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制度自唐歷宋，還可說沒有大變動。到明代，變動就大了。後來清代的考試，都從明代沿下，現在我們且講其間兩點重要的：
第一講進士及第和翰林院。唐宋兩代的考試，由民間先在地方政府呈報，由地方送上中央，這些人就叫進士。考取後稱進士及第。譬如你是山東人，便向山東省政府報名，他把你送到中央，你就是山東省進士。考試錄取，就叫進士及第。因此主要的考試只有一次。到了明代，殆因報考的人數更多了，才分成幾次考。第一是府縣考，錄取了叫入學，又叫縣學生，俗名又叫做秀才。照理，縣學生該赴縣學讀書，但有名無實，並無正式的縣學。其次是省試，考試地點在各直省的省會，這叫鄉試，中試者俗稱舉人。各省舉人再送到中央，集合會考，這叫會試。會試中試，始是進士，也叫進士及第。其實就名義論，舉人就如進士，進士也就如舉人，哪有這許多分別呢？明製進士及第以後，還該留在中央政府讀書，由中央派一個資格老的前輩進士出身的人來教。這個人，本身就是朝廷大官，也不嚴格來教讀。照例，要待這些進士讀書滿三年，再加一次考試，成績好的，就得入翰林院。所以明代翰林是進士在中央讀了幾年書，經過考試，這個時候稱為散館，才成翰林的。但此種進士讀書的製度，不久也有名無實了。而明代風尚，則極看重進士與翰林，非進士翰林就不能做大官。明以前的科舉，只進士及第後，即便分發服務，依其行政成績逐漸上升。明代則舉人不便是進士，一定要進士及第，進翰林院的這批人，才能當大官。舉人以下就沒有做大官的份，如是則科舉場中也分了流品。進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面直向前，秀才舉人則變成了濁流，沉澱在下面，永遠不超升。鼎甲出身，也成一種流品觀念了。我們不能說科學場中有階級，但卻有流品。從兩漢到唐宋，任何人都得從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當大官的希望。明以後，科舉分成兩層，下層是秀才、舉人，沒法當大官。上層是進士與翰林，也沒有做小官的。清代也如此。像曾國藩進士殿試，雖列三甲，只是同進士出身，然而進士散館成績好，獲進翰林院，以後出來便做幾任學政主考，後此就做侍郎，等於現在的部次長，一下就做大官了。至於考不上進士翰林的，無論你學問修養好，從政成績好，總之沒辦法。這種制度，依然是重法不重人。但平心論之，此項製度也絕非無好處。明清兩代許多的有名人，都出在翰林院。因為考取進士後，留在中央這幾年，對政府一切實際政事，積漸都了解。政府又給他一個好出身，將來定獲做大官，他可以安心努力。他在進士留館時期及翰林院時期，一面讀書修學，一面獲得許多政治知識，靜待政府之大用。進士與翰林成為政府一個儲才養望之階梯。科舉本只能物色人才，並不能培植人才的。而在明清兩代進士翰林制度下，卻可培植些人才。這種人才，無形中集中在中央，其影響就很大。即如曾國藩，考取進士時，也不過三十幾歲，那時在學問上是並無甚深基礎的。而在他進士留館一段時期，住在京城，生活雖說很清苦，但亦很清閒，沒有什麼事，可以一意從師覓友，讀書論學。學問基礎，便在那時築成。及做翰林，還是沒有事，還是讀書。即或放到外省作主考官，主考還是沒有許多事，旅行各地，多識民情風俗，多認識朋友，回來還是翰林。如是多少年，才正式當官任事。國家養你在那裡，擔保你有大官做。政府的事，你都可知道，只讓你從容一時期，這是一個很好的製度。明清兩代，許多大學問家，大政治家，多半從進士翰林出身。並不是十年窗下，只懂八股文章，其他都不曉得。他們住京都，往往只攜一個僕人，養一匹馬，或住會館裡，或住僧寺裡，今天找朋友，明天逛琉璃廠，檢書籍，買古董。或者在當朝大臣家裡教私館。然而他們負有清望，是政府故意栽培的人才。在政府論，應該要有一個儲才之所，把下一輩的人才培養在那裡。培養他的學識，培養他的資望。如是才可以接上氣。漢代培養人才的是掾屬。唐代培養人才在門第。宋代培養人才在館閱校理之職。到明清兩代，始把培養人才的機構歸併到考試制度裡。當然，做翰林的不一定全都好，然而政治家學問家都由這裡面出來，那亦是事實。
