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載了一個要搭便車的人。路上他告訴我南美洲是多麼的有趣，我應該去看看。我說語言是一大障礙，但他說去學就成了，這不會是什麼大問題。於是我想，這主意不錯，以後我要去南美洲一趟。
當時康奈爾開設外語班，採用戰時發展出來的一種教學模式，每班約只收10個學生，由外國人來教學，而且上課時只准用外語。雖然我已經在康奈爾教書，但由於我看起來很年輕，因此我決定以研究生的身份去上課。而且我還不曉得將來會跑到南美洲的哪個國家，於是我決定學西班牙語，因為大部分南美國家都是說西班牙語的。
註冊那天，我們全站在教室門口，等著進去，突然有個很漂亮的金發女孩走過。大概每個人都會有我當時的感覺：“嘩！”她真的美極了。我跟自己說：“也許她也要學西班牙語——那就好極了！”但不，她跑進去葡萄牙語那一班。我衡量了一會兒，不管了，我也跑去學葡萄牙語吧！
我跟了她幾步，但突然覺得“不，那並不是決定要學哪種語言的好理由。”因此還是跑回去，很不情願、極為遺憾地登記了西班牙語課。
不久之後，我到紐約參加物理學會的會議，坐在我旁邊的是巴西物理學家泰阿隆（Jaime Tiomno）。他問我：
“下個暑假你打算做什麼？”
“我想去南美洲看看。”
“噢！為什麼不來巴西？我可以替你在物理研究中心找個研究工作。”
於是我現在必須把學到的西班牙語再轉為葡語了！
我找了一個在康奈爾唸書的葡萄牙學生，每星期給我上課兩次，好讓我把我學到的改變過來。
在前往巴西的飛機上，起先我坐在一個哥倫比亞人旁邊，而他只會說西班牙語，我不敢跟他說話，害怕一不小心又把兩種語言搞混了，不過，坐在我前面一排的兩人就在用葡語交談。我從來沒有聽過別人說“真正”的葡語，我的葡語老師總是說得慢而清楚。眼前這兩個人呢，說話卻像連珠炮般，我甚至想從他們話中認附我學過的一些單字，像“我”、“那些”等都沒法認出。事實上，我什麼也沒聽明白！
最後，當飛機在千里達加油時，我走到這兩位仁兄面前，用很慢很慢的葡萄牙語——或者是我覺得是葡萄牙文的葡萄牙語——跟他們說：“對不起……你們聽不聽得懂……我在說什麼？”
“Pues nao，porque nao？”——“當然聽得懂，為什麼聽不懂？”他們回答。
我努力解釋，我學葡語已經幾個月了，但從來沒有聽過真正的葡語對話；而剛剛在飛機上聽他們談話，卻一個字也聽不懂。
“噢，”他們笑起來了，說：“我們說的不全是葡語啦！”原來他們說的葡語就像猶太人自行發展出的德語——稱為“意第緒”（Yiddish）———樣， 因此你可以想像有個人很認真地學了德語，然後坐在兩個猶太人身邊，卻一直搞不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因為聽起來明明是德語，卻一點也聽不懂。他一定以為自己的德語沒學好。
回到飛機上，他們告訴我另一個真正說葡萄牙語的人，於是我跑去跟他坐。他原來在馬里蘭州學神經外科的，因此跟他談話不困難——但我必須跟他談“神經循環、神經中樞”等複雜萬分的東西。其實很多長英文單字要翻成葡文並不困難，因為分別只在它們的結尾： 英文的“tio”
就是葡文的“-cao”，“ly”就是“mente”等等。但當他往窗外看，喃喃的說了些很簡單的話時，我卻呆住了：
我根本不知道“天是藍的”葡語應該怎麼說。
我在勒希非（Recife）下機，巴西政府負責把我從勒希非送到里約（Rio）。在機場迎接我的是里約物理研究中心所長勒替斯（Cesar Lattes）的岳父母以及另一位男士。當兩個男生去幫我取回行李時，勒替斯大太用葡語跟我說：“你會說葡語嗎？那真好！你怎麼會學起葡語來的？”
我慢吞吞地吃力回答：“開始時我在學西班牙語……後來發現要到巴西……”接下來我原本想說“因此，我就學葡萄牙語，”但我想不起來“因此”葡語怎麼說。但我很會拼一些很“偉大”的字，因此我接著說：“因此之故（consequentemente，從英文consequently改變而來），我就學葡語啦！”
當他們把行李提回來後，她說，“噢，他會說葡語！
而且他還會用'因此之故'這樣的字眼！ ”
這時擴音器傳來廣播，說到里約的飛機班次取消了，要到下星期二才有另一班客機，但我最遲卻要在星期一抵達。
我很生氣，“說不定他們有貨運班機，我坐貨運飛機好了。”我說。
