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慾的困惑回首當年，綺樓畫閣生光彩。朝彈瑤瑟夜銀箏，歌舞人瀟灑。一自市朝更改。 暗銷魂，繁華難再。金釵十二，珍履三千，淒涼千載！ 這首《燭影搖紅》麗詞，乃明朝南都陷落之際松江美少年夏完淳的感時傷懷之作。綺樓盛境，帝國繁華，轉瞬間皆成夢憶，不能不讓人扼腕慨嘆。 明朝，是一個慾望自始至終都勃勃膨脹的年代。其實，慾望，絕非一個貶義詞。人之所以為人，慾望乃基本的原始驅動力。中國社會，從歷史的經驗大體上講，一向對“人欲”採取優容的態度。遙想聖人孔子，曾侃侃言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肯定了人生的基本慾望。即使是給後世人以刻闆說教印象的理學宗師朱熹，他所謂的“存天理，滅人欲”，原本的指向是要求帝王敬理克欲，並不是板著面孔訓斥一般士民來壓抑基本的慾望。而且，明代以來，“童心說”

、“性靈說”、“情教說”等哲學思潮，都是不斷呼籲人們要打破禁慾的桎梏，鼓勵眾生去追求人生的歡樂，並竭力尊崇人之為人的情感意志。可惜的是，拋開明代後期非君抑尊思想的進步意義不講，明朝社會，自上而下，由始至終，愛恨騁意，倨傲以狂，狂放自適，喜樂貪歡，最終皆歸併成為個體慾望和群體慾望的無限放縱。 個體性和社會性慾望的無限膨脹和放縱，最終導致了明朝的滅亡——明太祖朱元璋刑網四布的統治欲，明成祖朱棣駭人聽聞的殺戮欲，明英宗朱祁鎮、明武宗朱厚照毫不負責任的嬉樂欲，明世宗朱厚璁、明神宗朱翊鈞爺孫財迷心竅的貪攫欲，明熹宗朱由校放任自流的淫樂欲，明思宗朱由檢剛愎自用的控制欲，同時，在這些迷狂帝王的慾海中，李善長以營黨欲，朱高煦以篡奪欲，王振以虛榮欲，劉瑾以把持欲，嚴嵩、張居正以求權欲，魏忠賢以變態欲，李自成、張獻忠以殘虐欲，吳三桂以私情慾，無遮無掩、放蕩恣肆地在近三百年間狂暴地躁動，橫溢氾濫，莫有止息。最終，慾望湮沒了一切，家傾國亡，同歸於盡。

明朝的“縱慾”之風，完全是“貴已賤人”的放縱。此種縱慾，竭性慢人，既非兼愛，又非尊身。各種人群在追求一已之利的同時，聚滴成潮，最終成為淹沒一切的天下大害。而且，在這個縱慾成風的時代，人的價值並非因追求有所昇華，個體缺失反而成為整個時代的人性普遍特徵。縱觀“社會良心”的士大夫階層，負性、好剛，使氣、矜誇、孤傲、浮躁，成為最為顯著的性格特徵。即使在他們淋漓揮灑的詩文中間，我們看到更多的是戾氣而不是霸氣，是狂狷任性而非個性張揚，是浮躁陰鷙而非明朗任俠，是縱情放蕩而非率情求真。 於是，在縱慾快感噴射之後，迷惘、孤寂、苦澀、失落、憂鬱、淒苦一湧而上，理性與克製成為了真空，道德感被從社會人群中抽離幾盡。內憂外患之中，網羅高張之下，酒醉金迷之間，危機日甚，直至於亡。

萬曆年間《順天府志》中所描寫人欲橫流、窮奢極欲的社會現象，即使對於今天也極富警省性：“風會之趨也，人情之返也，（開）始未嘗不樸茂。而後漸以漓，其流殆益甚焉。（社會）大都薄骨肉而重交遊，厭老成而尚輕銳，以宴遊為佳致，以飲博為本業。（人民）家無擔石（之儲）而飲食服禦擬於巨室，囊若垂罄而典妻鬻子以佞佛進香。（更）甚則遺骸未收，即樹幡疊鼓，崇朝雲集。噫，何心哉！德化凌遲，民風不竟。” 明朝一代，自1368年至1644年，共277 年曆史（明朝年代計算有多種說法。 崇禎帝死後，南明有福王、魯監國、唐王、桂王等政權一直延至1662年。如果算上奉明正朔的台灣鄭氏政權，即可延至於683 年。但從“大一統”觀念看明朝，其終止年代應為1644年）。近三百年間，處於晚期封建社會嬗變時代的明王朝，仍然有它本身自盛而衰的宿命過程：自洪武元年（1368年）至“土木之變”

（1449年）的八十餘年間，為社會經濟重構期；自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 到正德末年的七十多年，是明朝統治經濟自我修復和調整期；自正德、嘉靖相交之際到萬曆中前期，乃商業經濟新變化社會相對穩定的變革期；自萬曆中後期到崇禎末年（1644年）的半個世紀，乃社會土崩瓦解一步一滑落的潰決期。 總體上講，除了朱棣“靖難”篡位內戰以及最後十幾年內外交困大戰的兩個時期外，明朝二百多年間的對外武裝衝突和境內離叛都不算嚴重，持續時間也不長。從“大局”上觀察，明帝國社會大多時間段內處於穩定和平穩發展之中。明朝中央政權對於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營積極有效，對內政令推行順利，商品經濟發展迅速，文化傳統方面極具總結性並傳承空前。

