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1章 “甲午戰爭”百年祭

爆發於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陽曆七月的“甲午戰爭”，距今已整整一百年了。這個一百年（一八九四～一九九四）實在是人類文明史上最慘痛的一百年。其間我們這個自稱為“人類”的“群居動物”竟然以他的所謂“聰明才智”所發明出來的殺人武器，打了前所未有的兩次“世界大戰”！ ——在此以前，人類的戰爭全是“區域戰爭”，沒有把全體人類都捲入戰火也。 在這兩次世界大戰的前後，慘痛中的最慘痛者，可能就是我們這苦命的中華民族了。我們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所受的苦難之外，還要加上三次武裝流血大革命——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北伐（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和共產黨席捲大陸的農民革命（一九四九），以及數不盡的內戰和外戰。根據國共兩黨的史家，和許多官私文件的統計，為內戰和外戰，百年之中我們總共打了數逾千次大仗小仗。

在上述的干百次戰役之中，最令人迷惑不解，也最令人感嘆的莫過於本文所要闡述的“甲午戰爭”和我們老前輩華裔都親眼目睹的，二次大戰後的國共決戰了。這兩大戰役皆最具關鍵性。它們的勝敗都改寫了歷史。在這兩大戰役之中，也都是該敗者戰勝，而該勝者戰敗。勝敗本兵家常事。但是該勝者戰敗之時，竟敗得那樣慘，敗得“一敗塗地”，敗得“全軍盡墨”，那就匪夷所思了。 更奇怪的還是這兩次戰爭，雖然一個是外戰，一個是內戰，但是它們勝敗的方式，卻有高度的雷同。大致說來，敗的一方難免都大而無當，顢頇鬆散，貪污腐化，派系傾軋，幸災樂禍。結果天倒大家滅，悔之已晚。 而勝的一方則短小精悍，紀律嚴明，上下一心，如臂使指。處心積慮、不眠下休，非把對方吃掉，決不罷手。終於戰勝強敵，一步登天。可是以後也就志得意滿，趾高氣揚，一發難收。最後飲鴆止渴，也沒落個好下場！

就說我們所親眼自見的國共之戰吧！二次大戰後的南京國府是中華五千年曆史上最富裕的一個中央政府。庫存黃金白銀美鈔的價值，史所未有也。加以美式配備的四百萬大軍；飛機千架，艦艇如雲。原是聯合國中，不折不扣的四強之一。為什麼為時不過三年竟被一批土共的“鳥槍、鐵鎚、土炮……”（抗戰歌詞），打得落花流水引！ ？等到華北失守時，長江以南半壁河山仍完整無缺。美國的魏德邁將軍說，國民黨如還剩下幾把“掃帚柄”（broomsticks），也可把長江堵住，不讓共軍渡過。為什麼後來湯恩伯將軍的四十萬大軍，連幾把掃帚柄也不如，豈不怪哉呢？ ！ 撇開我們親眼看到的“怪哉”不談了，再回溯上去一百年。且看那個“甲午戰爭”，那也是個怪哉的怪哉呢？ ！

在甲午戰前，我們的大清帝國也有一支相當可觀的海軍呢！它擁有裝甲十四吋，配備有十二吋巨砲的七千噸主力艦二艘，和各式巡洋艦，、魚雷艇數十條。每次操演起來，擺出“蛇陣”，也是檣櫓如雲，旌旗蔽空，氣勢非凡呢！如把這些船艦，擺在今日的台灣海峽，也還是一支可觀的鋼鐵長城呢！何況當年。 這支艦隊甲午戰前亦曾由清政府派往高麗、日本、南洋新加坡一帶巡弋示威。堂堂之陣、陣陣之旗，連歐美海軍大國的觀察家亦均拭目而視呢！據當時世界軍事年鑑的統計，大清帝國這支海上武裝，居世界海軍的第八位。排名僅次於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大列強。此時日本亦僱有大批歐美專才，訂購船艦，銳意發展海軍。然在甲午前夕，日本海軍全部噸位砲位及海戰潛力，實遠落我後；在世界排名僅為第十六位。按資料分析，清日對陣，日海軍斷非我之敵手也。

【附註】 其實所謂世界列強海軍排位問題，只是當年海軍年刊等一類書刊編輯，根據各國噸位與武器裝備，所作的比較之辭，並無絕對標準。甲午戰前，我海軍實力通常被估計，約在第六與第八位之間。日海軍則在第十一與第十六位之間。 誰知海戰於七月二十五日爆發後，不出數週，我艦艇竟一敗塗地，全軍盡墨。堂堂主力艦，最後為敵方所擄，竟被拖回三島，充當海邊碼頭上的商用“躉船”，亦辱華之甚矣。回憶一九四八年夏，筆者赴美留學，路過日本時，隨團參觀日本之戰史館。會見有大幅油畫，渲染其黃海一役，殲滅我方艦隊之戰績。睹之觸目驚心。返船之後，同學百餘人相約聯名上書南京國民政府，請責令日本拆除此畫！那時我們是戰勝國嘛！ ——今日思之：心有餘酸也。