其次我們要講及八股文。這是明代考試制度裡最壞的一件事。從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間，八股文考試真是中國歷史上最斲喪人才的。大家知道：八股文沒有什麼意思，但為什麼政府偏要用此來考試呢？當然有人要說，這豈不是專制皇帝故意的愚民政策嗎？然而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那時的皇帝，哪裡會用心創造這樣用意刻毒的製度來？當知任何一制度，很難說有一二人所發明，所製定。正因當時應考人太多了，錄取標準總成為問題。從前唐代考試，一定要考律詩，就因為古詩不容易定標準，判優劣，律詩要限定字句，平平仄仄，要對得工整，一字不合法度就不取。標準較易具體而客觀。宋代不考詩賦考經義，仁義道德，大家一樣的會說，誰好誰壞，很難辨。所以演變到明代，又在經義中漸漸演變出一個一定的格式來。違犯了這個格式就不取。這不過是一個客觀測驗標準。八股文猶如是變相的律詩，是一種律體的經義。這也不是一下子便制定了這格式，而是逐漸形成的。開始時，也並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斲喪人才的，目的還是在錄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終於為此而消磨了。現在只罵創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懷有極大的惡意，其實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時某一人所創始的。而且縱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創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們必如是想，才能對政治制度有深一層之研討與警惕。
明代經濟方面，講起來很瑣碎。關於製度，無甚特創，此刻不擬再多講。自明迄清，國家對於賦役，都有一種重要的冊籍，名叫黃冊和魚鱗冊。黃冊是登記戶口的，魚鱗冊是登記田畝的。直到清代後期一百多年間，黃冊沒有了，戶口很久不調查，但魚鱗冊則相沿至今，縱有許多改進，但依然還是明代創制傳下。這是值得提及的。黃冊以戶為主，每十年更定一次，凡四本。一上戶部，三份分送布政司府縣。冊上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所謂以戶為主者，如某戶有田百畝，或賣去二十畝，則造冊曰舊管百畝，今賣，當開除戶下田二十畝，彼買者新收二十畝，而此戶實在則止八十畝。這是專據某都某家之一戶來登記的。如買者乃別都人，則立為子戶，登記於買田人戶圖中，逐項注清楚。此項造冊制度，一看像麻煩，其實在當時，本兼有限民名田之義。好使兼併之風，不易隨便滋長。但此項黃冊，積久弊生，便多變亂了。如有一豪家，置田萬頃，他的田畝，侵人別都的太多了，便會有人想法變亂黃冊，把新收隨便挪移成舊管，來遷就此種兼併之惡風。又黃冊規定以一百十戶為一里，推擇其中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分十甲，一甲分十戶。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理此一里一甲之事。主要在替政府主管催徵。但兼併之風既盛，大戶千畝也是一里長，小戶三十畝也是一里長，則小戶更非盪家破產不可了。
我們只看明代黃冊制度，便可由此想像唐代的賬籍制度，在他們初創法時是各有一番精密懇切的用意的。但時間隔久了，便弊端叢生。最先是由人運用那項製度來遷就那弊端，最後是那項製度無法保留，只有根本捨棄了來另立新制度。
其次講到魚鱗冊，遠在宋代已開始有了的。但到明代，此項圖冊，才為政府普遍使用，而成為一制度。黃冊以戶為主，魚鱗冊以土田為主，當時亦稱魚鱗圖。每縣以四境為界，每鄉每都亦如之。田地以丘相挨，如魚鱗然，故稱魚鱗圖。圖中田地，或官有。或民有，或是高田，或是污田，或埂或瘠，或山或盪，都詳細註明，並添注上業主的姓名。其有田地賣買，則一年一注。人戶縱然流動，田地則一定不移。因此，當時人稱為以田為母，以人為子，子依於母，親切可據。我們若就黃冊魚鱗冊這兩種冊子來細想當時創立此項製度之用心，實有未可厚非的。在此項冊子上，不僅便利了政府收租的手續，而且實在是不便於民間之兼併的。