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以後，物理學家經常被請到首府華盛頓，給各個政府單位提供意見；軍方尤其重視我們的建議。我猜那是因為他們覺得，既然這些科學家能夠製造出像原子彈這麼重要的武器，那麼大概還能在其他事情派上用場。
我曾經被請去參加一個替陸軍評估武器的委員會，而我回信說，我只是一名理論物理的學者，對那些武器實在一竅不通。
陸軍居然回信說，根據過往經驗，理論物理學家在協助他們做決策方面，貢獻良多；所以可否請我再考慮一下？
我再寫信回去，說我實在什麼都不懂，懷疑自己到底能幫上些什麼忙。
最後我收到陸軍部長的信，建議一個折衷辦法：請我參加第一次會議，先聽聽看，再考慮我能否協助他們，要不要繼續參與其他活動。我當然說好吧，不然還能怎麼樣？
抵達華盛頓，第一件事是參加一個雞尾酒會，跟大家見個面。會上有很多將軍及軍方的大人物，大家都在聊天，場面很令人愉快。
有個身穿軍服的傢伙跑來，跟我說軍方很高興物理學家也來參與建言，因為他們碰到很多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他們的坦克車油耗得很快，走不遠，因此問題是如何能一邊走、一邊加油。這位仁兄想到一個主意，物理學家既然有辦法從鈾裡取得能量，那麼我能不能想出以二氧化矽——就是泥沙——為燃料的方法？如果做得到，那麼坦克車只要在車底上裝個小鏟，一邊走一邊把泥沙弄起來當燃料就行了！他覺得這個主意棒極了，而我要做的，只不過是把細節設計出來便好了。於是我以為，第二天開會時我們要談的就是這一類問題。
到了會場，我注意到在前一天酒會裡，介紹我認識一大堆人的傢伙就坐在我旁邊。看來他是軍方派來隨時盯著我的，坐在我另一邊的，是個以前聽說過的大將軍。
在第一節會議中，他們討論的是一些技術問題，我也發表了一些意見。但會議快結束時，他們開始討論跟後勤有關的問題，這我就真的一點也不懂了。這個問題的重點，是要決定在不同的時間，各個據點要存多少東西。雖然我拼命不開口，但當你跟這些“重要人物”圍坐在一起，討論這些“重要問題”時，就算你真的什麼也不懂，你還是不能不講話的。因此在這部分討論中，我也發表了些意見。
休息喝咖啡時，負責跟著我的傢伙說：“我很佩服你剛才在會議上說的東西。那可真是很重要的貢獻。”
我停下來想我對後勤問題的“貢獻”，覺得連梅西百貨（Macys）公司負責採購聖誕貨物的職員，都要比我清楚怎樣處理那些問題。因此我下了結論：（一）如果我真有什麼貢獻，那純屬巧合；（二）任何人都可以作出貢獻，但大多數人會比我更強；（三）這些甜言蜜語應該足以讓我醒過來，看清楚自己沒能力作什麼貢獻的事實。
接下來，他們就在會議上決定，與其討論特定的技術事項，不如討論如何組織科學研究的問題（例如，科學研究到底應該隸屬於工兵團，還是軍需處？）。我卻覺得，如果我還希望能有什麼真正貢獻的話，就只有在討論一些特定技術事項上，而不是陸軍組織研究。
一直到那時候，我都沒有讓會議主席——也就是最初堅持要請我來的大人物——察覺我對這些狀況的感覺。當我們各自收拾公事包、準備離開時，他笑容滿面地對我說：
“那麼，你會參加我們的下一次會議了……”
“不，我不會。”他的臉突然變了，他很意外我在“貢獻”了那麼多之後，說不。
到了６０年代初，我有很多朋友還在擔任政府的顧問，而我完全不覺得在這方面有任何社會責任。我盡力抗拒華府方面的邀請，這樣做在當時來說，還真需要一點勇氣！
那時候，我教大學一年級的物理課。有一次下課後，我的助理哈維說：“你應該看看小學數學課本的樣子！我女兒帶回家的東西和想法，實在荒謬！”
我沒把他的話放在心上。
可是第二天，我接到一個電話，打電話的是帕沙迪納一位很有名的律師諾里斯（Norris）先生。那時，他是加州州政府課程委員會的一員；委員會的任務是替加州挑選新的中小學教科書。由於加州法律規定，所有公立學校所使用的教科書，都必須由加州教育部來挑選；於是他們設立起委員會，幫忙看書以及提供意見，好讓他們決定要挑哪些書。