以上所述只是海軍。至於陸軍之一敗塗地，更不忍多說。斯時清朝的陸軍，尤其是湘淮兩軍，剛剛打完慘烈無比的對內戰爭：剿平“粵逆”，消滅“捻匪”，鎮壓西北“回亂”……，在國內真是威無復加，不可一世。在甲午前夕，大清境內的百萬貔貅，都是久戰之師，氣勢奪人。 這時日本陸軍新建，可用之兵不過十餘萬人——“明治維新”時，天皇原無一兵一卒。誰知牙山一聲炮響，我軍竟瓦解土崩，不可收拾，而敵軍則追奔逐北，斬將搴旗。不數月不但佔盡邊塞，勢且逼近京師。清方朝野震動，不獲已而靦腆求和。真丟人之極！ 在下愧為人師。授課時每至牙山敗北，東海喪師；或錦州之失，徐蚌之潰……時，在作業裡，在試卷上總要問問學生：中日之戰與國共之爭如上述者，其勝敗之結局若此，原因何在呢？ ！這一標準問題，在課堂上問了數十年，迄無明確答案。慚愧的是，不只學生不知，作老師的自己，翻爛中西史籍，講義十易其稿，至今仍在雲霧中也。愚者千慮，不能說一無所得。只是敝帚自珍，終嫌簡陋，不敢張揚耳。

此次因事訪台，滯留踰月，適值“甲午戰爭”一百週年。劉紹唐兄因囑撰文紀念。复承台灣師大歷史研究所主任王仲孚教授，以師大近月所舉行的“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之論文全集見贈。逆旅閒居。因將此七百零四頁約六十萬言之巨著，逐字拜覽一過。此集為甲午文獻之最新資料，有緣即時捧讀，獲益良多。因思隨群賢之末，就筆者歷年教學心得，對甲午戰爭，從不同角度狗尾續貂，作一綜合分析，以就教於群賢。 回憶童稚之年，因出生於淮軍遺族之家庭，學未啟蒙，而耳濡目染，即多為淮勇水陸兩師之故事與遺物；且時聞白頭老兵操韓語閩語為笑樂者。及長受業於郭量宇（廷以）師，並受當時突發的珍珠港事變之啟迪，兼以孩提時即大有興趣之海戰故事的鼓舞，初生之犢，不自揣淺薄，曾試撰《近代中國海軍史》，並擬分章發表之於當時後方的《海軍整建月刊》（一九四二年某期起。近閱王仲孚先生所贈之《甲午戰爭中文論著索引》頁五〇，編號一〇〇七，唐德綱（筆者原名剛綱兩用）〈八中國海軍的結胎年代〉載海校校刊，一九四八年九月。實係拙作第一章之重刊也）。其時曾為某一小節之探討，與當時亦在煮字療飢之著名戲劇家田漢先生髮生抵觸。

田漢先生戰時寄居貴陽，研究海軍史，參考資料甚少，不若我有“國立中央大學”之圖書館為後盾也（中大圖書館是當時後方最好的圖書館）。結果該刊編者是我而非田漢，使我這一後輩心中不懌者久之。因為我當時十分敬重田漢，對他更萬般同情。作為後輩，我絕無心頂撞之也。記得當時田漢曾有詩自傷曰： 爺有新詩不救貧， 貴陽珠米桂為薪； 殺人無力求人嫩， 千古傷心文化人。 田漢是詩人才子，散文和劇曲作家，也相當有學問（文革時與老舍同一命運，被鬥而死）。其時蝸居貴陽，生計艱難，而我目睹重慶街頭貪官污吏，徵逐酒肉；對田漢之潦倒，敬重與同情之心，不免油然而生。無心頂撞了這位前輩，心中不懌，實出自至誠也。 我那部可笑的《中國海軍史》，雖然已積稿甚豐，手鈔史料更是滿箱滿篋。甚至戰後還鄉，猶試圖去丁府（丁汝昌）、吳府（吳長慶）探尋其早年文獻。吳府為至戚；丁府則沾親帶故也。然小書卒未殺青，殘稿便被中共“土改”了。我當時沒有急於完工，也是覺得海軍原是個洋東西。未能充分掌握洋史料，寫起來終嫌美中不足也。小子既然年富力強，又有志喝洋水，則來日方長嘛。

後來想不到三湊六合，又跑到美國大學裡教授起中國近代史來。適鄉友包遵彭兄自台灣間關來訪。包兄時在海軍總部任職，曾閱讀我在海軍月刊上之舊作，有意約我重作馮婦，合著海軍史。然斯時我正忙於他事，期以異日，初未料竟成永訣也。再者筆者當時正在教授近代史，牽涉殊廣，海軍亦只是一部分而已。 就以第一任海關總稅務司，那個毛頭小子英人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來說吧！在同治初年（一八六三），清廷委託他購船八條，試辦海軍之時，這小子時年不過三十，居然想當大清帝國的海軍大元帥（Admiralissimo）。這個大元帥他當然沒當得成，而清廷又找不出自己的大元帥。曾國藩想把這八條砲船編入他的“水師”；滿人又怕國藩坐大而不允。國藩的老弟國荃，那時正圍攻長毛於南京，也不願這洋船來分他攻取南京的首功。八條大洋輪終於變成了喪家之犬，最後還得由李泰國把它們退回原主，拍賣了事。 ——這種買來賣去的折耗和佣金，都是大得不得了也。李泰國小子發了大財不用說了。好歹錢是公家出的（李泰國經管的關稅），大清朝中諸大臣對大清帝國的損失，不痛不癢也。

後來赫德（Robert Hatrt）繼李泰國為總稅務司，固亦有充任大元帥之雄心也。其後終以文人不勝此職，乃改介英國海軍軍官瑯威理（Williams M. Lang）。瑯氏在李鴻章正式編練北洋海軍時，自認出任副提督，官職實係“總查”（總教官），然漢文語意不清，英譯固為海軍上將（admiral）也。瑯氏出身英國皇家海軍，帶職出任中國海軍官職。英國海軍原為三頭馬車製，因此瑯氏也要在中國海軍中實行兩頭馬車製。終於鬧出所謂“升旗事件”。瑯氏不甘“受辱”，乃一怒而去。中英關係，為之擱淺。下節再續論之。 無獨有偶。誰知五十年後，“酸醋約瑟”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在重慶也不甘心作“花生米”（“花生米”為蔣委員長在二次大戰期間，國際密電碼中之代號）的“參謀長”（總查？），硬要出任“中國陸空軍總司令”，最後為“花生米”所撤職。史氏一怒而去，也為其後雅爾塔會議伏下艱難之一筆，貽患至今未了。

