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說過，中國人重人更重於事，西方人重事更重於人。如西方人說，這人是政治家，或哲學家，或科學家，或宗教家，或藝術家。總在人的上面加上事，拿事來規定著這人。中國人則向來不這樣說。如說聖人，這聖人究是一政治家呢？軍事家呢？外交家呢？經濟家呢？卻沒有一個硬性規定。又如說賢人，君子，善人，都是講的赤裸裸的一個人，不帶一些條件色彩在上邊。但中國人卻又把人分等級，善人、君子、賢人、聖人，其間是有階級的。西方人用事來分等，便沒有人的等級觀念。究竟是西方人看人平等呢？還是中國人看人平等？中國人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即是人人可做一理想標準的聖人。然而為何人做不到聖人，這責任在個人自己。但西方人做人，要外在條件，要機會，要環境。這是雙方顯然的不同。
人怎樣才叫做聖人呢？似乎孔子很謙虛，他的學生問他：“夫子聖矣乎？”他說：“聖則我豈敢，我只有兩個本領，學不厭，教不倦。”他的學生說：“這樣你就是聖人了。”到了孟子，又提出中國古代之三聖人。但他所提，不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三聖人，是伊尹、伯夷、柳下惠。孟子說：“聖人者，百世之師也。”一世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到現在也不過二千五百多年，聖人至少三千年可以做我們榜樣。孟子舉出三人，卻是性格不同，表現不同。孟子把“任”、“清”、“和”三字來形容。孟子說：“伊尹，聖之任者也。”伊尹有志肯負責任，積極向前。他生的時代也是一個亂世，夏之末，商之初，孟子書裡講他“五就桀，五就湯。”夏桀哪能用伊尹，伊尹為要使這個社會變成一個像樣的堯舜之世，一次去了不得意，再去。再不得意，三去、四去、五去。他從桀處回來，又到湯處去。商湯也不能知得他，他只是耕於有莘之野一農夫。五次到湯那裡，終於當一個廚師。湯極滿意他的烹調，慢慢同他接談，覺得他了不得，以後便幫助商湯平天下。湯死了，下一代太甲繼位，不行，伊尹說：“你這樣怎可作皇帝？”把他關閉起，說：“我來代替你。”太甲後來懺悔了，伊尹說：“你回來吧。”又把皇位交回他。
孟子說：“伯夷，聖之清者也。”一切污濁沾染不上他。武王伐紂，他反對。到後全中國統一，他寧餓死首陽山。柳下惠是一個耿介之人，但卻很和平。伊尹有大表現，而有大成功。伯夷特立獨行，表現了一個無表現。孟子說：“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他同人家最和氣。他是魯國人，在魯國做了官，罷免了又起用，又罷免，如是者三。這和伊尹不同，倘伊尹罷免了，還要自己向上爬。也和伯夷不同，伯夷是請不到的，一些條件不合，他絕不來。柳下惠那時已是春秋時代，列國交通，有人勸他，你在魯國不能出頭，何不到別的國家去？但柳下惠回答道：“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我只要直道，同樣不合時，還是會罷免。若我能改變，枉道事人，我在魯國也可以得意。可見柳下惠外和內直。所以孟子稱讚他，說：“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他不以三公之位來交換他的鯁直耿介，他也是能特立獨行的，只知有直道，不走枉道。但柳下惠在外表上所表現的，卻完全是一個和。
