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藩屬外的進貢國
中國跟藩屬間的關係，可以分為若干等級。
最密切的一級自然是朝鮮。中國為了朝鮮的利益和維護朝鮮的獨立的跟領上的完整，所付出的犧牲是可驚的。但中國對朝鮮毫無所求，戰爭一結束，軍隊即行撤退。
越南也包括在這一級之中，中國在下世紀（十九）也為援越而對法國作戰。不過最重要的一件事還是意識形態方面，自上世紀（十七）明王朝滅亡，朝鮮和越南同時認為滿族人不過夷狄之輩，中國在中國故土已經消滅，滿族人所篡奪的只是中國的軀殼，只能算是假中國。中國的靈魂，即真中國，已轉移到朝鮮和越南的國土——朝鮮人堅持他們是正統的中國，越南人也堅持他們是正統的中國。那就是說，中國已變成了夷狄，朝鮮、越南才是中國。兩國對滿族人的清王朝，在武力上雖然不能不低頭，但從心眼裡卻十分地瞧它不起。這種心理持續約一百餘年，直到本世紀（十八）結束時，才逐漸把清王朝跟中國合而為一。
次一級的是琉球、暹羅。中國對這兩個國家的印象，認為他們是那麼遙遠和那麼恭順。中國皇帝憐恤它們的遙遠，而喜悅它們的恭順，所以對於兩國幾乎是有求必應，最得實惠的還是他們的那些使節，賞賜他們也特別豐富，每次從中國回去，都滿載而歸。
第三級是緬甸、尼泊爾。這兩個國家有時候跟中國靠得很近，有時候又比較疏遠。中國對他們當然也不肯付出像對朝鮮、越南那樣的熱烈感情，只求這兩個鄰國不再在邊界製造麻煩，就很高興了。
除了上述的六個藩屬國外，中國還擁有數不清的貿易性質的進貢國。 “進貢”的意義，在藩屬國來看是定期地向宗主國的一種呈獻，在中國來看是一種榮譽——這跟歐洲那種勒索或剝削性的進貢，完全不同。藩屬國最大的要件之一，就是定期的向宗主國進貢。但僅只進貢，並不一定是藩屬，中國是當時亞洲唯一的龐然大物，矗立在萬邦之中，四周相鄰的一些小國家小部落，面積人口都處於絕對的劣勢，文化物產也都顯然落後，免不了對中國巴結奉承，向中國政府呈獻該國的一些特產，諸如珠寶奇珍、奇異的動物植物，以及美女株儒，表示他們的崇拜和友誼，希望用以釣出更大的利益。中國從紀元前十二世紀周王朝起，就習慣於這種奉承，認為是一種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為了表示天朝大國的氣度，對進貢國的那些使節團，一向有完善的照顧。我們回溯八世紀時，那些到了中國就不肯離開的使節，累積下來竟達四千餘名之多，以致宰相李泌不得不下令驅逐，就可了解他們所受的待遇優渥到什麼程度。有些品格惡劣的使節，甚至還利用這種優待，進入中國國境後，就像強盜一樣，沿途橫暴，為非作歹。中國政府總念及他們來自遙遠的蠻夷之邦，缺少教養，倍加原諒。所以外國進貢的使節，有時候竟成為交通要道上的一大禍害。在進貢了之後，中國政府一定用豐富的賞賜作為回報，價值往往超過貢物的數倍。朝鮮就不斷地對中國賞賜的綢緞過多而發出抱怨，因為它促使朝鮮的紡織業破產，嚴重地打擊他們的農村經濟。除了豐富的賞賜，使節團在進貢的同時，必然順便（事實上卻是主要的）攜帶大批貨物，乘機做一次大買賣。所以若干國家不惜採取戰爭的壓力，以要求增加進貢的次數。
在這種情形下，向中國進貢的非藩屬國和大小部落，多不勝數，而以第七第八第九，三個世紀為最多，當時唐政府對所有進貢的國家或部落，一律封他們的國王或可汗為某州都督。這種州，稱為羈縻州，唐政府既不一定知道州在什麼地方，被封為都督的那些國王可汗，對中國文字也不認識，只不過僅是中國史學家在紙上記下的一筆而已。本世紀（十八）時，這種情形依舊，如哈薩克王國、布魯特汗國（塔吉克）、布哈爾汗國（烏孜別克布哈拉）、浩罕王國（烏孜別克浩罕）、阿富汗王國、不丹王國、哲盂雄王國（錫金）、巴克達山汗國（阿富汗東北部）、柬埔寨王國，都是進貢國家。
