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第三部分草原薩滿文化拾遺-1

晨風吹動著草浪 羊兒低吻著芳香 鞭兒擊碎了薄霧 歌聲喚來了朝陽 美麗的呼倫貝爾草原 你是我可愛的家鄉 你像一朵盛開的鮮花 永遠散發著芳香 …… 我喜歡草原，呼倫貝爾曾經是我的最為艷羨的夢，這個夢並不因為我的多次到來而消逝，隨著時間和交往的延伸，越夢越濃。 在呼倫貝爾盟鄂溫克族自治旗我認識了已經到呼和浩特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的塗建軍，他陪伴我進行走訪。在建軍家，他們總讓我喝從180公里外的維納河打來的泉水。維納河在大興安嶺北麓維納山脈北側的山谷之中，在開闊的地褶皺中，湧出八個泉眼，人們傳說這是神水，不同的泉眼流出的水治療不同的病，八股泉水因此被命名為心臟泉、胃泉、頭泉、耳泉、鼻泉、胃酸泉、萬能泉、洗浴泉等。人們很難想到這種直接打來的泉水泡沫豐富，味道像汽水一樣沁入心脾。

草原的薩滿文化已經走入自己生命的衰落時期，這是個回憶多於現實的階段。這裡的老年人多多少少都保留了一些記憶片段，當然其中不乏自己民族的文化專家，他們有的能說，有的能寫（比如鄂溫克族的哈赫爾、何秀芝），有的能表演。還有幾位尚在的老年薩滿。有人統計過，到1979年鄂溫克族仍然活著的薩滿不到10人。可見我們是在流逝的歷史長河之河床上撿拾那些珍貴的紀念物。 草原中生活著不同的民族，有蒙古族、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漢族……這裡有著不同民族的歷史記憶，也有區域性的文化現象和文化積累。用鄂溫克族一些朋友的話說：鄂倫春族是我們的叔伯兄弟，達斡爾族是我們的表親（姻親弟兄）。 我國鄂溫克族人口26，315人（據1990年全國人口普查），其中22，808人居住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根據學者研究，由於歷史上的遷徙和居住地區的分散與隔絕，鄂溫克族曾被人們分為“索倫”、“通古斯”、“雅庫特”等三部分人。其中索倫人最多，從事游牧業、狩獵和農業；通古斯是住在陳巴爾虎旗的鄂溫克人，主要從事畜牧業；被稱為雅庫特的是鄂溫克人的一小部分，聚居額爾古納左旗，主要從事遊獵，飼養馴鹿。由於地區分散，從事的生產不同，受外部先進生產方式的影響不同，他們的社會發展極不平衡。被稱為“索倫”和“通古斯”的兩部分人，很早以前就進入宗法封建社會，而被稱作“雅庫特”的少部分人，由於從事較原始的遊獵生產，生產力十分低下，解放前，尚處於原始社會末期父系家族公社的歷史階段。

鄂溫克族的社會歷史調查始於20世紀中葉，以郭布庫、呂光天、烏云達賚等為主要調查者的實地考察，涉及到該民族的社會組織、經濟生活、歷史文化、語言文學、以及薩滿教信仰，這批成果主要收錄在呂光天主編的《鄂溫克族社會歷史調查》（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以及某些學者個人的著作中。 90年代初，以民族學者和民族文化工作者為代表的薩滿教專題調查開展起來。這個時期的調查遍及鄂溫克族的主要聚居區，調查所獲前所未有。收穫的主要成果包括一批薩滿儀式錄像，大批薩滿教服飾及其他宗教文物，薩滿歌和薩滿自傳等。 90年代末，鄂溫克族民族博物館建立，一批發掘出來的或複制的鄂溫克族薩滿教文物被集中展示，它代表著迄今為止的主要考查成果。

2003年8月10日，內蒙古自治區根河市敖魯古亞鄉的11戶37名鄂溫克族獵民和他們上百頭馴鹿，乘坐17輛卡車，從大興安嶺腹地的原始森林，向內蒙古根河市郊三車間——政府建設的新故鄉進行“生態移民”。這個消息在中央電視台等媒體相繼報導，這些獵民被稱作中國北方“最後走出原始森林的狩獵民族”，而他們的遷移則標誌著這個民族徹底走出傳統的家園，開始了全新的定居生活。 紐拉是誰？紐拉曾經是大興安嶺中這個“最後走出原始森林的狩獵民族”中著名的女薩滿。 鄂溫克族博物館中有一件目前國內最原始的鹿皮薩滿服，許多參觀者都探問：這是哪個薩滿的？回答是：紐拉的。 紐拉去世了，她是1997年7月走的。我在1997年6月下旬還去看過她，當時她躺在自己家中，不能活動了，吃飯和排泄，一切都在床上。 （1）她的女兒負責伺候她。