剛好在那時候，許多教科書都在使用一種新方法來教算術，他們稱之為“新數學”。由於平常幫忙看書的都是學校老師或者行政人員，因此他們覺得這次應該找些平常將數學應用在科學上的、知道學數學到底能做什麼的人，來幫忙評估課本。
我大概是因為長期拒絕跟政府合作，而產生罪惡感——我居然答應參加他們的委員會！
立刻，我便收到出版商的信以及接到他們的電話。他們說的都是“很高興知道您是委員之一，我們確實希望委員會內有真正的科學家……”，以及“委員會網羅到真正的科學家，實在太好了，因為敝公司的書都是十分科學的……”。可是他們也會說：“我們希望能跟您說明敝公司出版的教科書的內容……”和“我們願意提供任何協助，以方便您審核敝公司的課本……”——我覺得那有點神經病。我是個講求客觀的科學家，而由於到最後，學校的學生得到的只是課本（老師得到的是老師手冊，我也會審核這部分），出版商的任何說明都只會混淆視聽而已。所以我不想跟任何出版商談話，而總是回答說：“你不需要說明了，我相信你們的課本就已經能夠說明一切。”
事實上，我代表的是某個區域，包括了洛杉磯地區的大部分，但不包括洛杉磯市本身。代表洛杉磯市的是一位很親切友善的女士，名叫懷特豪斯太太，她來自洛城的學校體系。諾里斯先生要我跟她會晤，了解一下委員會做過些什麼以及如何運作。
懷特豪斯太太首先告訴我，他們下次會議中將要討論的事情（他們早已開過一次會了，我是後來才被選進委員會的）。 “他們將要討論數數字。”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後來才知道那就是我稱為整數的東西。他們什麼東西都有個與眾不同的名字，於是打從一開始，我就有麻煩了。
她告訴我，其他委員通常是怎樣評核新課本的。他們每種書都拿很多樣本，送給自己區域的老師以及行政人員，然後蒐集大家對這些書本的意見。由於我不認識什麼中小學老師或行政人員，再加上我覺得自己就可以判斷課本到底好還是不好，因此我決定自己來看所有的書。另一方面，在我那區，有些人預期會被邀請參與評書工作以及提供意見。懷特豪斯太太提議將這些人的意見跟她的報告一起送上去，好讓他們覺得舒服點，那樣我也不用擔心他們的不滿和抱怨。他們對這個作法確實很滿意，我也沒惹什麼麻煩。
幾天之後，負責課本收發的職員打電話給我說：“費曼先生，我們已準備好把書送過來給你了，一共是300磅重的書。”我嚇了一大跳。
“沒關係，費曼先生，我們會找人來幫你看書。”
我搞不懂你怎麼能那麼做：要不就自己看，要不就不看呀，怎麼能找人代你看書？我在地下室書房裡弄了個書櫃，專門用來放這些課本（書疊起來有17英尺高），逐本逐本地看，準備下次開會時討論。我們將會從小學課本開始討論。
這個工程非常浩大，我全天候待在地下室裡，全力以赴。後來我太太說，這段時間她好像活在一座火山頂上一般。安靜一陣之後，突然會“隆隆隆隆！！！”——地下室的“火山”又大爆發了。
火山爆發的原因是那些書都太糟了。它們全都是敗絮其中，急就章印出來的。有時候他們想力求嚴謹些，卻用了些“差不多”正確的例子（像用路上車子來介紹“集”
的觀念），然而其實那牽涉到許多蠻奧妙的想法。此外，定義不夠精確，所有東西都有點含糊不清，模棱兩可——他們根本不夠聰明，而且不知道什麼叫“嚴謹”。他們都在騙人，都在教一些連自己也搞不懂的東西；而事實上，這些東西對那些小孩來說，學來也沒什麼用。
我很清楚他們的意圖。那時候，自從蘇聯發射了斯波尼克（Sputnik）人造衛星之後， 很多人覺得我們科技落後了，於是就請數學家提供意見，看怎樣用些有趣、近代的數學觀念來教數學。原先的目的，是要使那些覺得數學枯燥無味的學生提高興趣。