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他們進貢的性質，位於今克什米爾吉爾吉特市東北，有一個小小的坎巨提王國，它每三年向中國進貢一次，每次進貢砂金一兩五錢（它的價值相當於一個人兩星期的伙食費用），並不送到北京（那太遠了），而由新疆地方政府代表接受，回報他們的是綢緞、銀幣，和茶葉。假使世界上有一種一本萬利的交易，那就莫過於向中國進貢了。這並不是中國呆如木瓜，而是一種榮譽心和類似父母或長兄、長姊，那種天下共主責任感的綜合反應，即永不願使依靠中國的友邦失望。
——外國人不會了解這種恢宏的心胸。下世紀（十九），中國為朝鮮、為越南而跟新興的帝國主義者作戰，以致受到嚴重的挫折，割地賠償。外國人便嘲笑中國人莫名其妙，竟為了一個宗主國的虛名，而接受實質的災難。但這正是中國文化中反抗強權、扶危濟困的主要精神。
十華僑
除了疆土的開拓，和藩屬國進貢的增多，中國人也大量向海外移民。
中國人移殖朝鮮，以及經過朝鮮進入日本，早在紀元前就開始了。但大規模移向東南亞——包括菲律賓群島、印尼群島、中南半島、馬來半島，可能遲至第七世紀才開始。到十五世紀鄭和下西洋時，才迅速增加。然而，中國人向外發展，不但不能像歐洲人那樣，受到政府的支持保護，恰恰相反的，反而受到嚴厲的禁止。儒家思想是保守而尊祖的，對於為了追求財富而拋棄祖先墳墓，離開父母之國，遠赴蠻夷番邦的人，十分痛恨。因而稱他們是海賊奸民，用法律和監獄取締他們，在這種情形下，華僑在海外遂成為被遺棄的可憐孤兒。可是中國沿海一帶，人口稠密而土地貧瘠，東南亞卻地廣人稀，而且屬於熱帶氣候，謀生比較容易。沿海人民遂用逃避或賄賂的方法，躲過官員們的干涉，大批向海外湧出，這些貧苦無依的亡命之徒，以做小生意開始，不久就在蠻荒的各地，建立家園，跟上著人民，相處得十分親密。
十六世紀之後，歐洲人向東侵略。西班牙最先佔領菲律賓（一五四二）。十七世紀時，荷蘭繼又佔領爪哇（一六一九）。這批帝國主義者以主人自居，對中國人採取壓迫政策。華僑不能忍受時，起而反抗，因為沒有國家力量作後盾的緣故——不但不作後盾，明、清王朝政府，還希望外國人早一點把中國逃到那裡的海賊奸民剷除。所以華僑每一次反抗，都受到慘重地打擊。像西班牙，曾在菲律賓對中國人作過三次充滿了原始獸性的大屠殺，每次都使用滅絕種族的手段：
一、十七世紀一六○三年（明王朝酒肉皇帝朱翊鈞在位，正行斷頭政治），菲律賓華僑二萬餘人，被西班牙屠殺。
二、十七世紀一六三九年（清軍攻明王朝，第五次入塞），菲律賓自第一次屠殺後，三十餘年間，中華移民陸續增加到三萬二千人。西班牙又作第二次屠殺，死二萬餘人，僅一萬餘人得以倖存，但被列為賤民階級，每人要繳納負擔不起的六元的人頭稅，而且必須改信他們所信奉的天主教（信教一項難不任甲國人，甲國人的宗教觀念淡薄，信什麼教什麼神都不在乎，這一點使西班牙人大惑不解）。
三、十七世紀一六六二年（明王朝滅亡的次年），鄭成功佔領台灣，驅逐荷蘭人，勝利消息使菲律賓首府馬尼拉的中國人大為振奮。於是引起西班牙第三次大屠殺，中國人武裝自衛，至死不屈，但無法抵抗西班牙正規軍的砲火攻擊。結果全體中國人，包括所有的婦女和兒童，被西班牙人屠殺罄盡。
帝國主義者的心腸都是兇惡的，西班牙如此，荷蘭也不例外。本世紀（十八）一七四○年，在爪哇首府巴達維亞（雅加達）屠殺中國僑民，使河水都變成血水，史學家稱為“紅河慘案”。
中國人雖然受到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可怕的迫害，但向東南亞（包括三次滅種大屠殺的菲律賓和紅河盈血的爪哇）的移民不斷，這是中國人彈性精神的發揮。到了本世紀（十八）末期，散佈在東南亞各地的華僑，估計有二百餘萬人，而且建立了很多城邦式的獨立王國，最著名的諸如：
一、廣東省人羅芳伯，在婆羅洲（加里曼丹島）西端坤甸，建立芳伯共和國，自任總統（大統制），繼任元首由當地的中國移民選舉。