但若論歷史大趨勢，自唐代兩稅制以來，政府方面，究竟是只顧慮在政府自身的財政上如何圖謀徵租手續之方便，而再不能在經濟理論上來努力社會民眾方面土地制度之建立。此中原因，一則由於兩漢以下，地方行政規模日趨簡窳陋，無法注意到此等大政策。再則自中唐以下，社會上大門第勢力全歸消失，畸零割碎的小戶農田，全歸政府直轄，徵收租稅的手續，更麻煩了，於是不得不在這上面盡力想方法。而民間的舞弊取巧，則層出不窮，上面立一法，下面即跟隨著這一法來作弊生巧。自從有了魚鱗冊，民間即在魚鱗冊上想花樣，如當時所謂飛灑詭寄之類，一切作弊的花樣，一時也說不盡。因此，冊上的田地四至，縱然是準確，而業主花名，則依然可以混淆，到底則仍變為一筆糊塗賬。遠在嘉靖以前，實際上明代的魚鱗冊，也早等於廢棄了。
其次要講到明代的一條鞭法。所謂一條鞭，是把民間差役雜項，一併歸人田賦項下，計畝徵銀，以求手續之簡便。這一法，早在宣宗宣德年間，已有人在長江下游東南一帶試行過，此後逐漸推行到全國。在世宗嘉靖、穆宗隆慶時，是明代一條鞭法最盛行時期。但此制也如宋代的免役法一樣，雖在南方覺得是便利，但在北方則各處深感不便，反對甚烈。實際上，一條鞭法經歷時期也並不久，便紊亂了，並不能完全遵照那法制來推行。
我們上面講了明代的黃冊魚鱗冊和一條鞭法，卻有一層重要之點，值得再提出。我常說，任何一項製度之成立與推行，決不是孤立的，它必然須和同時其他幾項製度相配合，它必然會受其他某幾項製度之牽動和影響。循此推說，任何一時期的各項製度，必然會互相配合，互相牽動影響，而形成一整套。即就土地制度和租稅制度論，此兩項製度之互相配合，及其互相牽動影響之處特別大。春秋時代的井田制，這是後代中國人理想的土地制度之範本。但即因當時貴族階級為求便利稅收制度之簡化，而終於把此井田制度破壞了。北魏時代的均田制，也必先有三長制的整理戶口冊籍作準備。唐代的租庸調製，也因於當時賬籍制度之淆亂而不可再行使。自唐代兩稅制以下，因於種種實際困難，逼得政府只在稅收制度上著眼用心，而把整頓土地制度這一重要理想放棄了。但即就稅收制度這一項而論，自唐代製定兩稅制以下，依然要遇到種種困難。明代的黃冊和魚鱗冊，依然如唐代之賬籍般，終於年深日積之下而弊病叢生，而淆亂不清了。這又牽涉到地方政府即州縣衙門的各項組織與其行政效能而受甚深之影響。而且也不盡在地方政府之組織與其行政效能上，而又得牽連及於地方自治的種種情況之不同。因此又必然牽連到各時代的社會形態。如春秋時代有封建貴族，東漢以下至中唐時期有大門第，晚唐以下迄於宋明，社會大門第全消失了。農戶散漫，全成一新形態。這些都為了解中國歷史上田賦制度種種演變所必須牽連論及的有關係的各要點。於此我們可以想像，我們今天若要再提出一項土地制度之整理，及新規劃，其勢仍會牽連及於其他一切制度之如何相互配搭，以及與社會上一般情狀之如何真實適合的這一問題上。我們此刻來講歷史上的各項製度得失，正要我們了解一項新制度之成立和推行，其條件是如何的複雜，其考慮是該如何的周詳的。
現在說到兵制。明代武功，較之唐代相差並不遠。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衛、所製度，其實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過名稱不同而已。大的兵區叫衛，小的兵區叫所。明代的衛所，便如唐代的府。明太祖曾說：“吾養兵百萬，要不廢百姓一粒米。”這用什麼方法呢？那就是衛所製度了。當時每一兵區，設在一個府裡的叫所，連著兩個府的叫衛。大約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外統於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遇出兵打仗，由朝廷派一個將軍，叫做總兵官，所帶的便是衛所軍隊。戰事結束，總兵官把兵權交出，軍隊回歸衛所。平時衛所軍給田自養，國家不要他賦稅，這種制度還是同府兵制一樣。