讓我舉個例子：他們討論數字的不同進位法——五進法、六進位制等——介紹各種可能。如果學生已經明白十進位的話，那麼討論其他進位法還說得過去，這可讓他腦袋輕鬆一下。可是在這些課本里，他們把這轉變成每個小孩都要學會的進位法！於是就出現了這類令人望而生畏的習題：“把這些以７為基底的數字改寫為以５為基底的數字”。把數字從一種進位制轉換到另一種進位制，是完完全全沒用的事情。如果你會轉換，也許還蠻好玩的；如果不會，沒關係，因為那一點也代表不了什麼。
總之，我在看這些書——所有這些書，居然沒有一本提到算術在科學上的應用。如果它們真提及算術的任何應用，他們舉的例子也不過是買郵票之類。大多數的時候，它們討論的都是些抽象的新數學廢話。
最後我看到一本書上說：“數學在科學上的用途有多方面。我們舉一個天文學的例子，天文學是星球的科學。”
翻過一頁，它說：“紅色星球的溫度為四千度、黃色星球的溫度是五千度……”——到目前為止，還好。繼續看下去：“綠色星球的溫度是七千度、藍色星球的溫度為一萬度，而紫色星球的溫度為……（一個很大的數字）。”事實上，根本沒有綠色或紫色的星球，但關於其他星球的數據大致上還算正確。這算是含混過關的正確，但麻煩已出現了！所有事情的毛病都一樣：都是由不曉得自己在說些什麼鬼話的人寫出來的，因此裡頭總會有些小錯誤，總是會有錯誤！我真不明白，用這些書來教育小孩怎麼可能教得好？我不曉得問題出在哪裡，可是這些書差勁透了，全糟透了！
不過話說回來，我還是對這本書比較滿意，因為這是第一本舉例說明算術應用在科學上的書。當我讀到星球溫度的部分時，我是有點不高興；但我不是非常不高興，因為至少它大致上是對了——作者只不過是舉錯例子而已。
可是接下來是習題部分。它說：“約翰和他父親在室外觀測星體。約翰看到兩顆藍色星球和一顆紅色星球。他父親則看到一顆綠色星球、一顆紫色星球和兩顆黃色星球。那麼約翰和他父親看到的星球的溫度，一共是多少？”——太恐怖了，我簡直暴跳如雷！
星球的溫度只不過是一個例子。事實上，類似情形不斷發生，不斷出現許許多多不堪的荒謬。把兩顆星球的溫度加起來，是完全沒道理的！從來沒有人會這樣做，除了也許可以計算星球的平均溫度值，但絕對不是要求得所有星球的總溫度！這真離譜！整件事的目的，只不過是引導學生練習加法而已，但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這情形就好像你在讀書，偶爾句子會出現幾個錯誤，但突然有一整個句子都印反了。那些數學課本就是那個樣子，簡直沒希望！
然後，我參加第一次會議。其他委員給某些書打了分數，他們也想看看我的評分；而我打的分數跟他們的，經常差異很大。他們便問：“你為什麼給那本書那樣低的分數？”
我就回答說，那本書的問題出在某某頁的這個和那個——我全做了筆記。他們立刻發現我是個大金礦：我能夠詳細告訴他們每本書的優缺點，我打的分數全都有根有據的。
我也反問他們，為什麼他們把這本書的分數打得那麼高，他們會說：“讓我們先聽聽你對某某書的看法。”我總是問不出他們為什麼那樣評分。相反地，他們不斷地問我的想法。
談到其中一本書時，他們又問我的想法了。這本書是一套３本的其中一本，屬於輔助教材，由同一家公司出版。
我說：“收發部的人沒送這本書給我，但其餘兩本很不錯。”
另外還有人問同樣的問題：“你覺得這本書怎麼樣？”
“我說過，他們沒送這本書給我，因此我還沒什麼可說的。”
收發部的人剛好在那兒，他說：“對不起，這件事我可以解釋清楚。我沒給你送這本書的原因，是這本書還沒編好。依照規定，他們必須在某某天之前把書送到我們那裡，而那位出版商的書要晚好幾天才能好，因此他們先把封面送過來，裡面都是白紙。他們附了一封道歉信，希望３本書都能被列入考慮，雖然說第三本會晚一點才出書。”
最後發現，居然還有一些委員給這本空白的假書打上了分數！而由於這本書有人評分，他們難以置信這會是本空白的書。事實上，這本不存在的書得到的分數，比另外兩本的分數還要高一點點呢。