孟子說這三人都是聖人。伊尹建功立業，開商代七百年天下，不用講。孟子又有一篇文章並不講伊尹，只講伯夷、柳下惠。他說：“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一個頑鈍人，沒有鋒芒，不知痛癢，聽到伯夷之風，也能有邊有角，有界線，到盡頭處就不過去。懦夫，軟弱人，也能自己站起。三個人在一塊，兩個人反對你，你就沒勇氣。倘在一個大會場，全場兩三百人反對你，你就不能有堅強的立場。伯夷在當時，可稱是全世界都反對他。後來韓愈說，伯夷卻是千百世人都反對他。因從伯夷死了，到韓愈時，誰不說周文王周武王是聖人，然而伯夷要反對。誰不說商紂是一個壞皇帝，然而伯夷不贊成周武王伐商。孔子也沒有反對周武王，韓愈也沒有反對周武王，然而孔子、韓愈也不得不敬仰伯夷其人這一種特立獨行的精神。我此處用“特立獨行”四字，就是引據韓癒的《伯夷頌》。一個頑鈍無恥的懦夫，不能自立，一聽到伯夷之風，自己也會立住腳，也會站起來。一千年也好，兩千年也好，這種故事在三千年後講，雖然其人已沒，其風還可以感動人，使人能興起，所以說他是百世之師。有些氣量狹窄的鄙夫，一點小事也容不下。有些人感情淺，是薄夫，一回頭把人便忘。魯國三次罰免了柳下惠，柳下惠不在乎，還不願離去父母之邦。所以聞他之風，則薄夫可以厚，鄙夫可以寬。孟子所謂頑、懦、薄、鄙，這四種人，時時有，處處有。孟子不講伯夷、柳下惠之知識學問地位事業等，他只是講那赤裸裸的兩個人。
孟子所舉的三聖人，三種不同性格。一是“任”，近似“狂者進取”。一是“清”，近似“狷者有所不為”。此兩種性格正相反。孟子又舉一種，非狂非狷，而是一個“和”。柳下惠之和，像是一中道，而仍有其特立獨行之處。此三種性格，卻如一三角形，各踞一角尖。我們若把全世界人來分類，大概也可說只有這任、清、和三型。孟子又說：“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他們之偉大，偉大在做人徹底，都跑在一頂端尖角上，個性極分明。人的個性，千異萬變，但不外以上所說的三大型。或是伯夷型，或是柳下惠型，或是伊尹型。此三種姿態，三種格局，做到徹底，孟子都稱之曰聖。有些人則不成型，有些處這樣，有些處那樣，一處也不到家，不徹底。你若是一鄙夫，薄夫，懦夫，頑夫，那也不是天生你如此，是你為外麵條件所限，不能發現你個性。孟子和《中庸》都說盡性，要盡我們自己的性，做到百分之百，這在我自己力量應該是做得到的。不用力便不算。若用一個機器來做一件東西，也得要加進人力。若果我們要做一個第一等人，要做一聖人，怎樣可以不用力？力量在哪裡，只在我們自己內部，這是內在條件。但我們還得要進一步，不但要做一頂端尖角的人，更要做一圓滿周到之人。要處處中乎道，合乎理。等於射一枝箭，射到這靶上，可是沒有射到這紅心。射到靶上是你的力量，射到紅心不但要力量，還要你的技巧。伯夷、柳下惠、伊尹，這是我們做人的三大規範，是要用力量的。只有孔子，在力量之上還有技巧。孔子無可無不可，但都得到家，此即《中庸》之所謂至人。有時像伯夷，有時像柳下惠，有時像伊尹。他一箭射出去，總是中到紅心。有力量若不見其力量，有規範若不見其規範。等於伊尹射向上面，伯夷射向右下方，柳下惠射向左下方。伊尹在上面一方位是聖人，伯夷在右下一方位是聖人，柳下惠在左下一方位是聖人。但卻有偏缺不圓滿，不是一個大聖人。