“教授！”他們說：“其實勒希菲也挺不錯的。我們會帶你到處走走。你放輕鬆點吧——你在巴西呢！”
那天晚上，我在市內閒逛，看到有一群人圍站在路中央一個長方形大洞旁邊，在洞裡頭是一輛汽車。這看來神奇極了：車子剛好嵌在洞裡，它的車頂跟路面連成一氣。很顯然挖洞是為了修理下水道或什麼的，但工人連一個告示牌也懶得放，那個人就連人帶車地開進洞中！於是我注意到這個分別：在美國，當我們挖一個洞時，會在周圍放改道的告示牌、一大堆燈閃來閃去以保護大家。而在巴西，他們把洞挖了，到了下班時間，他們就那樣離開。
但勒希非還是個很不錯的城市，我也一直等到星期二才飛去里約。
我在里約跟勒替斯會面。巴西的國家電視台來拍攝我們會面的情形。他們開始拍攝，但沒有聲音，攝影師說，“假裝你們在談話。講話吧！隨便說便行。”
於是勒替斯問我：“你找到'睡覺字典'了沒有？”
那天晚上，全巴西的電視觀眾都看到他們的物理研究中心所長迎接這位美國教授；但他們全不知道，這兩人之間的對話內容，居然是有沒有找到女孩子過夜！
到了研究中心之後，我們討論我的授課時間——早上，還是下午？
勒替斯說：“學生希望在下午上課。”
“那就在下午上課吧。”
“但是下午是去海灘的最好時候，你還是早上上課吧，那樣你下午可以去海灘享受享受。”
“但你說學生比較喜歡在下午上課。”
“不要管他們。你喜歡怎麼安排，便怎樣安排！下午去海灘玩好了。”
我就這樣學會了另一種跟美國截然不同的人生態度。
首先，他們不像我那樣匆匆忙忙的；第二，如果你覺得這樣比較好，不要管他們！於是我在早上講課，享受午後的海灘。早知道會這樣子，我一開始就學葡萄牙語而不學西班牙語了。
起初我打算用英語授課，讓學生用葡語發問；但我發現，當學生用葡語跟我說一些東西時，我不大聽得懂，儘管我懂得的葡文也不算少。我不大分得出他們說的是“增加或不增加”、“減少”或“不減少”或者是“減少得很慢”。但當他們很辛苦地用英語說話時，就算他們發音不准、文法又錯亂，我還是可以分辨他們要說些什麼。因此我明白到，如果我要教他們東西，比較好的方法是我說葡語，雖然我說不好，但這樣他們還是比較聽得懂。
第一次到巴西時，我一共待了６星期。期間巴西科學院請我去演講。報告我在量子電動力學的最新研究。我覺得我需要用葡語來演講，研究中心有兩個學生答應助我一臂之力。我首先用我那絕對破爛不堪的葡萄牙文寫下演講稿。我要自己寫，因為如果由他們代筆的話，稿子裡一定會有太多我看不懂或念不准的字。等我寫好之後，他們替我改正所有的文法錯誤以及錯字，使得講稿看來不錯，但還是在我的程度之內，讓我讀起來不會很困難，也大略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他們陪我練習，直到我的發音正確無訛。
到了巴西科學院的會場，首先由一位化學家報告——用英語報告。難道他是為了客氣，還是另有原因？他的英語發音很差，我無法聽懂他在說些什麼；不過也許其他人全是那個樣子，所以他們都聽得懂——我不曉得。然後下一個講者站起來報告，他也用英語演講！
輪到我的時候，我站起來說：“對不起，我沒想到巴西科學院的官方語言是英語，因此我沒準備用英語做演講。
請原諒我，但我將會用葡萄牙語來報告。 ”
接著我就讀了我的報告，大家都很滿意的樣子。
下一個做報告的人站起來說：“就像我們的美國同行一樣，我也用葡萄牙語來演講。”據我所知，我居然一舉改變了巴西科學院做演講的語言傳統。
幾年後，我碰到一個巴西人，他還引用了我當時演講之前所說的話。看來他們對我那幾句話印像還真的蠻深刻的！
但無論怎樣，葡文對我來說總是很困難的，我不斷下苦功，讀報紙、用葡語授課。我稱我的葡語為“費曼葡語”，我有自知之明，我說的話不能跟真的葡語相比；雖然我明白自己說些什麼，但我可聽不懂街上的巴西人在說些什麼。
我很喜歡這趟巴西之旅，一年之後我又再度往訪，逗留10個月。這次我在里約大學任教，薪水由他們付；可是他們最後連一毛錢都沒有付，研究中心只好一直掏錢付給我。
我住的地方，就在可巴卡班那（Copacabana）的海濱上的美麗華（Miramar）飯店。有一段時間， 我住在13樓的一個房間，從那裡可以看到海，也可以看到沙灘上的女孩。
這家旅館剛巧是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 Air-lines）的駕駛員以及空中小姐休息下榻的地方， 他們全都住在4樓。而每到深夜，就會有人偷偷地從電梯溜進溜出。
