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一向是環繞著一個圓圈盤旋：一、舊王朝統治階級腐敗滅亡。二、軍閥或變民集團乘機奪取政權，發生混戰，殺人如麻。三、混戰的最後勝利者建立新的王朝，組織新的政府，成為新的統治階級。四、經過一段安定或繁榮的時間。五、又回到第一：統治階級腐敗滅亡。 ——如此這般，像走馬燈一樣，循環不已。
本世紀的中國，正走上第一第二階段。首先是外戚政治重現，接著招來中國第一次宦官時代。最後，東漢政府在一次農民大暴動後瓦解，大一統也瓦解，遍地戰火。
一西域的喪失
西域（新疆）重返中國版圖，是英雄豪傑們千辛萬苦換取來的。本世紀（二）第三年（一○二），總督（都護）班超退休，返回洛陽。東漢政府派遣一位看起來十分聰明的將領任尚接替，任尚向班超請益說：“我初次擔當這麼大的責任，深感難以負荷。您在塞外三十年，請賜指教。”班超回答說：“塞外的中國官員，差不多在國內都犯過錯誤，才出塞立功求贖，並不都是小心謹慎、孝子賢孫型那種人。至於外國人士，更各有各的企圖。很難使他們順眼，卻很容易激起他們的反抗。你的性情，十分嚴正。俗話說：'太清澈的水沒有大魚，太嚴格的要求失去團結。'我的意思是，凡事應該求其簡單，對小過錯多加寬恕，分層負責，你只總攬大綱，不挑剔小節。”
班超跟張騫一樣，不僅是成功的冒險家，更是成功的政治家。但智慧低一級數的人，永遠不能領悟高一級數人的見解，猶如一頭牛永遠不能領悟交響樂。班超走後，任尚譏諷說：“我以為班超有什麼了不起源來是個平凡人物。”
只四年時間，任尚就激起西域（新疆）所有國家的叛變。任尚的總督府繼班超之後，設在疏勒王國（新疆喀什）。一○六年，各國聯合向疏勒進攻，任尚不能阻擋，急向國內求救。東漢政府把他召回，另行派遣一位將領段禧繼任總督。但混亂的局勢已不可收拾，段禧轉戰到龜茲王國（新疆庫車），不能再進。龜茲王是支持段禧的，但龜茲人民叛離他們的國王，與溫宿王國（新疆烏什）、姑墨王國（新疆阿克蘇）組織聯軍，攻擊段禧和龜茲王。段禧把他們擊敗，不過整個西域只剩下龜茲一座孤城，前瞻十分黯淡。勉強支持到明年（一○七），東漢政府只得再撤銷西域總督，撤回所有殘留的屯墾區。
一一九年，敦煌（甘肅敦煌）太守曹宗試探著派遣部將索班再進入伊吾盧（新疆哈密）屯墾，鄯善王國（新疆若羌）和車師前王國（新疆吐魯番），重又歸附中國。不久，尚未向西移盡的北匈奴殘餘部落（新疆阿爾泰山南麓）跟車師後王國（新疆吉木薩爾）聯合，攻陷伊吾盧，殺死索班。鄯善王國向中國求救，中國政府正困於日益嚴重的蕪戰，不能出兵。只派遣了班超的兒子班勇擔任西域（新疆）參謀長（西域長史），進駐敦煌，遙作聲援。北匈奴的殘餘部落和車師後王國乘這個機會，企圖進攻已成為中國本土的河西走廊。身為英雄之子的班勇，忍無可忍，率領六千人反擊，生擒車師後王國國王，帶到索班死難處斬首，把頭傳送到一千九百里外的首都洛陽，懸掛示眾。然後徵調各國軍隊，進攻北匈奴的殘餘部落，北匈奴大敗，向北逃走，從此再沒有出現。
然而，中國也沒有再派總督，只繼續派參謀長代理。班勇的後任，沒有一個是適當的人選。這是統治階級長期腐敗後必然的現象，根已經潰爛，便很難長出好的果實。最後一任參謀長王敬，他大概很羨慕他的前輩們的威風。紀元一五二年，他擊斬于闐（新疆和田）國王。于闐人民反攻，把王敬殺掉。這時，中國正陷於內爭，不能再派出使節，西域（新疆）遂再一次的跟中國脫離。但經濟文化的交往，在已經建立了數百年的基礎上，並沒有中止。
二羌戰的擴大與慘烈
羌民族對東漢政府的抗暴行動，進入本世紀（二）後，東漢政府除了繼續採取高壓政策外，想不出別的解決辦法——唯一的解決辦法是使政治清明，這自然辦不到。於是羌戰從小的衝突，逐漸擴大為大規模的戰爭。而且向中國本部心臟地區蔓延，直抵首都洛陽近郊。
我們將擴大後的重要羌戰，摘要列為下表：
由上表可看出羌戰的擴大情形，不但向東方中國本部推進一千餘公里，而且每次戰役，死亡人數都達數万之多，可推測參加戰鬥的兵力，當數倍或數十倍於此。羌民族已由消極的掙脫貪官，反抗暴政，進而發展到對漢民族全體仇視。不過，雖然如此，那個時代並沒有現代意義的民族觀念，本質上仍是單純的官逼民反。因為政府官員貪殘兇暴的對象，一視同仁，並不分什麼羌民族漢民族。如一一五年，先零部落攻入益州（四川），東漢政府的大將尹就率軍圍剿，對漢民族同樣姦淫燒殺，以致民間有兩句可哀的口號：“強盜來了還可活，尹就來了定殺我。”尹就只不過一次小小的軍事行動，根本沒有發生戰鬥，給人民的傷害已如此慘烈，其他較大戰役下的人民遭遇，使我們不忍想像。戰爭所到的地方，手無寸鐵的善良農民或牧人和他們的家禽，同遭屠殺。整個西部中國，千里一片荒涼，白骨遍野，看不到煮飯的炊煙。幸而殘存的人民，無論是羌是漢，飢餓使他們墮入吃人慘境。宰相鄧囗甚至主張放棄紀元前二世紀死人千萬，從匈奴汗國手中奪到的涼州（河西走廊），可看出當時官員的顢頇和情勢的嚴重。