孔子有時也做伊尹，有時也做伯夷，有時也可以做柳下惠，故孟子說：“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今天我們只說孔子集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大成。孟子是說孔子集了伊尹、伯夷、柳下惠之大成。故不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聖人。若一定要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我們不登政治高位，我們自己的責任都可交卸下。我又不做皇帝，又不做宰相，外麵條件不夠，哪能做聖人。幸而孟子另舉出三聖人，都是由其內在條件而成為聖人的，使人誰也逃不了自己的責任。人類中有此三種性格，有此三種標準。而孔子則兼此三者而融化匯通為一完全之人格。他積極向前，有時像伊尹。他一塵不染，有時像伯夷。他內介外和，有時像柳下惠。所以孟子稱孔子為集大成之至聖。孟子自己說，“乃我所願，則學孔子。”若說聖人，伊尹、伯夷、柳下惠都是，可是終於限止在一格，孟子不想學。經過孟子這一番說話，中國後世只尊孔子為聖人，又稱之為至聖。而伊尹、伯夷、柳下惠，後世似乎都只稱之為賢。孟子也只是一大賢，亦有稱之為亞聖的。於是中國遂留下來一個聖人系統，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於孟子，這是唐代韓愈《原道篇》所提出的。但我們從孟子這番話來看伊尹、伯夷、柳下惠，實在也就是聖人，而同時即是一豪傑。你看伊尹把太甲關起，說：“你不行，我來代你。”這種氣魄，不十足是一豪傑典型嗎？後人說：“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須是有公天下之赤忱，夾著一些私意便不成。伯夷也算得一個豪傑，餓死首陽山，那是何等堅強的節操。柳下惠如打太極拳，工夫深了，運氣內行，實際滿身是勁，也是個豪傑之士。孟子說他“不以三公易其介”，這還不是個豪傑嗎？
我們再來看孔子，他曾隨魯君與齊會夾谷。在這段故事上，他正如秦、趙澠池之會的藺相如。不過孔子是大聖人，此等事，我們講孔子的，來不及講到，也就不講了。夾谷之會以後，齊國來歸侵魯之地，但又一面送了大隊女樂到魯國，魯國君相迷戀著去聽歌看舞，一連三天不上朝。孔子告訴他學生說：“我們跑吧！”孔子生這一口氣，現在我們不懂，似乎他不像一聖人，一點涵養都沒有。其實這就是孔子所以為聖之所在。一跑跑到衛國，衛靈公聽孔子到來，他說：“魯國怎樣待孔子，衛國也照樣。”衛多賢人，有些是孔子的老朋友，孔子就耽下了。衛靈公知道孔子無所不能，有一天，問孔子打仗的陣法。孔子一聽，說：“我沒學過呀。”明天又對他學生說：“我們跑吧。”孔子的氣真大，一跑跑到陳國。後來在陳、蔡之間絕糧，沒有飯吃，大家餓著肚子。孔子的學生子路生氣了，說：“先生老講君子，君子亦有窮乎？也會走投無路嗎？”那時孔子卻不生氣了，好好向子路說：“君子也會窮，也會前面無路的。不過小人前面沒路便亂跑，君子沒有路，還是跑君子的一條路。”孔子在外十餘年，魯國人想念孔子，要請他回來，又怕孔子不肯，於是請他一個學生冉有先回。冉有是孔子學生中一個理財專家，回到魯國，在權臣季孫氏家裡做管家，然後再把孔子和一批同學接回。冉有給季孫氏家種種經濟弄得很好，孔子卻又生氣。冉有常到孔子講堂來，有一天來遲了，孔子問他：“怎麼這般遲？”冉有說：“因有些公事沒完。”孔子說：“什麼公事？你所辦只是季孫家私事。你把季孫一家財富，勝過了以往週天子王室之首相。”孔子便對一輩學生說：“他不算是我學生，你們可鳴鼓攻之。你們大家可以反對他，可以打著鼓公開攻擊他。”其實孔子垂老返魯，還是這個學生的力量。在這種地方，我們要看孔子這口氣。一般人老了氣便衰，孔子那口氣愈老愈旺。人沒有了氣，哪會有道德仁義。若只從這些處看，孔子豈不也是一豪傑嗎？