有一次我出外旅行，數星期後回來，旅館經理告訴我由於房間不夠，而我的房間又空著，因此他把我的房間租出去了。他們已把我的行李全搬到另一個房間。
新房間就在廚房旁邊，許多人都在這裡住不久。也許那個經理已料定：我是唯一看到住在這個房間有好處的人，因此願意忍受各種味道而不會抱怨。我不會抱怨：這房間就在4樓，離空中小姐不遠，這省了很多麻煩。奇怪的是，這些空服人員都有點厭倦自己的生活，晚上經常跑到酒吧里喝酒。我很喜歡他們，而為了表示我也是個合群隨和的人，我也會跟她們一起去喝幾杯，一星期總有好幾次。
有一天，大約是下午3點半吧， 我在沙灘對面的人行道上走著，路經一家酒吧，突然有一種很強烈很強烈想喝酒的感覺。正要走進酒吧之際，突然想：“等一下！現在是下午呢，裡面一個人也沒有，沒有什麼社交上的理由要喝酒。為什麼我會有這種非喝酒不可的強烈感覺？”我很害怕。
從那一刻開始，我再也不喝酒了。也許那時候我還沒有到達危險的地步，因為我很容易就把酒戒掉；可是那種莫名的強烈感覺讓我吃驚萬分。要知道，我一向從思考過程中獲得許多的樂趣，以致很不願意破壞這部生命中最好玩的機器——換句話說，自己的身體。這也是為什麼，雖然我對幻覺現象充滿了好奇，我還是不願意嘗試迷幻藥。
快到年終時，有一次我約了其中一位很可愛的空中小姐到博物館。經過埃及館時，我意識到自己在跟她說些像“石棺上的翅膀代表什麼什麼，瓶子裡藏的是內臟，在那角落又應該有個什麼……”這樣的話。我跟自己說：“你這些全都是跟瑪麗露學的”——我發現她不在身邊時、會覺得寂寞。
我是在康奈爾認識瑪麗露的，後來我跑去帕沙迪納（Pasadena），她也剛好搬到鄰近的威斯伍德（Westwood）。
有一度我很喜歡她，但我們經常爭吵；最後雙方都覺得這樣下去沒什麼希望，便分手了。但過了一年這種與空中小姐往來、卻沒有建立起什麼感情的生活之後，我覺得很不耐煩。因此當我告訴這個女孩有關埃及的事情時，我就想，其實瑪麗露還是蠻可愛的，我們以前不應該吵得那麼厲害。
我寫了封信向她求婚。任何夠聰明的人大概都會告訴我，那是多麼危險的作法：當你身處千里之外，單憑書信往來；而你感到寂寞，想起一切的美好時光，卻忘記了所有爭吵的原因！因此最後一切還是不成功，爭吵立刻重演，我們的婚姻只維持了短暫的兩年。
在巴西的美國領事館有個職員，知道我很喜歡桑巴音樂。我想我告訴過他，當我第一次到巴西時，曾經在街上聽過有樂隊在演奏，也很想多學點巴西音樂。他告訴我有隊叫“鄉土”的小型樂隊，每星期都在他家練習，我可以過去聽他們演奏。
樂隊有三四個人，其中一個是他家的清潔工，他們沒有其他地方可供練習。他們的音樂屬於頗為安靜的一型，其中一人玩的是當地稱為“潘得魯”（pandeiro）的小鈴鼓，另一人拿的是小吉他。我一直聽到有打鼓的聲音，但他們沒有人在打鼓啊！終於我發現聲音來自小鈴鼓：那人一邊搖鼓，一邊扭動手腕，用一種很複雜的方式，以拇指敲打鈴鼓的牛皮面。那很是有趣，我後來也學會了——算是學會了——怎樣玩潘得魯。
這時巴西的嘉年華會快到了，習慣上他們都把新的音樂創作在會期中“秀”出來。他們並不常推出新曲或新唱片，但在嘉年華會期間，新創作紛紛出籠——這是個令人興奮的時刻。
原來我們的清潔工是當地某個桑巴樂團的作曲家，這個樂團名為“可巴卡班那的騙子”——那聽起來很合我的風格，而他還邀我加入。樂團的成員大部分來自城中比較貧窮的地區，他們通常在一個建築工地後方的空地會合，一起練習新曲，準備在嘉年華會上表演。
我選擇的樂器叫做“弗利吉得拉”（frigideira），那是個金屬的玩具炒菜鍋，直徑約6英寸， 用一根小金屬棒來敲打。它是一種伴奏用的樂器，聲音清脆急促，伴著桑巴樂曲的主樂器以及主節奏，有一種輔助作用。我試著玩這樂器，效果很不錯。我們就那樣練習，樂聲震天價響。
大家正興高采烈之際，突然擔任首席打擊樂手的一個大塊頭黑人大喝一聲：“停！停下來，停下來——等一下！”
大家都停下來了。 “弗利吉得拉的部分有點不對勁！”他咆哮：“又是這美國佬！”
這令我覺得很不自在。於是我不停地練習，一邊在沙灘上散步，我會隨手撿起兩根棍子，練習扭動手腕的動作，不停地練習、練習、再練習。我花了很多工夫練習，但我還是會覺得矮人一截，覺得自己水準不夠，老是給其他人添麻煩。
