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鑽探堅硬大地的人，
從地層中挖出一份紀事。
我們從紀事中得知，
向摩西啟示日期的那位作者，
竟把年代搞錯！
——威廉·考珀
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對化石尚不了解，最普遍的解釋是：化石是被諾亞時代的洪水毀滅的動植物的遺體。但很多傑出的學者認為，它們是在地殼底下經過自然的和神秘的過程形成的。少數人則爭辯說，這是魔鬼所為，是為了把虔誠的教徒引入迷途。有人則認為，這是上帝創造的，意在迷惑科學家們或考驗信徒們，要不就是上帝創造生物形態的原始試驗模型。
近代為化石神創說辯護的人士之一，是維爾茨堡大學的約翰·貝林格教授。他在1726年出版了一本代價高昂的專者，描述他聽發現的一些奇怪的化石。在不少化石上有太陽、月亮的圖形和希伯來文。實際上，這些化石全是他的學生們用泥精心培制後埋在地下的，而這位可憐的教授竟上了當。直到有一天，他在一塊化石上發現了自己的名字之後，才算明白過來！他盡其餘生想買回他的著作，但這部書已成為一種收藏品，所以就更難收回了。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在這位教授死後，他的一個後代竟再版了這本著作，從中賺了相當可觀的錢。這是一個可悲的故事，今天人們還記得這位科學家輕信受騙這件事。
在十八和十九世紀，博物學家們漸漸注意到，地下深處和古老岩層上的化石都比較簡單，而後期地層中的化石則比較複雜。生命是幾百萬年前從某些簡單的形式開始，然後經過漫長的地質時代緩慢進化到地球現在的動植物群的嗎？後來，達爾文在1859年發表了他的一書。這並不是進化論的第一本書，但它所提出的一系列意義深刻為事實，使人不可能再把這一理論在成是怪誕的推測而置之不理了。
這本書對基督教世界打擊之大，簡直無法估量。當然，它是擴大新教原教旨主義者和所謂的現代主義信徒之間分裂的主要因素。現代主義信徒自然接受新的理論，他們說，這只不過是上帝造物的方式。如果不把《創世紀》的故事看得太死，如果把“日”解釋為地質時代，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概略敘述進化歷史的書。
原教旨主義者堅決反對進化論。他們多數人信仰路德支持的洪水說；其他人包括英國首相格萊斯頓在內，則支持法國博物學家居維埃男爵的意見，認為在地質時代中，每隔不同時期就出現一系列的造物過程，每一次造物過程都是在洪水埋葬了原先的生命之後才出現。還有一種理論認為，化石是“亞當前”早期創造物的遺體，這些創造物曾在《創世紀》第1章第1節和第2節之間那個時期繁榮孳長。這種理論在流行的《斯科菲爾德串珠聖經》的註釋中流傳至今。
十九世紀出版了幾千種書，多數是在英國，目的是調和地質學與《創世紀》的關係。在這些乏味而傷感的書籍中，有一本與眾不同，寫得精彩，內容離奇，頗值得一提。這本書是由英國著名詩人和批評家埃德蒙·戈斯的父親、動物學家菲利普·戈斯寫的，書名是《肚臍》。它的出色之處就在於：雖然沒有一人會相信它的內容，但它提出的理論邏輯嚴密與地質事實吻合，以致任何科學論證都無法駁倒它。
戈斯承認，地質學已毫無疑問地確證，在亞當之前，地球上有一段很長的地質史，當時動植物非常繁茂。他同時也深信，地球是在大約公元前4000年在6天中創造出來的，正好與《創世紀》所描寫的一致。他是如何把這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凋和在一起的呢？非常簡單，就像亞當被創造出來時應有一個肚臍，而這個出生的痕跡並未出現一樣，整個地球在被創造出來的時候，也帶有過去時代一切遺體的化石，而這個過去只存在於上帝的心中。