——下世紀（十九），亡於荷蘭。
二、廣東省人吳元盛，在婆羅洲北部建立戴燕王國，自任國王，王位世襲，立國百餘年。
——下世紀（十九），亡於荷蘭。
三、廣東省潮州人張傑緒，在安波那島（納土納島）建立沒有特定名號的王國，自任國王。
——下世紀（十九）張傑緒逝世，內部發生紛爭，王國瓦解。
四、福建省人吳陽，在馬來半島建立另一個沒有特定名稱的王國。
——下世紀（十九）被向東擴張的英國消滅。
這只是幾個英雄人物，而屹立到二十世紀今天的暹羅王國的開國國王鄭昭，還不包括在內。
華僑的歷史是一篇血淚史，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移民，受到過像中國移民所受到的那種永無終止的可怕災難。就像被父母遺棄而又走進蛇窟的孤兒一樣，除了自己保護自己外，沒有人保護他們。當中國國力最強大時，如本世紀（十八）初葉，對他們不但毫無幫助，反而巴不得他們在海外死盡滅絕。到了下世紀（十九），國勢衰弱，又逢歐洲帝國主義的武力洶湧而至，東南亞華僑的處境，就更艱難。所有中國移民的據點，都被白種人現代化的武器抹去，中國人被當作豬仔一樣，被販賣到更遙遠的地球的那一邊的美國去做苦工——美國鐵路至少一半以上都灑著中華人的汗和淚。東南亞成為白種人的天下，貧苦的中華人常出賣自己一段時間對年或十五年）給白種人當奴隸，期滿之後，再用自己賣身的代價，經營小本生意，他們所受的壓迫剝削，並不比運往美國的同胞好。一位對東南亞相當熟習的英國作家，曾感嘆說：“做一個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真是一種苦刑。”這句話說明華僑的悲慘遭遇，但也顯示中國人倔強的一面。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秘密武器，這秘密武器是：高度的含垢忍辱，高度的勤勞吃苦和高度的警覺。使他們在萬難之中崛起，而且壯大，竟掌握東南亞各國的經濟大權，大大地出乎那些手執屠刀的帝國主義國家意料之外。
十一文字獄
清政府為中國開疆拓土是它光榮的一面，但它也有不光榮的一面，那就是它所發動的先後持續一百餘年之久的文字獄措施。
中國每一個王朝幾乎都有文字獄，這是極權政治的特色之一，不過都是一些偶發事件。直到十四世紀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才把文字獄作為一種合法的謀殺手段，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更進一步地作為一種鎮壓漢人反抗的血腥工具。
產生文字獄的心理背境，十分簡單。當權者內心有潛在的罪惡感和自卑感時，自顧形慚之餘，對別人的一言一語，都會硬拉到自己頭上，惱羞成怒，採取強烈的報復。尤如一個禿子一聽別人提到電燈泡就七竅生煙一樣，朱元璋因為自己曾當過小偷，就總以為知識分子都要揭他的瘡疤，滿族人總以為漢人會藉著文字來轉彎抹角的表示對他們的輕視。
所以，每一個文字獄，都是當權者神經衰弱、做賊心虛的一種反應。
我們將清王朝最著名的一些文字獄，列為下表，以代表冗長的敘述：
從這些案例，我們可以了解文字獄的本質，即有權人物對文字所加的奇異曲解。像賈士芬的咒語“天地聽我主持，鬼神歸我驅使”，不過是巫師們一貫的“口中念念有詞”的勾當，竟然成為謀反的證據，可以當作文字獄的典型說明。尹嘉銓自稱“古稀老人”，這是一句古老的成語，但弘曆卻酸溜溜地說：“我自稱古稀老人，早已佈告天下，他怎麼也敢自稱古稀老人？”竟想用政治手段製造自己的文學地位，可謂異想天開。