這些歷史上的小故事，你說它大，也不太大。你說它小，可也不太小。有關它們的中西史料，是汗牛充棟呢！因此研究這種歷史，史料就不是問題了，史料多的是嘛！那麼問題所在，便是如何去“解釋”這些史料了。根據這些初無異說的歷史事實，要用簡明而抽象的語言，把它們“解釋”得言之成理。這在社會科學領域便叫做“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筆者自五〇年代中期在紐約各大學兼授中國近代史以來，講稿十易，非全為新史料之出爐也。實在是想“自圓其說”。講一點自己可以相信的學理，然後再去課導各族學生，讓他們也相信“師說”罷了。 “甲午戰爭”過去已一百年了。原始史料大致也已發掘殆盡。根據這些史料，來把這次戰爭，作一綜合的解釋，這就是筆者膽大妄為，在本篇拙文裡所致力的了。 與洋學理接觸既久，每好替土學理打點翻案官司。這大概也是“五四後”（Post May 4th）中國文化界應有的現象吧！自五四（甚或更早）以來所謂“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被洋人和新派學人罵慘了。子曰：“再思可矣！”我們在罵人之後，來他個“再思”（second thought），便時常發現“罵過了頭”，甚或“罵錯了”；乃至“你自己才該罵呢”！ 例如洋人和他們的中國徒弟們，總歡喜說：“倒霉的中國，三千年沒進步。”我這個世界通史教師倒發現將中國比異族，一二千年來，我們的政治社會制度卻最為穩定呢！連個倒霉的小腳，也一裹一千年不放；慢說是“三綱五常”、“四維八德”和“三公九卿”了。小腳是混帳了，而三綱五常、四維八德、三公九卿就一無是處哉？ ！去其渣滓，汰出有用金屬，就不能替所謂“西方現代文明”拾遺補缺哉？ ！ 筆者正撰拙文半截，忽然老友杜維明教授敲門辱訪。我初以為維明兄有私事相詢。孰知他竟為談學問而來，真使我受寵若驚。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學校方之委任，正組織漢學儒教在該校必修科中之普及工作，列為大學本科生必修課程之一部分。受業者恆至千人以上，實美國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 維明說：“近百餘年來，我們都在向西方學習。現在他們的好東西我們都學會了。他們也該學學我們的好東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杜教授為今日華裔最突出的“五四後”的學者和思想家。非一般保守的所謂“國學大師”所可同日而語。 ——這也是“現代化”和“超西化”（Post - Western），與“僵化”和“基本主義者”（Fundamentalists）之別也。 長話短說。我們有個兩千年不變的文化定型。但是這個“定型”在鴉片戰後，維持不下去了。它要“轉型”。轉型從“變”開始。它從“千年不變”，忽然地弄得“十年一變”。連變二十變。窮則變、變則通。變它兩百年，變出一個新的“定型”來。然後它又可以千年不變了。 或問：這新的定型是什麼個模式呢？曰：吾不能確知也。它將是全民族的智慧、經驗和血淚，通過兩百年的“歷史三峽”，慢慢熬出來的。等它熬出來之後，足下自會恍然大悟也。 ——如今我們這個歷史三峽已快到盡頭。諸位稍安勿躁。另一“定型”已隱然在望矣。 所以一部中國近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文明轉型史，而這個轉型運動是有其顯明地“階段性”的。 “甲午戰爭”便是一極重要的階段——它標誌著一個階段的結束，和另一階段的開始。 ——用一種最新的具體語言來表達，那便是由“四化”進入“五化”。沒有“五化”，則“四化”往往是徒勞（著重“往往”二字）。這便是“甲午戰爭”打敗仗最基本的原因。至於多開兩炮，少打兩炮，朋友，那是小事也；不足掛齒也。 “四化”這個東西，在清末原叫做“辦夷務”、“辦洋務”；叫做“師夷之長技”；叫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民國學人把它加一頂洋帽子，叫“自強運動”、叫“科技現代化”、叫“國防現代化”。 科技現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則徐所發動的船炮政策。