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溥儀沒有良心。政府給我如此人道待遇，我還隱瞞了這些東西，犯了監規，不，這是犯了國法，這東西本來不是我的，是人民的。我到今天才懂得，才想起了坦白交代。”
在所長的接待室裡，我站在所長面前，低著頭。在靠窗的一張桌子上，那四百六十八件首飾，發射著令人惋惜的光彩。假如我的“主動坦白”可以挽救我，假如寬大政策對我有效驗的話，那麼光彩就讓它光彩去吧。
所長注視了我一陣，點點頭說：“坐下來吧！”從這一聲裡，我聽出了希望。
“你為了這件事，經過了很多思想鬥爭吧？”所長問。
我避開了那個紙條，說我一直為這件事心中不安。在我說的那些話裡，只有最後一句是真的：“我不敢坦白，我怕坦白了也得不到寬大處理。”
“那為什麼呢？”所長的嘴角上漾著笑意，“是不是因為你是個皇帝？”
我怔了一下，承認了：“是的，所長。”
“也難怪你會這樣想，”所長笑起來了，“你有你的獨特歷史，自然有許多獨特想法。我可以再告訴你一次：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說到做到的，不管從前是什麼身分，坦白的都可以從寬，改造好的還可以減刑，立功的還可以受獎。事在人為。你這些東西當初沒交出來，犯了監規，並且藏在箱底里一年多，如今你既然自己來坦白，承認了錯誤，這說明你有了悔悟，我決定不給你處分。”
說罷，他命令門外的看守員去找保管員來。保管員到了，他命令道：
“你把那堆東西點收下來，給溥儀開一個存條。”
我感到太出乎意料了。我連忙站起來：
“不，我不要存條。政府不肯沒收，我也要獻出來。”
“還是給你存起來吧。你在這裡點交。”所長站起來要走，“我早已告訴過你，對我們說來，更有價值的是經過改造的人。”
我帶著四百六十八件首飾的存條，回到了監房。同伴們正開討論會，討論著正在學習的《中國怎樣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這本書裡的問題。他們看見我回來了，停下討論，給了我前所未有的待遇，慶賀我有了進步。
“老溥，佩服你！”他們現在已經不叫我溥先生，而是一視同仁地以“老”字相呼了。剛一聽到這稱呼，我比聽叫“先生”更覺著不是滋味，不過今天被他們叫得很舒服。 “老溥，從你這件舉動上，給了我啟發！”“老溥，沒看出你真有勇氣。”“老溥，我有你這例子，更相信寬大政策了。我向你表示感謝。”等等。
我這裡該補充說明一件事。自從我的衣物自洗自縫以來，我的外形比以前更加狼狽不堪了，而同伴們對我的尊敬也隨著“先生”的稱呼去了一大半，有人甚至於背後叫起我“八雜市”（哈爾濱從前一個專賣破爛的地方）來。在學習上表現出的無知，也時常引起他們的毫無顧忌的笑聲。總之，我明白了自己在他們心目中的身分。現在他們再三對我表揚，我頓時有了揚眉吐氣之感。
這天休息時，我在院子裡聽見前偽滿駐日大使老元對別人談論這件事。老元這人心眼極多，可以說眼珠一轉就夠別人想一天的。這個多心眼的人說出一段話，大大觸動了我的心事：
“老溥是個聰明人，一點不笨。他爭取了主動，坦白那些首飾，做的極對。其實，這種事瞞也瞞不住，政府很容易知道的。政府掌握著我們的材料，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多。你們想想報上的那些三反、五反的案子就知道。千百萬人都給政府提供材料，連你忘了的都變成了材料，飛到政府手裡去了。”
照他這話說來，我在自傳裡扯的謊，看來也瞞不住了。
