哲學理論更確定的認識，某種比契約更牢固的共識，這種東西須是在人心中根深蒂固的。
“那就是信仰。
“君王並非就是善的，僭主並非就是惡的。它們之間的分別在於宗教。古代的王者行祭司職務，權力與聖火相連。而後世的僭主只是政治首領，他們的權力來自武力或選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