連綿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巨大民變，因羌民族人口太少，慘重的傷亡使他們無以為繼，有些部落幾乎滅絕。到了一六九年，終於在東漢政府高壓手段下屈服。高壓政策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付出的代價太大，包括撬開了東漢王朝覆亡的墓門。
三外戚政治的重演
羌戰擴大聲中，外戚政治再度在東漢中央政府形成。
外戚政治於紀元前一世紀，曾導使西漢王朝滅亡。劉秀建立東漢王朝，宣稱西漢王朝的中興，但他卻沒有能力採取有效行動以防止外戚政治的複活，反而走來走去，仍然走到外戚政治的斷橋上。
東漢王朝執政人物可分別為三種：外戚、士大夫、宦官。外戚是古老力量，士大夫和宦官是新興力量。這三種人物互相鬥爭，構成東漢王朝全部宮廷政治史。 ”我們用下表說明他們在斗爭中的關係位置（皇帝下加上者，表示他並非前任皇帝的兒子，因前任皇帝沒有兒子或其他緣故，由旁支坐上寶座。）
東漢王朝皇族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即皇帝的年齡都很小。除了開國皇帝劉秀跟他的兒子劉莊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寶座時，最大的只不過十八歲，最小的還抱在懷裡餵奶，這個現象使外戚政治的重演，不能避免。皇帝既然幼小，當母親的皇太后自然成為權力中心。儒家學派意識形態和多妻的宮廷制度下，皇后很少跟別的男人接觸，倉促間掌握全國最高的權力，必鬚麵臨著她十分陌生的政治行動，作最後決定，她的能力和心理狀態，都無法適應。猶如赤身露體忽然被拋到街上一樣，她恐慌而孤單，唯一可靠人物不是朝中大臣，因為她根本不認識他們，而是她平日可以常常見到的家屬，她沒有選擇，只有這些人她才相信能夠幫助她解決問題。
從上世紀（一）末葉，年僅十歲的第四任皇帝劉肇即位時，他的嫡母竇太后就依靠她的兄長竇憲。進入本世紀（二），一連串的娃娃皇帝出現，更加強這種趨向。第五任皇帝劉隆登極時只三個月，他的嫡母鄧太后依靠她的兄長鄧囗。第六任皇帝劉枯登極時只十三歲，他的伯母鄧太后繼續依靠她的兄長鄧囗。每一外戚，都是如此在政府中冒出來。
皇帝幼小是外戚政治的唯一基礎，所以外戚自己也盡力排斥年紀較長的繼承人，以造成非實行外戚政治不可的形勢。繼承人如果已經成年，皇太后就無法掌握他，外戚就會失去魔杖，所以沒有一個外戚不堅持擁立幼兒。第六任皇帝劉祐死後，他的妻子閻皇后升為皇太后，她跟她的兄長閻顯決定摒除劉祐的親生兒子劉保，而立劉祐的堂弟劉懿。這是一樁駭人聽聞的反常措施，皇位不傳親子而傳堂弟。但一看年齡便可恍然大悟。劉保那年已十一歲，而劉懿才八個月，掌握八個月的嬰兒當然比掌握十一歲的少年，時間要久的多。
外戚中當權時間最長，聲勢最煊赫的，一是以鄧太后和她的兄長鄧囗為首的鄧姓戚族；一是以梁太后和她兄長梁商為首的梁姓戚族。鄧姓戚族當權三十年，封侯爵的二十九人，當宰相的二人，當大元帥的十三人，當部長級高級官員（中二千石）的十四人；將領二十二人，州長（刺史）郡長（太守）四十八人，中下級官員不計其數。梁姓戚族聲勢也很大，當權也三十年，封侯爵的七人，當皇后的二人，當嬪妃的二人，當大元帥的二人，妻子女兒被封為“郡君”（女性王爵）、“縣君”（女性侯爵）的七人，娶公主的三人，將領五十七人。兩大戚族的朋友、部屬，和趨炎附勢的蒼蠅政客，共同組織一個當權集團，迄立在政府之中，盤根錯節，不可動搖。
可是，外戚們大多數不知道珍惜權力，而只知道濫用權力。只知道貪污暴虐，一味追求物質上的享受。梁姓戚族比鄧姓戚族更墮落，尤以梁冀這個惡棍集兇惡愚頑之大成。這當然引起外戚集團以外新興階層士大夫們的抨擊，不過士大夫顯然居於劣勢，因為魔杖握在外戚手中。失敗的士大夫最好的下場是被免職，但大多數都被砍頭或自殺。最傳奇的是杜根，他要求鄧太后把政權歸還皇帝，鄧太后下令把他裝到布袋裡，就在金鑾殿上當場撲殺。想不到杜根跟紀元前三世紀的范睢一樣，有最好的運氣，在被拖到荒野丟棄時，悠悠甦醒。但他仍假裝死亡，僵臥在那里三天，眼中都生出蟲蛆，然後才逃到深山中一家酒店當伙計，十五年之後，鄧姓戚族失敗，才敢出面。