但是林則徐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和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兒子咸豐皇帝，以及許多“中興名臣”，都屬於“望洋興嘆族”（且用一個新式台灣語詞）。他們只搞“炮”，不搞“船”。在他們看來，在那波濤險惡的大洋之上，去與蠻夷搏鬥，做個“龍王三太子”，是不可想像的。在中國歷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繼光，都未嘗動下海的念頭，何況他們。所以早期的船炮政策，在道咸兩朝，只搞炮，不搞船。 在鴉片戰爭期中，林則徐曾向美商買了一條一千零八十噸的大洋船“劍橋號”（Cambridge），並裝了三十四尊英制大砲。但是林欽差並不要把這條大洋船開到海上與英船對轟。相反的，他把這洋輪橫停於珠江口內，作為障礙物，兼作砲台之用。結果被英國水兵爬上去，連船帶炮給開走了。 後來長毛打到上海附近（一八五四），要與小刀會合流。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吳健彰，頗通洋務。他知道洋船是無敵的。所以他向洋商買了一條吃水四百三十噸，名叫孔子”（Confucius）的大洋輸來“助剿”。並雇了些洋水手來駕馭“孔子”。後來那個在清軍與長毛之間反反复复的美國癟三華爾（Ward），便是“孔子”的一個水手。後來吳健彰不要“孔子”了，他把“孔子”送給江南大營的向榮。向榮對“孔子”也沒興趣，因為“孔子”太胖大。不夠靈活。在長江里動不動就擱淺。而那些劃小舢板的長毛，卻躲在小河灣和蘆葦之中，“孔子”對他們毫無辦法。所以向榮也不要“孔子”。——這也是上述李泰國所購八條大洋輪，被退貨的基本原因。 總之早期清廷的“滿大人”（Mandarin）們，都對洋人的開花大砲有興趣，而對洋船沒興趣。要搞國防現代化，他們就拚命買大砲，築砲台。因此上至旅順口、大沽口，中在吳淞口，下及虎門柵，他們買了無數尊開花大洋砲；建了數十座海防大砲台，等待著“夷人”登陸。朋友們相信嗎：後來在“一二八”（一九三二）、“八一三”（一九三七）期間，我們在吳淞口大砲台上，放得震天價響的開花大砲，都還是遜清末葉的曾文正、李文忠裝上去的呢！ 炮是購自外洋。但是消耗量極大的砲彈、魚雷、水雷和步槍，總應該自己造造吧！因此，在太平天國快被打平前後，曾國藩當了兩江總督，左宗棠當了閩浙總督，他二人乃在上海、福州（馬尾）、南京三地，分別招洋匠，購洋機，自製洋軍火了。殊不知洋人是船炮不分的。能造砲彈，就可造炮；能造炮，就必能造船。我們既能自製大砲，很自然的也就能自製“火輪”了。這便是後來的“江南機器製造廠”（今日已能製造十萬噸以上的遠洋大輪，說不定已在設計製造航空母艦了）、“馬尾造船廠”和“金陵兵工廠”的起源了。等到張之洞出任湖廣總督，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這項軍火工業便擴展到漢陽、天津和大連了。各地封疆大員也可乘乘自造的火輪了。 既然自己能製造小火輪和小砲艇，則自己的維修技工、駕駛舵手，甚至設計監造的工程師，也就勢在必有了。因此那位有遠見、有魄力而廉潔奉公的左宗棠，便於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在馬尾辦起了第一所船政學堂來。其中分輪機與駕駛兩科——這便是中國第一個現代海軍的搖籃；雖然它的結局是十分可悲的。那也是單搞四化，忽略五化的錯誤釀成的啊！ 上述這項西化初期的縮頭挨打，守株待兔的旱烏龜政策，到同治末年（一八七四）卻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蓋此年日本藉口台灣牡丹社番民殺害琉球船民而出兵侵台，在清方朝野引起了震動。尤其是新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對日本之蠢蠢欲動，起了嚴密的戒心。 李氏於同治九年（一八七〇）繼曾國藩出任北洋大臣，駐節天津。下車伊始便碰到日本派專使來華，要求與歐美各國相等的“條約權利”（其實是不平等的條約權利）。鴻章為之愕然。蓋自往古以來，中國便把區區日本，視同藩屬。初不意這蕞爾小邦，今日竟以帝國主義自居，要在中國發展殖民地了。 吾人翻讀李鴻章與當時日本使領人員的談話筆錄，李之口氣仍以上國大臣自居，然讀史者固知其色厲內荏也。在日本得其所償的大部分之後，條約墨沈未乾，日軍又在台灣瑯（ ）登陸（一八七四年四月。除另註外，本篇全用陽曆）。在舉國驚呼之下，鴻章乃急調時駐徐州的淮軍精銳唐定奎部六千人，租輪趕往台灣對抗。 李鴻章經此刺激，及決心自建海軍禦侮。他自始至終的假想敵便是日本，知道清日遲早必有一戰。蓋牡丹社事件之後，一八七五年九月日人又在朝鮮製造“江華島事件”。