如果我說了出來，會不會像交出珠寶一樣的平安無事呢？一個是政治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能一樣對待嗎？所長可沒說。可是似乎用不著說，犯了法就是犯了法，經濟上犯罪也是犯罪，三反、五反案件重的重辦、輕的輕辦，坦白的從寬，應該全是一樣的。
話是這樣說，事情不到臨頭，我還是下不了決心。跟上回不同的是，報上一出現“寬大”二字，我比以前更加想看個究竟了。
三反、五反運動接近了尾聲，結案的消息多了起來，而且盡是“寬大處理”的。老王是乾過“法官”的，我曾跟他研究過報上的那些案件。每次研究，我總在心裡跟我自己的事情聯繫起來，反复考慮，能否援用這項政策。後來所方叫我們寫日寇在東北的罪行材料時，我想的就更多了。
政府為了準備對日本戰犯的處理，開始進行有關調查，號召偽滿戰犯提供日寇在東北的罪行材料。那天所方乾部宣布這件事的時候，有人提出一個問題：“除了日寇的，別的可不可以寫？”幹部回答：“當然可以寫，不過主要的是日寇罪行。”我聽了，不由得犯了嘀咕：他要寫什麼別的？別的當然是中國人的，中國人最大的罪犯當然是我！我家裡的人會不會也要寫點“別的”？
偽滿戰犯對於寫日寇在東北的罪行，都很積極。我們這個組，頭一天就寫出了十多份。組長老王收齊了寫好的材料，滿意地說：“我們的成績不錯！明天一定還可以寫出這麼多。”有人接口說：“如果讓東北老百姓寫，那不知可以寫出多少來。”老王說：“那還用說，政府一定會向東北人民調查的！你看呢，老溥？”我說：“我看是一定的，可不知道這次除了日寇，還調查別人不？”“不調查別人，可是準有人要寫到我們。老百姓恨我們這些人不下於恨日本人呢！”
吃晚飯的時候，是大李來送飯。我覺著他好像特別有氣似的，他不等我把飯菜接過來，放在地上就走了。他走開以後，我立刻想起了我離開靜園的時候，是他幫助我鑽進車廂裡去的。
第二天，我們又寫了一天材料。我知道的不多，寫的也少了。老王收材料時，仍很滿意，因為別人寫的還是不少。他說：“你們瞧吧，以此推想，東北人民寫的會有多少！政府掌握了多少材料！幹過司法工作的就知道，有了證據就不怕你不說。從前，舊社會司法機關認為頂難的就是證據，可是在人民政府這裡，老百姓都來提供材料，情形就不同了。”我聽了這話，心裡又是一跳。
“政府掌握了材料！”這話我不是第一次聽說了。今天早晨，我們議論報上一條關於捕獲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消息時，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這句話。報上這條消息中說，一九三五年殺害了紅軍將領方志敏的劊子手，已經在湖南石門的深山中捕獲了。這個劊子手在湖南解放後，先藏在常德縣，後來躲到石門的深山里，繼續幹反革命活動，但是終於給公安機關偵察出來。怎麼查出來的，報上沒說。我心想，這大概又是掌握了材料，大概共產黨從一九三五年就把這個劊子手的材料記下來了。我跟老王學得了一句司法術語，這叫“備案存查”。
第三天，當我寫下了最後的一條材料，忽然聽到樓梯口上有人聲。我扭過頭來，看見有個陌生的中年人出現在崗臺的附近，後面隨著所長。根據經驗，我判斷出這是上級機關來人視察。這位視察人員挨次察看了每間監房，聽著看守長報告每個監房犯人的名字，面上毫無表情。他沒穿軍衣，我卻覺得他像一位軍人，這與其說是由於他的精確適度的每個動作和他的端正的體型，無寧說是由於他的嚴肅的面容。他大約不到五十歲。
“你在於什麼？”他在我們的監房外停下了，這樣問著，眼睛看著我。我沒料到他的聲調很溫和，而且他臉上浮著一絲笑容。
