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日本帝國

在侵略鄰邦、稱霸世界之前，日本本來是一個半圓形島國，由500多個島嶼組成。這些島嶼的總面積與英格蘭、蘇格蘭和曼哈頓面積之和差不多，其中6000萬人居住在518個島嶼上。據最新統計，包括2000萬朝鮮人和一些波利尼西亞島上的居民在內，日本總人口已逾9000萬。自世界大戰以來，這些波利尼西亞島嶼一直就成為了日本人的屬地。 其實，只要知道本州、北海道、四國和九州這幾個島嶼的名字就綽綽有餘了。日本中部的主要島嶼是本州。北海道是僅次於本州的第二大島，位於日本北部。在本州南部，四國和九州這兩大島嶼緊挨在一起。東京是日本的首都，擁有人口200萬，坐落在本州中部肥沃的平原上。橫濱是東京的港口。 大阪位於本州南部，是一個更大的城市，也是日本重要的紡織工業中心。京都是日本帝國的舊都，位於大阪的北部。其他一些城市的名字，偶爾在報紙上能夠看到，比如大阪的港口神戶；還有歐洲各式船隻出入最方便的港口長崎(位於南部的九州島上)。

江戶，在歷史書上你可能經常見到這個名字，它是幕府時代東京府的舊稱。 1866年，幕府失勢，天皇從京都移居江戶，並改稱東京。東京從此進入了一個特別快的發展時代，最終發展成了現代世界最大的一個城市。 然而，這些城市都處於隨時被徹底摧毀的威脅之中。這是由於日本列島位於大亞洲山脈的邊緣(日本海、東海和黃海形成的時間都不長，就像使英國成為一個島嶼的北海)，正好是從薩哈林島至荷屬東印度群島（今馬來群島，過去西方國家使用的一個名稱———譯者註）的爪哇島———一條火山帶的一部分。這條火山帶幾乎一直是活動的。地震儀觀察數據表明，1885—1903年，日本總共發生地震27485次，年均地震1447次，日均4次。當然，大多數地震都不太嚴重。茶杯輕微地晃動，椅子碰到牆上發出了響聲，如此而已。但如果你知道，日本的古都京都在過去的1000多年中曾發生地震1318次，你就會明白這個島國所處的險境了。這1318次地震中，34次是純“毀滅性”的地震，194次是“強烈地震”。其中，1923年9月的那次大地震，東京幾乎被夷為了平地，死亡15萬多人，有幾個小島，露出水面的只有幾英尺高，其餘部分都沉到了大海之中。由於地震發生的年代不是很久，人們至今還歷歷在目。

人們常將地震同火山干擾聯在一起。火山爆發無疑引起了一些地震，但是，人類生活的表土層下面的岩石層突然坍塌，這就是大多數地震產生的原因。如果這些岩石層的移位不過二三英尺的話，其後果不過是幾棵樹或幾叢灌木被弄倒了而已，但如果正好在人口密集地發生，就可能製造出大災難，像1775年里斯本地震，6萬人遇難，或像1920年中國廣東地震，喪生者可能高達20萬。一位最權威的地震專家最保守地估計，人們所謂的“有史以來”的時代，即在過去的4000年裡，死於地震的人至少有1300萬，不管怎麼看，這個數字都相當可觀。 當然，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地震。一年前，北海海底發生了強烈地震，波及到萊茵河和斯海爾特河河口島嶼上的泥灘，引起了泥灘上面的掘蛤人一陣恐慌，但是，北海海面卻仍然風平浪靜。日本地震頻發，還存在另一個原因。日本列島地處山脊頂部，這個山脊東部一直向下延伸，並延伸到了目前所能測定出的最深海溝。著名的塔斯卡羅拉海溝有2．8萬英尺深，目前最深的海溝———馬里亞納海溝只比它深6000英尺。在海岸垂直落差約6英里的東部沿岸地區，日本50％以上的災難性地震都發生在這裡，這絕非偶然。