雖然可以想像，亞當沒有肚臍，但很難想像他沒有骨頭、頭髮、牙齒和指甲。然而，所有這些特徵本身就提供了原來生長的證據。事實上，人體任何一個器官或組織無不具有原先發育的歷史。這也適用於每一種動植物。如戈斯所指出的，大象的長牙表示過去的發展階段，鸚鵡螺不斷在殼上增加腔室，海龜在背甲上增加層次，樹身上有由於季節變化而產生的年輪。他寫道：“生物學家用以證明……那頭母牛曾經是一個胎兒……的每一個論據，可以同樣有力地證明，新生的母牛在出生之前曾是一個胚胎。”這一切都經作者旁徵博引，以數百頁的篇幅加以詳細論證，井附有數十幅木刻插圖。
簡而言之，如果說地球就像《聖經》所描述的那樣，是由上帝創造的，那麼他肯定是把它創造成一個“發達的企業”。一旦這種概念被認為是必然的，）月它來解釋地球的地質史就有點困難了。河流對土地緩慢侵蝕的跡象，彎曲傾斜的地層，海中生物遺體形成的石灰石山，死火山的熔岩，冰川在岩石上留下的擦痕，史前動物的腳印，埋葬的骨頭上的牙印，以及千百萬散佈在地球上的化石——這一切以及其他許多現象，在在都證明過去的地質變化，而這些地質變化卻從未實際發生過。
戈斯寫道：“也許有人反對說：如果設想世界在創造出來時，其地殼中就存在著骨骼化石——從未實際存在過的動物的骨骼，那無異是指控創世主製造出一些有意欺騙我們的物體。答案很明顯。難道上帝創造的樹上帶有年輪，僅僅是為了騙人嗎？難道上帝創造的貝殼上的生長紋也是為了騙人嗎？難道上帝創造的人類身上有肚臍，目的是為了欺騙他們，讓他們相信自己有父母嗎？”
亞當是否有肚臍這個問題並沒有被人遺忘。幾年前，北卡羅來納州國會議員卡爾·德拉姆和他所在的眾議院軍事小組委員會在“第85號公共事務文件”（魯恩·本尼迪克特和吉恩·韋爾特菲什合著的《人類的種族》）中，對一幅亞當和夏娃的漫畫提出了異議。漫畫上的人都有肚臍。當人們指出，米開朗琪羅畫的西斯廷教堂大壁畫上的亞當也有肚臍時，小組委員會的過慮才算消除。
戈斯對這一問題考慮得十分周到，甚至論述到糞便化石的發現。他寫道：迄今為止，這個“一直被認為是非同一般的有力證據，證明創世之前已有生物存在”。然而，他指出，這個問題並不比說明下面的事實更困難：上帝新創造的亞當，腸子裡有在也有廢物存在。他的動脈裡也一定有血液流動，而有血液就必須先有乳糜和食糜；反過來，有乳糜和食糜必須先有腸內難消化的殘餘物。 “這乍一看來似乎有點荒謬可笑”，他承認說，“……但事實終歸是事實。”
戈斯的論點實際上是無懈可擊的。他不需要放棄任何地質學方面的真理，而且又與《創世紀》完全相符。正如戈斯所指出的，我們甚至可以假設，上帝就在幾分鐘前創造了世界，包括所有的城市和史料，以及人們心中的記憶，簡直沒有任何合乎邏輯的方法能夠駁倒這樣一種可能的理論。
然而，《肚臍》一書並未被多數人所接受。小戈斯在他的一書中寫道：“從來還沒有任何一本書能比得上這本奇怪、固執而異想天開的著作那樣，指望獲得很大的成功而不計報酬。……他以熱情的姿態把它奉獻無神論者，同樣也奉獻給基督教徒們。……但想不到無神論者和基督教徒們都同樣對它一笑置之。……甚至連我父親指望會立刻對這本書表示讚賞的查爾斯·金斯利也寫道，他不能……'相信上帝會在岩石上寫下一個巨大而不必要的謊言'。”
與戈斯對地質學和《聖經》所作的卓越的調和相比，後人在這方面的努力顯得相形見細，但這個題目繼續有人在寫，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從本世紀初以來，僅在美國出版的新教徒攻占進化論的著作就有幾千種。這些著作大部分不堪一讀，但偶而也有帶點嚴肅和學術味的書問世。例如，辛辛那提大學物理學教授，著名評論家保羅·莫爾的兄弟路易斯·莫爾博士1925年在普林斯頓作了一系列演講，以《進化論的教條》為門名出版。這是一本令人十分憤怒的書。莫爾博士使用了一切陳腐過時的論點來攻擊進化論，但就是不讓讀者準確知道他本人對化石的解釋。人們的印像是，他認為不同“物種”的形成是一系列孤立的創造活動的結果。對進化論的類似的攻擊，還有“文學人道主義”運動成員、芝加哥大學希臘語系主任保羅·肖裡博士在1928年10月號《大西洋月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題目是《進化論，保守派的辯解》，其中雖然充滿了引自文學界和哲學界大人物的語句，但這部暴露出作者缺乏科學知識。