但是，明帝國政治、文化、經濟的發展，如果放置於當時世界意義的大舞台上觀察，就難免顯得遜色。特別是在火器製作、天文地理、曆法運算等自然科學領域，大明王朝因中央帝國固步自封的意識，已經大大落後於時代。而且，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的全球，是世界性的地球大發現和大航海時代。當鄭和的輝煌遠航被當作濫費國帑而遭故意塵封之後，中國人的冒險意識和進取精神，逐漸皆為泱泱大國心態和科舉場屋鑽營所遮蔽。放縱享樂的低俗慾望，取代了原先勃勃拓展的高尚萌動。 成熟文明的崩潰，並非在於社會與個人陷於縱慾狀態下的麻木不仁。而且，所謂的王朝宿命週期性也僅僅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暗喻。明朝的滅亡，同樣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漸進的過程。但它在僵臥不動的邊緣沒有堅持太久，突然奇來的內部崩坍和蠻族外力結束了在舊時代的踽踽獨行：農民戰爭的巨大消耗與女真蠻族令人瞠目結舌的突然崛起，終於把大明王朝在極短時間內推入了歷史的鴻溝之中。

一種長期平穩發展的文明，終於淪為充滿暴力與自腥的末世。這個並不十分邪惡的舊時代，被白山黑水之間的屠龍騎士們最終用刀劍刻劃上了句號。 值得注意的是，明帝國滅亡前連一個讓人喘息的迴光反照時期都未曾享受過，但它也非經歷過五代十國那樣長久的“末世”期。滿清統治者汲取了蒙古統治人群的失敗經歷，在使用短暫而駭人的血海恫赫之後，他們手持儒家傳統的幌子，開始了龐大帝國處心積慮的經營。 可悲的是，大明王朝的文明之火併未被移置於一種更為廣大的空間，這種毫無新意的平移置換，使中原王朝邁上了一種看似輝煌其實是原地踏步的停滯之途。 古老的中華文明，並未在改朝換代中和“異質文化”的浸染下得以鳳凰涅槃，而是陷於一種新統治者有計劃、有目的精神圈囿的窒息氛圍。大辮子們這種“柔性”

的精神摧殘，表面上看似粘合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地理與文化間的裂痕，究其實也，於漢民族而言，這種摧滅對中華核心價值的腐蝕性和以及由此導致的民族衰退的可怕性，超過十個“揚州十日”。 萬馬齊喑中，在無盡的高壓之下，我們的民族性格同趨變得消沉、靡頓和繁瑣，昔日天真率直、極富文明創造力的人民，日益成為柔懦和忍耐的“順民”。 這種消極影響，持續至今日也未全然散盡。 明王朝的喪鐘響起之後，中國步入一種昏噩的長久的假寐期。令人泫然悲哀的是，明亡之後，經過又一個近三百年時間的輪迴，繼之而來的，是命中註定的更嚴重的分裂和混亂以及類西方“文明”蠻族的野蠻侵略。赫赫中央帝國的臣民，在手持刺刀和新式武器的外夷士兵眼中，竟成了荒誕可笑的腦後拖著豬尾巴小辮的“土著”。

可悲的是，當滿清龍旗在紫禁城的黃昏中被扯下之後，時光又過了快一個世紀，我們不少人心中的“辮子”，仍然頑固地懸浮在腦後。 大明王朝的赫赫人物，當然不是滾滾歷史車輪中機械僵硬的“部件”，更不是教科書中枯燥呆板的平面人物。拭去民間藝人和戲劇演義的垢膩油彩，揮退塵封久遠的歷史沉積，我們會恍然發現那些已經格式化的並漸漸消隱於歷史隧道中的面孔，卻是那麼新奇和陌生： 朱元璋看似暴戾無情的帝王人生，其實他在立國“道德”層面上卻無可指摘，得國最正；朱棣看似治國有道的雄才大略，卻真正種下日後女真崛起於東北的深禍至憂；王振公公看似誤國誤民導致英宗皇帝被俘的“土木之變”，一切的一切竟然是出於鄉儒衣錦還鄉的虛榮心；明武宗看似嬉樂荒唐的不可饒恕的遊戲生涯，其實有過賑災免賦的為善之舉；嚴嵩大學士看似“罪惡滿盈”的一生，其實都是他桑榆之年的失誤，而青年時代的嚴嵩原是一位好學上進的士子；嘉靖年間看似喧擾一時的沿海“倭患”，真正的罪魁禍首竟然是葡萄牙人和中國海盜；明神宗看似貪斂暴虐的統治年代，竟然也有“三大徵”的進取（當然還包括由此導致的巨額開銷）；魏忠賢看似隻手遮天的閹人陰險，其實暗中籍助了不少本性卑劣的閣臣士大夫之力，黨爭的病態使得士人內鬨一發不可收拾；努爾哈赤、皇太極統據中原的“雄才大略”，仔細推究卻發現大都源於投附漢人奴才們的慫恿；李自成、張獻忠看似“進步”的農民“革命”意緒，其實不過是出於下崗驛卒和棄伍士卒的怨毒；吳三桂、李成棟看似皆“衝冠一怒為紅顏”，原來各有各自的難言隱衷……湯傳楹在其《閒雜筆話》中這樣寫道：“天下不堪回首之境有五：哀逝過舊游處，憫亂說太平事，垂老憶新婚時，花發向陌頭長別，覺來覓夢中奇遇……然以情之最痛者言之，不若遺老吊故國山河，商婦話當年車馬，尤為悲憫可憐。”

傷痛悼惜之中，回首明朝，風流如夢，綺華成空。 苦澀之餘，僅以陳子龍一詩述懷： 獨起憑欄對曉風，滿溪香水小橋東。始知昨夜紅樓夢，身在桃花萬樹中。 是為序。 赫連勃勃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