然而，同生活在地震帶的大多數人一樣，日本人並未因這個永久的安全威脅的存在而失眠。他們一日三餐照吃不誤，照常耕耘播種，和孩子玩耍，看到查理·卓別林的表演照樣哈哈大笑。從多年的教訓和實踐中，他們摸索出一條經驗：用薄紙板建房子。雖然冬天可能出現穿堂風，但當房子突然倒塌時，對居住者來說，危險能降至最低。當然，日本人也仿效西方，比如在東京蓋起了摩天大樓，假如遇上大地震，損失將無法估量。但總體上來看，在適應並克服這一無法避免的地理缺陷方面，日本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做得好一些，如同他們安排生活，成功地做得比大多數西方國家更協調也更具冒險性。這裡所說的並非漂亮明信片，上面有在櫻花樹下喝茶的藝妓，也不是蝴蝶夫人那些美麗的木偶玩具，我只是在把那些遊客告訴我們的一切加以重複。他們看到的是昔日的日本，那時，日本人還承襲著傳統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其生活方式尤其高雅)，還未萌發把這個島國變成芝加哥和威爾克斯—巴里（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東北部的一個城市———譯者註）的郊區的企圖。日本從舊到新的轉變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轉變，對於美國的安全和幸福，這一轉變無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將突飛猛進地繼續下去。因此，我們美國人至少應該對日本人有所認識，不管我們是不是喜歡日本人，只要太平洋不干枯，日本人就和我們比鄰。

同中國的歷史相比，日本的歷史並不悠久。中國的編年史能上溯至公元前2637年(大約是奇阿普斯大金字塔的建造時代)，而日本最古老的編年史還是從公元400年開始的。在那個時候，現在所說的日本大和民族就出現了。其實，嚴格說來，並不存在“大和民族”，日本人和英國人一樣也是一個混合民族。阿伊努人是日本列島最早的居民，由於來自中國南部和馬來半島、中國中部、滿洲和朝鮮的人的三次連續入侵，把阿伊努人逐漸驅趕到了比較偏遠的北部島嶼。所以，日本最初的文明其實就是中華文明的延續，日本人從中國人那裡學來了一切。 後來，日本仿效中國，允許傳播佛教，這時，兩國關係就更為緊密了。當舊教義被一種新教義所取代時，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新教義不可避免地要受舊教義的影響。對所有傳教士來說，不論他傳播的是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或佛教，都應懂得這個內在的規律。

公元6世紀，第一位中國佛教高僧進入了日本。他發現日本有一種本土宗教體系，也可以說是一種與日本人的需要很適合的宗教體系。這種本土宗教叫“神道教”，來源於神道一詞，相當於美國人所說的“神聖之路”。與亞洲普遍流行的鬼神崇拜相比，神道教是比較高雅的一種宗教。它認為世界是一種摧毀不了的力量，教導人為自己對這個世界所作所為負責，因為不管這個結果多麼微渺，它都是永恆存在。日本現代宗教就是佛教和神道教的混合產物。首先，神道教極力強調個人對整個社會的責任與義務。日本人(不一定非是孤僻的人)具有一種信念，一種非常真摯又根深蒂固的信念：每個人對祖國都肩負有一種非常明確的責任。神道教還強調尊敬祖先。但日本人的這種尊敬，並未像中國人那樣發展到了荒唐不可收拾的地步。偌大的一個中國被變成了一所巨大的墳墓———死人統治著活人，墳地佔據了大量的土地，而這土地本來是用於種植莊稼，養活活人的。

然而，日本文明同中國華明之間一直未出現巨大的分歧，直至16世紀晚期，日本國內諸侯擁兵自重，割據一方，對待天皇的態度還不如神聖羅馬帝國的騎士對皇帝的尊重。各派勢力在經過一段看不到盡頭的爭吵和戰爭之後，政府終於被一個鐵腕人物控制了。 在遙遠的歐洲，800年前，古法蘭克國王的總管把自己的主子推進了寺院，而自己行使國家統治權。由於這些總管比他們的主子更精於統治之道，因此無人提出異議。日本人民受夠了將近四百年的內戰，只要能獲得安寧，他們並不關心誰來充當統治者。因而，當帝國的總管、富有且頗具影響力的德川家族的頭面人物成為了帝國的最高統治者時，日本人並不反對，也不站出來捍衛正統的天皇。這位日本大總管聲稱天皇是地球上的某種神靈，是所有日本人的精神之父，但天皇又是那麼遙遠，那麼神秘，那麼完美，就像西藏的喇嘛一樣，所以他的真面目永遠不能在他的臣民面前顯露。

這種統治格局幾乎維持了整整200年。國家的統治者是居住東京的幕府將軍(就是對眾所周知的那些統治者們的稱呼，相當於美國人的“總司令或最高總司令”)，而天皇寂處京都的深宮殿，在豪華的屏風後面，消磨光陰，打發自己的日子。幕府統治時代，日本建立了嚴格的封建制度，而且，為了完善這一新制度的細節，日本花費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在造就日本人民的性格方面，這一制度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甚至直至今日，日本已開展了近八十年的工業化，但在本質上，日本人仍然是封建主義者。在考慮問題的角度上，他們同歐美競爭者截然不同。 1600年後，日本統治者明確地把社會劃分為三個社會集團，最高層是“大名”，由封建貴族成員組成，他們就是大地主；第二階層是武士，是有繼承權的鬥士，相當於歐洲中世紀時代的騎士；其餘的人都屬於第三等級，即平民。

