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的斑馬
孩童與條紋之間的聯繫由來已久。在中世紀的某些畫像上已經能夠看到包在襁褓中的新生兒，襁褓外的細帶子成條狀結構，用於固定襁褓［87］。後來，在舊制度時期的貴族階層，大人流行穿條紋衣服，兒童也不例外。在大革命時期也一樣：好些版畫描繪了穿著條紋短褲、背心、裙子或罩衫的小愛國者。不過這些證據還只是些軼事，要等到19世紀下半葉，條紋與兒童之間的特殊關係才真正建立起來，從這以後，這一關係不斷得以鞏固。
不管是嬰兒還是少年，兒童大概是現代社會中最經常穿條紋衣服的人。為小普魯斯特和青年薩特所珍愛的水手裝早已不見踪影，但有另一種條紋來接班。今天的原型不再是水兵而是運動員。他們是兩類不同的“斑馬”，但同樣難以融入社會秩序。
首先必須從社會標誌方面思索條紋與兒童之間的這種特殊關係。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此時仍然忍不住要穿越數個世紀，在今天兒童穿的條紋服裝中尋找中世紀起貶低或排斥作用的條紋最後的影子。像麻風病人、江湖藝人、妓女一樣，在許多方面，兒童也是被排斥的一類人，而長期以來，條紋一直是排斥的特殊標誌。這樣的聯想也許有點兒牽強？因為小孩子身上的條紋與淺色之間有相等關係，還有衛生條紋的概念。當穿上白色、粉色、藍色或條紋衣服時，小女孩和小男孩就穿上了不會把他們弄髒的衣服，而這與中世紀的條紋正好相反！
19世紀的兒童條紋不只是一種排斥的標誌—但任何標誌都是排斥的符號，因為它們強調屬於某一類別，因此不屬於對立類別—而且還是衛生的標誌、乾淨和有益健康的保障［88］。此外，長久以來，條紋衣服一直被認為沒有其他衣服那麼容易髒。在化學和物質性方面這一觀點顯然是錯誤的，但在感覺上並不完全如此。條紋總是起著障眼法的作用。它既展示又隱藏，因此有助於掩蓋污點。稍後我們再來討論條紋的這種視覺作用。
既衛生又乾淨，因此是屬於“資產階級”的兒童條紋還含有遊戲的意思。或者是因為兒童所穿的緣故，或者更是因為兒童的條紋在這裡酷似我們已經碰到過的另兩類條紋：一類是休閒、假期和海邊的條紋；另一類是江湖藝人、笑劇演員、所有以這樣或那樣的身份“表演”的人的條紋。讓孩子穿條紋衣服有時是為了尋求一種“轉瞬間的”、滑稽模仿的，甚至喬裝改扮的效果。這方面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我們祖輩的水手裝。它是乾淨的、樸素的、“時髦的”，但同時也是愉快的，甚至“滑稽的”。這是第二等級的裝束，令人同情，讓人覺得有趣，甚至可笑。它的條紋是快樂的，因為它與化妝有關。正如小丑和笑星的條紋是快樂的一樣，像科呂什那樣的舞台明星，不久前還穿著帶條紋的兒童背帶褲搞笑，這絕非偶然。還有像奧貝利克斯（同名連環畫中阿斯泰里克斯的伙伴）那樣的人物，穿著一條藍色和白色豎條紋大短褲也並非偶然。科呂什和奧貝利克斯是不同類型的人，但都是喜劇演員，是“可笑的斑馬”。不過，正如18世紀的布丰一樣，現代社會對斑馬—一般只有在書中才能見到［89］—有一種難以抗拒的溫情和好感。這是一種奇特的動物，“與眾不同”，活潑好動，特別是好像化了妝一樣。因此，它總是顯得很年青。沒有“老斑馬”，不管是從本義還是引申意義上講。對於過著體面生活的成年人來說，穿喜氣洋洋或鮮豔奪目的條紋衣服是一種怪誕行為，表示他想譁眾取寵或離經叛道。這樣的條紋只屬於年青人，屬於小丑，屬於藝術家，通常出現在衣服上，或與兒童、節日、遊戲有關的其他載體上：糖果（比如水果香糖）、玩具、趕集商人的臨時木棚、馬戲團和劇院的道具［90］。