在二十世紀反對進化論的新教徒中間，有一個人，而且僅僅是這一個人，堪稱鶴立雞群。他就是在著名的田納西州斯科普斯審判案中，布賴恩作為主要權威而提到的那位“地質學家”。在近30年來幾乎所有原教旨主義者在攻擊進化論時，主要武器都取自他的著作。事實上，他是最近的和最大的反進化論者。
這位傑出的人物就是喬治·普賴斯，1870年生於加拿大。他曾幾次在安息日耶穌再生派的各學校中獲得學位並在一些地方任教，後在內布拉斯加州安息日耶穌再生派的一所規模不大的學院中任地質學教授。他於1938年從該教派的另一所大學華盛頓州的沃拉沃拉學院退休後，一直住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洛馬林達。
雖然普賴斯出版了大約20本書，但他的論點主要集中在1923年出版的726頁的大學課本《新地質學》中。這是一本經典型的偽科學著作。立論精到，大量引用地質學術語，所以當今數以千計的新教原教旨主義者都把他的著作奉為這一問題的定論。甚至持懷疑態度的讀者也發現，如果沒有相當的地質學知識，也很難反駁普賴斯。
普賴斯觀點的核心可以用幾句話說明。他指出，進化論的神聖不可侵犯之處在於這樣一種觀念，即隨著從古代到較晚時代的地層變化，化石也從簡單的形式逐漸變為複雜的形式。但不幸的是，除用埋在地層裡的化石以外，又別無其他適當的方法來確定地層的年代。這就造成了一種惡性循環，恰像一隻狗追咬自己的尾巴那樣。進化論的作用，在於按進化的順序對化石分類，而又用化石來確定地層的年代。所以，化石從“老”到“新”的變化，被認為是進化發展的“證據”。
普賴斯的觀點則是，整個世界創造於基督誕生之前幾千年，就像《創世紀》所描述的那樣，正好用了6天時間。不同的地層並不表示不同的地質年代。它們都是由大洪水時期同時淤積下來的，而大洪水則是由於天體干擾引起的大浪潮而造成的，大浪潮衝擊整個地球，使當時的山脈崩塌，破壞了伊甸園的溫和氣候。他曾寫道：“科羅拉多大峽谷……可能並不比埃及的金字塔古老多少。”按照普賴斯的觀點，化石只不過是被大洪水所埋葬的洪水前的動植物遺骸。
果真如此，那麼在化石地層露出地面的岩層中，人們一定會看到化石的層次有的與進化的次序相符，有的則與進化的次序相反，兩種情形不相上下（雖然普賴斯也估計到這樣的事實，即海裡的生物往往先被埋葬，其次是陸上生物，最後是鳥類）。普賴斯宣稱，事實正是如此，他的普作用了很大篇幅刊登這種“顛倒”地區的圖片並加以說明。普賴斯斷言，為了對這些使人為難的地層作出解釋，傳統的地質學家虛構了想像中的斷層和摺皺。下面所引有關這一問題的話，可以說明普賴斯的說理方式：
……
近年來造成的人造地質斷面，幾乎沒有一個不包括一個或幾個這樣的“衝斷斷層”或叫中斷層”。但在這個問題上必須記住的真正之點是，僅僅由於發現化石埋藏的次序有顛倒，才認為需要這樣的方法——這種方法就像前面所說為解釋證據而採取的權宜辦法一樣，可與托勒密著名的“本輪”說相提並論，總有一天會這樣的。
對一個不熟悉地質學的讀者來說，這種說法似乎很有道理。例如，他怎麼會知道，地質學家們確定是否發生過斷層或摺皺已有幾十種公認的準則呢？當然，在很多情況下，整個摺皺或斷層能清楚地看得出來。如果看不出來，有經驗的地質學家還會尋找其他的標誌。例如，一個顛倒過來的摺皺實際上使地層上下倒置。這自然會把諸如風波痕、土地裂痕、雨跡和足蹟等化石遺跡顛倒過來。三葉蟲會仰面倒臥。埋葬在原泥土岩層中的大塊東西的重心會在高處而不在低處，等等。如果是斷層，那麼總會有一條很清楚的斷層界線，並且斷層運動的地方，岩石的表面常常是光滑的，另外還有其他力學方面的跡象，能證明所發生的變化。