迫令朝鮮斷絕與大清宗藩關係，並與日本訂立條約。 一八七九年日本再迫琉球絕清而加以併吞。一八八二年及一八八四年，日本又在朝鮮製造所謂“壬午事變”、“甲申事變”。其志在併吞朝鮮，已昭然若揭。 ——這樣一來，李鴻章認為，歐美列強還遠在萬里外，而新興的日本則禍在肘腋。建軍抗日。刻不容緩，乃奏請朝廷解散所有舊制水師而迅辦新式海軍。 所幸國內的內戰已暫告結束，外戰減緩。朝政，尤其省級政權，由開明派掌握，國力迅速恢復。朝中由兩位年輕寡婦垂簾，也頗能招賢納諫。總理衙門由恭親王和大學士文祥主持，久歷坫壇，亦熟諳外情。而外國公使長駐京師，酬酢頻繁。中外相處，也頗能互信互諒。尤其是美國由慘烈內戰（Civil War），轉為國內建設（reconstruction），對華無領土經濟野心，遇事且可開誠相助。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竟被文祥說動向華盛頓辭去本職，接受清廷委派，為中國出使歐美欽差大臣，頗多建樹——筆者曾有專文論之，不再贅。其時美國傳教士丁躂良（WAP Martin），亦應聘為總理衙門之顧問（洋員），並將國際公法譯為漢文，使國人耳目一新。丁氏頗通中國古籍，兼擅國語粵語，甚為中國士大夫所重。曾紀澤贈詩恭維他說：“羨君兼擅中西術，雙取驪龍頷下珠。”洵非虛譽。 總之，在此所謂“同治中興”（頗像當前的“小平中興”）的巔峰，衰老的大清王朝，一時頗有復振氣象。此時中國海關在赫德的科學管理之下，貪污斂跡，收入甚豐。總理衙門因策動廷議，以海關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約四百萬兩，作為建設新式海軍之用。斯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新型的“國防預算”。 清末中國新式海軍籌建之初，議者紛紜，然以淮軍智囊、曾任駐法公使的薛福成所論最為中肯。薛氏主張中國海軍應分成北洋、南洋、閩粵三大艦隊、四十八船，分建合操。北洋艦隊由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負責監督與建設，以拱衛京師門戶。南洋艦隊則由兩江總督南洋大臣統率，以防衛東南海岸及長江內外。閩粵艦隊則由兩廣總督負責，保衛東南沿海。 ——此一三分制，至今未改。 中國海軍指揮既取德製，而海軍亦如陸軍，聽命於省級封疆大員，則中國之“海軍上將”（admiralty）亦取省級“提督”制。迨新式海軍成立，舊制水師撤銷，李鴻章乃調身經百戰、守身廉潔篤實之前淮軍水師提督丁汝昌，轉任海軍提督，統率北洋艦隊。南洋與閩粵管帶最高官階僅至總兵（海軍師長），無提督銜也。說者或譏鴻章以陸軍統海軍，為戰敗原因。殊不知擊敗中國之日本聯合艦隊指揮官伊東佑亨（一八四三～一九一四）亦是由陸轉海，與丁汝昌無異也。民國時代國共兩黨建設海軍，何一而非由陸轉海哉？ ！持此論者，狃於皮相之說也。 此海軍規畫期中，四百萬元之預算，原議為南北各分其半。雙線延伸，平行發展。斯時南洋大臣兩江總督為沈葆楨。沈氏原為“福州船政局”監督，本系行家。他認為新式戰艦，不論自建或外買，所費均屬不貲。四百萬元之預算，為一隊購艦造艦，未見其多；兩隊分攤，則嫌太少。既然北洋艦隊職在拱衛京師，責任最大，他主動建議，全預算劃歸北洋。迨北洋艦隊速建成軍之後，再建南洋。 李鴻章對沈之建議，當然求之不得。孰知同治中興時之滿清，仍只是滿清。南洋謙辭，北洋未必受益。在李鴻章建軍期中，北洋艦隊所實受，每年不過一百二十萬兩而已。預算巨款何往，則公款挪用，私囊竊取，都早為官場慣例。李鴻章雖一代能吏，亦是宦途老官僚；不會因公款之失，為一己找其私家之麻煩也。然縱是一百二十萬兩，在當時已是巨款。在同一時期，英德二國所承造的高等戰艦，索價亦不過四五十萬兩而已。 ——在同治末年日軍侵台以後，鴻章即以此每年百萬預算，購艦造船，一支像模像樣的世界第八位的海軍大艦隊，居然也就呱呱墜地了。 【附註】 關於上述諸節，中文史料山積，見王仲孚編《甲午戰爭中文論著索引》，台灣師大一九九四年六月印行；大陸十年前亦有類似著作。其中有關北洋艦隊的資料，應以戚其章教授的《北洋艦隊》（一九八一年濟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最為簡明，足資雅俗共賞。簡明的英文史料可參閱John L.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作者出身教會家庭。其父於一九三七年滬戰期間，我機誤炸“大世界”時遭難。本書為作者的博士論文，附有簡明西文參考書目。作者與筆者為數十年老友。筆者亦鮮有較詳盡之英文書目以補其不足也。 