不但士大夫在斗爭中會失敗，縱令皇帝自己，如果他想收回本應屬於自己的大權，他也同樣面臨危機。第十任皇帝劉纘，他九歲時，受不了梁冀的傲慢態度，說了一句“跋扈將軍”（跋扈，蠻橫之意，大概是二世紀時流行的口語，否則一個孩子不會脫口而出），梁冀立刻就把他毒死。
政權、軍權全部控制在手，外戚似乎立於永遠不敗之地。
四土大夫及門第的形成
士大夫，是中國社會特有的產物。某一方麵類似印度的剎帝利，某一方麵類似歐洲中古世紀的僧侶教士。事實上，士大夫即知識分子，在儒家學派定於一尊之後的漫長時代中，當然專指儒家學派的知識分子，有時也籠統稱之為“讀書人”，當然讀的是儒書。在當時環境，他們以作官為唯一的職業，所以更精確地說，土大夫即擔任政府官員的知識分子，包括現職官員、退休官員和正在苦讀儒書，將來有可能擔任官員的人物。
紀元前十二世紀的周王朝中，“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紀元前一世紀，西漢王朝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液，仿效戰國時代“招賢”辦法，命高級官員和地方政府推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人士，政府中非貴族血統的官員群，遂逐漸形成一個新興的士大夫階層。上世紀（一）時，東漢王朝再仿效西漢王朝，命高級官員和地方政府，推薦“茂才”、“孝廉”人士，於是政府中非貴族血統的官員，即士大夫人數，愈是增加，而終於凝聚成為一種力量。
在這種情形下，“推薦”成為知識分子達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薦的標準，除了儒書學識外，還在於道德行為。在強烈的競爭下，必須有突破性的聲譽，才能引起有推薦權的人的注意。至於如何才能有突破性的聲譽，那需要出奇制勝。所以每個知識分子，都兢兢業業，追求突破記錄的至善。這使一、二世紀的社會風氣，有很大的特殊之處，為後世所罕見。
我們可把它歸納為下列五類：
一長時期為父母服喪孔丘和孟軻堅決主張的三年之喪，自紀元前二世紀儒家學派獨霸政權之後，即用政府力量推行。上世紀（一）初葉，新王朝更硬性規定，中級以上政府官員，必須服三年之喪。這個已經被遺忘了的古老殭屍，遂在強大的政治力量下復活。但是，當大家都服三年之喪時，三年之喪便沒有什麼稀奇了。於是有人加倍的服六年之喪；有人幼年時老爹就翹了辮子，已經服了三年之喪，等長大成人想當官時，硬要再服第二次三年之喪。更有人索性服二十年之喪。跟服喪相連的，有人簡直哭出血來，有人還真的拒絕吃飯，骨瘦如柴。
二辭讓財產和辭讓官爵財產和官爵是大多數人所追求的目標，儒家知識分子追求的尤其猛烈，所以在這上面也最容易作出了驚人之舉。如分家析產時，弟兄們都堅持要最少的一份。父親留下來的爵位，本應是嫡子繼承的，嫡子卻逃入深山，而把它讓給其他庶子兄弟。更有若干知名度很高的知識分子，對政府徵召他們做官的命令，拒不接受。這種人被美稱為“徵君”——被皇帝徵召而拒絕徵召的君子，表示他們情操清高，有異於流俗。
三尚俠尚義儒家學派把人類所有行為性質，一分為二，一是義的行為，一是利的行為。士大夫的行為，當然應該只考慮“義”，不考慮“利”。這方面最多的表現是，寧願犧牲自己，而去為朋友報仇。有些人甚至甘冒被殺的危險，去為被處死刑的朋友收屍，或為已死的朋友送葬千里。
四廉潔官員的貪污殘暴，是古中國社會最普遍的蛀害和罪惡。兩世紀中，士大夫在這上作尖銳的矯正，他們互相勉勵，以不取非份之財為最大光榮。即令是不違法之財，也不收取，有人曾把朋友送給亡父的奠儀退回，但對於救急解困，卻毫不吝嗇。
五對恩主絕對效忠政府高級官員的僚屬，大多數由高級官員自行聘任。一個知識分子一旦被聘任，即踏上光明燦爛的仕途。像宰相所聘任的僚屬（三府椽），有的只幾個月便出任州長（刺史），不數年就擢升為中央級部長。這是知識分子前途最重要的一個契機，在被推薦為“茂才”、“孝廉”後，還必須再突破被聘任這一關，否則仍只是在野之身，飛黃騰達不起來。士大夫對於聘任他的恩主，跟日本武士、歐洲騎士對他們的恩主情形一樣，不但要為恩主冒險犯難，還要為恩主犧牲性命。至於為恩主服三年之喪，更平淡無奇。
上述五類行為，並不是每一個士大夫都做得到，但他們都競爭著或真或假的去做，並且往往做的有聲有色。當然有它的流弊，最普通的是有些人把道德行為當作欺詐手段。像服二十年之喪的趙宣，按儒家規定，在服喪期間絕不許跟妻子同寢，可是他在二十年之中，卻生了五個孩子。又像以廉潔出名的範丹，去探望害病的姐姐，姐姐留他吃飯，他竟然堅持要付飯錢。但即令這種流弊，對社會也沒有什麼大的害處。