普賴斯描述他看到的地層顛倒的地區時說，沒有斷層或摺皺的遺跡，只有化石次序顛倒的現象，但事實並非如此。人們只須到原來考察過的地區去，就會發現大量斷層和摺皺的技術證據，這些證據與化石毫無關係。例如，普賴斯喜歡舉落基山脈阿爾貝塔——蒙大拿地區的主山峰的例子，那裡的古老地層在新地層之上。雖然在《新地質學》一書中復制了該山峰的7幅照片（有一幅還印在封面上），普賴斯忘記告訴讀者，在山的底部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條逆掩斷層的斷層線，還有光滑的岩石表面證明有過斷層活動。懷俄明州的哈特山是普賴斯喜歡舉的另一個地層顛倒的例子。然而，他沒有提到，在這裡斷層線清晰可見，長達25英里左右。
普賴斯也沒有指出，與化石總是按正確的進化順序排列的千千萬萬個露出地面的岩層相比較，地層顛倒的地區為數極少。事實上，發生地層顛倒的地點，也正是如人們所預料的曾明顯地發生過摺皺和斷層的地方。實際上，主要地層的年代早在進化論流行之前便相當準確地推定了，而且，近年來用放射方法測定的年代，令人信服地證明，舊過去的方法確定的年代是準確無誤的。
關於早期人類遺體化石的問題，普賴斯的觀點是附和“安息日耶穌再生派”信徒、據說是很靈驗的女預言家EG懷特大人的話。她在《天賦的才能》（1864年）一書中寫道；
如果說有一種罪惡比需要用洪水毀滅人類的那種罪惡更大的話，那就是把人和獸混合起來的卑鄙罪惡，因為它損害了上帝的形象，到處引起混亂。 ……
上帝創造的所有物種都在方舟中保留了下來，上帝沒有創造的那些由於人獸混合結果而產主的混亂的物種都已被洪水毀滅。自洪水以來，出現了人獸混合的現象，這可以從動物種屬幾乎沒有休止的變化，以及從人的某些種族身上看到。
普賴斯有一次寫道：“我相信，懷特女修士的話是按上帝的意旨恩賜給我們的教導。……我深信，如果我們不接受這些教導，我們自己也一定會在這個“物種”問題上陷入混亂和困惑的境地。……”
希特勒斷言非雅利安種族是由早期的雅利安人和人猿交配而產生的那段話，在一書第二版中被刪去了，無獨有偶，懷特女修士上面這段關於人獸混合的話，在她的書的後來的版本中也刪掉了。儘管如此，普賴斯對她的說法仍然是篤信不渝。他認為，在洪水之前生存的人類已經完全被洪水所毀滅，因此，不會發現他們的遺體化石。他寫道：“……因為我們聽說，上帝希望把那個不信神的邪惡種族毀滅掉，他可能是把這件事做得很徹底，把他們埋在很深的地方，以致我們仍未發現他們的遺體。”他認為，已發現的人類骨骼化石，是在洪水以後生活的人類的遺跡。
早期的耶穌再生派信徒常常把某些原始部族，如非洲的游牧部落、霍屯督人和美洲挖植物根作為食物的印第安人等，有時則把全部黑人看成是退化的混血種的典型。普賴斯還不至於達到這種程度。他認為黑人和蒙古人種是上帝在巴別的通天塔創造的純種人混合而產生的退化種族的類型。然而，現代類人猿則可能是混血人種。下面是普賴斯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
在古生物學中找不到明顯和確實的證據，能夠證明現存的類人猿在世界大災變，即大洪水之前就已存在。今天的這些類人猿可能和人類中的黑人和蒙古人等類型一樣，是現代條件下的產物。假如一定要我在類人猿是退化或混血種的人類和人類是進化了的類人猿這兩種說法之間作出選擇的話，我相信，我不用花很多時間便能作出決定。我認為，稍有學問的科學家，都不需花很多時間就可作出選擇。