這是一個並不理想的製度，但歷史是令人信服的。對政府的任何理論，廣大老百姓從未產生過濃厚的興趣。這就是歷史讓我們信服的事實。這個政府行嗎?能把安寧與和平給我嗎?能確保我的勞動果實歸屬於我，不會被他人合法地奪走嗎? 這些就是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 在兩百多年的歲月裡，這個制度運行得一直很好。日本的政治首腦是幕府將軍，被視為國家的精神領袖並加以崇拜的是日本天皇。 “身處高位應不負眾望”，這是大名和武士不得不堅守的一條非常嚴厲的信念。假如行事違背了宣誓的誓言，就得在最莊嚴的切腹儀式中剖腹自殺。 那時日本就開始了有點過分擁擠的局面，人們只能勉強維持生活。在興趣和愛好上，他們一般不會有太多的奢望，而是很有節制，很為儉樸。大自然似乎也是一個忠誠的朋友，黑潮(墨西哥灣暖流的支流，即日本暖流)從荷屬東印度北赤道地區發源，先流經菲律賓和日本，後又橫渡太平洋，賜福美國西海岸，日本的氣候因這股暖流而溫和適中。同時，另一條狹窄的冷水帶（即北冰洋寒流———譯者註）正好從日本東海岸不遠處流過，致使日本的氣候又沒有加利福尼亞那麼溫暖潮濕。不過，縱然如此，日本的氣候還是比中國大陸強得多。

因為迷失了方向，葡萄牙航海家門登斯·平托就登上了日本群島，之後，一切發展似乎都順乎自然了。日本原來的歷史進程因葡萄牙航海家門登斯·平託的到來而發生了改變。因為葡萄牙人不僅對遙遠的國家作拜訪，同他們開展貿易，還把宗教信仰帶到了這些國家。 葡萄牙基督教的總部設在印度的果阿和中國的澳門。最初，葡萄牙傳教士在日本得到了很好的禮遇，幕府當局給他們提供了一切方便和機會，讓他們宣揚基督教義較之於長期處於至高無上地位的日本宗教的優越之處。葡萄牙傳教士到處佈道，皈依的日本人也有許多。後來，一些從屬於西班牙的菲律賓群島的傳教團也進入了日本，同樣也受到了歡迎。但是，陪伴這些傳教士前來的人並不太神聖，而且他們一律身著鎧甲，手持奇形怪狀的鐵棍，鐵棍能射出沉重的鉛彈，能同時把三名日本普通士兵穿透。當幕府將軍發現了這一點時，對這些外國傳教士的存在，他們感到不安了。