士大夫不久就自覺必須維護自己百般經營才得到的既得利益，於是，推薦和聘任的範圍，遂逐漸縮小。最初選擇對象時，還注重聲譽，一個與各方面都沒有關係的平民，只要有被稱讚的道德行為，就有被推薦被聘任的可能性。後來情形發生變化，必須是士大夫家庭的一員（子弟），這個可能性才存在。一種堅強的門第觀念，因之產生。社會的縱剖面呈現無數直線行業，木匠的兒子繼續當木匠；農夫的兒子繼續當農夫；士大夫的兒子繼續當士大夫，也就是說，做官的兒子繼續做官，這就是門第。一個士大夫的門第，以其家族中做官人數的多寡和官位的大小，作為高低的標準。像楊震，四代中出了三個宰相（四世三公）。像袁紹，四代中出了五個宰相（四世五公）。這種門第，受到社會普遍的羨慕和崇敬。
——注意“門第”這件事，它強固的維持士大夫階層幹不墜，直到二十世紀初期，都在中國歷史上發生普遍的影響。
本世紀（二）中葉後，政治雖然腐敗，但設立在首都洛陽的國立大學（太學）學生（太學生），卻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訓練下一代的士大夫，所以積極支持國立大學的擴充。五十年代時，大學生已多到三萬餘人。這些準士大夫們——未來的官員，跟政府中已成為士大夫的現任官員們，交往密切。除了談論儒家學派的《五經》外，不可避免的還會談論到現實政治。好像新聞記者或政治評論家，他們對人物的讚揚或抨擊，形成一種有影響力的輿論。
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外戚、宦官所沒有的高一層次的情操和抱負。外戚靠女人取得權力，宦官靠諂媚取得權力，而士大夫自稱靠道德學問取得權力，所以士大夫在本質上就對外戚、宦官輕視，再加上外戚、宦官也確實做出太多的罪惡，士大夫遂注定的要跟外戚、宦官，發生衝突。
五宦官制度
宦官，是中國文化體系中最可恥的產物之一。
宦官發生於農業社會多妻制度。紀元前十二世紀時，農業而多妻的周部落，從西方渭水流域向東發展，滅掉商王朝。遂把這一獸性的殘酷制度，帶入中國，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延續了三千年，直到二十世紀，隨著帝王制度的消滅才消滅。
一個男人擁有數目龐大的妻子群之後，為了防止她們向別的男人紅杏出牆，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她們像囚犯一樣，關閉在戒備森嚴的庭院（皇宮）之中，與世界隔絕。問題是皇宮工作並不能全部都由女人擔任，像到市場採購之類，便是一樁困擾。如果仍由女人擔任，她們勢必仍要跟男人接觸。如果由男人擔任，他們也勢必深入皇宮。這一些對作丈夫的而言，都使他不能安心。於是周部落姬姓酋長們想出一種殘忍的辦法，那就是，把男人的生殖器閹割，以供差遣，稱之為宦官（宦人·寺人），成為多妻制度下女人和男人間最理想的媒介，幾乎每一個貴族家庭都有需要，而皇宮中需要的數量當然更多。若干皇帝的姬妾，有時達四萬餘人，以平均一個人服侍十個人計算，可以推測到，至少保持有四千個宦官名額。
——宦官非常普遍，任何有錢人家，都可以購買。一直到十世紀，宋王朝政府下令禁止民間蓄養閹奴，宦官才為皇帝所專有。
世界上很少有男人高興閹割自己，所以宦官的來源只有兩種，一是金錢誘惑，一是強迫。即令是金錢誘惑，因為宮廷不接受成年宦官，孩子們又怎麼懂得為錢捨身？而收買孩子父母，對孩子來說，仍是強迫。但再窮苦的父母都不會忍心孩子被閹割，所謂收買，也不過表面上偽裝。所以事實上只有一個來源，即來自哀哀無告的貧苦人家。這是中國人歷時最久的一種悲慘遭遇。詩人顧況曾有一首《孩子》的詩，描寫宦官的誕生：
孩子啊，你生在窮鄉
官員挺住你，把你殘傷
為了進貢給皇帝，為了獲得滿屋金銀
為了要下狠心，把孩子戴上刑具，當作豬羊
上天啊，你慈悲何在，使孩子遭此毒手
神明啊，你公正何在，使官員享福受賞
爸爸送別孩子：
“兒啊，我後悔生下你
當你初生時
人們都勸我不要撫養
我不忍心
果然你遭到此悲苦下場……”
孩子告別爸爸：
“心已粉碎，流下血淚兩行
爸爸啊，從此遠隔天壤
直到死於黃泉
再見不到爹娘……”
——顧況是八世紀時詩人，我們把這首詩提前在本世紀（二）介紹，以幫助我們對宦官的了解。尤其當我們年幼的孩子在身旁蹦蹦跳跳的時候，想到只不過因我們貧窮，政府官員就把孩子捉去閹割，我們會失聲痛哭。