文字獄的審判是中國歷史性司法黑暗——人權毫無保障的再一次的大暴露。每個案件發生時，皇帝先交給高級官員組成的專案小組研究如何處理，向皇帝提出所謂的“公論”——當時的術語稱“九卿公議”。專案小組所提出的“公論”，當然千篇一律的認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惡極，堅決的要求用酷刑“凌遲”處死，家屬全部砍頭。皇帝立即表示他的寬大恩典，特別加恩，免去凌遲，改處絞刑（或改處斬首），全族（或全家）男女老幼，改為發配到黑龍江（黑龍江黑河）或寧古塔（黑龍江寧安）給窮披甲人為奴。
這種審判像一幕漫畫家筆下的卡通，包括皇帝在內，不過一群小丑。沒有人敢提出較輕處罰的建議，更不要說為當事人呼冤了，而且即令對當事人一句有利的話都不敢說，否則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使自己也陷了進去。王錫侯案，江西省長（巡撫）海成，僅建議草去他“舉人”的身份，弘曆就勃然大怒，下了一道殺氣騰騰的諭旨說：“海成請僅革去王錫侯的舉人，所謂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亂臣賊子，人人得而殺之的大義又安在？海成真是天良喪盡，辜負我命他當官的大恩。”海成還是幸運的，沒有被砍頭。徐述夔案的江蘇省民政廳長（藩司）陶易，就沒有那麼好的運氣了，他曾經拒絕受理對徐述夔的檢舉，結果判處死刑。
文字獄的奇異謀殺，產生下列幾項影響：
一漢人知識分子本已拘限於儒家學派狹小的範圍，現在在這狹小的範圍中，史學、文學，以及對儒家學派經典的評論闡揚，都受到不可測的咒語禁制。知識分子只好走兩條路，其中一條路是更加埋頭在傳統的八股文、科舉之中，努力做官。八股文的特徵是在紙面上寫盡仁義道德，在紙面上堅持人生以仁義道德為根本，而仁義道德又以帝王和統治階級的利益為標準，於是全國士大夫——現任官、退休官，和以當官為唯一盼望、但尚未當上官的讀書人，全體用帝王所喜悅的方式，阿諛帝王。
二另一條路是使知識分子專心一意從事考據工作。所謂考據，就是用這本古書去考證那本古書，用這本古書上的字去考證那本古書上的字，把平生精力鑽在古書的舊紙堆裡，成為一個工匠，不需要想像力，也不需要理解力，只要鑽得年代稍久，就可以自稱或被稱為學者。這種學術，自然不會觸怒任何人。
三人民對現實政治和政府前途，更漠不關心。因為不關心，所以就沒有愛心——也可以說因為沒有愛心，所以就不關心，不關心和沒有愛心就不擔憂它的覆亡，既不擔憂它的覆亡，就不會作任何批評。人們所聽到看到的，全是歌功頌德。這是中國歷史上人民對政治和政府冷漠的重要原因，文字獄使政府跟人民間的距離，更加擴大。
四大黑暗再度來臨。
本世紀（十八）的西方，被讚揚為理性的世紀，政治形態和意識形態，以及人性的尊嚴和人權的保障，都有突破性的進展。而中國人卻醬在反理性的恐怖之中，連作詩的想像力，都被醬死。
十二大黑暗的反撲
事實上，起自十四世紀的大黑暗，並沒有衰退，它只是被清政府萬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第三個黃金時代主要的是指對外的開疆拓土，它對國內的貢獻，僅只限於維持了社會的秩序。第三個黃金時代像一個暫時天朗氣清的颱風眼一樣，滿族人以入關初期那種旺盛的活力，一鼓作氣地為中國擴張出廣大的空間。但在內政上，他們沒有可以跟他們軍事力量相稱的政治能力，以致把明政府的罪惡傳統，大多數都接受下來。所以大黑暗的兇潮毒霧，仍在颱風眼四周滾動澎湃。任何政權都是一個有機體，清政府的青春期一過，大黑暗四面八方反撲面至，只剎那間，中國社會又陷於明王朝時代那種伸手不見五指之境，文字獄是促成大黑暗迅速反撲的主要原因之一，因它促使官員們喪失了理性、道德和法律觀念。發現保持官位的方法，只在於俯首帖耳，不在於明辨是非。
大黑暗重臨的按電鈕人物，就是在文字獄浪潮中表現最癲狂的弘曆，這個在位六十年之久的皇帝，在後半段時間，開始對政治厭倦，但並不是對權力厭倦，他沉湎在“下江南”的遊蕩生活中，這種生活是對大黑暗發出的邀請書。