再講孟子，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在當時是一位了不起的國君，他對孟子十分敬禮，開口便說：“老先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卻一口沖頂過去，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也是一個能生氣的人，也是個豪傑。他學生問他，“公孫衍、張儀，豈不算得是大丈夫了吧？”孟子說：“這輩人是專做人家小老婆的，哪配叫大丈夫。”諸位試讀《孟子》七篇，至少也可以長自己一口氣。他的全部人格，都在他的話裡，一口氣吐出了。今天我們要講追隨潮流，服從多數，孔子、孟子所講仁義道德，我們置而不講。聖賢我們不服氣，也該懂得欣賞豪傑。豪傑沒有新舊。敢說敢做，不撓不屈，這才是一個豪傑。沒有了豪傑，那社會會變成奄奄無生氣。兩腳提不起，盡說有新的，如何般來追隨。
中國下層社會拜老頭子，似乎是從墨子開始。墨翟以下，墨家的老頭子，當時稱為鉅子。上一代鉅子死了，換第二代接上。墨子死後，傳了兩三代，那時的老頭子是孟勝。楚國有一貴族陽城君，他自己親身在楚國朝廷做官，慕墨家之名，請盂勝去為他守城。楚國大亂，陽城君被殺，楚國朝廷派人來，叫孟勝交出陽城。孟勝說：“我奉陽城君命守這城，沒有陽城君命就不交。”他學生們勸他，他說：“我不死，不能算為一墨者，將來也再沒有人看得起我們墨家了。”他學生說：“你是墨家老頭子，不該死。”他派兩個學生去齊國，告訴他們說：“我這鉅子的位，傳給齊國的田襄子。”這兩人去了，楚國派兵來攻城，孟勝死了，他學生一百八十人相隨而死。兩人到齊國，告訴田襄子，傳了鉅子位，便要回去。田襄子說：“你們不能回去，應留在這裡。”兩人不肯，田襄子說：“現在的鉅子是我。你們該聽我話。”兩人說：“別的都可聽，這話不能聽。”就回去自殺了。這也不是墨家才如此，孔子門下也一樣。子路在衛國，衛國亂了，子路進城去討亂，被人把他帽子帶打斷。子路說：“君子當正冠而死。”站在那裡，好好把帽子帶結正，亂兵刀矢齊下，就這樣死了。諸位當知，要講道德，臨死也得講。即在生死存亡之際，仍有道德存在。但道德也非奇怪事，我們誰沒有道德？誰不該遵守道德？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不是每一個子弟都不孝，每一部下都不忠。時窮節乃見，這種表現，卻都在最艱難的狀態下才發現。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這兩句話，孔子的學生能做到，墨子反對孔子，但墨子學生也同樣能做到。我們該從這一標準看去，才知道所謂的中國歷史人物。這一種精神，便是我們的歷史精神，也即是我們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但卻是一種豪傑精神，亦即是一種聖賢精神。近人不了解，乃說要打倒孔家店。沒有這番精神，空讀“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學而時習，又哪見得便是聖賢？便是豪傑呢？孔子跑出衛國，一般學生餓著肚子跟著他，跑到宋國效外一大樹之下，孔子說：“我們在此學舞、學歌吧”。宋國桓魋聽了，趕快派軍隊去，要抓住殺他們。孔子聞得此消息，說：“我們走吧，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這不又是一番豪傑精神嗎？