規章既已釐訂、經費亦有著落，李鴻章乃於光緒元年（一八七五）獲撥款四十五萬兩，委託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專程返英，向英國最先進的“阿摩士莊”（Armstrong）船廠，訂購艦艇四艘。這便是後來北洋艦隊裡的鎮東、鎮西、鎮南、鎮北，一式四船的標準砲艇了。後來李鴻章以其船炮新穎犀利，造價低廉（每艘十五萬兩），因此又加購兩條——鎮中、鎮邊。這六條英制砲艇，所謂“六鎮”，也就構成北洋艦隊的雛形了。 六艦原是分別建造的。它們的噸位、炮力等等，都不可能絕對相同。中西史料記錄，亦確有差異；史家亦難復考。伹大致說來，它們是屬於同一級的，則無可非議也。六艦排水量大致均為四四〇噸級；艦長二一七英尺，鋼殼而無裝甲。時速十浬。每艦有二十二磅（火藥）退管炮二至五門。這種阿摩士莊的“艾樸塞隆”（Epsilon）型新艦的最大特點是雙向航行，如橫渡長江的渡船，回航不用掉頭。在重洋之上作戰，忽前忽後，神出鬼沒，就制敵機先了。這種靈巧砲艇，在當時英國海軍裡也是先進的。 為避免中國新建海軍，只受某一國家影響，並由於鴻章對德製軍火的喜愛，尤其是克虜伯廠Krupp）出產的大砲。 ——且掃句閒話：李鴻章這時所買的砲，後來被賽金花的德國“男友”瓦德西看到了，都嘆為觀止呢！因為德軍裡也沒有幾門。老蔣總統也喜歡德製大砲。連筆者這個小小的“將門之後”，童年時也曾擁有一支德製“三號駁殼”（盒子炮），和一百發四〇三號子彈。其青光閃閃，精巧絕倫，至今夢寐思之；兒時最愛的玩具嘛！ ——因此當鴻章再獲巨款時，他就轉向德國訂貨了。 光緒七年（一八八一）鴻章再投百万巨資，透過中國駐柏林使館，向德商伏爾鏗廠（Vulcan），訂購七千四百噸，具十四吋裝甲，配備有十二吋（三〇?五公分）巨砲四尊的“主力艦”（battleship）二艘。這便是中國北洋艦隊的定遠、鎮遠兩艘“鐵甲”（ironclad）了。 定遠（後為清海軍旗艦）、鎮遠二主力艦，是當時五大洋中最新型的戰艦。此二艦成為我海軍主力之後，再加上若干輔助艦艇，中國海軍的戰鬥力，就超過當時世界最強的英國海軍的“遠東艦隊”了。 ——換言之，“鴉片戰爭”或“英法聯軍”如再來一次，鹿死誰手，就很難說了。只是定遠、鎮遠裝甲過重，船長三〇八呎，用的也是複式螺旋推進機（twin stew），可以雙向航行。它們的時速就只有一四.五浬，有時可能只有十浬，就稍嫌其慢。作戰時可以堅守，也可以圍殲敵船，但是要動如脫兔，追奔逐北，就非其所長了。 ——總之“裝甲”是其時海上戰略思想的重點。李鴻章也被它迷住了。所以不惜重價，務必求其兵利甲堅、盡善盡美也。 ——二艦的造價是六百二十萬馬克一艘（關兩總在兩百萬兩以上吧）。 李鴻章是合肥人。 “合肥老母雞”的地方國民性有個癖性叫做“府大架子”，是一種賭徒性格。所謂“家無甑食之儲而一擲百萬”。李鴻章就是這種人。所以他搞起海軍來是不顧一切的。時下旋踵他就躋身於八強之林。花起錢來當然也就嚇得合朝上下，目瞪口呆了。 須知一百年前世界海軍的發展，亦如今日之空軍，是日新月異、一日千里的。海軍的戰略思想也是變動下停的。它從著重主力艦的“厚重”，很快又轉移到巡洋艦的“輕快”。世界列強也就圍繞著這種戰略觀念，相互較勁。是所謂“世界軍備競爭”（World Arm Race）也。 在中國近代史上，李鴻章實在是第一位國家領導人物，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領導著中國參加這項世界級的武裝奧林匹克。可是參加奧林匹克是需要全國動員的。可憐的是李鴻章搞來搞去，始終只是“以一人而敵一國”（梁啟超對他的評語），就難以持久了。 繼定遠、鎮遠二艦之後，李鴻章又繼續向英德二國訂購二、三幹噸級的輕快巡洋艦五艘——濟遠、經遠、來遠（德製）和致遠、靖遠（英制），再加上稍前購買的超勇和揚威，以及福州船廠自造的平遠、威遠、康濟、湄雲、泰安、鎮海、海靖等木製戰船，和若干魚雷快艇二這就是北洋艦隊的全部實力所在了。 （共船艦二十五艘，約四萬五千噸，參見戚其章《北洋艦隊》；王英男〈北洋艦隊實力總覽〉，載上引《論文集》頁三〇〇；或Rawlinson 前書List of ships，1860～1895，pp246～259. 作者查明甲午之前三十五年中清海軍共有艦艇一三四艘。資料分列極為詳盡。） 表面上看來，李鴻章這支大艦隊，是世界一流的了。但是親自參加這項軍備競賽的李鴻章本人是知彼知己的。他知道他的艦艇速度不夠快。他要加買快速巡洋艦。在甲午前夕英國的阿摩土莊廠知道它老主顧的脾胃，特以新近下水的世界最快、時速二十三浬的四千噸巡洋艦，奉獻給這位中國“宰相”。英人知道鴻章是內行，非買不可；鴻章也自知非買不可。 ——但是四化沒有五化，就要出毛病囉！舉朝只一個行家；餘子碌碌，眾口鑠金，他就買不成了。結果這條船被日本人買去，就變成後來日本的吉野號。 ——其後把我北洋艦隊沖得落花流水者，即此姝也。著史者，執筆至此，豈能不感慨系之？