我相信這一切之所以會發生，原因在於製度以及作業流程上出了問題：當你把書送到這些人手上之後，由於他們都很忙、或者漫不經心，“反正這本書一定有許多人會看，不差我一個。”然後隨便給它填個分數——至少是某些人，不是全部人都這樣。當你收到各委員的報告時，你也不會曉得：為什麼這本書收回來的報告比其他書收到的報告少——換句話說，也許某本書收回來10份報告，但這本書只有6 個人寫了報告——於是你把有報告的分數平均，而沒有考慮那些沒有回來的報告，結果還得到一個合理的數字。這個把什麼都取其平均值的方法，就會忽略了有些書只有封皮、內裡什麼都沒有的事實！
我這個理論，是在看到課程委員會發生的情形而想到的。以那本空白書為例，每10人中有6 人交回報告，而在其他的書來說，10人中有8、9人交報告。當他們就6個數字取平均時，這跟其他從8、9個數字求得的平均值沒什麼兩樣。當然，發現自己給那本書打分數的時候，他們都很尷尬，但這卻讓我信心略增。原來其他委員花了很多工夫在書籍送審以及報告回收之上，並且參加書商舉辦的說明會——在自己還沒親自看那本書之前，就听別人宣揚書的內容；整個委員會中，大概只有我讀完所有的書，而且是除了擷取書本身提供的信息之外，完全沒去聽取其他信息的人。
像我那樣仔細評核課本，相對於蒐集很多漫不經心的報告來取平均值，是兩種極端的作法。這讓我想起一個很有名的老謎題：中國皇帝高高在上，平民百姓都無緣得見。
好了，現在的問題是，皇帝的鼻子有多長？於是有人走遍全中國，問了千千萬萬的人：大家認為皇帝鼻子有多長，再取其中平均值；而由於他平均了這麼多人的數字，大家就相信這答案很“準確”了。但這是什麼爛方法嘛，當你蒐集很多從沒仔細看過樣本的人的意見，再好的平均值也沒法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
一開始時，我們都不能談論課本的價錢。他們只告訴我們可以挑多少本書，因此我們挑選出來的課本中，有很多都是輔助教材，這是因為每本新課本都有缺點。最嚴重的失敗，是那些“新數學”教科書：它們不提東西學了有什麼用處，習題也不夠多。不錯，這些書都沒有以賣郵票為例子，它們反而談太多抽象的數字概念、太少現實世界中的應用。學生應該學些什麼？加、減、乘或除嗎？我們便推荐一些相關的書作為課外讀物——每班一二種。經過許多討論之後，我們挑選出來的課本，都能互補長短，相輔相成的。
可是，當我們把這些辛苦得來的推薦書單提報教育局，他們卻說：可用經費沒有預期中那麼多，我們必須重新檢討，把書本的價錢考慮在內，進行刪減。這樣一來，原本四平八穩的課程完全被破壞掉了。我們原本設計的重點，是老師可以從中找到各種例子。但現在我們再也沒法安排出一個良好的課程來。再經過加州上議院預算委員的審查後，這些課程被刪得更慘，簡直糟透了！後來他們討論這個問題時，曾經請我在州議員面前列席備詢，但我拒絕了；那時候，我已為這些事情跟別人爭辯太多，覺得疲乏萬分。
我覺得，我們已把結果提交教育局，接下來像提報州政府等工作，都應該由他們去處理了。但這在法理上來說，雖是完全正確，但就政治運作層面來說，卻大錯特錯了。
也許我不應該那麼快便放棄，但花了那麼多工夫，經過那麼多的討論，才擬出一個還不錯的課程，到頭來卻被刪改，那是十分令人沮喪的事！如果把作業流程倒過來做，即從書本的價錢開始考量，再買你買得起的書，那麼整件事便可能改觀，不必浪費那麼多的力氣。
然而，讓我決定辭掉委員會工作的原因，是第二年討論科學教科書的經驗。起先我想，也許科學書的情況會不一樣，於是我仔細看了幾本。
歷史重演了：有些東西粗看很不錯，事實上卻令人髮指。例如，有一本書列了４張圖：第１張是一個上滿發條的玩具，第２張是一輛汽車，再來是一個小孩騎腳踏車等等。在每張圖片下面，它問：“是什麼使它運作？”
我想：“我知道他們的用意了，他們想討論機械、彈簧如何運作；討論化學、介紹汽車機器的原理；以及生物學方面，肌肉如何作用。”
這是我爸爸會跟我談的一類題目：“是什麼使得它動？