孩子們被閹割後，即被送入宮廷，永遠與父母家鄉隔離。跟宮女的命運一樣，同是投進狼群的羔羊，無依無靠，無親無友，隨時會被殺死、虐死。折磨死。但宦官比宮女更悲慘，宮女於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後，或許還有被釋放出宮的希望，宦官則永遠不能，而是終身奴隸。中國宮廷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宮廷之一，其中有它特有的行為標準和運轉法則。孩子們必須含垢忍辱，用諂媚和機警，以及不可缺少的好運，才能保衛自己。最幸運的，入宮後被大宦官收為養子，在養父培植下，逐漸接近皇帝。皇帝是權力魔杖，觸及——最好是能掌握權力魔杖，才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然而大多數孩子都在魔窟中悲慘死去，猶如無期徒刑的囚犯在監獄中悲慘死去一樣。
到此為止，我們可以得到下列數項結論：一、宦官是自卑的，因為他們沒有生育能力。二、宦官沒有高深知識，因為他們沒有機會接受高深教育。三、宦官多少都懷著對常人的仇恨和報復心理，因為他們曾因貧苦而被閹割。四、宦官缺少遠見和偉大的抱負，因為宮廷生活極度狹窄和現實。五、宦官缺少節操，因為宮廷輕視節操，有節操的人在宮廷中不能生存。
所以，當宦官一旦掌握大權之後，我們就不能希望他們比外戚和士大夫更高明，那超過他們的能力。
六中國第一次宦官時代
皇帝跟外戚鬥爭，必須獲得外力支持。沒有外力支持的皇帝，脆弱的程度跟普通人沒有分別。東漢政府第十任皇帝劉纘被外戚毒死，就是一個說明。皇帝想得到外力支持，有兩種方法，一是跟士大夫結合，一是跟宦官結合。但跟士大夫結合可能很少，因為皇帝與他們平常太過疏遠，而且也不知道誰是攀附外戚的走狗。唯一的一條路只有依靠宦官，別無其他選擇。
最先向外戚發動攻擊的是上世紀（一）第四任皇帝劉肇。他與宦官鄭眾結合，逼迫外戚竇憲自殺。接著是本世紀（二）第六任皇帝劉枯，跟宦官李閏、江京結合，逼迫繼竇憲而起的外戚鄧囗自殺。第七任皇帝劉懿逝世時，宦官孫程、王康、王國，發動宮廷政變，迎立第六任皇帝劉祐的兒子劉保登極。
——這是一個使人感慨的單調場景，第一批新貴靠女人的關係煊赫上台，昂首闊步，不可一世，不久全被拖到刑場，像殺豬一樣地殺掉。第二批新貴也靠女人的關係煊赫上台，昂首闊步，不可一世，不久也全被拖到刑場，像殺豬一樣的也都殺掉。以後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我們相信外戚中也有非常聰明的才智之士，如竇憲、鄧囗，不可能毫無警覺。但權力的迷惑太大，使他們自以為可以控制局勢。
五十年代後，情勢更趨嚴重。外戚梁冀當權，十一任皇帝劉志，繼被毒死的十任皇帝劉纘之後，對梁冀側目而視。劉志跟五個宦官密謀採取行動，他知道面臨最大危險，生命和前途完全握在與謀的宦官之手。在密謀大計時，劉誌曾把一位名單超的宦官，咬臂出血，作為盟誓。他跟宦官已擺脫了君臣名分，成為黑社會的弟兄。所以在殺掉梁冀並把梁姓戚族全體屠殺了之後，劉志把參與密謀的五個宦官，一齊封為一等侯爵（縣侯），又封另外八個宦官為二等侯爵（鄉侯）。
從此，宦官以正式政府官員身份出現，仗著眼劉志咬臂之盟，他們的家族和親友，也紛紛出任地方政府首長。這些新貴的出身跟宦官相同，行為也相同，幾乎除了貪污和弄權外，什麼都不知道，比外戚當權所表現的，還要惡劣。這使本來專門抨擊外戚的士大夫階層，受到更重大的傷害，他們憤怒地轉回頭來跟外戚聯合，把目標指向宦官。並且不像過去那樣，僅只在皇帝面前告狀而已。士大夫外戚聯合陣線，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權力，對宦官採取流血對抗。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強烈的反應，中國遂開始了第一次宦官時代。從一五九年十三個宦官封侯，到一八九年宦官全體被殺，共三十一年。我們把這三十一年中雙方的重要鬥爭，列出一表：
宦官跟士大夫間的鬥爭，血腥而慘烈。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上表所列宦官罪惡的資料，全都是士大夫的一面之詞，而凡一面之詞，都不一定可信。即令可信，宦官的確罪惡很重，但仍沒有士大夫的罪惡一半重，因為士大夫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而又一向自稱以“仁政”、“道德”為最高的政治理想。經士大夫宣傳，我們所知的，宦官的濫殺只有三件，一六○年殺趙岐全家，一六六年射殺民女，一七九年殺人懸屍。士大夫卻殘忍得多，一六○年，連宦官的賓客都殺。一六六年，連宦官的朋友也都殺，更殺宦官的母親。