玄燁大帝曾到過江南六次，每次都很儉樸，目的在察看堤防和了解東南地區的社會。弘曆到江南也有六次，誓言他的目的也是如此。問題在於，他的目的恰恰不是如此，他跟楊廣、完顏亮一樣，同染著大頭症，六次下江南不過發洩他的自炫欲。六次下江南的時間和目的地，列於下表：
第一次一七五一年到杭州、海寧
第二次一七五七年到杭州
第三次一七六二年到杭州、海寧
第四次一七六五年到海寧、杭州
第五次一七八○年到杭州、海寧
第六次一七八四年到杭州、海寧
中國歷史上有三個因下江南而聞名於世的酒肉皇帝，那就是七世紀的楊廣；十六世紀的朱厚照，跟本世紀（十八）的弘曆。弘曆下江南所組成的南巡集團，聲勢之大，不亞於他的兩位前輩，每次都有萬人之多，像一群初登岸的飢餓海盜一樣，所到之處，幾乎都要洗劫一空。江蘇省教育廳長（學政）尹會一，曾上奏章勸阻，奏章上說：“民間疾苦，怨聲載道。”弘曆光火說：“民間疾苦，你指出什麼地方疾苦？怨聲載道，你指出什麼人載道？”皇家教師（侍讀學士）紀曉嵐，是儒家學派鉅子，他因主編《四庫全書》而被人尊重，曾趁便透露江南人民的財產已經枯竭，弘曆大怒說：“我看你文學上還有一點根基，才給你一個官做，其實不過當作娼妓一樣豢養罷了，你怎麼敢議論國家大事？”
在這種意識形態的統治之下，政府的清廉和行政效率，完全消失。
弘曆最得意的是宣稱他有下列十大武功，因而自稱“十全老人”。
一一七四九年平大小金川
二一七五五年平準部
三一七五七年再平準部
四一七五九年平回部
五一七六九年平緬甸
六一七七六年再平大小金川
七一七八八年平台灣
八一七八九年平越南
九一七九一年平尼泊爾
十一七九二年再平尼泊爾
認真的研究結果，弘曆的武功只不過一個——征服準噶爾汗國，但他卻把一個分為三個——平準部、再平準部、平回部。一百九十萬平方公里疆土的開闢，僅此就可在歷史上佔不可磨滅的一頁，弘曆的大頭症卻使他非湊足十項不可，結果反而使他的醜態畢露。大金（四川金川）、小金川（四川小金）是藏民族部落間的紛爭，清政府加以乾涉；台灣是漢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對內鎮壓。平緬甸是一場敗仗；平越南也是一場敗仗；平尼泊爾是一場丟醜的陋劇和另一場敗仗。無論如何，我們都看不出什麼武功和大武功，但我們卻可看出死傷狼藉，以及軍事和政治的腐敗。
然而，最嚴重的是弘曆所犯的最後一個錯誤，從70年代起，他把大權交給一位侍衛出身的滿族花花公子和珅，擢升和珅當宰相（大學士·軍機大臣）兼北京治安總司令（九門提督）。
和珅十六世紀明政府的宰相嚴嵩，先後輝映，具有同一類型的特殊機緣和做官技巧，用諂媚和恭謹的外貌，把自以為聰明絕頂的皇帝，玩弄於股掌之上。和珅上台後不久，就建立起全國性的貪污系統，全國官員發現，如果不向上級行使巨額的賄賂，就要被無情的排除，甚至被投入監獄，他們不得不適應這種政治形勢。所用的賄賂全部來自貪污——工程上的中飽（像剋扣治理黃河的費用）和司法上的冤獄。有些總督和省長（巡撫）因貪污太狠而被告到弘曆那裡，弘曆也大大地震怒，不斷地使用死刑。但烈火不除去，只賴一兩杯冷水加到滾沸的鍋子裡，根本無濟於事。一切都恢復到十六世紀明王朝末期的原狀，誅殺越嚴厲，貪污越嚴重，他們唯恐被檢舉和被檢舉後不能掩飾，必須使用更多的賄賂，去尋求保護。文官如此，武官更為惡劣，他們無法利用工程和冤獄，於是就剋扣戰士的糧餉和利用軍事行動直接向人民搶劫，當人民阻止他們搶劫時，他們就指人民是盜匪，橫加屠殺。
和珅像一個無底的洞，全國官員們的賄賂巨款，瀑布般地傾注到裡面。
