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犯管理所的時候，有個前偽滿軍的旅長對我說過一個故事。太平洋戰爭發生的那一年冬天，他在關東軍的指揮下，率偽滿軍前去襲擊抗聯部隊。他的隊伍在森林裡撲了一個空，只找到了一個藏在地下小屋裡的生病的抗聯戰士。這個人衣服破爛，頭髮、鬍子挺長，就像關了很久的囚犯似的。他望見這俘虜的外貌，不禁嘲弄地說：
“看你們苦成這副模樣，還有什麼乾頭！你知道不知道，大日本皇軍把新加坡、香港都佔領啦……”
“俘虜”突然笑起來。這位“滿洲國”少將拍著桌子製止道：“笑什麼？你知道你這是受審判嗎？”那戰士對他的回答，叫他大吃一驚——
“誰審判誰？你們的末日不遠了，要不了多長時候，你們這群人，都要受人民的審判！”
偽滿的文武官員，一般說來都知道東北人民仇恨日寇和漢奸，但卻不理解他們何以有這麼大的膽量，何以那麼相信自己的力量，同時又確信強大的統治者必敗無疑。我從前一直把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看做強大無比，不可動搖。在我心裡，能拿來和日本做比較的，連大清帝國、北洋政府和國民黨的中華民國都夠不上，至於“老百姓”，我連想也沒想過。
究竟是誰強大無比，是誰軟弱無力？其實早有無數的事實告訴過我，但是我極不敏感，一直到從吉岡嘴裡透露了出來的時候，我還是模模糊糊。
有一次，關東軍安排我外出“巡幸”（一年有一次），去的地點是延吉朝鮮族地區。我的專車到達那裡，發現大批的日本憲兵和六個團的偽軍，把那裡層層圍了起來。我問吉岡這是什麼意思，他說是“防土匪”。 “防土匪何用這麼多兵力？”“這土匪可不是從前那種土匪，這是共產軍哪！”“怎麼滿洲國也有共產軍？共產軍不是在中華民國嗎？”“有的，有的，小小的有的，……”吉岡含含混混回答著，轉移了話題。
又一次，關東軍參謀在例行的軍事形勢報告之外，特地專門向我報告了一次“勝利”。在這次戰役中，抗聯的領袖楊靖宇將軍犧牲了。他興高采烈地說，楊將軍之死，消除了“滿洲國的一個大患”。我一聽“大患”二字，忙問他：“土匪有多少？”他也是這麼說：“小小的，小小的有。”
一九四二年，華北和華中的日本軍隊發動了“大掃蕩”，到處實行三光政策，製造無人區。有一次，吉岡和我談到日軍對華北“共產軍”的種種戰術，如“鐵壁合圍”、“梳蓖掃蕩”等等，說這給“大日本皇軍戰史上，增添了無數資料”。我聽他說的天花亂墜，便湊趣說：“共產軍小小的，何犯上用這許多新奇戰術？”不料這話引起了他的嘲弄：
“皇帝陛下倘若有實戰體驗，必不會說這話。”
我逢迎道：“願聞其詳。”
“共產軍，這和國民黨軍不一樣。軍民不分，嗯，軍民不分，舉例說，嗯，就像赤豆混在紅砂土裡，……”他看我茫然無知的樣子，又舉出中國的“魚目混珠”的成語來做比喻，說日本軍隊和八路軍、新四軍作戰時，常常陷入四面受敵的困境。後來，他竟不怕麻煩，邊說邊在紙上塗抹著解釋：“共產軍”不管到哪裡，百姓都不怕他；當兵一年就不想逃亡，這實在是大陸上從來沒有的軍隊；這樣隊伍越打越多，將來不得了。 “可怕！這是可怕的！”他不由自主地搖頭感嘆起來。看見這位“大日本皇軍”將官居然如此評論“小小的”敵人，我惶惑得不知說什麼才合適，拼命地搜索枯腸，想起了這麼兩句：
“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真是可怕！”
“只有鬼才相信這個！”他粗暴地打斷了我的話。過了一會兒，他又用嘲弄的眼神看著我說：
“我這並不是正式評論，還是請陛下聽關東軍參謀長的報告吧。”