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頒布後再殺，而且以對宦官苦刑拷打為榮——否則的話不會自己洋洋得意記錄下來。像京畿總衛戍司令（司隸校尉）陽球，他在審訊王甫、王苗宦官父子時，親自指揮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們到這種地步，自知非死不可。但求你垂念先後同事之情（王萌也當過京畿總衛戍司令），憐恤我父親年老，教他少受痛苦。”陽球說：“你們父子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妄攀同僚交情，有什麼用？”王萌氣憤地說：“你從當小官的時候，出入我家，像奴隸一樣侍奉我們父子。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會容你。”這一下揭了陽球的瘡疤，他羞怒交集，用泥土塞住王萌的口，父子二人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注意陽球，他娶的是宦官家的女兒，靠著拍宦官的馬屁而逐步升遷，但他本質仍是士大夫。這裡有一個易起誤會的現象，必須澄清。可能有人說士大夫只對宦官才如此兇暴，其實士大夫對平民也是一樣。像前所舉的那位守喪二十年，生了五個孩子的趙宣，他並沒有犯法，但宰相陳蕃卻把他殺掉。北海（山東昌樂）國相（封國行政首長）孔融，他竟把一個他認為在父親墓前哭聲不悲的人處斬。
士大夫跟宦官鬥爭中，宦官獲勝的機會較多，因為魔杖就在他們身旁。十二任皇帝劉宏比他的前任劉志更依靠宦官，他曾指著兩名惡名昭彰的宦官說：“張讓是我父，趙忠是我母。”不過宦官力量的基礎並不穩固，它全部寄託在皇帝的喜怒上，隨時有傾覆的危險。像陽球殺王甫父子，只要上奏章彈劾一下，皇帝答應審訊，就可達到目的。由此可看出宦官的權力，實在不足以使人驚慌失措。士大夫階層如果稍為講究一下方法，矯正宦官政治的弊端，比矯正外戚政治的弊端，要容易得多。可是士大夫領袖人物李膺、張儉、范滂之輩，使用的卻是一種不由分說的反宦官的狂熱，以致引起一六六年宦官對知識分子的大迫害和為期十八年之久的黨錮（褫奪公權並禁離故鄉），促使整個局勢糜爛。
雙方最後一次決鬥發生於一八九年，士大夫領袖之一的禁衛軍官袁紹跟外戚領袖大將軍何進結合，密謀剷除宦官，何進的妹妹何太后堅不同意。於是，天下最愚蠢的陰謀詭計發生了，袁紹建議：密令駐屯在河東（山西夏縣）的大將董卓，統軍向洛陽進逼，揚言要肅清君側——討伐宦官，用以脅迫何太后。另一位禁衛軍官曹操反對，他說：“對付宦官，一個法官就行了。卻如此轉彎抹角，誘導叛變，恐怕能發不能收，天下從此大亂。”他的明智見解阻擋不住漿糊腦筋，蠢謀開始執行。宦官得到消息。把何進誘進皇宮砍頭。袁紹遂率領禁衛軍縱火焚燒宮門，攻入皇宮，對宦官作絕種性的屠殺，無論老幼，無論平常行為如何，同死刀下，有些倒霉的年紀較長的洛陽市民，因為沒有留鬍鬚的緣故，被誤會是宦官，也遭到災禍。當袁紹攻入皇宮時，宦官張讓挾持著新即位的十三任皇帝劉辯，突圍向北逃走，逃到黃河南岸小平津渡口，洛陽追兵趕到，張讓投黃河自盡。
中國第一次宦官時代，到此結束。宦官徹底失敗，但士大夫的勝利卻是悲慘的，董卓的刀子已架到他們的脖子上。
——據說只有一位宦官，對中國文化有重大貢獻，本世紀（二）○○年代，宦官蔡倫發明紙張。從前寫字著書，需要用刀刻到竹片上，或寫到綢緞布帛上。竹片太重，綢緞太貴。蔡倫改用樹皮做原料，製成紙張後，於一○五年奏報給皇帝劉肇，這是中國最早的紙張。到本世紀（二）末葉，造紙術有長足進步，已有精緻的“左伯紙”出現。
七佛教·道教·黃巾
現在，我們敘述第一次宦官時代中所爆發的黃巾民變。它是中國最大的農民暴動之一，跟當時開始鼎盛的兩大宗教相結合，反抗暴政。
這兩大宗教，一是佛教，一是道教。
佛教據說於上世紀（一）六十年代傳入中國（我們不妨推測，紀元前二世紀張竅通西域時，可能就帶了進來），東漢王朝第二任皇帝劉莊曾夢見一個金人。有學問的大臣就告訴他，金人是西域（新疆）的一個被稱為“佛”的神祗。劉莊隨即派遣官員蔡忄音去西域求佛，那時還沒有人知道西域的佛是由天竺（印度）傳入。蔡忄音於六五年出發，兩年後（六七）返國，隨同他來的有兩位外國籍的高僧：攝摩騰、竺法蘭和白馬馱著的佛教經典。劉莊特地在首都洛陽東郊。建造一座白馬寺，招待這兩位高憎並安置經典。不過事實上，白馬到中國的六十年代時，佛教在中國已經大大地流行，親王劉英——劉莊的弟弟就以信奉佛教，舉國皆知。