文藝復興以後的一些博物學家，從蘇格蘭的人類學家蒙伯多勳爵到美國的動物普及知識書籍作家伊万·桑德森等都認為，高級的類人猿根本不是動物，而是原始的或退化的人類。蒙伯多認為猩猩是人類的一種。這種想法產生了皮科克的小說中《梅林科特》中奧蘭·豪特頓爵士這樣一個人物。桑德森對大猩猩也抱有類似的看法。他在他所著《動物寶庫》（1937年）一書中寫道：“看著這些動物的生活，聽著它們的喊叫聲和談話聲……，我只能把它們看作是一種退化了的人類。”（桑德森對動物學的最新貢獻是發表在1951年6月號《真理》雜誌上的一篇關於在佛羅里達州西部一個海灘上發現恐龍足蹟的文章。）
普賴斯當然是一位虔誠的安息日耶穌再生派的信徒。他像維利科夫斯基一樣，具有強烈的宗教動機，要把《舊約全書》的記載確立為真理。但是，僅僅這樣一個目的能驅使一位像他這樣有學問的人，在差不多半個世紀中扮演一個古怪而孤獨的角色嗎？當他寫“不得不幾乎是單槍匹馬地改革地質科學”時，也偶然暴露出別的動機。但總的來看，他的書擺脫了偽科學著作明顯表現出的那種強烈的自我吹噓的特點，這是難能可貴的。普賴斯的文筆樸實、簡煉、明確。這裡舉一個例子，他在描寫他很難找到機會發表他的觀點時，竟出人意料地沒有表現出那種憤懣情緒：
25年前，當我第一次在地質學方面有了一些革命性的發現時，我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把這些新觀點介紹給公眾。只是在我發現正常的出版渠道部走不通之後，才決定利用仍然敞開的其他大門。我也許是犯了一個錯誤。我也許本來應當尊重科學界那些迂腐的老規矩，應該卑躬屈膝地站在不止一次給我以閉門羹的編輯部的大門外面。但我並沒有那樣做，並完全了解這將帶來什麼樣的後果。而且，我還沒有理由認為自己的確犯了錯誤。總有一天人們會認識到，“有聲望”的科學家所把持的統治集團，永遠也不能壟斷自然界的事實。
普賴斯在出版了《新地質學》一書後，曾期待著進化論會枯萎凋謝，被一陣風吹走。他在1924年寫道：“生物進化已經死亡。……本書只不過是一篇悼詞。請安息吧！”一年之後，他在倫敦與約瑟夫·麥凱布辯論時，曾預言英國公眾對進化論的看法在兩年之內將會改變，就像他認為在美國已經發生的那樣。當然，在美國根本沒有發生過這種變化。事實上沒有一位地質學家認為普賴斯的書值得一駁。這曾在普賴斯的心中引起懷疑嗎？當然沒有。 “我以前在這個問題上寫的長篇論文還沒有人回答，”他寫道，“也沒有人能夠回答。但是它被人忽視了，也許將繼續被人忽視。因為即使在科學界，也幾乎不會有人肯耐心地仔細傾聽一種以人們所不熟悉的事實為根據的全新論點。”
雖然安息日耶穌再生派的信徒們認為天主教會是撒旦搞的，但很多天主教著作家在寫進化問題的文章時還是認真看待普賴斯的地質學的。最具有學術價值的例子是1925年出版的《控訴進化論》。作者喬治·奧圖爾全盤接受普賴斯對地質年代學的幼稚批評。他關於“化石起源”的一章，只不過是把普賴斯的觀點作了一個冗長的概述而已。同樣，阿諾德·倫恩在《逃避說理》一書1932年修訂本中，把普賴斯說成是“美國某大學的地質學教授”，並讚揚他對“任意重新安排地層的作法給予了應得的嘲笑。”在三十年代初，普賴斯寫了幾篇文章登在《天主教世界》雜誌上，在一篇關於“怪人和預言家”的文章中，他把自己和那些曾被同時代人看成怪人的偉大科學家們相提並論，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從開始到現在，天主教會對進化論的反應遠沒有正統的新教團體那麼激烈。在達爾文的著作問世後的幾十年裡，教會除明確表示天主教徒不能接受人類的靈魂是逐漸進化的這一點之外，並沒有對這個學說採取任何行動。當時，大主教徒的一般反應當然是表示反對，但與新教徒的狂熱文章相比，很少有天主教徒就此發表著作。這可能是由於天主教會在伽利略的問題上吸取了慘痛的教訓。
然而，在下級的教會中，那些不是僧侶的天主教徒卻寫了不少反對達爾文和他的學說的書。在美國，這類著作的典型是1922年出版的艾爾弗雷德·麥卡恩所著《上帝或大猩猩》一書。作者大談“三迭紀時的鞋底化石”，認為這是三送紀時人類穿鞋走路的證據！在照片上可以看出，那顯然只是一個普通類型的岩石結核。由於正統的地質學家們沒有把他的發現當成一回事，麥卡恩非常氣憤。