本世紀最後一年（一七九九年），弘曆逝世。冰山倒了，和珅也跟著倒下去。新任皇帝(禺頁)琰——弘曆的兒子，立即把和珅逮捕處死，清算他的財產時，總數有九億兩，這還不包括他家人們貪污的龐大數字。那時國庫全年的總收入，才八千萬兩，和珅當權二十年，貪污的數目等於十二年的全國總收入，使人驚駭。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於本世紀（十八）一七一五年逝世時，全部財產僅二千萬法元（法郎），已招全國的唾罵，以當時的幣值，一兩折合三點七五法元計算；這位歐洲雄主的財產，不過中國一個貪官財產的一百七十分之一。而十六世紀的貪官嚴嵩，只貪了二百萬兩，不過和珅的四百五十分之一。
弘曆跟和珅兩個滿洲肥佬，密切合作，傾所有的力量，把清王朝的根基鑿空，把大黑暗招回。
十三官逼民反（上）
本世紀（十八）五十年代弘曆第二次下江南之後，大批農民即破產流離，水災旱災，以及因貪污而富有的士大夫和地主們的兼併，引起更多的農民失去土地。我們從當時詩人鄭板橋的一首《逃荒行》，可看出在所謂“十全老人”弘曆領導下的社會悲慘畫面：
十日賣一兒，五日賣一婦。來日剩一身，茫茫即長路。長路迂以遠，關山雜豺虎。 ……嗟予皮發焦，骨斷折腰臂。見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 ……道旁見棄嬰，憐拾正擔釜。賣儘自家兒，反為他人撫。 ……身安心轉悲，天南渺何許。萬事不可言，臨風淚如注。
這位賣盡兒女、日暮途窮的農民，當他臨風淚盡而仍不能活下去時，他可能跟他揀到的孩子一齊餓死，但也可能變成另一種人，跟其他同一命運的農民結合在一起抗暴。從本世紀（十八）六十年代開始，各地即不斷發生農民暴動的事件。七十年代後，又增加了和珅的能源，全國民變，遂更風起雲湧。我們選擇十多個重要的民變領袖，列如下表：
白蓮教流行在北方，天地會流行在南方，都是一種宗教性的秘密組織。因為經常聚會的緣故，對官員的貪污暴虐和政治上的迫害，容易把憤怒化成集體的反抗行動。
七十年代，白蓮教領袖之一的劉松，在河南鹿邑縣起兵抗暴失敗，被殺。他的門徒之一劉之協逃亡。十八年後九十年代，劉之協忽然在河南扶溝縣出現，但立刻就又失踪。弘曆又驚又怒，命令嚴厲搜捕。這時和珅當權已久，貪污已經成為社會的一種正常風氣，搜捕逃犯正是弘曆賜給官員們的發財良機，千千萬萬大小官員就乘此良機，高喊捉拿白蓮教，而對人民作有計劃的敲詐勒索，被稱中國心臟地區的各省，如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湖北、四川、甘肅，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在冤獄手段下，幾乎全部破產。至於無產可破的貧苦家庭，只有三條路可以選擇：，是被捕入獄，在酷刑下自動承認自己是白蓮教匪徒，被綁赴刑場處死；一是像詩人所敘述的那位農民一樣，拋棄家園，流離他鄉，或終於餓死，或僥倖沒有餓死；另一是憤怒而起，武裝抗暴。聶傑人、王三槐，以及遠在台灣的天地會領袖之一的林爽文，都是首先發難人物。
在這些變民領袖中，王三槐事件，可使我們對民變性質加強認識。一七九八年，四川總督勒保向王三槐招降，發誓保證他的安全。王三槐相信勒保的誓言，可是勒保卻把王三槐逮捕，宣稱是在剿匪戰役中生擒的。皇帝(禺頁)琰命將王三槐送到北京，親自審問他為什麼要叛變，王三槐回答四個字。 “官逼民反。”(禺頁)琰教他舉例說明，王三槐就把官員們貪污暴虐的情形，一一說出。 (禺頁)琰大為震動，追問說：“四川全省，難道沒有一個不貪污的官員？”王三槐回答說：“只有一個，就是劉青天。”指的是四川南充縣長劉清。我們可以想到這些被稱為盜匪的樸實農民內心所懷的痛苦。他們只求官員不貪污或少貪一點污就心滿意足，但這種最低的願望，竟無法實現，這是大黑暗時代最明顯的一個特徵。 (禺頁琰)雖然對官員的貪污大為震動，但形勢已經造成，他已無力改革，對於被人民稱為“青天”的劉清，也不能保護，劉清在稍稍擢升後，被貪官群排擠革職——排擠的理由光明正大，但真正的理由則是當眾人都害麻風時，不允許某一個人健康。王三槐仍被酷刑磔死，以警告全國人民，無論官員如何貪污殘酷，只能接受，不能反抗，反抗就是叛亂，罪不可道。