嘉年華會會期愈來愈接近了。有天晚上，樂團團長跟另一個人討論了一會兒，然後團長走過來，開始點名：“你！”他指著一名喇叭手。 “你！”這次是一名歌手。 “你！”——他指向我。我心想，我們一定全被淘汰出局了。
他說：“走到前面去。”
我們走到工地的前面——一共五六個人吧——那裡有一輛舊凱迪拉克敞篷車，“上車！”團長說。
車子根本不夠坐，我們有些人要坐到椅背上。我問旁邊的人，“他要幹嘛——把我們踢出局？”
“我不知道。”
車子沿著路一直往上開，直到一處臨海的懸崖邊緣上停下來。團長說：“下車！”然後我們就被帶到懸崖旁邊！
而後，他說：“現在排成單行，你帶頭，然後你，然後你！開始奏樂：開步，走！”
如果不是那裡有一條很陡的小徑的話，我們這一開步走可能就“走”到懸崖下面了！我們這一小樂團——喇叭手、歌手、吉他手、玩潘得魯的以及敲弗利吉得拉的我——一直走到森林中的一個露天聚會！原來我們並不是要被踢走，而是團長要我們來為這個私人聚會演奏桑巴音樂！表演完了，他還收一些錢作為樂團的置裝費之用。
在這之後我覺得好多了，因為當他要挑弗利吉得拉手時，他挑了我！
另外還發生了一件讓我信心大增的事。有一次，從黎布朗（Leblon）的一個桑巴樂團跑來一個傢伙，想加入我們的團。
我們老大說：“你從哪裡來？”
“黎布朗。”
“你玩什麼樂器？”
“弗利吉得拉。”
“好，讓我聽聽你敲的怎麼樣。”
於是這傢伙拿起他的弗利吉得拉和金屬棒，然後……“吧啦啦嘩——都——都；漆——卡——漆。”天哪！真好聽！
但老大跟他說：“你去那邊站在美國佬旁邊，學學怎麼玩弗利吉得拉！”
我有一套理論。我覺得這很像一個說法語的人來到美國，一開始時他們會犯各種錯誤，你也無法明白他在說些什麼。他們不斷練習，直到英語說得不錯，你突然發現他們說話的方式，也有一種很討人喜歡的調調——他們的外國口音很悅耳，你也很喜歡聽。也許我玩的弗利吉得拉，大概也有某種“外國腔調”，因為事實上，我沒法比得上這些從小就玩這樂器的人。我的大概是種笨腔調，但不管怎麼樣，我已經成為一個成功的弗利吉得拉手了。
就在嘉年華會之前的某天，團長說：“好，我們到街上去練習。”
我們從工地走到街上，那時路上的交通擁擠不堪。可巴卡班那街上永遠都那樣亂七八糟。信不信由你，街上還有電纜，電車往一頭走，其他車子朝另一頭開。加上此時正是當地高峰時段，情況更是驚人，而我們呢，卻要沿著大西洋大街的正中央走下去！
我心想：“耶穌基督！老大沒預先申請牌照、沒有照會警方，什麼也沒有做，他只心血來潮地決定要上路！”
我們就那樣走到街上，而路上的每個人都很興奮。有些圍觀者找來一條繩子，在我們周圍圍成一個大正方形，以免我們的隊伍被沖散，很多人從窗戶探出頭來，大家都很想听聽新的桑巴樂曲。這是令人興奮的一刻！
我們一開始遊行演奏時，我看到一個警察在街上遠遠的另一端。他看了看，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就開始指揮車輛改道！一切都是隨意而為的，沒有人預作安排，但全都水到渠成。那些人替我們拿著繩子把我們圍住，警察疏散交通。路人是那麼擁擠，交通是那麼擁塞，但我們一路前往，暢通無阻！我們走到街尾，拐彎，在可巴卡班那周圍亂走！
最後我們走到一個小廣場，就在老大媽媽住的房子前面。我們站在那裡演奏，而他的母親、姨母等等，全都走下樓來，身上圍著圍裙，顯示他們都在廚房裡忙著，大家臉上都洋溢著興奮之情——他們激動得差點要哭了，這真是溫馨的一幕。所有的人都從窗戶內伸出頭來看，真有意思！想起以前來巴西時看到這些桑巴樂團時，早已深愛這些音樂，簡直是迷瘋了——而現在，自己居然是其中一分子了！
順便一提，那天我們在市中心遊行演奏時，我注意到人行道上人堆內，有兩個美國大使館的年輕女館員。隔了一星期，我收到大使館的一封信，說：“你做的是很有意義的事……”好像我的目的是為了改進美國和巴西之間的關係！
參加預演時，我不想穿平日上課時穿的衣服。因為樂團的人都很窮，穿的都很破舊。我穿上一件舊內衣、舊長褲等，以免看來太突兀。但打扮成這副模樣之後，我又不便穿過樓下的大廳，從這麼豪華的旅館走到外面的大西洋大街上。我只好每次都坐電梯到最底下一層，從地下室走到街上。
就在嘉年華會舉行前不久，各樂團間有一場比賽。來自可巴卡班那、 伊潘利馬（Ipanema）及黎布朗等海灘的三四個樂團將會參賽，我們是其中之一。這次我們要穿上表演服裝在大西洋大街上游行表演。由於我不是巴西人，要我全副武裝地穿上嘉年華會服裝去表演，還真有點不習慣。但我們要扮的是希臘人，因此我覺得好多了：我扮希臘人不會比他們差！