此是後話。 以上所述是清末北洋艦隊的船炮等物質條件（hardware）。船炮總得要有人使用嘛！為著掌握這項即將到來的中國史所未有的龐大海軍，李鴻章於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在天津成立水師學堂，以訓練海軍專才。但千船易買，一將難求。遠水不救近火也。誰知他因禍得福：一八七九年那位也是船政專家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沈葆楨病故。一八八四年秋中法戰爭爆發，法帝海軍偷襲我馬尾艦隊，七艦皆毀。沈葆楨生前苦心孤詣所建設的南洋艦隊，至此半遭摧毀。李鴻章奉命調劉銘傳率淮軍舊部，再援台灣；同時收拾中法戰爭這個爛攤子。他乃南才北用，把南洋艦隊裡的精華幹部，悉數調入北洋艦隊服務。寶劍贈英雄，二者竟然一拍即合。這才解決了他的人才問題（personnel）。 為著了解甲午之戰時北洋艦隊裡那些失敗英雄，我們還得從他們出身的馬尾水師學堂說起。 且說甲午黃海之戰時，中日雙方參戰者，各有大小艦艇十二艘。我方的十二艦共有艦長（管帶）十四人（鎮遠、致遠二艦均一死一繼）。這十四管帶經筆者約略調查，似乎全是馬尾水師學堂的畢業生。最不可想像者是，他們十四人中，至少有十人是馬尾船校“第一期”的同班同學。在他們底下工作的大副二副等人，馬尾校友就更不知道有多少了。 在這十四管帶之中，有四人在黃海之上陣亡殉國。有三人因戰敗隨丁提督憤恨自殺。另一人顯然含寃而死。 ——真是慘烈之至！ 梁啟超說：甲午戰爭是李鴻章“以一人而敵一國”。同樣的，那空前絕後的鴨綠江口黃海大戰，也是馬尾船校以一校一級而大戰日本一國呢！ 馬尾！馬尾！我為爾歡呼。您在五千年中華通史上，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馬尾水師學堂（俗稱）或福州船政學堂，原是左宗棠左文襄公任閩浙總督時，於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在福州馬尾創辦的，官名“福州船政局”。聘法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為總教習，任期五年，從事船炮輪機的製造，和駕駛人才的訓練。 是年左宗棠奉調遠去新疆，對付正在挑釁的俄人。左公在西北“手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門”，也乾了一番大事，而他在福州留下的船政局，就保薦科甲正途出身、林則徐的女婿沈葆楨，繼承其事了。 ——抗戰後那位受辱於美軍皮爾遜，而引起全國學潮的北大女生沈崇，便是沈葆楨的曾孫女，林文忠公（則徐）的外玄孫（見當時北大校長胡適的電報）。 沈葆楨是個有見識有度量的干才，他把這船政學堂取了個文縐縐的名字叫“求是堂藝局”，辦得有聲有色。但是從這“藝局”二字，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對這所新式的“海軍官校”的認識了。藝局所培養出來的當然只是些學徒技工啊！技工藝人在清朝以前的傳統宗法制度裡，往往都只是些與倡優同列的“無籍”或“樂籍”、“賤民”呢！為縉紳之家的子弟所不屑為。所以沈氏當時所招收的，都只是一些清寒之家的子弟。為貪圖食宿公費和每月一兩的餉銀而來。然既來之後，則不許利用藝局的免費教育，私自準備參加科舉。 這個近代中國第一座海軍官校，第一期有學生約六十人，於同治五年清歷十二月（一八六七年陽曆二月）正式開學。學生分為輪機與駕駛兩班。課程則由基本數理化，及英法文與古典漢文開始。輪機術語用法文（當時歐洲大陸乃至國際法的標準語言）；駕駛用語則英語也。蓋斯時英國掌海上霸權，英語歐美通用也。縱遲至今日，國際機場指揮塔（包括北京、上海、台北），公用語言仍為英語也。 由淺及深，學制五年，學科術科與艦上實習並重。學生結業後，再隨輪實習三年，便粗具一輪之長（駕駛或維護）的資格了。然後再由政府選送至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校（Royal Naval College, Greenwich），深造三至五年，並進入英國艦隊見習，或至德法各高級船廠，見習造船。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一個現代海軍將才的培訓，其嚴格有如此者。反觀數十年後，我們“黃埔一期”搞三五個月的稍息立正，就可畢業。二者何能相比？ 所以當李鴻章在歐洲大買其艦艇時，他需要大批專才來當“監工”；來“接艦”時，這批南洋培訓的海軍學生，就可以大派其用場；他在天津自辦其水師學堂（一八八一），也就不愁沒有師資了。 且舉幾位“馬尾一期”的佼佼者，讓大家結識結識： 馬尾一期生，以第一名入校，可能也是第一名結業者，名為嚴宗光。