戰國時代的豪傑之士，真是講不完，且不講。秦漢之際，有一齊國人田橫。歷史上所謂山東豪傑群起亡秦，田橫也是其中之一。漢高祖派韓信把齊國打垮，田橫逃在一海島上。漢高祖即了皇帝位，聽說田橫在海島上，派人向田橫說：“你來，大則王，小則侯。不來，當然要不客氣。”田橫答應了，帶了兩人同去。一路到河南，距離洛陽三十里，這時漢高祖在洛陽，這已是最後一站。田橫告訴他手下兩人說：“從前我與漢王同為國君，現在他是天下之主，我到他那裡去拜他稱臣，就不必了。”他說：“漢王要見我一面。從此地去不過三十里，快馬一忽便到。你們把我頭拿了去，他看我還如活時一般，豈不就好了嗎？”田橫自殺了，兩人帶著他頭，到洛陽見漢祖。漢高祖大驚說：“這哪是我意呀！”於是以王者之禮葬田橫。田橫下葬了，跟著田橫來的兩人也自殺了。漢高祖更為驚嘆說；“田橫真是一了不起人，他手下有這樣二士。我聽說在海島上還有五百人，趕快去請他們回來。”海島上這五百人知道田橫死了，也就集體自殺了。這一故事，真夠壯烈呀！
孟子說：“聖人百世師。”使百世之下，還能聞風興起。我小時喜讀韓愈文，韓愈年輕時有幾篇文章，一是《伯夷頌》，一是《祭田橫墓文》。他進京赴考，過洛陽，在田橫死處，寫了一篇文章祭他。從漢初到唐代韓愈時，至少已一千年，伯夷更遠了，至少已到兩千年。當時中國後代第一大文豪，在少年時還如此般敬仰此兩人，這真所謂聖人為百世師，豪傑就應該如此。韓愈在當時，提倡古文，這亦不是一豪傑行徑嗎？若我們只讀韓愈《原道》，縱使信了他所說之道，沒有他一番精神，那道也不能自行呀！若非韓愈少年時即知敬慕伯夷、田橫，哪能即成為文起八代之衰一大文豪。
再說漢代歷史人物，也是指不勝屈，且舉一個蘇武來作例。他出使匈奴，匈奴人看重他，勸他留下，蘇武不答應。匈奴人把他幽置地窖中，沒有飲食，蘇武囓雪與旃毛並咽。幾天沒有死，匈奴人更敬重他。送他去北海，即今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去牧羊，是公的羝羊。說：“等羝生小羊，就放你。”蘇武在那裡掘野鼠和吃草為生，這樣他就一留十九年。手中持著漢節，始終不屈。在匈奴，有他一好友李陵。李陵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軍事奇才，以五百步兵對抗人家八萬騎兵。匈奴下令：“這人須活捉，不許殺了。”結果李陵被擒，降了。降匈奴的也不是李陵第一個，在前有衛律，也得匈奴重用。衛律、李陵都來勸蘇武降，蘇武不為動。蘇武在匈奴，既未完成使命，回來後，當一小官，也無表現。我們今天的小學歷史教科書，似乎更都喜歡講張騫、班超，因他們有表現。但蘇武在以前受人重視，尚在張騫、班超之上。我們相傳的戲劇，多只唱蘇武，不唱張騫、班超。張騫、班超當然也了不得，但是我們向來傳統更重視蘇武。因成功須受外在條件，際遇人人不同，無可學。若如蘇武守節不屈，卻是人人可學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際遇不可學，沒有際遇的如孔子，卻該人人可學。所以司馬遷《史記》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若把此幾句來講堯、舜、文、武，豈不是笑話。 《漢書·蘇武傳》把李陵來合寫，兩人高下自見。李陵是數一數二的軍事奇才，然而在人格上，哪比得上蘇武。蘇武其實已為漢朝立了大功，使匈奴人從心中崇拜漢朝，比起打一勝仗更功大。 《漢書》上又嫌把蘇、李合傳，太明顯，因作《李廣蘇建列傳》，從李廣寫到李陵，從蘇建寫到蘇武。隱藏著作史者之用心，卻使讀史者感動更深。這些是中國相傳之史法。