紐拉看著我，我發現她的眼神冒出一股光芒，凌厲刺目，讓人發顫。在一陣凝視後，她微微閉上了眼睛，嘴角帶著一絲微笑。看到紐拉當時那種目光的人，都不會覺得她會走得那樣快。 1986年10月中旬，盟民委邀請紐拉在敖魯古雅鄂溫克族民族鄉舉行一次“祭天儀式”，這時的紐拉已近80高齡。她穿好薩滿服，手持橢圓形單面鼓，擊鼓祭天。 （2）儀式是在林子中進行的，獻牲是馴鹿，一公一母。殺了馴鹿，以血塗鼓面祭鼓，祭台上擺著鹿頭，四個蹄子和部分骨骼內臟。紐拉向神靈說明是為什麼祭天（此次的目的是整理薩滿教），獻了什麼樣子的犧牲。她時而席地而坐，時而擊鼓謳歌，求天神保佑鄂溫克人。這個儀式直至深夜，紐拉不時地和神靈交流，蘇日台老師說，他聽到紐拉求神靈撤去，說她老了，跳不動了，不能再當薩滿了。

或許是我們這些民族文化發掘者讓紐拉不能停步，她是薩滿，她永遠是薩滿。現在紐拉可以告別自己的薩滿身份，回到她的神靈那裡，向他們交差。現在的她，是否輕鬆了許多？ （3）（4）（5） 紐拉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財富，是她的那件薩滿服。它不僅是原始的製作（有許多複製品，而非薩滿所用），而且還綴滿各種動物神偶和自然神靈的象徵物，其中有日、月、星、雷、蛇、天鵝、布穀鳥、魚、熊、狼、野豬，此外還有像徵性的脊椎骨、關節骨、臀骨、肋骨、大腿骨、小腿骨以及血管等。這些物件引起觀賞者和研究者的各種遐思，其中的許多奧妙或許已經被紐拉帶走了。 （6）（7）（8）（9）（10）（11） 紐拉留給我們的還有歷史，一個民族曾經有過的歷史文化，一條人類曾經走過的道路。如果人類不知道自己的歷史，那將是怎樣的欠缺？人類精神的滋養離不開歷史，離不開各個民族提供給整個地球的那些智慧。我們不應該只是為消逝了的文化唱誦輓歌，還應該做點什麼。

可是我們又能做什麼？ 告別病危的紐拉，我們來到敖魯古雅鄉的街上，這裡早已不是紐拉的時代了。街道平坦，房屋整齊明亮，穿著漂亮的兒童都在上小學說漢話，鄉醫院近在咫尺，學校大樓巍然聳立。只有馴鹿鄂溫克人的博物館還傳達著往日的信息。我們順便走訪了幾個年輕人的家庭，他們說的漢話十分流利，穿的不是傳統服裝，吃的不是野生獸肉，喝酒十分普遍，即使是少女，你對她們的酒量也不能低估。 鄉長古新軍是個年輕的鄂溫克人，他最操心的事情莫過於民俗旅遊村的建立了。他在不遠處的林子裡劃出一塊地，想在其中做些有民族特點的擺設和服務設施。看得出他很辛苦，每天都在他建設的民俗村里奔忙。他帶著我們參觀，一路講解著他的各種規劃，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只是一個大門標誌和幾個簡單的“仙人柱”。

我建議到獵民點去看看，在我的想像中獵民點要比這個民俗村更有文化內涵，那裡的一切不是為了旅遊參觀而特意安排的，而它的特點恰恰最吸引旅遊者的目光，把獵民點辦好了，一舉兩得，這叫做無為而治。 所謂獵民點就是鄂溫克人在山里飼養馴鹿的地方，近20戶40餘人承包了馴鹿。他們生活在山中，住在帳篷裡面，幾個獵民或幾個家庭共同放養著馴鹿。 這裡的馴鹿遵循的是傳統的形式，人們把馴鹿放到山中任其自由覓食，並不跟踪看管。要想鋸鹿茸首先得把鹿召回，就見人們隨手撿來一些乾柴、樹枝，點燃它們，濃濃的炊煙向森林飄去，不大功夫就見鹿群向這裡奔跑，男人們把回來的馴鹿圈在圈裡，（20）在它們中間挑選鹿茸，一旦選中，就把那頭鹿按住，割鋸它的鹿茸。婦女們向我解釋，夏季森林裡蚊虻無數，獵民總是要生煙為馴鹿驅趕叮咬它們的蚊虻，每當白煙升起，馴鹿就會向煙霧地方跑去，在夏天，獵民就利用這個方法召回馴鹿。至於冬天，就要給馴鹿餵鹽，對鹽的依賴，使得馴鹿離不開人。 （21）