每樣東西之所以會動，皆因為太陽在照射。 ”然後好玩的部分來了，我們會繼續討論下去：
“不，玩具動的原因是發條上緊了，”我會說。
“發條為什麼會上緊了？”他又會問。
“我把它轉緊的。”
“你為什麼能動？”
“因為我吃東西。”
“太陽在照射，食物才長出來。因此由於太陽照射，這些東西才會動。”那樣我就會明白，物體的運動只不過是太陽能量的轉換而已。
翻到下一頁，課本的答案是——關於上了發條的玩具——“能量使它動。”至於在腳踏車上的小孩，“能量使它動。”每個圖的答案都是“能量使它動。”
那根本毫無意義可言。隨便說，用“瓦卡力斯”代替能量的位置。那麼“瓦卡力斯使它動”就成了我們的新定律了，這句話沒包含半點知識在內。學生什麼也沒學到，它只不過是個字而已！
他們應該做的是讓學生看看玩具的內部，看看裡頭的發條，學學齒輪，不要管什麼“能量”了。往後，當這小孩明白玩具到底如何運作，他們就可以討論較為普遍的能量定律了。
事實上，甚至連“能量使它動”這句話也不對。因為如果它停下來，你也可以說“能量使它停下來。”書裡說的其實是指“濃縮狀態”的能量被轉化為“稀釋狀態”，這是個很深奧的問題呢。在這些例子中，能量不會增加或減少，它只會從一種形態轉變到另一種形態。當物件停止時，能量就轉變為熱，回歸混沌之中。
可是每本書都同一個樣子，它們說的都是些毫無用處、錯亂不堪、模棱兩可、混淆不清、似是而非的東西。我無法想像有誰能從這些課本學到任何科學——因為它們教的根本不是科學！
看到這些科學課本有著數學課本的同樣毛病之後，我的火山又爆發了。看了那麼多的數學課本卻只有無力感之後，我實在無法再忍受另一年的痛楚，於是辭職了。
後來我聽說那本“能量使它動”的書被委員會挑中，將呈教育局，便決定再作最後嘗試。委員會每次開會，公眾都可以參與評論，於是我也在會中挺身而出，說出為什麼我覺得那本書不好。
接替我委員位置的人說：“某某飛機公司的65個工程師都投了贊成票呢！”
我毫不懷疑那家公司有一些很好的工程師，但65個工程師的意見是范圍很廣的意見——其中也一定有些學藝不精的傢伙！於是再一次，又淪落到替皇帝鼻子取平均值或者是替空白書打分數的問題。如果先由這家公司決定哪些工程師較為優秀，由他們來評書，效果一定更好。我不敢說我比65個人都聰明，但跟平均65個人比，我當然贏定了！
他無法理解我的論點，教育局後來通過使用那本書。
當我還在委員會時，我要到舊金山參加好幾次會議。
第一次會議後回到洛杉磯，我跑到委員會那裡領回我的車馬費。
“一共是多少錢，費曼先生？”
“晤，就是來回洛杉磯、舊金山的機票，加上我不在時，車子停在機場的停車費吧。”
“你有沒有保留機票？”
我剛好保留著機票。
“停車費的收據呢？”
“沒有，但我一共花了兩塊三毛五美元。”
“但我們必須看收據。”
“我剛告訴過你那是多少錢。如果你不相信我，為什麼你還讓我告訴你那些課本是好書或是壞書？”
結果是一場爭辯。很不幸，我太習慣在私人公司或大學裡向一般的正常人演講授課了。我太習慣的是：“花費一共是多少？”“多少多少。”“請你點收，費曼先生。”
當下我決定，從此不再給他們任何收據。
開完第二次會，他們又問我拿機票和收據。
“我沒有留。”
“你不能老這樣，費曼先生。”
“當我接受委員會的職位時，你們告訴我會負擔所有花費。”
“但我們預期你會提供收據，以證明你花的錢。”
“我沒有什麼東西來證明，但你知道我住在洛杉磯而我到這些地方開會。你以為我用什麼鬼方法到這些地方？”
他們不肯示弱，我也不肯。我覺得當你處在那種處境之下，而選擇了不後退的話，不成功就得成仁了。因此我很甘心，始終都沒有領回我的車馬費。
這是我經常玩的遊戲之一。他們想要收據？我一張收據也不要給他們。那麼你就拿不到錢了。好，那麼我就不拿這筆錢。他們不相信我？見他的鬼吧，他們不必付我錢。
當然這是很荒謬的！我也知道這是政府作風，那麼去他的政府吧！我覺得人應該把人當人看待。而直到我被當人看待之前，我不要跟他們有任何瓜葛！他們覺得難受嗎？我也覺得難受呀！就那樣算了吧。我知道他們在“保護納稅人”，但請看看在下面的例子中，納稅人到底受到怎麼樣的保護。