我們再講下去，不一定要講不成功的人，也不一定要講無表現的人，總之要講幾個具備豪傑性氣的人。具備豪傑性氣，即是具備了作聖作賢之條件。蘇武不能不說他是一個賢人，若要說他是一個聖人，他也得和伊尹、伯夷、柳下惠為等侍。他已在一點一角上是聖人，十九年守節不屈，做得徹底，做到了家。雖不能同孔子大聖相比，寧能說他不得比伊尹、伯夷、柳下惠？此刻且不必爭，也不必叫他是聖人，他總是一賢人，總是一豪傑。下到東漢，我不想再舉剛才說過鄭玄那樣的人，我且舉一個軍人馬援。只要我們到廣西、越南西南一帶邊疆上去，還始終流傳著馬援故事。馬援是光武中興時代一位將軍，光武的中興集團，大多都是他的太學同學。馬援卻是西北一個畜牧的人，牧牛羊為生。馬援有幾句話一向流傳。他說：“大丈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而馬援也真能做到此八字。他從事畜牧，正是他窮時。但他有了馬牛羊幾千頭，種田積穀幾萬斛，在邊疆上成了一個大財主，他又說：“我要這許多財產什麼用呀，我該能賙濟貧窮，否則不過是一個守錢虜而已。”看守一筆錢財，自己等如那一筆錢財之奴隸，此“守財奴”或“守錢虜”三字，也是馬援說的。後來漢光武見到了他，大為器重，可是馬援封侯還是在後來。他平越南封了侯，年齡也老了，漢朝又要派軍去討五溪蠻，馬援要去，漢廷說他老了，怎麼能再去邊疆？論當時的交通，那邊的氣候，一切一切，派一個少壯軍人去，當然更適宜。但馬援說：“我並沒有老”。他又說：“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死於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馬革裹屍還”這五字，直傳到今天，也是他說的。馬援是個大豪傑，聞其風，一樣百世可以興起。不要錢，不享老福，情願一馬革裹屍還葬，還不算是一豪傑嗎？惟其他能具有這套豪傑之氣，才能表現出一個最高人格來。
但我們講中國歷史上人物，不能說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乃至田橫、蘇武、馬援，便是頂尖出色人物了，上面還有孔子、顏淵、孟子許多人在那裡。這些人都從一大源頭上來，從中國古人的最高理論，中國的最高文化理想上來。下面我想講到南北朝，我且舉一人，那是一出家和尚。中國沒有大和尚，佛教怎會在中國發揚？相傳佛家有三寶。一是“佛”，沒有釋迦牟尼，就沒有佛教。一是“法”，那就是釋迦牟尼所講的一套道理。然而要信仰這套道理，肯照他做，便得還有一寶，就是“僧”。沒有僧人，佛也好，法也好，一堆空東西，什麼也沒有。今天我們要復興中國文化，孔子是一佛，是一套法，但沒有孔家和尚的話，三寶缺其一，這兩寶也有若無。只有把此兩寶權放在那裡，將來總會有大和尚出來。我不信佛教，但我很崇拜中國一些大和尚高僧們。我只拿一個普通的人格標準來看和尚高僧，來看他們的表現。但中國高僧們，很少寫進二十四史。中國歷史人物實在太多，二十四史寫不盡，中國另外有《高僧傳》。 《高僧傳》，一續、二續、三續，一路記下，我今天只講一個竺道生。和尚出家沒有姓，因佛教從印度來，印度那時繙作天竺，所以他姓一個竺字，叫竺道生。也有和尚只姓一個釋迦牟尼的釋字，到今天我們和尚都姓釋。那時中國人尊崇和尚，不把他名上下二字一併叫，故竺道生又稱生公。只有到了五四運動以後，孔子不叫孔子，也不叫孔仲尼，叫孔仲尼已經太客氣，必該叫孔老二。倘使你仍稱孔子，便是落伍。儒家思想，也該改稱孔家店。那是我們近代的事。生公當時，《小品泥洹經》初翻譯到中國。 《泥洹經》有大本、小本，小本的叫小品，只有八卷。大品的是全部，有三十四卷。小本中有一句說：“一闡提不得成佛。”