說著，他把剛才塗抹過的紙片都收了起來，放進口袋。
我逐漸地覺出了吉岡的“非正式評論”，比關東軍司令官和參謀長的“正式評論”比較近乎事實。植田謙吉發動諾門坎戰役時，為了證實他的“正式評論”，曾把我和張景惠等都請了去，參觀日本飛機超過蘇聯飛機的速度表演。事實上，那次日軍被打得落花流水，損失了五萬多人，植田也因之撤職。吉岡在非正式評論時說：“蘇軍的大砲比皇軍的射程遠多了！”
藏在吉岡心底的隱憂，我漸漸地從收音機裡，越聽越明白。日軍在各個戰場失利的消息越來越多，報紙上的“赫赫戰果”、“堂堂入城”的協和語標題，逐漸被“玉碎”字樣代替。物資匾乏情況嚴重，我在封鎖重重中也能覺察出來。不但是搜刮門環、痰桶等廢銅爛鐵的活動，伸進“帝宮”裡來，而且“內延”官員家屬因缺乏食物，也紛紛來向我求助了。 “強大無比”的日本統治者開始露餡，“無畏的皇軍”變成樣樣畏懼。因為怕我知道軍隊供應質量低劣，關東軍司令官特地展覽了一次軍用口糧請我去參觀；因為怕我相信從收音機裡聽到的海外廣播，送來宣傳日軍戰績的影片給我放映……。不用說我不相信這些，就連我最小的侄子也不相信。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軍人流露出來的恐懼。
佔領了新加坡之後到東北來任關東軍某一方面軍司令長官的山下奉文，當時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狂態還留在我的記憶裡，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當他再次奉調南洋，臨行向我告別時，卻對我摀著鼻子哭了起來，說：“這是最後的永別，此一去是不能再回來了！”
在一次給“肉彈”舉行餞行式時，我又看到了更多的眼淚。肉彈是從日本軍隊中挑選出來的士兵，他們受了“武士道”和“忠君”的毒素教育，被挑出來用肉體去和飛機坦克碰命，日本話叫做“體擋”。吉岡從前每次提到這種體擋，都表示無限崇敬。聽那些事蹟，我確實很吃驚。這回是關東軍叫我對這批中選的肉彈鼓勵一下，為他們祝福。那天正好是陰天，風沙大作。餞行地點在同德殿的院裡，院裡到處是一堆堆的防空沙袋，更顯得氣象頹喪。肉彈一共有十幾個人，排成一列站在我面前，我按吉岡寫好的祝詞向他們念了，然後向他們舉杯。這時我才看見，這些肉彈個個滿臉灰暗，淚流雙頰，有的竟硬咽出聲。
儀式在風沙中草草結束了，我心慌意亂，又急著要回屋裡去洗臉，吉岡卻不離開，緊跟在我身後不去。我知道他一定又有話說，只好等著他。他清了清嗓子，嗯了幾聲，然後說：
“陛下的祝詞很好，嗯，所以他們很感動，嗯，所以才流下了日本男子的眼淚……”
聽了這幾句多餘的話，我心說：“你這也是害怕呵！你怕我看出了肉彈的馬腳！你害怕，我更害怕啦！”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戰敗後，日本四面受敵的形勢就更明顯了，蘇聯的出兵不過是個時間上的問題。日本過去給我的印像不管如何強大，我也明白了它的孤立劣勢。
最後崩潰的日子終於來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的早晨，最末一任的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同他的參謀長秦彥三郎來到了同德殿。向我報告說，蘇聯已向日本宣戰了。