然而，殺了王三槐不過使變民少了一個領袖，王三槐的部眾由他的助手冷天祿率領，繼續跟清政府戰鬥。其他的革命群眾因勒保的背信，使他們的反抗行動更為堅強。
和白蓮教、天地會同時並發的，還有苗民族的抗暴。
苗民族在紀元前二十七世紀，被漢民族領袖姬軒轅擊敗後，輾轉退到貴州、湖南兩省廣大的山區，而跟外界隔絕。他們沒有文字，文化程度遠落在漢人之後。上世紀（十七）二十年代，清政府下令取消苗民族部落酋長（土官）世襲制度（土司），改由政府派遣的官員（流官）治理。苗人純樸誠懇，把官員當作神明。
於是苗人區域遂成為貪污官員的樂園，漢民族的敗類奸商和地主，跟滿族官員勾結，用詐欺或威迫的手段，侵占苗人的土地。而且更進一步擄掠苗人的兒童和婦女，販賣到遠處當奴隸或妓女，反正法律永遠是站在有權勢這一邊的，苗人有無限的悲慟和痛苦，無處申訴。本世紀（十八）一七三五年，曾因駐防軍隊搶奪苗人婦女販賣，激起一場廣大的暴動，被清政府用武力鎮壓下去。一七九五年，同樣的暴行激起同樣的暴動，上表所列的石柳鄧不過是最先發難的領袖之一，他不久就戰死，但是事實上全體苗人都參加叛變，他們的口號是：驅逐漢人，索回被騙和被霸占去的土地。
清政府跟對白蓮教、天地會一樣，採取高壓手段。不過清政府的軍隊，包括滿洲兵團、蒙古兵團，跟以漢人為主的綠營兵團，都已腐爛不堪。當六十年代對烏什（新疆烏什）事變用兵時，高級將領每頓飯不過費用銀幣半兩，只有一斤鮮肉和幾樣鹹肉（鹽酪）。而到了八十年代，對白蓮教、苗人用兵時，即令在荒山窮谷，每頓飯無不山珍海味，需要銀幣二百餘兩（注意當時的購買力：五口人家的生活，一年的費用不過四十兩，高級將領一頓飯的費用，夠二十五個人吃一年）。時間相隔只三十年，風氣已敗壞到如此不可收拾之境。
這種軍隊，跟上世紀（十七）明政府的軍隊一樣，只能作為製造革命的工具。所以當本世紀（十八）結束時，中國又處處混戰。
十四最偉大的一部小說——紅樓夢
讓我們再一次從砍殺聲中，回到文學世界。
中國在十六世紀一口氣產生三部小說——、、，使中國文學邁進了小說時代。詩雖然照常發展，甚至遠播到海外，像日本、朝鮮、越南、琉球各國的知識分子，差不多對中國詩都有很深的造詣。它們派到中國的使節，幾乎每一位都是詩人，這可以從他們跟中國皇帝和跟中國官員們的互相酬答的作品上，獲得證明。但詩在當時仍屬於高級知識分子所專用。而小說自從三部巨著突破性的誕生後，它的領域跟外太空一樣的廣闊，供文學家騁馳。
十六世紀的三部小說，只是數百年大眾化白話文嘗試的一個總結，經過二百年的辛苦耕耘，到了本世紀（十八）六十年代，出現奇葩，一部輝煌的一百餘萬字的巨著問世。
共一百二十章（回），包括角色二百餘人。敘述男主角賈寶玉跟女主角林黛玉、薛寶釵間的三角愛情故事，後來賈寶玉跟薛寶釵結婚，林黛玉在他結婚之夕病死。接著賈家破產，富貴榮華和那些絕頂聰明美麗的女郎，或死或散。賈寶玉無法忍受這種打擊，也無法抹去他對林黛玉的懷念，於是離家遠去，失踪在茫茫大地上，據說是到一個人跡所不能到的所在，削髮為僧。沒有幾個人能把全書一口氣讀完，感情豐富的讀者在讀到林黛玉死時，便傷心掩卷。
的作者曹雪芹，他是滿洲貴族，祖父、父親、叔父，連續擔任江寧（江蘇南京）皇家紡織廠廠長（江寧織造）四十四年之久。紡織廠是直屬皇宮的最大的生產機構之一，負責宮廷綢緞的供應。所以曹家擁有可觀的由貪污得來的財富，玄燁大帝廠次南游時，有五次都住在曹家，由曹家負責招待（接駕）。這是一種光榮，同時也顯示曹宅具有豪華的建築和設備，才能容納和供應皇帝出巡時所帶的千萬人組成的蝗蟲集團。曹雪芹就在這種環境中長大。