我站了起來，報告說我正寫日寇的罪行。他對我的回答感到興趣：“你知道些什麼日寇罪行？”
我把剛寫好的，從前聽佟濟煦說的那段屠殺建築秘密工程工人的故事說了。
也許是我的神經過敏，也許事實就是如此，我覺得他臉上的那一絲笑容突然消失了，他的目光變得非常嚴峻。我萬沒料到這個故事引起了他這麼強烈的反應。
“我當時聽了很刺激，我原沒想到日本人這樣殘忍。”我不安地說。
“你為什麼不向日本人抗議呢？”他逼視著我的眼睛。
我覺出他在生氣，趕緊低下了頭，輕聲說：
“我……不敢”
“你不敢，害怕，是嗎？”他不要我回答，自顧說下去，“唉，害怕，害怕就能把一個人變成這樣！”末後這句，又恢復了平靜的聲調。
我低聲說：“這都是由於我的罪過造成的，我只有向人民認罪，我萬死不足以蔽其辜！”
“也不要這樣，把一切攬到自己頭上。你只能負你自己那部分責任。應當實事求是。是你的，你推不掉，不是你的，也不算在你的賬上。”
我仍繼續說，我的罪是深重的，我感激政府對我的待遇，我已認識自己的罪惡，決心改造好。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聽我的話，只見他察看我們的監房各處，並且叫一個犯人拿過漱口杯看了一看。等我說完，他搖搖頭，說道：
“應當實事求是。只要真正認罪，有了悔改表現，一定可以得到寬大。共產黨說話算數，同時重視事實。人民政府對人民負責。你應當用事實和行動而不是用嘴巴來說明自己的進步。努力吧。”
他對我寫的那堆東西看了一眼，然後向隔壁的監房走去了。
我的心沉重得厲害。我拿起寫好的那堆材料重看了一遍，似乎今天我才感到這類事情的嚴重性。
從這以後，那雙嚴峻的目光似乎總也離不開我，那幾句話也總衝擊著我的心：“是你的，你推不掉！”“應當實事求是！”“用事實和行動而不是用嘴巴來說明自己的進步！”我覺得自己正處在一個無法抗拒的衝力面前。是的，這是一種不追究到底誓不罷休的衝力。就是由於這股衝力，一九三五年殺害方志敏的劊子手藏在深山中也沒能逃脫掉。我覺得在這股衝力面前，日寇在東北的罪行必將全部結算清楚，偽滿大小漢奸的！日賬都無法逃掉。
這天是星期日，我在院子裡晾曬洗好的衣服，忽然看見大率和小瑞。還有一位所方乾部從遠處走過來。他們三個人在花台附近立了一會兒，分手走開了。小瑞向我晾衣服的地方走來，我想跟他招呼一下，他卻看也不看我一眼，一直走了過去。我不禁狐疑起來：“這是怎麼回事？難道——他們真往絕處走嗎？”
我回到屋裡，找出了一些舊報紙，專挑上面關於寬大處理三反、五反案件的消息和文章來閱讀。看了一陣，老王過來說：
“你幹什麼？研究五反？”
“不研究了。”我放下報紙，下了決心，“我想起過去的一些事，以前認識不到它的性質，現在看起來正是罪惡，把這些寫到感想裡你看好不好？”
“怎麼不好？當然好啦！”他又放低聲音說：“再說政府掌握咱們很多材料，還是先說了好。”
我拿起筆來了。在這份學習感想中，有一段的大意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離不開利用封建和買辦的勢力，我的經歷就是個典型例子。以我為招牌的封建勢力在復闢的主觀幻想下，勾結日本帝國主義，而日本帝國主義則用這招牌，把東北變成了它的殖民地。我把在天津張園、靜園的活動，我把我那一夥人與日本人的關係，以及我和土肥原見面的詳情，原原本本地寫了出來。
兩天之後，組長老王告訴我，所方看到了我寫的東西，認為我有了重大的進步，值得在本組裡表揚。
“拿出一件真正的物證，比說一萬句空話還有用。”幹過“法官”的老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