比賽當天，我在旅館內進餐。旅館的服務生領班早已註意到每有桑巴音樂時，我總是會隨音樂在桌上敲；這時他走過來對我說：“費曼先生，今晚有個你一定會很喜歡的節目！這是很巴西風味的，就在旅館門外，有各個桑巴樂團的遊行表演！那音樂之美妙——你一定要聽聽！”
我說：“唉，我今晚很忙呢，我不知道有沒有空。”
“噢！你一定會很喜歡今晚的表演！千萬別錯過啊！
這是純巴西風味的！ ”
他一再堅持，而我也一再告訴他我大概沒空看這表演，他覺得很失望。
那天晚上，我穿上我的舊衣服，從地下室走到街上。
我們在工地穿上表演服裝，然後開始走到大西洋大街上。
在上百個裝扮成希臘人的巴西樂團中，我混雜在隊伍的後方，拼命地敲弗利吉得拉。
街道兩旁都擠滿了人群，大家都從窗戶探出頭來；我們也快要走到我下榻的美麗華旅館了。旅館內，有人站在桌子和椅子上，同樣是人山人海。我們奏得淋漓盡致，渾然忘我，同時樂團慢慢繞過旅館大門了。突然我看到有個服務生跳到半空中，手伸出往前指，而在這麼吵翻天的聲響中，我還能聽到他的尖叫：“那是教授！”於是那領班發現為什麼沒法留我在旅館裡看比賽了——我要參加表演比賽呢！
第二天，我碰到一個在海灘上認識的女士，她住的公寓正好可俯瞰大西洋大街。而前天晚上，她請了一群朋友到她家欣賞桑巴樂團的遊行。她告訴我當我們經過時，她的一個朋友說：“聽聽那個敲弗利吉得拉的人——他奏的很好！”我成功了！能夠在這些沒人預期我會成功的事情上獲得成功，實在是一大快事！
到了嘉年華會真要舉行時，很多團員卻沒有出現。我們專門為這盛會做了很多表演服裝，現在卻缺人！也許他們覺得，真正對上大城市的桑巴樂團時，我們便沒機會贏。
我不大清楚這些，我只知道，我們日復一日地下苦功、練習和操練都是為了嘉年華會，但等到那一天來臨，很多團員卻不來了。我們比賽的情形也很糟糕，我們的人還在街上游行表演途中，有些團員居然走著走著便脫隊了！我永遠無法理解這些事情，也許對他們而言，最大的刺激和樂趣只在贏取海灘樂團的比賽——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就只有那樣的水準。
順帶一提，我們的樂團確實贏了那項比賽。
在巴西的10個月裡，我開始對輕原子核的能階問題產生興趣。我就在旅館的房間內推演出整套理論，但我想跟實驗數據作個比較。那時候，這些全是最新研究，加州理工學院凱洛格實驗室（Kellogg Laboratory）的專家正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因此我定時——時間全安排好了——透過業餘無線電網跟他們聯繫。我找到一個巴西的“火腿族”，差不多每星期都到他家去。他會跟帕沙迪納的另一個火腿族聯絡上，而由於整個事情是有點非法的，因此他替我取了個暗號，說：“現在我把你交給WKWX，他就坐在我身旁，準備跟你說話。”
然後我說：“我是WKWX。能不能告訴我上星期問過你的數據？也就是說，硼核的什麼什麼能階之間的距離有多大？”取得實驗數據之後，我就修正理論中的某些常數，檢查看看我的方向是否正確。
後來那個火腿族度假去了，但他介紹了另一個火腿族給我認識。這是個盲人，但他有自己的電台。他們兩個都很好，透過業餘無線電網來跟加州理工學院聯繫這個方法也很管用，很有效率。
在物理方面，我完成的工作還真不少，而且一切都很合理。後來，其他人推演並證實我的理論。但我自己卻覺得，理論中有太多參數需要調整——為了符合實驗數據而需要太多的“按現象調整常數”了，使我不太確定這些理論是否有用。我希望獲得的是對原子核有更深一層的理解，但始終不大相信那是很有意義的理論，以後就再也沒有任何相關的研究了。
關於巴西的教育方面，我碰到過一些很有趣的經驗。
我教的一班，都是預備以後以教書為職業的學生。事實上，在那個時候的巴西，受過高深科學訓練的人大概也找不到其他工作。這批學生已經修過很多物理課，我教的是他們在電磁學方面學過的最高級課程：“麥克斯韋爾方程式”
（Maxwells equations）。
里約大學的建築分散在城中各地：我的課就被安排在一幢濱臨海灣的大樓中。