奧圖爾的《控訴進化論》比起麥卡恩的書來，學術性要高得多，但除了冗長乏味的特色外，毫無新鮮或重要的東西。在英國，阿諾德·倫恩的《逃避說理》也一樣平淡無奇。倫恩雖然也承認每個“物種”在漫長的時期中發生了微小的變化，但沒有一個是由一個共同的家族體系聯繫在一起的。每一物種的起源都是一種專門的創造。
英國天主教徒對進化論的攻擊，最可笑的要數1926年出版的希萊爾·貝洛克的《威爾斯先生〈世界史綱〉一書指南》。貝洛克對科學一無所知的程度，堪與他的狂妄自信相比。他的論據大部分陳舊不堪，毫不足信，甚至連普賴斯都沒有勇氣搬出這些古董來。這本書激怒了威爾斯，他在當年晚些時候以《貝洛克先生的異議》為題發表了他的反駁文章。該文辛辣尖刻，可謂論辯文中的一個小小傑作。在歷史上的筆墨官司中，恐怕沒有像這一次那樣大獲全勝的了。貝洛克又寫了一本反駁的小冊子《貝洛克先生仍持異議》，比前一本書加倍地狂妄自信，但這只不過是氣急敗壞的大喊大叫而已，連自己受了致命傷也不知道。
貝洛克的好友，著名的吉爾伯特·切斯特頓在他的著作中很少觸及進化論的問題。如果碰上這個問題，他就亂說一通。例如，他在《不朽的人》一文中，和許多反對進化論的人一樣，浪費了大量篇幅，讓人們相信：人和動物的思維有很大的區別。這純屬廢話。因為沒有一個進化論者否認這種區別。在進化的譜系中，人和報於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支係發展的結果，其過渡形式屬於遙遠的過去。達爾文的偉大信徒赫胥黎寫道，“……我比任何人更深信，文明人和野獸之間的鴻溝是極深的。”然而，切斯特頓竟然寫道：“較高級的動物並沒有畫出越來越好的畫像；最進化的狗並不比它在過野生生活時畫得好些；野馬並不是印象派畫家，比賽用的馬也並非後印象派畫家……田野裡的牛聆聽雲雀唱歌的機會比誰都多，但似乎並不能因此而引起激情和受到陶冶。”
當然，切斯特頓的論點是人和動物之間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別：人可以說話，創作藝術品，發笑，穿衣，感到內疚，組織政府，崇拜上帝，等等。因此，不可能設想他們之間有什麼過渡階段。對此，簡單的回答是：成人和新生嬰兒之間也存在同樣巨大的差別。如果回答說，嬰兒長大成人和這是兩碼事，那麼，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如果說嬰兒和成人可以是一個連續統發展的結果，嬰兒要獲得“人類”的特性並不需要跨越一條明顯的界線；那麼，至少在理論上沒有任何理由說，人和動物的祖先（比新生嬰兒更有“人性”）就不可能屬於一個類似的連續統。
在同一著作中，切斯特頓以法國南部發現的史前人所畫的美麗洞穴畫這一事實來嘲笑別人。他設想，由於這些藝術家是史前人，因此他們一定是像猩猩一樣，而他們高超的繪畫藝術，在他看來是對人類學家們開了一個大玩笑。不幸的是，切斯特頓沒有設法去了解一下，這些洞穴畫是克魯麥格農人的作品，他們已是相當發達的人種，腦子的容量比現代人稍大。在該書的附錄中，他對這一疏忽表示了歉意，但並沒有自圓其說。
日前，天主教徒的觀點正迅速轉向全面承認進化論，但有一點堅決待保留態度，即認為在地質時代的某一階段，人類的靈魂是從外面注入已經進化到可以接受靈魂的人體中的。事實上，早在1871年，就有一位天主教徒生物學家聖喬治·米瓦特在他的《物種的創始》一書中為這種觀點進行過辯護。後來，由於其他原因，米瓦特被革除教門，但現在他的著作被認為是很有預見的。 1950年，羅馬教皇頒布的一項通諭中，提醒天主教徒不要“以為關於人類軀體起源於早已存在的活物質的說法已經完全成為定論，”但他允許願意相信這種觀點的教徒保持自己的信仰。官方的態度是：動植物的進化可能是確實的，但人類軀體的進化問題還有待確定。天主教徒科學家可以為提出一個可能的假設而從事研究，但在假設認證之前，不得在天主教學校中講授。