一闡提是毀謗佛法的人。竺道生卻說：“一闡提也得成佛。”當時北方和尚大家起來反對說：“經上明明講一闡提不得成佛，你怎能講一闡提亦得成佛。”召開大會，把他驅逐。竺道生當然只得接受大家決議。但他說：“若使我話講錯，我死後應進拔舌地獄。倘我話沒有錯，我死後還得坐獅子座，宣揚正法。”佛寺中大佛像，有坐獅子，坐象，坐蓮花的，竺道生在此中間特別欣賞獅子。諸位當知，出家當和尚，也得具備豪傑性氣，否則和尚也不成為一寶。幸而當時中國分南北，他渡過長江，跑到南朝來。結果《大品涅槃經》翻出來了，下面講到一闡提亦得成佛，竺道生的說法終於得到證明。
唐、宋兩代，一路有人物，惜於時間，且略去不講。我舉一個元代人作例。宋朝亡了，元朝起來，中國有一人鄭思肖所南，他沒有什麼可傳。據說他常作畫，只畫蘭花，卻根不著土。別人問他，他說：“沒有土呀”。他住宅門上題四個大字，“本穴世界”，拼上湊下，實是一個大宋世界。他著一本書，稱《大無工十空經》，實也還是大宋兩字。他還有一部《心史》，用鐵函封了，沉在蘇州一寺中井底，在明祟禎時出現了。他也是一豪傑之士，應該歸入孟子三聖人中伯夷的一路。
明代人物也很多，即如王陽明先生，諸位讀陽明年譜，就知他也是一個豪傑。再講一人海瑞。他是瓊州海南島人。一生正直，自號剛峰。今天的大陸，有話也沒得講，把海瑞故事來重編劇本。海瑞當時，市棺訣妻上疏。上海老伶周信芳，唱出海瑞罵皇帝。吳晗寫了一本《海瑞罷官》。你若不說海瑞是聖賢，他該是一豪傑。
清初，我想舉一人李二曲，他是陝西一種田漢。他講陽明哲學，名大了，清代皇帝定要籠絡他。派地方官送他到北京應博學鴻詞科，他說生病，不肯去。朝廷下命，生病便好好用床抬著去。路上防備甚嚴，無寸鐵可以自殺。他只有餓死一法，不吃東西。地方官也受感動，說他實有病不能來，把他送回去。他說：“我實為名所誤”。從此一生絕交，地下掘一土室，不見任何人。只顧亭林到陝西，可下土室見他。一談一半天，不知談了些什麼。清末時，大家起來革命，讀者莫要認為這都是法國、美國革命來領導我們，其實明末遺老，如李二曲等故事，也發生了極大作用。今天我們要復興文化，大家又來談西洋文藝復興，其實也該在中國歷史上多舉幾個可資效法的先例來號召。
再講到最近代人。我到台灣來就發現了兩人。一是鄭成功，一是吳鳳。有此兩人，我們來到台灣也不寂寞。我去美國，又知道一人。在他們南北戰爭時，有一位將軍退休了，家住紐約。這位將軍脾氣不大好，一生獨居，所用傭僕，一不開心，就罵就打，工人來一個跑一個。有一中國山東人，名叫丁龍，來到將軍家。這位將軍照樣打罵，丁龍生氣也跑了。隔不幾時，那將軍家裡起火，房子燒了一部分，丁龍又來了。那將軍詫異說：“你怎麼又來了？”丁龍說：“聽說你房子被火燒了，正要人幫忙。我們中國人相傳講孔子忠恕之道，我想我應該來。”這位將軍更驚異，說：“孔子是中國幾千年前大聖人，我不知道你還能讀中國古書，懂你們中國聖人之道。”丁龍說“我不識字，不讀書，是我父親講給我聽的。”那位將軍就說：“你雖不讀書，你父親卻是一學者。”丁龍說：“不是，我父親也不識字，不讀書，是我祖父講給他聽的，連我祖父也不識字，不讀書，是我曾祖父講給他聽的。再上面，我也不清楚，總之我家都是不讀書的種田漢出身。”那將軍甚感驚異，留了丁龍，從此主僕變成了朋友，那位將軍卻受了感化。兩人這樣一輩子。等到丁龍要病死了，向那主人說：“我在你家一輩子。吃是你的，住是你的，還給我薪水。我也沒有家，沒有親戚朋友，這些錢都留下。現在我死了，把這些錢送還你，本來也是你的錢。”這位將軍更驚異了，想“怎樣中國社會會出這樣的人？”於是他就把丁龍這一小筆留下的薪金，又捐上自已一大筆，一起送哥倫比亞大學，要在那里特別設立一講座，專研究中國文化。