日本人對當時所發生的那些痛苦事件的觀點和看法，美國人直至最近半個世紀才開始有所理解。日本人因這些事件而背上了一個冷酷無情的名聲，這和美國人從其他方面的資料所獲得的情況完全不同。當時，幕府將軍是因為害怕，而不是突然開始討厭西方人，才決定禁止基督教傳教士在日本進一步活動。他們害怕宗教紛爭把整個國家弄得四分五裂，擔心那些既是船長又是商人的人奪走日本人的財富。船長把和平與祝福的使者運送到日本海岸，然後又滿載著分文未付的日本貨物離去了。 耶穌在日本影響最大的地方是離葡萄牙在中國的殖民地最近的九州。起初，教父們在九州還謙卑地宣揚耶穌基督如何如何，可一旦佔了上風，就動手把日本人原來的廟宇拆毀掉，把日本人的偶像破壞掉，成千上萬的農民和貴族在他們槍口的威逼之下而接受了十字架。 當時的鐵腕人物豐臣秀吉得知了所有這些情況後，他意識到出現了不可避免的後果。於是，他聲明：“基督教牧師們來日本弘揚德行，其實呢，他們的德行卻是一個工具，是一個掩蓋他們對我們日本帝國存在險惡居心的工具。” 1587年7月25日，也就是首位日本使節拜會了教皇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國王之後的第五年，日本把所有的基督教傳教士都驅逐出境了。商人們在日本照樣能經商，但必須置於日本政府的監督之下。葡萄牙傳教士一離開，來自菲律賓的西班牙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的修士修女們很快就填補了他們的空缺。他們玩了一個花招，假扮成來日本覲見豐臣秀吉的特使，但這詭計一下就被識破了。不過，他們除了被警告不得再佈道之外，也未再遭到其他什麼責難。但他們並未遵守這條禁令，反而還在江戶建起了一座教堂，給從四面八方過來的人施洗。接著在大阪，他們又建起了教堂。然後，他們在長崎又強佔了一座耶穌會教堂。之後，他們開始對耶穌會這個競爭對手進行公開反對，並指責耶穌會，說在給日本人民傳播福音時，耶穌會使用的方法一直太取媚於日本人。簡而言之，日本人作出了完全錯誤的判斷，還發現了專門隱藏那些職業傳教者的倉庫。根據豐臣秀吉的命令，最後把他們都驅逐出境，但他們走得快，返回得也快。對那些不受歡迎的西班牙人，日本人表現了極大的耐心和容忍，經過數年徒然無效的警告後，日本人終於明白：除非使用極端手段，否則別無良法了。 在以前的400年中，內戰給日本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如今，他們吸取了教訓，不再重蹈覆轍了，而是自發地齊心協力，一致對外，抗擊一切外國侵略者，宣布對那些無視禁令的基督教傳教士處以死刑。 在接下來的近五十年裡，日本心甘情願地與世隔絕，可以說是幾乎而非徹底地處在自我封閉狀態。因為還對外開放著一小扇窗戶，通過這扇小窗戶，大量的日本黃金流出去了，流到了西方；鳳毛麟角的西方先進科學技術悄悄潛進了這個奇怪的日本。在日本，荷屬東印度公司曾是葡萄牙人的商業競爭對手，但荷蘭人只做純粹的生意，對日本人的靈魂不太關心。英國人也是這樣。但是，英荷兩國誰會獨霸日本市場呢？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這是一件難以取捨之事，可英國人由於經營不善，最終喪失了日本市場。 日本把葡萄牙派來的一連串外交使團的最後一名成員處死了(這其實就是證據確鑿的官方謀殺)，之後，又取消了荷蘭人此前享受的許多特權。但是，只要荷蘭企業在日本的年均回報率能接近80％，荷蘭人就決不會放棄日本市場。他們被迫居住在一個300碼長、80碼寬的石頭島上，島小得幾乎連遛狗之地都沒有，這個小島叫出島，位於長崎港口，而且他們還不得攜帶妻子，更不得踏上陸地半步。 對日本當局製定的數百條法規中的任何一條，只要荷蘭人稍加違背，報復立刻就會來臨，僅僅這一次，荷蘭人一定修煉出了天使般的忍耐心(不一定是民族性格)。有一天，東印度公司新建了一座貨倉，遵循當時的風俗，就將建築日期刻在了貨倉的正面，而且按習慣在日期前面還加上了字母“AD”,即“公元”。由於這個符號直接牽涉到了基督徒的上帝，如同我們美國人對待來自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鼓動家一樣,日本人當時也以這種態度來對待，後果就不言而喻了。幕府將軍下令不僅去掉那些讓人不快的字母，而且要摧毀整個貨倉，夷之為平地。為了讓荷蘭人記住葡萄牙人被驅逐出境的結局，日本人還放出了這樣的話語： 只要太陽還照亮著大地，就決不讓基督教如此大膽地踏上日本半島。我們要讓所有人都明白———不論誰違反了這條法令，哪怕是菲利普國王，甚至是基督徒的上帝，也得用他的頭顱來抵罪。 荷蘭人還是繼續住在出島達217年之久，看來，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官員們似乎打心眼裡記住了這個教訓。但是，荷蘭人是徹底的現金交易者，不管日本人從國外定購什麼，貨到就必須付款，所以，在這217年裡，日本人的黃金白銀源源不斷地外流。 