巨大的鹿茸被鋸下以後，（22）上邊總是殘留著血津兒，有人告訴我，鹿心血是最寶貴的藥材，而鹿茸的血滴僅次於鹿心血。所以買鹿茸的話，你要看看裡面是否有血津兒。 敖魯古雅處在激流河與敖魯古雅河交彙的地方，每逢汛期河水氾濫，民宅被淹，鹿圈被毀。這樣持續不斷的災害促使敖魯古雅所屬的根河市政府不得不考慮生態移民問題，目的是讓獵民的財產、生命遠離每年都要面對的洪水威脅。 1999年，國家出台了10萬人口以下的少數民族一次性脫貧的政策，當地政府決定根據這個政策為鄂溫克獵民建立定居點，讓他們過上永久的定居生活。生態移民的地址選在根河市區西側的三車間處，政府有意把新的敖鄉發展成鹿業養殖和鹿產品加工基地，讓獵民們脫貧致富。學校、醫院、博物館、敬老院等也都在政府的建設規劃中。這個定居點同時也是民族旅遊村，通過它把鄂溫克獵民的歷史文化展示在世人面前。

然而，在《南方周末》2003年8月28日25-26版刊載的師欣的《部落之變——鄂溫克人的新居》中，我們看到：當地政府的熱望卻沒有得到獵民們的認同，他們認為：“家在哪裡無所謂，而馴鹿不能下山”。傳統生活告訴他們，馴鹿要尋找人煙稀少，苔蘚豐富的地方，這就注定獵民們要跟隨馴鹿的足跡，不斷漂泊。當地政府圈養馴鹿的計劃，對獵民來說還欠缺經驗，因此獵民擔心害怕這種“生態變革”。同自己世代相傳的馴鹿經驗相比，他們認為政府指派的飼養員根本不懂得馴鹿。 面對獵民的思想抵觸，當地政府決定讓步。首批獵民搬遷新址7天后，政府同意首批搬下來的馴鹿返回大山。馴鹿重歸山林，獵民們喜笑顏開，不顧山上蚊蟲叮咬，各家代表擠在山上的帳篷裡值班。現在敖鄉新址的48個鹿圈，顯得空空蕩盪。

獵民們既不願下山，又急於返回山林，真的就只是出於馴鹿生存方面的考慮嗎？ 鄂溫克族完整的部落社會生活早已經衰落，氏族組織和氏族制度遺留下來的傳統所剩無幾。曾經那麼集中表現馴鹿生活的原始宗教——薩滿教，隨著最後一位老薩滿謝世，成了人們的記憶。殘留下來的傳統資源就是其主要的經濟生活方式——馴鹿。 因此馴鹿是鄂溫克族傳統的集中展現，對這個民族來說，馴鹿就是“命根子”， 而一個民族的文化認同就建立在他的“根子”上，並由此表現一個群體的自我意識。 馴鹿，在精神層面上，代表著“我們”的意識，使鄂溫克人變得榮耀，給他們以活力。 這個祖先留下來的傳統，是文化繼承的體現，是鄂溫克人群體意識的歸根處。這是個集體認同的信號，承載了非常重要的社會心理價值，而這一點卻沒有被當地行政部門充分理解。 這次的生態遷移也揭示了鄂溫克獵民在面對巨大的捉摸不定的變化時的一般心態。他們缺少文化上的安全感，用拒絕外部影響來表達自我保護意識。獵民們幻想著與世隔絕的家園能夠持續，這種持續通過上山馴鹿的堅守來獲得。搬遷意味著生活方式的改變，想到此，獵民們都會熱淚盈眶。 獵民對傳統的堅持讓我感動，可是他們能夠堅持多久，我不得不發出疑問。看到自己為鄂溫克兒童在敖魯古雅小學校前的拍照，很難想像這些孩子的未來還在山林？是我們的教育缺少點什麼，還是我們的獵民在被動的文化改造下必須學習點什麼？ 當一個民族文化的核心處於削弱狀態時，產生不安全感是極其自然的。我們如果愛護稀少的自然物種，那麼也會珍惜少數民族的集體認同和民族文化。在政府的決策中，我們是不是還該加強與少數民族的溝通，傾聽他們的意見，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關照、解決那些使他們不安的問題。如何有效地保護少數民族的生計安全，推進他們的經濟發展，實現他們的文化利益，這是時代賦予給各級政府部門的重大課題。 當今世界的有識之士都把建立一個高度尊重地方傳統和文化多樣性的全球共同體，當作全球化的理性追求，他們提倡全球共生論（global consociationalism），通過它，那些很不相同的利益多多少少地被系統地結合到一起，以便實現整體的利益。這樣的目標不但啟迪人們對現代多元主義的理解，也希望人們關注文化差異。這些生動的差異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在展示世界文化多樣性和豐富性上擁有平等的地位。對差異的愛護態度同時也是一種博大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