他後來改名嚴復（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則康有為、梁啟超、張之洞、翁同和、譚嗣同、載湉、乃至陳獨秀、胡適之等早期就丟掉“四化”，專搞“五化”的魏京生們，就受其影響了。 嚴復和他的同班同學劉步蟾、林泰曾等人，似乎都是一窩“格林威治”。 ——再插句閒話。在下沒鈔票也沒時間。若有機會去倫敦也住他個把月，我保證可把這批小格林威治們的成績單，翻它個簍底朝天。沒這個機會，就只能和野史館長擺擺龍門了。設有差錯，旅途匆忙執筆，尚乞讀者教正之也。 嚴宗光後來被李鴻章羅致了，去當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在這學堂裡，老嚴教了個湖北學生叫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小黎在甲午前二年（一八九二）畢業，被送往德國留學。逾年歸來，被分發到劉步蟾當管帶的“定遠”主力艦上當個“炮弁”。 ——他如被分發到騎兵部隊裡去，那就變成“馬弁”了。所以炮弁者，馬弁之弟兄也。 後來這位黎炮弁又被轉戰至“廣甲”艦。廣甲被日艦擊沉時，老黎泅水逃生，又乾起陸軍來。想不到他撿回的小命“貴不可言”。武昌城一聲炮響，這位歷史反革命加現行反革命，竟被革命軍強迫做了革命元勳。其後又做了兩任“中華民國大總統”！ （他是分兩次做的，非“餘又任”也。）——讀者欲知其詳，去看看章太炎那一篇頂刮刮的《黎大總統墓誌銘》，價值數千塊袁大頭的好文章！ 但是他的老師嚴復就沒那個好命了。嚴復學貫中西（非筆者過譽吧）。他壓根兒瞧不起他那個臭官僚土上司李鴻章。鴻章也嫌他古怪，敬而遠之。嚴宗光因而覺得要做官，還得走“正途”考科舉。提調不干了，乃“捐”了個監生（秀才），參加福州鄉試，想來個“一舉成名天下知”，揚眉吐氣一下。誰知三考不售．只好賣賣洋文，噹噹翻譯，了其懷才不遇的一生。 再看劉步蟾：劉氏則代表他們同學中，另一個極端。步蟾顯然沒有嚴復的文采。但是他在本行學術科的成就可能遠超過嚴宗光。他於一八六七年入伍（且用個現代名詞），五年畢業，三年實習期滿，一八七四年（日軍侵台之年）即由總教習日意格，發具船長證明書，證明他可以獨立作一艦之長。這時正是李鴻章要購艦造船買炮，成立新式海軍之時，苦無人才。此時步蟾大致二十歲左右（嚴復剛二十歲），英姿煥發，一下便被李鴻章看中了。步蟾其後留學格林威治，並在英國艦隊見習。歸國後立刻成為北洋大臣身邊的紅人——也是理所當然嘛！此後他奉命率隊赴歐“接艦”，可能不只一次。一八八一年李氏向德國訂購定遠、鎮遠兩大主力艦時，步蟾又奉命率十餘員工赴德監造。一八八五年船成，又奉命“接艦”返國。未幾北洋艦隊完成編制，步蟾奉命出任旗艦定遠的管帶，官階是總兵（位同今日的師長），地位僅次於提督丁汝昌，為中國海軍中的第二號將領。此時劉步蟾年齡不過三十上下。少年得志，意氣風發，可想而知。 在千艦易買，一將難求的情況之下，李鴻章對劉亦萬般倚重，密奏他才可大用，隱然是將來的提督人選。但鴻章對他也稍有保留，則是因為他們南方子弟，略嫌輕浮。其實這是滿清老官僚的成見。須知清末的海軍正如民國初年的空軍，是一種最時髦、最洋化的兵種。當時的威海衛和旅順口的海軍俱樂部內，酒吧間、彈子房、跳舞廳……，應有盡有，斯時國內聞所未聞也。過這種時髦生活的青年軍官，在滿清老官僚的眼光中就略嫌輕浮了。 劉步蟾事實上只是他們“馬尾一期”同學中一個最突出的例子。與他同時出任鎮遠管帶的林泰曾；出任致遠管帶的鄧世昌；來遠管帶的邱寶仁；濟遠管帶的方伯謙；威遠管帶的林穎啟等等，都是大同小異的青年軍官。總之，他們都是當時中國，受過十年以上，最嚴格的最現代化訓練的海軍專才。駕駛這種龐大而復雜的大洋輪，外行是不能領導內行的。而這種內行在當時的大清帝國之內找不出三十人。這三十人卻又是一個師父（馬尾一期）下山的。李中堂不辦新式海軍則罷。要辦，則所有主要艦長職位就由他們包辦了。 ——順理成章的事嘛！ 再者，他們既有此相同的背景和友誼，很自然的也就形成了一個幫。對幫之外的外行領導丁汝昌，不用說陽奉陰違；對老李重金禮聘來的外國專家，也就不放在眼裡了。在這一心理狀態之下，一八九〇年就發生上述的“升旗事件”了。原來丁汝昌於是年率艦訪香港。一時因公離艦，旗艦管帶劉步蟾乃降下提督旗，改升總兵旗（他自己是總兵），以示他才是一艦之主呢，這時還在船上的瑯威理不服，因他自認是大清海軍的副提督。有他在船，自應升提督旗。步蟾沒理他，官司便打到李鴻章那兒去了。李鴻章來他個是劉而非瑯。瑯威理大怒乃拂袖而去。英國那時想掌握中國海軍，瑯氏一去便削弱了英國的影響力。英國再一怒，就不許中國學生進入英國皇家海校就讀了。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