我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有時我問一個問題，學生馬上就答得出來。但下一次我問同樣的問題——至少在我看來是同樣的題材、同樣的問題——他們卻答不出來了！
例如有一次，我談到偏振光，拿了些偏光鏡給他們。
偏光鏡的特性，在於它只讓電矢量（electric vector）在某一方向的光通過。我向學生說明，根據偏光鏡的光暗度，就可得出光的偏振方向。
我們一手拿著一片偏光鏡，一前一後地放在眼前，然後轉動其中一片。這樣一來我們知道能夠通過兩片偏光鏡的光一定具備同樣的偏振方向——換另一種說法，我們看到的，是第一片及第二片偏光鏡皆容許通過的光。但接下來我問他們，如果只有一片偏光鏡時，我們怎樣分辨出偏振方向呢？他們茫然一片。
我也曉得這問題不易回答，腦筋要很靈活才行，於是我給他們一點提示：“看看從外面海灣反射的光。”仍然沒有人說半句話。
我再說：“有沒有聽過布儒斯特角（Brewster Angle）？”
“有！布儒斯特角就是當光從一種具備某個折射率的介質反射出來，而正好完全偏振化的角度。”
“當光這樣被反射出來時，它的偏振方向如何？”
“這光的偏振方向是跟反射平面成直角。”我自己還要想一想呢，但他們卻背得滾瓜爛熟！他們甚至還知道那個角度的正切值等於折射率！
我說：“然後呢？”
還是沒有回答。他們才剛剛告訴過我說，從具備某個折射率的介質——就像外面海灣的水——反射出來的光是偏振光；他們甚至還告訴了我光的偏振方向呢！
我說：“看看海灣，透過偏光鏡來看。好，現在轉動偏光鏡。”
“噢，這是偏振光！”他們大叫起來。
研究了很久以後，我才明白，原來我的學生把什麼都背得很熟，但完全不理解自己在背些什麼。當他們聽到“從具備某個折射率的介質反射出來的光”，他們完全不曉得這就是指“水”之類的東西。他們不曉得“光的方向”
就是當你看著一些東西時的方向，諸如此類。因此當我問“什麼是布儒斯特角”時，我就好像在向一台電腦問問題，而剛好敲對了關鍵字眼而已。但如果我說“看看海水”，就什麼反應也沒有了——在他們的記憶裡頭，沒有“看看海水”這一條呢！
後來我到工學院裡看他們上課。上課的形式大概是這樣的：“兩物體……是相等的……如果相同力矩……造成……同等的加速度。兩個物體是相等的。”如果相同力矩造成同等的加速度。 ”學生全部坐在那裡，把每個字記下來。而當教授重複那句話時，他們逐字檢查，確保沒有寫錯。接下來他們又默寫下一句話，一直這樣下去。我是唯一知道那位教授在說些什麼的人，他的意思是指具備相同“慣性矩”的物體，而這並不好懂。
我實在搞不懂他們這樣能學到什麼東西。這位教授在談慣性矩，卻不會討論一下，如果一件重物掛在門邊，而你要把門推開有多困難；但如果你把這件重物掛在接近門軸之處，推門便輕鬆得多——完全沒有類似的討論！
下課後，我問一個學生：“你抄了那麼多筆記——接下來你會怎樣處理它們？”
“噢，我們要好好地讀，”他說：“然後考試。”
“怎麼考法？”
“很容易的，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其中一道考題。”
他看著筆記本說：“'在什麼情形之下兩個物體是相等的？'
答案是，'兩物體是相等的，如果相同力矩造成同等的加速度。 '”因此你瞧，他們有辦法考過試，“學”會了所有的東西，但除了背下來的東西之外，什麼也不會。
我又跑去參觀工學院招生入學考試。入學考試採取的是口試形式，我獲准列席旁聽。有一個學生表現實在出色：
他有問必答！主考官問他逆磁性是什麼，他回答得完美無暇。接下來他們問：“當光以某個角度穿過一塊有厚度的物體，折射率為Ｎ時，這光會怎麼樣？”
“它會從另一邊出來，跟入射光平行——出現位移。”
“位移有多大？”
“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計算出來。”立刻把它算出來了。他表現得很棒，但到了這時候，我對什麼都開始懷疑了。
口試完畢，我走到這個優秀的年輕人那裡，自我介紹說我來自美國，現在想問他一些問題，而這不會影響到他的考試成績。我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可以舉一個逆磁物質的例子嗎？”
“舉不出來。”
我再問：“如果這本書是用玻璃做的，我透過它看桌子上的東西。那麼當我把書傾斜的話，我看到的影像會怎麼樣？”
“它會被反射，便射角度是書本轉動角度的兩倍。”