我們讀歷史的，讀到明朝晚年，總覺得中國太不行。滿洲不過是松花江外一個小部落，中國怎會抵禦不住他？我們因這一番憤懣之情，便不免要多責備。其實我們該曉得，像中國這樣大的一個國家而垮了台，當然不是簡單的一回事，我們該就歷史上切實來理會。這並不是說文化衰敗，道德墮落，政府專制黑暗，幾句空洞不著邊際的想像話，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緣。專就政治講，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兩三百年的，總不免出毛病。明代大體上已過了兩三百年的太平日子，無論當初制度怎麼好，也會腐化，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兩三百年的長時間，人們的精神不會始終緊張，維持原狀的。它也會放鬆一下。就拿衛所製度說，此制度不算得不好，而且明代也憑此建立了輝赫的武功。後來國勢隆盛，四境太平了，兵卒一生不見打仗，他們的精神當然會鬆懈。而且動員打仗，譬如打滿洲吧，依照制度，要全國平均分調，不是隨便單從某一地方調撥的。這說來並不錯，但結果，全國各地的兵卒，幾十萬人集中到中央，早已是全國騷動了。而且他們間風俗習慣語言面貌，都是陌生的。打開武庫，裡面所藏兵器衣裝，不知已是若干年前做好存貯在那裡。拿出來，鐵也鏽了，縫的線也爛了。這也不能怪政府。當然不能經常隔三年兩年要做二三十萬套軍裝擺在那裡讓它一次一次霉爛的。縱是今天的美國人，也是臨到不得已，才努力製造軍用飛機的。若沒有蘇聯大敵在前，他也不會造。明代也因於承平積久而軍裝霉爛了。一旦把這些破爛軍裝拿出來，分發兵眾，臨時倉促，胖子穿著緊的，瘦子穿著肥的，大家想調換一套稱身的，軍營裡，你找我，我找你，也不是件容易事，大多數是勉強馬虎穿上身。臨出發，軍隊照例要祭旗，這當然並不是完全為迷信。現在軍隊出發打仗，也要預先演習，試試槍砲的。從前祭旗的典禮，要殺一條牛，這譬如今天大軍開發前試炮般。據說明代那時，這條牛就殺不死。為何呢？這因武庫的刀藏得太久了，鏽了鈍了，所以殺不死一條牛。祭旗殺牛用的刀還如此，幾十萬士兵手裡拿得更可向。我們今天卻不能單憑此等事罵中國文化不好，甚至說我們民族已衰老。這實在是因於承平過久，自然把戰鬥生活淡忘了。我們再看滿洲人，他們戴的帽子，兩邊可以遮下，只從兩耳到頜下，面部只露兩隻眼一張嘴。這因東北氣候冷，放下帽來才可保護耳朵鼻子，不使凍脫。今天我們穿的馬褂與長袍，這也是當時滿洲的軍裝。為了騎馬方便，長袍一面開袴，騎上馬，還可把另一面的里襟搭過來，兩條腿都蓋著了。照中國內地人服裝，騎上馬，膝蓋就露出，要受凍，僵了。兩手為要伸出拿馬韁繩，他們的馬蹄袖，正好保護伸出的手指。我們中國的軍隊，有些是雲南人，有些是廣東人，自生以來，也沒見過冰和雪。驟然應調到北京，穿上那些不稱身的舊軍裝，再調到關外，大風一刮，精神慘沮，怎能同滿洲軍隊對陣作戰呢？當時沒有註意到這些，所以一碰上就不行了。當時中國一個總兵官杜松，被滿洲兵一箭射死，就因為他帽子的鐵鏽了，箭頭穿冑而入，總兵官都沒有精良的甲胄，士兵更不用說。這些事，我們粗略讀史是不會知道的。當時徐光啟在南方，為此事屢上條陳，據他說：我們該從頭練新兵，兵隊數量不須多，每個兵都該量著尺寸作軍衣，又要適合著東北關外的氣候。當然刀槍武器也該要新的，又該配合各人的氣力。如是才可談訓練。他把計劃定好，政府也贊成，但戶部拿不出錢，就沒有能照樣辦。我們從這點看，可知一個國家的武裝，物質條件也要緊，我們不能老是拿精神來戰勝強敵啊。但明代大失敗之後，受了教訓，急速改變，那時中國還是能抵抗。不過中央政府垮了台，外面的軍隊也就難以支持了。從前宋代曾有過這樣的爭論，究竟養一匹馬好呢？還是養二十五個農民好？好像現在說，究竟黃油好，還是大砲好？
軍裝封在武庫裡，全國農民普遍安靜和平地過活，生平沒有見兵革，這樣的日子，也不該過分地咒罵。但一旦邊境闖出亂子來，要他們倉皇跑出關外去，軍裝就是軍隊的生命，我們也不能不承認物質條件之重要。物質條件配不上，單靠精神，哪能持久。我們的武力方面，經過幾百年太平，也該會衰落的。突然出來一個滿清，抵不住，也不足為怪。站在歷史立場看，應該有一歷史的說法。所謂歷史的說法，便是根據歷史，把具體事實來說明。我們不要說中國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話。我們要分析那時的具體事況，換言之，我們要找出歷史材料，來說明當時究竟失敗在哪裡。當然我上面之所說，只是歷史事實中一小節。但總是比較落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