道教是純中國宗教，沒有人知道它確實的誕生日子。道教跟道家學派有密切關係，老莊哲學的玄虛無為，很容易把人引入一種飄渺幻境。道家學派中有一部分人士轉變為“陰陽家”，介乎學派與宗教之間。這種以煉丹煉金，求長生不死藥的高級巫師，被稱為“方士”，深受歷代帝王的歡迎。以後方士中又有一部分轉變為念咒畫符的人物，道教遂在不知不覺中形成。本世紀（二）三十年代，方士中一位大亨張道陵集神秘之大成，在四川鵠鳴山修煉。他用符咒為人治病祈禱，稱“太平道”。追隨他的門徒，都要奉獻五斗米，所以也稱“五斗米道”。張道陵死後，兒子張衡繼承。張衡死後，兒子張魯繼承。張魯時已到本世紀（二）末葉，各地混戰，政府因他擁有群眾力量，委派他當漢中（陝西漢中）郡長（太守）。
——但要到三百年後五世紀時，名道士寇謙之出世，才確定“道教”名稱，並確定尊奉李耳為教主、為經典、張道陵為先知。我們要特別注意，“道教”跟“道家”不同，猶如“狗”跟“熱狗”不同一樣。
羌戰於六十年代最後一年一六九年被壓平，東漢政府勝利的代價之一是；沒有被戰爭直接波及的中原地區，因軍需孔亟，在苛捐雜稅和官員貪暴，以及地主剝削重重迫害之下，引起大規模的逃亡和民變。逃亡和民變又引起因勞力缺乏而產生的水災旱災蝗災。水災蝗災又引起農村破產，到處發生人吃人的可怕饑饉。政府中宦官跟士大夫正鬥爭的如火如荼，沒有人關心那些在死亡中掙扎的農民。農民為了生存，遂逐漸集結在一個標幟“黃巾”之下，希望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黃巾標幟下農民運動領袖張角以他的家鄉鉅鹿（河北寧晉）為根據地，供符咒傳教，一方面稱太平道，一方面又稱彌勒佛再世，成為佛道二教的混血兒。傳教十餘年，門徒有數十萬人。張角分全國為三十六“方”，每方一萬人，用四句話作政治號召；“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甲子年是一八四年，一八四年遂成為貧苦農民的盼望。各地公共場所，城牆上，城門上都出現“甲子”字樣，人心振奮。
甲子前一年（一八三）年終，張角的門徒馬元義潛入首都洛陽，聯絡宦官作為內應，準備明年日期到時，奪取首都。可是如此龐大的組織中不可避免的會有內奸或變節分子，另一位門徒唐週，像基督教的猶大一樣，向東漢政府告密。就在一八四年一月，馬元義被捕，被最殘忍的車裂酷刑處死。根據口供的牽引，輾轉殺了一千多人，並通緝張角。張角倉促間下令起兵，一夜之間，百萬以上的農民，掀起暴動。他們用黃巾裹頭，以分別敵友。
一八四年距羌戰平息，僅十五年。東漢政府用以討伐羌部落的軍隊，恰好用以討伐黃巾。那些涼州（河西走廊）部隊在血腥中成長，強悍善戰，沒有經過訓練的農民們，無法與他們對抗，尤其是張角又恰好病死，失去領導中心。於是這一歷史性的農民暴動，只支持了十一個月，就被分別擊潰。然而，這個世界卻再也不能恢復以前的原狀了。涼州部隊開始輕視中央政府，大將之一的董卓，當中央徵召他到洛陽擔任宮廷供應部長（少府）時，他不願放棄軍權，拒絕接受。偏偏又遇到兩個漿糊腦筋何進與袁紹，利用他來脅迫何太后。
八十年代最後一年一八九年，當洛陽追兵在黃河南岸小平津從宦官手中救出皇帝劉辯時，董卓率領大軍，適時的趕到，劉辯就在涼州兵團護駕下，返回首都洛陽。
八三十一年改朝換代混戰
董卓到了洛陽後，他的涼州兵團馬上把洛陽控制。中央政府原來那些分屬於袁紹、曹操的禁衛軍，在涼州兵團面前，噤若寒蟬。袁紹、曹操知道已無能為力，先後逃走。董卓忽然高興地發現，他控制首都就等於控制皇帝，控制皇帝就等於控制全國。他本來只是一個地方部隊的將領，現在成了全國主宰。太快的形勢變化，使他把政治看的太過於簡單。認為現在什麼都有了，只缺少威望，而建立最大威望的最大妙法，莫過於把舊皇帝廢掉，另立一個新皇帝。於是，他強迫劉辯退位，另立劉辯九歲的弟弟劉協上台。明年（一九○），更把劉辯和他的母親何太后殺掉。
董卓沒有想到，蠻幹不但不能建立威望，反而引起強烈反感，等於把攻擊自己的刀柄授給敵人。果然，正苦於沒有藉口的敵人有了藉口，各地反對董卓的武力，在東方集結，推舉門第最高的袁紹當盟主，討伐董卓。董卓對洛陽是陌生的，他的根據地在關中（陝西中部），於是下令把首都遷到長安，距他進入洛陽只六個月。皇帝和人民，一齊踉蹌上道。為了徹底執行，董卓縱火焚燒洛陽，自紀元前十二世紀姬旦在洛陽築城以來，經營了一千四百年的當時世界最偉大最繁華的都市，化成一片焦土，一百公里以內，不見炊煙。居民倉促中向西搬移，既沒有計劃，又沒有準備，像押送囚犯一樣，涼州兵團夾馳道旁，奔騰鞭策，馬蹄的踐踏和飢餓疾病，使死亡相繼，洛陽長安相距直線五百公里，沿途堆滿屍體。