也是經由這個渠道，從這些太平洋的隱士們口中，歐洲人零散地了解到了一些與日本人有關的消息。所有這些消息讓人一致認為：日本帝國的條件遠遠差強人意。日本很快就充當了“沒有一個國家能期望完全自給自足”這個觀點的反面案例。而且，對日本年輕人的管束也變得越來越難了。他們隱隱約約聽到西歐有一些非凡的科學知識，並開始借助出島這個小窗口接觸科學和醫學知識。費了好大的勁，那些奇形怪狀的荷蘭文字的意思終於被他們琢磨出來了，並知道了除了日本仍停滯不前之外，整個世界以驚人的發展速度在前進。 為了警告日本人不可再繼續這種閉關自守的愚蠢行為，1847年，荷蘭國王給江戶的日本皇宮送去了滿滿一箱科學書籍作禮物，並附上了一份世界地圖。有時，貨船從舊金山開到中國廣東，不慎在日本沿海失事，由於沒有領事或外交保護，船員們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1849年，兩艘美國軍艦艦長威脅說，除非日本人馬上移交18位美國水手，否則就要將長崎炸毀。對日本同僚仍然推行這種孤立政策，荷蘭國王再一次發出了警告，警告日本人不要再冒險了，否則，日本人將來收穫的只有災難。這些從海牙發來的信函只不過表明了全世界很久以前就知道的情況。遲早有一天，日本人肯定會將大門朝西方商界敞開的，如果和平式的開放要求被他們拒絕了，那麼等待他們的就只有武力強迫式的開放了。 俄國一直在朝阿拉斯加海岸步步推進，對西太平洋的控制也正在有計劃地慢慢強化。只有美國是惟一能採取行動的國家，而且它還不會被懷疑有領土野心。 1853年，在海軍準將佩里的統領下，四艘美國軍艦和560名船員開進了浦賀灣。對美國海軍的首次來訪，日本上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天皇公開祈求上天保佑。佩里一走(他在日本只停留了10天，把美國總統的一封信遞交給了日本天皇)，日本人就請荷蘭人幫忙，武裝了一艘軍艦，在各要塞配置軍事人員，架好了先前的葡萄牙火槍，一切準備妥當，以候大洋對岸那些軍艦的再次造訪。 是不惜一切代價繼續與世隔絕，還是推行對外開放政策呢？對此，日本人分裂成了兩派。大多數人讚成繼續隔絕，但是，另一部分人則主張對外開放。幕府將軍因主張對外開放而基本上處於失勢的境況，還被痛斥為同外國人狼狽為奸。然而，天皇卻是從佩里海軍準將那次著名的訪問中獲益最多的人。 作為封建政府不容置疑的政府首腦，幕府將軍走過了繁榮的黃金時代，很早就開始走向衰落了。大名和武士的際遇也差不多。他們仍然佩帶刀劍，把鎮壓內戰作為自己的光榮使命，好像不是生活在1853年，而是生活在1653年。全面改革的時代來臨了。 純粹是一個巧合，當時的天皇，名義上的國家首腦，正是一位知識淵博、智慧超群的年輕人。幕府將軍聽從了他的勸說，主動辭了職，這樣，國家統治權重新回到了天皇的手中。天皇接受了勸諫，承認再繼續這樣自我封閉下去，國家就等於處在慢性自殺之中。他熱情歡迎外國人到日本來，態度就像當初驅逐他們時那樣堅定。這就是日本歷史上的明治時代，或者說是明治天皇開創的文明時代，它把日本從16世紀的一個封建的農業小國轉變成了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強國。 如此大規模的、徹底的感情改變是否是一件讓人高興的好事呢？假如有人這樣發問，那麼，這個疑問實屬多餘。也許工廠、龐大的陸軍和海軍、煤礦和鋼鐵鑄造能造福於人，也許不能。我不知道結果。有些人的答案是肯定的，有些人的答案是否定的。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個人從什麼角度來看。 10年前，俄國人熱愛他們的聖徒，維護他們的精神。如今，他們的靈魂很滿意地待在發動機的排氣管裡，而把聖徒放在廚房的壁爐裡焚燒。 這樣的事情是完全無法避免的，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就其本身來看，它們既非絕對地錯誤，也非絕對地正確，而是必要的，是一個必經步驟，通過這個步驟，我們才能把自己從對飢餓和經濟變幻無常的擔憂和恐懼中解脫出來。在這場變革中，機器既扮演了父親的角色，又扮演了母親的角色，同樣地，許多美好的愉悅的事物也被它毀掉了。對於這一點，任何人都不敢否認。同處處都是汽油廠和煤氣廠的日本相比，北齋和歌麿筆下的日本當然更有趣得多（北齋，日本畫家，木刻家，1760—1849。歌麿，全名喜多川歌麿，1753—1806，日本浮世繪畫家。由於繪製統治者妻妾木版畫，觸犯了幕府，被迫害而病死———譯者註）。不過，北齋和歌麿早已物化為泥，而東京的家庭主婦更愛用煤氣燒飯，而非用炭火慢慢煮飯，答案也在此。 白雪皚皚的富士山，一座古老而悠久的火山。從1707年以來，它就始終一言不發。以前它俯瞰孩子們向路邊的神道廟敬獻鮮花的那個地方，如今卻滿是香煙廣告牌。寺廟裡的那隻神鹿，由於漫不經心的遊客亂扔罐頭盒，居然把它的腿也砸壞了。 但是，富士山知道———一切總會有結束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