曹家大概在曹雪芹二十歲左右時，辭掉（或被免除）紡織廠的職務，遷到北京定居，不久因為貪污案發而破產，曹雪芹開始貧窮潦倒。他沒有謀生能力，終於衣食無著，這對一個從富貴中長大的人來說，是一種難以承受的巨變。於是他開始寫作，以他過去的生活作為藍圖，寫下一書。他於四十七歲的本世紀（十八）一七六四年除夕逝世，據說他逝世時只寫了八十章，最後的四十章由另一位作家高鶚代他續完。我們不敢肯定這種說法，因為世界上很難在同一時間和同一空間，會出現兩個從氣質見識到生活背景，從文學修養到心理狀態，都完全相同的偉大小說家。曹雪芹逝世時，環境是淒涼的，而且他絕沒有想到，他為他的國家留下無價之寶。
我們用下列三項說明的崇高價值：
第一、在文學上，的成功至為驚人，迄至二十世紀，中國還沒有一部小說可以超過它。它佈局的氣魄像汪洋大海，描寫的細膩深刻，像脂粉一樣的沁人肌膚。二百餘角色每人都有他的性格，互不相同，只要聽他們的說話，就可分辨出他們是誰。只要分辨出他們是誰，就可知道他們對刺激產生什麼反應。每一個情節都含有深長的意義，而且用的是白描技巧，這是長篇小說創作領域中最艱難的的一種技巧。曹雪芹始終把握住一個原則，即用言語和動作去表達心理——跟專注重心理描寫的笨重手法，恰恰相反，使讀者在淡淡的聲調下，發生澎湃的感情。世界上還找不到一本小說能像一樣，包括這麼多人，而又觀察得如此入微。
第二、在言語上，使用的是純北京話。北京話音調悅耳而詞彙豐富，這些優美的特點在紅樓夢裡充分發揮出來。很多人物都以善於詞令而被稱讚，像賈寶玉的丫頭小紅，她能把一群身份和關係互不相同的一些凌亂言語，以閃電般的速度，表達清楚。問世一百餘年後的二十世紀，北京話始終被法律定為中國的標準國語。
第三、在社會史上，是一個包羅萬象，蘊藏豐富的寶藏。因為本世紀（十八）之前中國社會在本質上和結構上，變化很少。可以說是自紀元前三世紀西漢王朝直到十九世紀西洋文化衝擊前，二千年間中國社會的總解剖。至少它顯現出來大黑暗時代的中國社會的橫斷面。我們可以透過這部引人入勝的巨著，認識專制政體和儒家思想下，中國人的社會結構、家庭結構、行為規範和各種奇形怪狀的意識形態，以及奴隸制度、政治制度、地主跟佃農的關係，士大夫階層的組成，貪污賄賂的藝術，司法黑暗和人權被蹂躪的內容，貴族生活的內容，權力在親情中的地位，儒家倫理基礎“孝”的實質意義，宗法與多妻制度以及嫡子庶子的衝突；古中國的男女愛情觀念、婚姻基礎、妾的地位，等等問題，都有非常豐富和詳細的說明。不但是一部具有無限重讀性的作品，而且隨著年齡智慧的增長，心理背景及社會背景的不同，每一次閱讀，都有一次新的發現。
於本世紀（十八）六十年代問世，立即受到滿洲貴族和儒家系統猛烈抨擊，滿族人認為它暴露了滿洲貴族的靡爛生活，儒家系統認為它誨淫誨盜，壞人心術。但它卻受到廣大歡迎，不久就興起一種稱為“紅學”的專門研究的學問，這部巨著對普通讀者的感染力之大，直到二十世紀初期，男青年還都以賈寶玉自居，女青年還都以林黛玉自居。
十五東西方世界
一七三三年（玄燁大帝第四次下江南），俄國沙皇彼得一世定都聖彼得堡。
一七四八年（清政府第一次討伐大小金川），法國學人孟德斯鳩出版《法律的精神》，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理論。
一七六二年（弘曆第三次下江南），俄國皇后卡德琳二世，殺掉她的沙皇丈夫彼得三世，自稱卡德琳大帝。
一七六九年（中國與緬甸戰役結束），英國人瓦特發明蒸氣機，這是一個劃時代的發明，從此西方跟東方，分歧為兩個世界
一七七六年（第二次大小金川戰役結束，改大金川為阿爾古廳，小金川為美諾廳），美國宣布獨立。
一七八九年（中國封阮光平為安南國王），法國大革命爆發七月十四日，攻陷巴士底監獄，釋放政治犯，發表《人權宣言》（距上世紀（十七）英國發表《權利法案》，恰一百年）。
一七九二年（中國跟尼泊爾戰爭結束），法國改建共和國（第一共和），斬國王路易十六於斷頭台。
一七九九年（弘曆逝世，和珅在獄中自殺），拿破崙解散執政四，稱法國共和政府第一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