值得提出的是，享有“巨著”彙編者之名的美國主要的新托馬斯主義者之一，芝加哥大學的莫蒂默·艾德勒博士，曾經有一個時期單槍匹馬地對進化論大張撻伐。在1937年出版的《人類是怎樣演變的》一書中，艾德勒把進化論說成是“通俗的神話”，堅持說這不是已經確認的事實，“而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可能的歷史，一種證據不足而且自相矛盾的歷史……這些事實只能確定一種歷史的可能性：過去曾存在過的動物種類已經不再存在了，現在存在著的動物種類過去並不存在。這些並不能使這個精心編造的故事確立起來，這個故事就是進化論的神話。……”
艾德勒繼續寫道：“我說'神話'，是指精心杜撰出來的歷史，它大大超越了科學證據。……這個神話就是向小學生們所講授的那個進化論的故事，幾乎像一部電影那樣視而可見。這個故事是赫伯特·斯賓塞、厄恩斯特·海克爾和亨利·柏格森這些進化論'哲學家們'編造出來的，是科學普及工作者們所發明的。”
艾德勒博士明確表示，他並不否認生命形式是經過久遠年代循序漸進發展而來的，他只是反對這樣的觀點，即他們屬於一個連續統一體，在這個連續統中，一些物種通過覺察不到的變化融入另一些物種之中。他爭辯說，證據表明，“物種”不是在程度上，而是在種類上有區別，有一種根本的“不連續性”把它們分割開來。
艾德勒在1940年出版的《托馬斯主義問題》一書中更仔細地研究了有多少“物種”存在的問題。換句話說，需要有多少次上帝的造物活動才能解釋進化的突變？他反對傑出的天主教哲學家雅克·馬利丹的觀點：認為這個數目非常之大，而且是不可知的。艾德勒認為只需數目很少的物種，可能只要4個（物質、植物、動物和人類），不過，肯定是在3個和10個之間。他認為自己的這個觀點“差不多已完全被證實”。在一個物種內部，曾經發生過變化，但每一物種本身是固定的類型，實質是永遠不變的，它們的存在只是由於上帝的創造。艾德勒猜想，每一物種在創造出來時有若干不同的類型，它們之間彼此互不相干，例如，有花和無花的植物是分別創造出來的。他承認，這一理論的科學根據是“不明確的”，但在神學上有一個論據，即以《所羅門智慧篇》（這是《舊約全書》中被新教徒們視為不可信的一篇）中的一節（11章12節）為基礎的那種“偉大的啟發力量”。
在1941年4月號《托馬斯主義者》雜誌上，艾德勒發表了一篇題為《物種問題解》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爭辯說，馬利丹的看法完全可以駁倒，他本人的觀點在修正一個錯誤後有把握可以確立。他說，他的那個錯誤是出於“過分的熱情”。 “我幾乎可以說，迷住我眼睛的是新光芒的燦爛光輝。”
艾德勒對進化論的最近一次攻擊，是1951年在芝加哥大學對天主教學生俱樂部所作的演講。他宣稱，人和類人猿的區別就像“正方形和三角形一樣，沒有中間的形式，沒有三邊半形。”艾德勒的論點大部分直接來自“聖經地帶”的福音理論庫中。他說：“有時，一個孩子和豬的區別並不太明顯。但小孩可以長大成人，而豬就辦不到。”艾德勒又說，只要有一位科學家能生產出一隻會講“簡單陳述句”的類人猿來，他便承認人類和猴子有緊密的聯繫。
（順便提到一件趣事。美國有一位業餘動物學家理查德·加納，把一生大部分時間貢獻給記錄和分析猿類的語言，最後宣稱他學會了用猴子的語言用它們交談。參見他的著作《猴子的語言》（1892年）；《大猩猩和黑猩猩》（1896年）對類人猿和猴子》（1900年）。但其他權威學者對他的著作評價不高。）
艾德勒在結束演說時說，所有這些事實只有兩種解釋：人類或者是由野獸經過進化突變而“產生”的；或者是由上帝所直接創造的。人們認為，艾德勒在這裡並非指創造軀體和靈魂，而是指那種越來越普遍的天主教觀點，即認為靈魂是注入軀體中的，而這個軀體的父母是野獸。