山田乙三是個矮瘦的小老頭，平時舉止沉穩，說話緩慢。這天他的情形全變了，他急促地向我講述日本軍隊如何早有十足準備，如何具有必勝之信心。他那越說越快的話音，十足的證明連他自己也沒有十足的準備和信心。他的話沒說完，忽然響起了空襲警報。我們一齊躲進了同德殿外的防空洞，進去不久，就听見不很遠的地方響起了爆炸聲。我暗誦佛號，他默不作聲。一直到警報解除，我們分手時為止，他再沒提到什麼信心問題。
從這天夜裡起，我再沒有脫衣服睡覺。我的袋裡總放著一支手槍，並親自規定了內廷的戒嚴口令。
次日，山田乙三和秦彥三郎又來了，宣布日軍要退守南滿。 “國都”要遷到通化去，並告訴我必須當天動身。我想到我的財物和人口太多，無論如何當天也搬不了。經我再三要求，總算給了三天的寬限。
從這天起，我開始受到了一種新的精神折磨。這一半是由於吉岡態度上有了進一步的變化，一半是由於我自己大大地犯了疑心病，自作自受。我覺出了吉岡的變化，是由於他在山田乙三走後，向我說了這麼一句話：
“陛下如果不走，必定首先遭受蘇聯軍的殺害！”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樣子是惡狠狠的。但是讓我更害怕的，是我從他的話裡猜測到，日本人正疑心我不想走，疑心我對他們懷有貳心。
“他們怕我這個人證落在盟軍手裡，會不會殺我滅口？”這個問題一冒頭，我的汗毛都豎起來了。
我想起了十多年的故技，我得設法在青岡面前表現“忠誠”。我靈機一動，叫人把國務院總理張景惠和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找來。我向他們命令道：
“要竭盡全力支援親邦進行聖戰，要抗拒蘇聯軍到底，到底……”
說完，我回頭去看吉岡的臉色。但這個形影不離的“御用掛”，卻不知道什麼時候出去了。
我莫名其妙地起了不祥的預感，在屋子裡轉來轉去。這樣過了一會兒，我忽然看見窗外有幾個日本兵端著槍，向同德殿這邊走來。我的魂簡直飛出了竅，以為是下毒手來了。我覺著反正沒處可躲，索性走到樓梯口，迎上了他們。這幾個日本兵看見了我，卻又轉身走了。
我認為這是來查看我，是不是跑了。我越想越怕，就拿起電話找吉岡，電話怎麼也叫不通。我以為日本人已經扔下我走了，這叫我同樣的害怕。
後來我給吉岡打電話，電話通了，吉岡的聲音很微弱，說他病了。我連忙表示對他的關懷，說了一堆好話，聽他說了“謝謝陛下”，我放了電話，鬆了一口氣。這時我感到肚子很餓，原來一天沒吃一點東西了。我叫剩下來的隨侍大李給我“傳膳”，大李說廚師全走了。我只好胡亂吃點餅於。
十一日晚上九點多，吉岡來了。這時我的弟弟、妹妹、妹夫和侄子們都已先去了火車站，家裡只剩下我和兩個妻子。吉阿對我和隨行的一些隨侍們用命令口氣說：
“無論是步行，或是上下車輛，由橋本虎之助恭捧'神器'走在前面。無論是誰，經過'神器'，都須行九十度鞠躬禮。”
我知道這真到了出發的時候了。我恭恭敬敬地站著，看祭祀長橋本虎之助捧著那個盛著'神器'的包袱，上了頭輛汽車，然後自己進了第二輛。汽車開出了“帝宮”，我回頭看了一眼，在“建國神廟”上空，升起了一股火苗。
在通往通化大栗子溝的路上，火車走了三夜兩天。本來應從瀋陽走，為了躲避空襲，改走了吉林——梅河口的路線。兩天裡只吃了兩頓飯和一些餅乾。沿途到處是日本兵車，隊伍不像隊伍，難民不像難民。在梅河口，車停下來，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來到了車上。他向我報告日軍打了勝仗，擊毀了多少蘇軍飛機和坦克。但是在吉林站上，我卻看到一幅相反的景象：成批的日本婦女和孩子叫嚷著擁向火車，向攔阻她們的憲兵哀求著，哭號著……在站台盡頭處，日本士兵和憲兵廝打著……