今天，兒童的條紋完全是衛生的和明朗的、與遊戲有關並且充滿活力。商業公司依據這些特性來推銷給年輕人和所有希望保持青春的人使用的產品。將條紋用於商業目的的一個典型例子是著名的潔諾牌牙膏，它是在60年代末主要針對年輕人推出的一種白色的牙膏，外面圍著紅色條紋，牙膏從管裡擠出時，效果妙極了［91］。而且效率絕對高。條紋的存在突出了牙膏的衛生特點，使之成為一種混合產品，似乎加快了牙膏擠出的速度，同時使這一過程顯得快樂、有趣、誘人，將刷牙變成了一種遊戲。這種帶紅色條紋的白色牙膏，人們真想把它吞下肚去！事實上，人們消費這種牙膏比消費普通牙膏多。牙膏用得更快，因為有了這種牙膏，刷牙不再是一件苦差事，而是一種樂趣。因此人們在牙刷上放上更多牙膏。從營銷角度看，開發出這樣的產品是天才之舉。一旦投放市場，這種潔諾牙膏就佔據了銷量第一的位置。隨後其他公司紛紛仿效，但沒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夠取得這一開拓性品牌所擁有的成功。其名稱本身潔諾（Signal：信號）與條紋相結合，成為了一個真正的標誌性徽章：所有條紋首先和始終是一種信號［92］。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體育條紋，其用途就是為了讓人能從遠處看見，它與兒童條紋有許多共同特徵：它不只是標誌性的，而且還是衛生的（它與身體接觸）、遊戲的、夏天的、年輕的、充滿活力的［93］。像兒童一樣，大量使用條紋的運動員是“可笑的斑馬”，他處於社會的邊緣，這裡有小丑、街頭賣藝者、演員、所有那些當眾表演的人。運動場上的條紋衣服如果不能被看做是排斥的標誌，至少可以被看做是用於隔離和化裝的目的。從許多方面說，運動員就是現代的喜劇演員。
不過運動條紋有另外一種重要作用，是在兒童和喜劇演員身上不易察覺的象徵性作用。通過使用這種條紋而不是那種條紋，運動員被置於某個團隊中，而這個團隊屬於某個俱樂部，某個城市，某個地區或某個國家。體育條紋服從與紋章和旗幟近似的規則。在所有重大比賽中—比如重大足球比賽，或者一個更典型的例子是，最為精彩的體育表演：奧林匹克運動會中的田徑決賽—場上運動員身穿五顏六色的服裝，這些服裝有很明顯的紋章圖集的特點，令人想起中世紀的騎士比武。在田徑運動員的背心和短褲上，圖案的顏色千變萬化，如同在騎士的盾牌和旌麾上一樣。這些圖案常常由橫條紋、豎條紋、斜條紋構成，令人想起俱樂部或國家的旗幟。如同騎士一樣，運動員也將自己的旗幟穿在身上［94］。
運動服還在期待它的歷史學家們研究。人們希望在這方面不但出現綜合論著而且還出現類似軍裝歷史學家們所擁有的圖案集，那些圖案集數量之多達到令人焦慮的地步。人們還想知道為什麼在某些運動中（壘球、籃球、冰球、拳擊）大多數裁判都穿一開始就屬於他們的條紋服裝，為什麼在其他運動中（例如足球、橄欖球）這種從視覺上能夠清楚區分裁判和運動員的服裝未被採用。人們特別想知道在某個俱樂部中，條紋和顏色在各種運動的不同隊伍（職業的、業餘的、青年的、預備的）的運動衫上是如何變化的。它們如何形成體系，如何併入城市的象徵系統，支持者如何使用它們，其起源、歷史、含義如何。貴族的（像法國的拉辛俱樂部的天藍色和白色）、大學生的（巴黎大學俱樂部的紫色和白色）、公司的（ASPTT、ASPP等）、軍人的和工人的、體育的條紋是如何互相對稱的。甚至像都靈的尤文圖斯那樣威名遠揚的足球俱樂部，儘管它那著名的黑白兩色豎條紋橫掃所有歐洲賽場，但對它的研究幾乎還是一片空白。這一點令人遺憾，特別是因為，對於符號和社會規則歷史學家來說，體育的文字材料和圖形資料十分豐富，是一個大有可為的研究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