這講座就叫“丁龍講座”。在全美國大學第一個設立專講中國文化的講座，就是哥倫比亞。現在美國到處研究中國文化，我想主要還該研究如何在中國社會能出像丁龍這樣的人，其實這故事並不簡單，非深入中國文化內裡去，不易有解答。我若說丁龍是一個聖人，該是孟子三聖人中柳下惠一路。若說吳鳳也是一聖人，該是孟子三聖人中伊尹一路。此也未嘗不可說，至少他們都是一賢人。換句話說，都是一豪傑之士。明代人說，滿街都是聖人，端茶童子也是聖人。中國社會上聖人多的是。聖人外流，跑到海外去，一個跑到台灣，就是吳鳳。一個跑到美國，就是丁龍。在祖國，山東武訓，不也是個聖賢嗎？至少也是個豪傑之士。他討飯，碰到人跪下，請你幫助，要去辦學校。
這種故事太多了，不勝講。諸位若把這標準來看中國二十四史，除了政治家、軍事家、財政家、藝術家、學問家、宗教家等等，歷史上還有很多人物，只是赤裸裸的一個人，沒有什麼附帶的，也不要外在條件，只靠自己堂堂地做一人。現在我們大家要外在條件，覺得我們百不如人。若從歷史上講，時代不夠外在條件，人物不夠外在條件的也多得很。但孔子也是沒有外在條件，碰到魯哀公，衛靈公，碰來碰去總是不得意，然而孔子成為一大聖人。把我們今天的社會，和孔、孟時代相比，或許還好一點。比南宋亡國蒙古人跑進來，明朝亡國滿洲人跑進來，那更要好得多。比吳鳳從福建來台灣，比丁龍從山東去美國，我們也要好得多。我們且莫太講究外在條件，應該注意到我們內在的條件。這樣始叫我們每個人都可做一個歷史的主人翁。每一人也有每一人的一段歷史，縱說是一段小歷史，如吳鳳，如丁龍，把這些小歷史合攏來，便成為一部中華民族的大歷史。我們的歷史理想，其實即是我們的人生理想。若把我們的歷史理想人生理想都放在外面去，則權不在我，也不由我作主，試問那還有何理想可言。
可是我們今天的社會風氣，卻愈轉愈離譜。我在香港新亞書院時，有一學生從大陸來，上我課，聽到“君子無人而不自得”一句話，他覺得這真是人生最大要求所在。他問我這個道理，我說：“你且慢慢聽，慢慢學”。他見我散步，也要學散步。他說；“我讀書程度淺，來不及，散步總該能。看你怎樣散，我也怎樣散，我散步庶亦可以自得其樂”。那學生極誠懇，極有志，可是別的同學有些會笑他，罵他。後來他覺得中國社會到處跑不進，轉進教會，外國人卻懂得欣賞他。現在他做了牧師傳教，見了我，要來向我傳教。他說：“先生，我得你好處不少，我該同你講講耶穌吧。”唉！今天的中國社會，偏偏中國道理不能講，要講就給人家笑罵，要逼得你特立獨行，只有學伯夷，那怎了得！所以今天我們至少要大家負起一些責任，隱惡而揚善，來轉移風氣。至少要使年輕人有條路走，不要弄得像今天樣，除了去外國，好像前面無路。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我們到鄉村老百姓圈子裡，在無知識人身上，或許還有一點中國文化影子。我們受這時代潮流的衝激太大了，我們都要變成一現代人，而我今天卻特別提出歷史人物這題目來講。當然我不過隨便舉幾個例，希望我們將來學校小學中學乃至大學的教科書，多講一些人物，講一些中國歷史傳統所看重的，即如何做人。要講一個無條件的，赤裸裸的，單憑自己便能做到的“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的這一套。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國防研究院“思想與文化”課講演，一九六九年八月《東西文化月刊》第二十六期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