經過冗長的討論後，有兩本書一直還是無法定論，它們得票都很接近；於是我們把決定權留給教育局。現在他們已將價錢也考慮在內了，而由於兩本書不相上下，教育局決定公開招標，價低者得。有人提出問題：“學校將會在平常的時間收到書，還是可以早一點在開學前就收到書呢？”
得標出版商的代表站起來說：“我們很高興你們接受我們投的標；我們一定在開學前就可以送書到學校。”
輸掉的出版商也有代表在那裡，他站起來說：“由於我們是根據比較晚的期限來投標，因此我覺得我們應該再有一次機會，以較早的期限再投一次，因此我們也可以在開學之前出書。”
羅禮士先生問這第二家出版社的人：“如果你的書早一點送來，價錢是多少呢？”
那人說了個數字：居然較為便宜！
第一家的人站起來：“如果他更改他們的標，我也有權利更改我們的標！”——他的更加便宜了！
羅禮士問：“嗯，怎麼會那樣？早點拿到書價錢還更便宜？”
“不錯，”一個人說：“我們可以利用一種平常不會用的印刷方法……”——解釋為什麼結果會比較便宜。
另一個人同意：“當你生產加快時，成本更便宜！”
那真是令人震驚。結果便宜了兩百萬美元！諾里斯被這突如其來的轉變弄的怒火中燒。
實際的情形，當然是交貨期限提早，讓這些人有藉口重新投標。一般來說，當價錢不是考慮因素時，他們不必降低價錢，出版商想把價錢定在哪裡都可以，降低價錢對於競爭並沒有好處。他們競爭的訣竅，只是讓課程委員會的人印象深刻而已。
噢，順帶一提，每次委員會開會，總有出版商招待委員會的人，請委員吃午餐，介紹他們的書。我從來都沒參加過。
現在一切都好像很明顯了，但當時我還搞不清情況。
有一天我收到“西聯公司”寄來的包裹，裡面是一些乾果之類，還有一封信說：“祝感恩節快樂——巴米里奧與家人。”
這是長島的一家人寄來的，但我從未聽過他們的名字。
看來有人要寄東西給朋友而搞錯名字和地址了，我必須把事情弄清楚。我打電話到西聯公司，找到寄包裹的人。
“哈羅，我叫費曼。我收到一個郵包……”
“噢，哈羅，費曼先生，我是巴米里奧。”他是那麼的友善，讓我以為我應該認識他！而我確實經常忘記很多人是誰。
於是我說，“對不起，巴米里奧先生，但我不大記得你是誰……”
原來他是其中一個出版商的代表，他們的書在我的審核名單內。
“我明白了。但這很容易讓人誤會。”
“這純粹是我們家送給你們家的小禮物而已。”
“不錯，但我正在審核你們的書，許多人可能會誤解你的好意呢！”我那時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但我假裝是個百分之百的傻瓜。
另外有一次，某個出版商送了一個真皮的公事包給我，上面用燙金刻上我的名字。我於是說：“我不能收下，我在審核你們的書，你好像不明白這點！”
有一個在委員會待了很久的委員說：“我從來不接受那些禮物；那令我很生氣，但這些事還是不斷發生。”
我錯過了一次大好時機。如果當時我腦筋動得夠快，就會很好玩了。那次抵達舊金山的旅館時，已經是晚上，會議在第二天舉行，我便決定到市中心逛逛，吃點東西。剛從電梯出來，兩個坐在旅館會客廳的傢伙跳起來說：“晚安，費曼先生。你要去哪裡？要不要我們帶你看看舊金山？”他們是一家出版商派來的，我完全不想跟他們攪和。
“我要出去吃些東西。”
“我們可以帶你去吃晚餐。”
“不，我想自己一個人去。”
“這樣吧，不管你想怎麼樣，我們都能幫得上忙。”
我忍不住要逗逗他們，說：“晤，我想出去找麻煩。”
“那我們也幫得上忙呢。”
“不，我會自己想辦法。”然後我想：“錯了！我應該任他們搞，把一切記錄下來，好讓加州州政府的人知道，這些出版商到底有多過分！”但等我目睹那兩百萬美元的差額之後，只有天曉得什麼叫人情壓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