大栗子溝是一座煤礦，在一個山彎裡，與朝鮮一江之隔，清晨，白霧瀰漫著群山，太陽升起之後，青山翠谷，鳥語花香，景色極美，在當時，這一切在我的眼裡卻都是灰暗的。我住的地方是日本礦長的住宅，有七八間房，這種日本式的房間隔音不好，所以成天鬧哄哄的。
八月十三日到了這裡，過了兩天驚惶不安的生活，八月十五日日本就宣布投降了。
當吉岡告訴了我“天皇陛下宣布了投降，美國政府已表示對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給以保證”，我立即雙膝跪下，向蒼天磕了幾個頭，念誦道：“我感謝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吉岡也隨我跪了下來，磕了一陣頭。
磕完頭，吉岡愁眉苦臉地說，日本關東軍已和東京聯繫好，決定送我到日本去。 “不過，”他又說，“天皇陛下也不能絕對擔保陛下的安全。這一節要聽盟軍的了。”
我認為死亡已經向我招手了。
張景惠、武部六藏和那一群“大臣”、“參議”找我來了。原來還有一場戲要演，他們拿來了那位漢學家的新手筆——我的“退位詔書”。我站在猶如一群喪家犬的大臣、參議面前，照著念了一遍。這個第六件詔書的字句已不記得了，只記得這件事：這篇詔書原稿上本來還有那少不了的“仰賴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可是叫橋本虎之助苦笑著給劃掉了。橋本擔任過守護天皇的近衛師團長，後來又做了守護天照大神的祭祀長，可算是最了解天皇和天照大神的人了。
我假如知道，我這時的身價早已降在張景惠那一批人之下，心情一定更糟。日本人在決定我去東京的同時，佈置了張景惠和武部六藏回到長春，安排後事。他們到了長春，由張景惠出面，通過廣播電台和重慶的蔣介石取得了聯繫，同時宣布成立“治安維持會”，準備迎接蔣介石的軍隊接收。他們打算在蘇軍到達之前，盡快變成“中華民國”的代表。但沒有料到蘇軍來得如此神速，而共產黨領導的抗聯軍隊也排除了日軍的抵抗，逼近了城市。蘇軍到了長春，蘇聯指揮官對他們說了一句：“等候吩咐吧。”張景惠他們以為維持會被承認了，不禁對蘇聯又生了幻想，張景惠回家對他老婆說：“行啦，這又撈著啦！”第二天，偽大臣們應邀到達了蘇軍司令部，等著蘇軍司令的委派，不料蘇聯軍官宣佈道：“都到齊啦，好，用飛機送你們到蘇聯去！”
八月十六日，日本人聽說在長春的禁衛軍已和日軍發生了衝突，就把隨我來的一連禁衛軍繳了械。這時吉岡通知我，明天就動身去日本，我當然連忙點頭稱是，裝出高興的樣子。
吉岡叫我挑選幾個隨行的人。因為飛機小，不能多帶，我挑了溥杰、兩個妹夫、三個侄子、一個醫生和隨侍大李。 “福貴人”哭哭啼啼地問我：“我可怎麼辦呢？”我說：“飛機太小，你們坐火車去吧。”“火車能到日本嗎？”我不假思索地說：“火車能到。頂多過三天，你和皇后他們就見著我了。”“火車要是不來接呢？我在這裡一個親人也沒有呀！”“過兩天就見著了，行了行了！”
我心亂如麻，反复思索著如何能逃脫死亡，哪還有心顧什麼火車不火車呢？
飛機飛行的第一個目標是瀋陽，我們要在那裡換乘大型飛機。從通化出發，和我在一起的是吉岡、橋本、溥杰和一名日本神官（隨橋本捧“神器”的），其他人和一名日本憲兵在另一架飛機上。這天上午十一時，我先到了瀋陽機場，在機場休息室裡，等候著那另一架飛機。
等候了不久，忽然響起了一片震耳的飛機馬達聲。原來是蘇軍飛機來著陸了。一隊隊手持衝鋒槍的蘇聯士兵，走下飛機，立即將機場上的日本軍隊繳了械。不大的時間，機場上到處是蘇聯的軍人。這是蘇軍受降的軍使來到了。
由於這個變化，我沒有能夠到日本去。第二天，便被蘇聯飛機載往蘇聯去了。