一個沒有政治頭腦的人偏偏坐在非有政治頭腦不可的座位上，不啻坐在毒蛇的牙齒上。董卓的暴發戶日子只有三年五個月。一九二年，當東方戰爭膠著時，宰相級官員王允唆動董卓最親信的部將呂布叛變，把董卓刺死，屠滅董卓三族。 ——關於呂布干掉董卓的經過，民間流傳的是一個愛情故事，故事說，王允有一位美貌絕倫的女兒貂蟬。他先讓呂布跟她戀愛，等呂布入迷之後，王允卻把貂蟬送給董卓，向呂布宣稱是董卓搶了去的，激起呂布的殺機。
王允只是一個謀略家，不是一個有見識的政治家。那時皇帝的威信仍在，董卓死了之後，中央政府下令大赦，社會似乎又有恢復正常的可能性。董卓手下大將牛輔，駐防陝縣（河南三門峽），不接受命令，擊敗前往接收他軍權的政府部隊。可是，不久他就死於軍營中的一次夜驚。他屬下的三個中級軍官李囗、郭汜、樊稠，決心投降，但他們曾經在大赦令之後繼續反抗政府，所以要求政府再下一次大赦令。王允堅決拒絕，他說：“剛剛大赦過，不到一個月，怎麼可以再赦？”三個軍官當然不願親自把頭塞到刀口底下，只有叛變到底。他們向首都進軍，攻陷長安。霎時間，王允成了叛徒，就在長安城下，執行死刑。三個叛徒則成了國家正式高級官員，昂然地下令鎮壓叛徒。
——政治，有時很嚴肅很殘酷，有時也很滑稽很幽默，好像一場精彩的卡通，使人忍俊不住。
三個不成材的癟三人物，分別擔任宰相元帥，共執朝政。合作了三年，到一九五年，李囗、郭匯把樊稠殺掉，接著李囗、郭汜也反目成仇。李健劫持皇帝劉協，郭汜劫持文武大臣，就在長安城中對壘攻殺，五個月中，死傷數万人。長安成了恐怖與飢餓的鬼城。後來由另一位大將張濟從中調解，兩個小軍閥才同意釋放劉協和群臣，讓他們東返洛陽。
劉協與群臣離開長安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壯的人向外逃散，老弱互相殺害煮食。二三年之內，關中很少看見行人。長安緊接著洛陽，成為第二個遭到浩劫的都市。
劉協和群臣剛逃出長安，兩個小軍閥才發現自己愚不可及地放掉了護身符，二人馬上又化敵為友，聯合率軍追趕。劉協像被緝捕的盜賊一樣，拼命地逃。明年（一九六），才算逃到洛陽。洛陽早成一堆瓦礫，沒有房屋住，也沒有東西吃，高級官員們親自到野外揀柴挖菜，有些就在斷瓦殘垣間餓死。有些懷中有珠寶的，就被士兵搶劫後殺死滅口。御前會議也只能在廢墟上舉行，好像一個三流的破爛劇團，士兵們圍著觀看，臉上露著看鬧劇時的驚奇和嘻笑。
這時，中央政府的權威蕩然無存，全國被大小軍閥割據，無處不在混戰。東漢王朝劃全國為十三個州，除兗州（山東西部）之外，混戰遍及十二個州。最主要的軍閥，有下列人物：
這些軍閥有一個共同特徵，他們並非變民領袖，而全體都是政府官員，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首長或握有軍權的將領。他們表面上對皇帝十分尊敬，即令任用小小官員，也要上奏章請求批准，但實際上恰恰相反。當劉協逃回洛陽，正狼狽不堪時，沒有一個軍閥運送一粒糧食或一文金錢。袁紹一度考慮過迎接劉協到他的地盤，但他又想到那等於平空弄一個管轄自己的主人坐在自己頭上，只有傻子才幹。唯一的英雄人物是曹操，劉協逃回洛陽的次月，曹操就率領他的兗州兵團抵達洛陽。洛陽太過於殘破，無法居住，於是遷都到他的根據地許縣（河南許昌）。
等到曹操開始用皇帝名義向全國發號施令，包括下詔責備袁紹擁兵割據的時候，袁紹那漿糊腦筋才恍然覺悟到皇帝的妙用。他既失去這個機會，唯一的辦法是硬著嘴巴宣稱曹操劫持皇帝。袁紹用對付董卓的辦法對付曹操，他發動勤王軍事行動。劉協遷都許縣後四年，即下世紀（三）第一年（二○○），袁紹跟曹操在官渡（河南中牟東北古鴻溝渡口）決戰，從袁紹建議利用董卓逼何太后和拒絕迎接皇帝兩件事上，可看出他的智力商數要差一截。決戰結束，他以絕對優勢的兵力而大敗。
九東西方世界
一○七年（班超回國後五年），日本倭奴國王師升，派遣使臣到中國，進貢生口一百六十人。
一五九年（中國第一次宦官時代開始），貴霜王國迦尼色跡王，邀請佛教高僧五百餘人，集會囗賓城（巴基斯坦伊斯蘭堡西塔克西拉），統一教義，審定經文。
一九二年（呂布刺殺董卓），羅馬帝國皇帝康摩達，兇暴荒淫，被元老院下毒後絞死。羅馬城禁衛軍，及不列顛、敘利亞、多瑙河等地駐軍，各擁立一帝，互相攻戰。自奧古斯都大帝屋大維（前三○）以來的統一和平，共歷二百二十二年，到此結束。
一九三年（官渡戰役前七年），羅馬多瑙河駐軍所立皇帝塞弗拉斯，削平群雄，進入羅馬城。大舉屠殺富民，把他們的財產賞賜給自己部下（從此，屠殺劫財，成為羅馬帝國皇帝發財的傳統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