我說：“你確定你沒有把我的問題跟平面鏡搞混了？”
“沒有搞混。”
剛剛在考試時，他才告訴過我們說，光會出現位移，跟入射光平行；因此事實上，影像會移到旁邊，但不會轉個角度。他甚至還計算出影像會平移多遠呢！但他沒意識到一塊玻璃就是具有折射率的物質，他的計算更可以直接應用在我的問題上。
我在工學院還教過一門數學物理課，有一次我想說明如何應用“試誤法”來解題目。這是一般學生很少學習的技巧，因此我首先舉一些簡單的算術例子，示範怎樣用這方法。然而令我震驚的是，在大約80個學生之中， 只有8個人交出第一次的指定作業。因此我在教室里特別強調，他們必須動手嘗試，而不只是坐在那裡看我計算。
下課之後，學生派了一個小代表團來見我，並且說我不了解他們的學習背景，事實上他們不用做那些習題也可以學習，他們早已學過算術，這些東西都在他們程度之下。
於是我繼續講課，而無論後來教得多深或多複雜，他們什麼作業也不做！我當然曉得原因是什麼：他們根本不會做！
我無法推動他們做到的另一件事，是問問題。終於，一個學生告訴我其中的原因：“如果我在課堂上問你問題，之後大家都會跑來說：'你為什麼浪費大家的時間？我們的目的是學東西。但你卻打斷他，問他問題。”
這是一種打壓別人的壞風氣。事實上大家全都不懂，但他們表現出一副很懂的樣子，以把別人比下去。他們全在假裝明白課程內容，如果有學生偶然承認有些事情不夠清楚，問問題，其他人便立刻擺出高高在上的樣子，表現出一切都很清楚明白，並告訴他：“你在浪費其他人的時間。”
我跟他們說，大家一起做功課、討論問題都是多麼有用的方法；但他們也不要那樣做，因為他們認為，開口問別人是很丟臉的事——真是可憐可悲！他們努力學習了不少，人也很聰明，但他們讓自己陷入這種可笑的心理狀態。
這真是種奇怪的、完全沒有意義的“教育”！
學年終了時，學生請我做一次演講，談談我在巴西的教學經驗。他們說，聽眾將不只是學生，很多教授、政府官員都會跑來聽講，於是我先要求他們答應我暢所欲言。
他們說：“沒問題，這是個自由國家。”
到了那天，我帶著大學一年級用的物理教科書走上講台。他們都認為這本書十分之好，因為書裡用了各種不同字體——重要的東西都用粗黑的字，這些是要牢牢記住的；較為不重要的用淺一點、細一點的字等等。
立刻就有人說：“你不是要批評這本書吧？寫這本書的人也在場呢，而且每個人都覺得這是本很好的教科書。”
“你們答應過我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演講廳裡全坐滿了。首先我把科學定義為“對大自然現象的理解”，然後我問：“教學生科學有什麼好處呢？
當然，如果不注重科學，這個國家就還不夠文明……。 ”
他們全坐在那裡點頭贊同，我很清楚這正是他們的想法。
然後我話鋒一轉：“當然，這是十分荒謬的，因為，我們為什麼一定非要追上另一個國家不可？我們應該是為了一個好理由、充分的理由才教授科學，而不是只因為其他國家也研究科學。”我談到科學的應用、科學對於改進人類生活的貢獻——我著實挖苦了他們一頓。
然後我說：“我這次演講的主題，是要向各位證明，巴西根本沒有在教科學！”
他們明顯地激動起來了，全都在想：“什麼？沒有在教科學？這話太瘋狂了！我們開了一大堆科學課呢！”
我告訴他們，剛到巴西時，令我最震驚的是，看到小學生在書店裡購買物理書。這麼多巴西小孩在學物理，全都比美國小孩更早起步，結果整個巴西卻沒有幾個物理學家，這真是令人驚訝極了——為什麼會這樣？這麼多小孩那樣的用功，結果卻一點成效也沒有！
我舉例說，這好比一個深愛希臘文的希臘學者，他知道在他自己的國家裡，小孩都不大愛念希臘文。但當他跑到別的國家，卻發現那裡的人都在研究希臘文，甚至小學生也在讀，他高興極了，但在一個主修希臘文學生的學位考試上，他問學生：“蘇格拉底談到真理和美之間的關係時，提出過什麼主張？”——學生答不出來。然後學者又問：“蘇格拉底在第三次對話錄中跟柏拉圖說過些什麼？”
學生立刻眉飛色舞，以極優美的希臘文，一字不漏的把蘇格拉底說過的話背出來。
可是，蘇格拉底在第三次對話錄裡所說的，正是真理和美之間的關係呢！
這位希臘學者發現的是，那個國家的學生學習希臘文的方式，是首先學會字母的發音，然後是字的讀法，再後來是一句及一段地學下去。他們可以把蘇格拉底說過的話倒背如流，卻完全不知道那些希臘字是有其意義的。對學生來說，一切都只不過是些很人工化的聲音罷了。從來沒有人把這些聲音翻譯成學生看得懂的東西。