這種觀點當然引起了不少人的質問。天主教毫無疑問將會對這些問題進行相應的探討。例如，把保存完好、後來證實是尼安德特人（一種前額如類人猿一樣低、頭部前傾、沒有下巴和大姆指不對應的人種）的10多具骸骨究竟屬於哪一種呢？這些生物已能生火，並且用雕飾的石頭埋葬死者。威爾斯在答复貝洛克時提出了下列的問題：
當我聽說貝洛克先生將要解釋和答复《世界史綱》一書時，我的思想便馬上轉到這些生物上來了。貝洛克先生會對它說些什麼呢？他會認為它是人類墮落之前的生物呢，還是人類墮落之後的生物？他會從他的保險櫃中取出驚人的新科學來修正它的身體結構嗎？他會把它作為兄弟對待，並說這種生物是以最崇高的一神教為根據呢，還是把它當作一個為了把邪惡的人引入歧途而製造的魔鬼呢？
他什麼也沒有說！每當它走近他時，他便走開了。但我相信這種生物並沒有離開他。如果不是白天便是在晚上，它一定會問他：“貝洛克先生，我有一個需要拯救的靈魂嗎，貝洛克先生？那個海德堡人的顎骨是不是屬於我們同類的？貝洛克先生，您已經忘了我了。在五分之四的舊石器時代中我是'人'，當時再沒有別的人。我蹣跚而行，不能直立走路，也不能像您那樣仰望天空，但是，貝洛克先生！您有勇氣把我說成是'狗'嗎？”沒有回答。
正統派遇到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最早的靈魂只注入一對男女中呢，還是同時創造了許許多多的人？如果是後者，那麼該隱就可以同別人結婚，而不必一定要娶他的姊妹。在教皇1950年發表的通諭中，以這種看法與原罪的教義有抵觸為理由而巧妙地加以譴責。還有，靈魂的注入發生在生命的什麼時代？如果說最早的男女在接受靈魂之前已是成人，那他們一定是早期過著動物的生活，後期則過人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如果說靈魂是在懷孕時（或在出生時）注入的，那就意味著最早的男女是由沒有靈魂的母親撫育大的。這些看法都是合乎邏輯的，只不過在人們乍一想到時會感到古怪而已。
到目前為止，對這些糾纏不清的問題作了最全面探討的是1932年出版的歐內斯特·梅辛傑神父的《進化論和神學》一書。他勇敢地為亞當的軀體的進化辯護，但堅持認為夏娃的出生是奇蹟般的事件。亞當半邊身子的一部分（不一定是一條肋骨）一定包含著“實際上完整的物種”，由此而創造的夏娃，與生物學家們稱之為“無性生殖”的情況相似。梅辛傑神父最後說：“從亞當產生夏娃的問題，在《聖經》和口頭傳下來的教義中是那麼明確，只要認真思考，至少不會成為問題。而且，除了對這件事理解上有些困難之外，沒有理由去懷疑它。”
教會的神學家們和艾德勒博士也許應當更仔細地考慮一下喬治·普賴斯的革命性的地質學。他對岩石的解釋是非常簡單易懂的。只要地層是按年代順序排列的這一理論被接受，就不會產生任何使人困惑的問題。普賴斯最近寫道：“人們可能相信一個美麗而完善的世界是可以直接創造出來的，……但這種經歷漫長年代的無盡痛苦的作法……看來並不是……創造世界的明智方法。這可能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促它更像是一場巨大的惡夢，而不是一個創造過程。”
但最好還是請他們再深思一下聖奧古斯丁這幾句明智的話吧：“常有這樣的情形，人們對天和地，或世界其它部分產生了疑問……。而對於這些問題，非教徒擁有知識……，而一個基督教徒根據聖經談論這類事時，被不信教的人聽了說些閒話，說他講得驢將不對馬嘴，因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這實在是十分難堪而且糟糕的局面，千萬要小心避免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