我說：“當我看到你們教小孩'科學'的方式時，我的感覺就跟那希臘學者一模一樣。”（很夠震撼是不是？）
我把他們的大一物理教科書舉起來，“在這本書裡，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及實驗結果，除了一個地方。那裡談的是球體從斜面上滾下來，書中說球體一秒鐘移動多遠，二秒、三秒鐘又如何等等。但這些數字其實有'誤差'，因為，如果你看這個圖，你會以為自己看的是實驗結果，因為那些數字確實是比理論值大一點或少一點。課本甚至還討論怎樣修正實驗誤差——這倒是很好。問題在於，如果你根據這些數據來計算加速度常數，沒錯，你可以得出正確答案。可是假如你真的動手做這個實驗的話，由於球體本身的慣性作用，除了滾動之外它還會轉動，因此你會得到計算答案的5／7，因為有部分的能量消耗在轉動上了。
所以，書中唯一的實驗'結果'，也一定是來自一個假實驗。從頭到尾就沒有人弄一個球讓它滾下來，而他們永遠也不會寫出那些數據來！ ”
“我還發現其他事情，”我繼續說：“隨便把書翻開，手指到哪一行便讀那一行，我都可以更進一步說明我意指為何——證明書裡包含的不是科學，而只是生吞活剝地背誦而已，整本書都是如此。事實上，甚至我現在就敢在各位面前，當場隨便翻到書中任何一頁，讀給大家聽，證明我的說法。”
我念道：“摩擦發光（Triboluminescence）： 當晶體被撞擊時所發的光……”
我說：“在這樣的句子裡，是否就是科學呢？不！你只不過是用一些字說出另一些字的意思而已，一點都沒提到大自然——沒有提到撞擊什麼晶體時會發光，為什麼會發光。各位有沒有看到過任何學生回家試做個實驗？我想，他沒有辦法做，他根本不知道該怎樣做。”
“但如果你寫：'當你在黑暗裡拿把鉗子打在一塊糖上，你會看到一絲藍色光。其他晶體也有此效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這個現像被稱為摩擦發光。'那麼就會有人回家試著這樣做，那就是一次與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經驗。”
最後我說，實在看不出在這種一再重複下去的體制中，誰能受到任何教育。大家都努力考試，然後教下一代如何考試，大家甚麼都不懂。 “不過，”我說：“我一定是搞錯了。在我教的班裡有兩個學生表現很好，另外有一位我認識的物理學家也是在巴西受教育的。因此，看來雖然制度很爛，有些人還是有辦法成功的。”
哈，當我講完之後，負責科學教育的一位部長站起來說：“費曼先生剛剛說的全是些讓我們坐立難安的事情，但看起來他是真心熱愛科學，而且他的批評也很具誠意。
因此，我覺得我們應該聽他的。來這里之前，我早已知道我們的教育體制有病；但我現在才發現我們患了癌！ ”——說完隨後坐下。
那讓其他人也獲得了暢所欲言的自由，空氣里頓時洋溢著興奮的氣氛、每個人都站起來提出建議。在演講前學生早就組成一些委員會，把我的講稿油印出來，他們也推動其他委員會做其他事情。
然後，發生了些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有一個學生站起來說，“我就是費曼先生提到的兩個學生之一。
但我從來沒有接受過巴西的教育，我是在德國受教育的，我今年才剛到巴西。 ”
另外那個優秀的學生也說了些差不多的話。而我提到過的教授呢，居然也站起來說，“我是在巴西接受教育，但那是在戰爭期間。當時，幸好所有教授都沒有留在學校，我所有的東西都是靠自修學來的。嚴格說來，我也不是在巴西的製度之下受的教育。”
我完全沒有預期會那樣。我知道他們的體制很糟糕，但百分之百的糟糕——那真是慘不忍睹！
由於我的巴西之行受到美國政府某個計劃的讚助，因此美國外交部要我就巴西經驗寫篇報告，我就把我的演講內容寫出來。後來透過一些渠道，知道外交部有些人的反應是：“這顯示出，送這樣天真的人去巴西是多麼的危險。
這個笨蛋只會給我們添麻煩，他根本不了解其中的問題。 ”
剛好相反！我覺得外交部這位仁兄才真夠天真：就因為他看到大學裡開了一大堆課、也有種種說明，就以為看到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